管理智慧 16小时前
如何实现“即管得住,又放得开?”——数智时代集团管控范式的东方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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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读   

中国企业管理曾长期处于 " 理论输入 " 状态,西方管理范式与本土实践间的张力始终存在。文章从中西文化基因差异入手,剖析了西方 " 分权契约 " 思想与中国 " 大一统 "" 家国同构 " 集权思想在企业管理中的碰撞,指出数智化带来的 " 全流程、全要素透明化 ",为企业家实现 " 既管得住、又放得开 " 的理想管控状态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作者 | 杨建平  

原创出品 | 管理智慧

引 言

当前企业经营管理领域的主流理论,大多发轫于西方国家的商业实践,其底层逻辑中既隐含着西方宗教文化的价值烙印,也深深镌刻着特定时代背景(如工业革命、资本扩张)的鲜明特征。这些理论在西方商业语境中曾展现出强大的实践价值,但当被引入中国市场后,却因文化土壤、商业生态的差异面临适配性挑战。

遗憾的是,中国企业家群体在早期探索中,往往聚焦于理论工具的直接套用,却缺乏对其背后深层逻辑、适用边界及局限性的深刻洞察。这导致许多中国企业在规模化、多元化发展过程中,陷入 " 水土不服 " 的困境,难以找到契合本土实际的管理支撑,企业成长屡屡遭遇瓶颈。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与企业家群体文化自信的回归,一批优秀企业家开始突破西方理论的框架,立足中华传统文化基因,在长期实践中探索出具有东方特色的管理路径。集团管控模式的演进便是典型缩影——本文以其为切入点,剖析西方管理理论与东方文化基因的内在冲突,系统阐述中国企业家深植于心的 " 大一统 " 思想,如何在数智化技术的赋能下突破传统管控瓶颈,最终落地为兼具文化适配性与时代先进性的一体化经营实践。

" 这是朕给你打下的江山 "

——这句流传甚广的戏言,恰恰道破了传统文化对中国企业家精神的深层烙印。这种影响早已刻入基因,在企业经营领域,至少保留着三个核心特质:" 家国同构 "" 知行合一 " 与 " 以终为始 "。

" 家国同构 " 起源于西周宗法制度,将家庭内部 " 父子有亲、长幼有序 " 的血缘伦理,延伸至国家层面 " 君臣有义、上下有别 " 的社会秩序。它既蕴含 "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 的价值追求,构建起个人、企业与社会的命运共同体;也自带等级分明、权威服从的文化基因。映射到企业经营管理中,一方面是领导人 " 创业维艰、守成不易 " 的责任担当,凡事亲力亲为、不假于人,以 " 大家长 " 姿态守护企业发展;另一方面则表现为高度集权的管控风格,事无巨细皆要过问,既带着家文化的温情关怀,也暗含统一经营思想、规范全员行为的内在要求,确保企业发展不偏离既定方向。

" 知行合一 " 是王阳明心学的核心命题,强调认知与实践的高度统一,反对 " 知而不行 "" 行而不知 " 的脱节状态。在企业经营管理中,这一特质体现为 " 理念先行、举措落地 " 的行事逻辑:企业的战略决策、管理制度、业务举措,必须与核心价值观、经营理念保持一致,不能 " 说一套做一套 "。企业家既要有对行业趋势、市场规律的深刻认知,更要将其转化为可落地的行动方案,以实践检验认知,以认知优化实践,形成 " 知—行—悟 " 的闭环。

" 以终为始 " 的智慧可追溯至《礼记 · 中庸》"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 的古训,核心是以明确的目标牵引行动,以终局思维规划路径。在现代企业经营中,这一特质集中体现为对使命愿景的坚守:用使命回答 " 企业为何存在 ",明确存在的价值与意义;用愿景描绘 " 企业去往哪里 ",勾勒长远发展的蓝图。企业的战略制定、资源配置、经营决策,都围绕使命愿景展开,始终保持对目标和结果的执着追求,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锚定方向、行稳致远。

这种深植于文化基因的特质,让中国企业家在外人眼中常带着 " 帝王梦 " 的标签——他们执着于搭建属于自己的商业帝国,习惯以集权式管理把控全局,既不愿轻易放权,也总忍不住事无巨细地躬身入局,这份对掌控力的坚守常被解读为 " 独裁 "。但换个视角看,正是这种基因赋予了他们独有的 " 大家长 " 底色:面对市场风浪时的坚毅担当、包容团队试错时的宽厚胸怀、扛起企业与员工未来的责任自觉,让这份看似 " 强势 " 的管理背后,藏着对事业的极致执着与对团队的深沉守护。

" 一管就死,一放就乱 " 的悖论

中国民营企业自改革开放后应运而生、蓬勃兴起,其管理模式深深烙印着时代印记——农村承包制的成功实践,深刻影响了早期企业的经营逻辑,就连最初的工厂改革也多从承包制破局," 一包就灵 " 的朴素认知在当时深入人心。

但这种模式的适配性随着企业发展逐渐显现局限:早期企业为抢抓市场机遇,往往不自觉地走向多元化经营,可当规模持续扩大、形成企业集团后,如何对分散的业务单元进行有效管控,成为突出的时代难题。这一困境在 20 世纪 90 年代至 21 世纪初尤为普遍,彼时信息化管理系统尚未普及,员工职业化程度也相对有限,缺乏成熟的流程规范与人才支撑,最终导致多数企业陷入 " 一管就死,一放就乱 " 的两难:过度集权则压抑基层活力,业务僵化难应市场变化;盲目放权又易引发权责混乱、资源内耗,甚至出现管控失控的风险,成为制约企业持续成长的关键瓶颈。

企业家陷入两难困局:事无巨细全盘亲管,个人时间与精力早已不堪重负,终究难敌企业规模扩张的速度;可一旦选择放权,下属要么缺乏承接责任的能力,要么没有主动担当的意愿,往往让决策落地大打折扣。

想走承包制,那些一手一脚打拼出事业版图的企业家满心不甘,一句 " 你能比我干得好?" 道尽了对心血的珍视与对他人的不信任;想推行决策与执行分离,彼时的社会既没有成熟的职业经理人阶层作为支撑,也缺乏完善的法律契约氛围兜底,放权如同一场豪赌,失控的概率高得惊人。

所以在那个特殊年代,能够挣扎着熬过这场组织危机的企业,背后往往站着一位精力充沛、体魄过人、手腕强硬且全身心投入事业的核心企业家——他们以个人超强的掌控力,弥补了组织机制的短板。

从结果来看,在那个时点贸然选择分权的企业,大多没能扛过市场的风浪与内部的震荡,最终湮没在时代浪潮中,没能走到今天。

削足适履——西方集团管控理论应时引进

在这个时代,由于巨大的企业管控诉求,西方集团管控理论应时引进,主要的推手是国际著名咨询公司罗兰贝格。

1987 年,美国学者迈克尔 · 古尔德在其著作《战略与风格》中首次提出三种企业控制的风格偏好(即 " 母合风格 ")——财务控制型、战略控制型与战略规划型。这一理论的诞生并非偶然:工业革命浪潮推动西方企业规模快速扩张,资本至上的理念深入人心,加之企业层级增多带来的信息不对称,让创始人难以再事无巨细地掌控全局,只能选择 " 抓大放小 ",将旗下业务单元视作可优化、可组合的 " 产品 ",通过差异化管控实现集团价值最大化。

此后,罗兰贝格在古尔德理论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形成了财务管控、战略管控、运营管控三大经典模式,并系统明确了不同模式的适用场景、管控边界与实操方法。其核心突破在于,将西方商业社会的契约精神,转化为集团与下属单元之间可落地的权责划分、流程规范与监督机制,让 " 分权而不失控 " 有了具体的理论支撑与执行框架,彻底改变了早期企业管控依赖个人经验的粗放状态。

2000 年前后,中国国企改革迈入深水区并取得关键性成功,一批规模庞大、业务多元的大型国企顺势崛起。这些企业普遍形成了 " 母 - 子 - 孙 " 三级甚至多级法人架构,组织层级繁杂、业务跨度广泛,如何实现高效协同、规避管理失控,成为当时困扰企业发展的巨大难题。

在此背景下,国内咨询公司敏锐捕捉市场需求,以罗兰贝格的财务、战略、运营三大管控模式为理论根基,结合中国国企的治理特性、产权结构与文化语境进行 " 中国式落地 " ——不仅为一大批央企、地方国企提供了集团管控的理论引进、理念普及服务,更量身定制了兼具系统性与实操性的咨询方案,在当时企业管理领域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也沉淀下一批至今仍被行业借鉴的集团管控经典模型。

尽管此后国内各大咨询机构始终在根据市场变化、企业发展阶段迭代自身的管控工具与方法论,但 " 该管的管到位,不该管的不越位 " 这一核心逻辑从未改变,本质上始终强调通过精细化的权责划分、场景化的管控边界界定,在集团统筹与下属单元活力之间寻找最佳平衡点。

图 1 经典集团管控三分法示意图

这套集分权理论的核心逻辑,骨子里根植于西方的契约精神与平等合伙制理念——强调权责划分的刚性边界、利益分配的规则化,本质是建立在制度信任之上的管理框架。但这与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成长底色、文化认知存在天然隔阂:他们大多从草根打拼起步,靠个人魄力与情感联结凝聚团队,企业更像是 " 一手养大的孩子 ",而非可拆分组合的契约主体,因此从内心里难以完全认同这套 " 冰冷 " 的规则化逻辑。

可现实中,面对企业规模化后的管控难题,他们又找不到更贴合本土语境的理论模型作为替代。于是便陷入了两难的纠结:一方面,不得不顶着 " 独裁 "" 不放权 " 的外界标签,依旧以高强度的个人掌控力推动企业前行;另一方面,又被 " 大集团如何管控 "" 小集团如何协同 "" 强集团该管到哪一步 " 等概念丛林困住,既想突破管理瓶颈,又怕打破多年沉淀的企业生态,在传统经验与现代理论之间反复拉扯、难以抉择。

不绝于缕的优秀实践

一批顶尖企业家始终遵循自身文化基因与经营直觉,巧妙萃取西方管理思想中的工具方法论精髓,走出了一条兼具东方文化底色与现代管理效能的大企业管控之路。

台塑集团推行的 " 管理制度化、制度表单化、表单电脑化 " 三阶管控体系,极具代表性:先将多年沉淀的管理经验与实操要求转化为明确可依的制度规范,再把宏观制度拆解为具体落地的标准化表单,最终将表单纳入信息系统实现全流程实时监控。这套体系为台塑的一体化管控筑牢了数据支撑与决策闭环,不仅让集团层面的战略规划高效穿透至各业务单元,更实现了产供销全链条的协同联动,构建起不可替代的整体竞争力。

哇哈哈的信息化布局同样前瞻性十足:早在 1997 年便率先引入 ERP 系统,2004 年上线的 SAP ERP 已实现研产销核心业务的全流程数字化管理;2008 年完成全集团档案电子化归档,2009 年再通过 BPM 系统搭建起标准化流程管控平台。这些持续迭代的信息化投入,成为支撑宗庆后 " 专制且开明 " 管理风格的核心支柱——既保障了集团对全局的集中管控力,又通过数据透明化提升了决策效率,让一体化经营模式在规模扩张中始终保持稳健。

回溯这些优秀实践的底层逻辑,超前的信息化投入与深度应用是关键密码:通过数字化工具打破层级壁垒、化解信息不对称,既保留了东方管理中对全局把控的核心诉求,又借助西方管理工具的精准性实现了 " 管而不死、放而不乱 ",为大规模一体化经营提供了坚实支撑。

信息化和数智化正在重塑组织管理的底层逻辑

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信息化与数智化已从可选的 " 增效工具 " 升级为企业生存发展的 " 底层基础设施 ",彻底颠覆了传统集团管控的核心逻辑与实践路径。从技术支撑到监管导向,一场全方位的管控革命正在发生。

技术层面,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成熟与普及,为集团管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阿里云、华为云等云计算服务打破了企业自建大型数据中心的资源壁垒,以 " 按需取用、弹性扩容 " 的模式大幅降低了技术应用门槛,让中小企业也能享受到规模化的数据存储与运算能力;Tableau、Power BI 等大数据分析平台则实现了经营数据的可视化呈现与深度挖掘,将分散在各业务单元的碎片化数据转化为直观的决策依据,让管理层快速捕捉经营痛点、洞察市场趋势;海尔卡奥斯工业互联网平台、美的 M.IoT 等物联网技术更是打通了 " 人、机、料、法、环 " 的全链路数据互联互通,实现了生产制造、物流仓储、客户服务等环节的实时监控与智能预警。这些技术的协同应用,彻底打破了传统组织中的层级壁垒与信息孤岛,让数据穿透成为常态,信息透明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也推动 " 全面管控、精准管控 " 从理想走向现实。

政策层面,监管导向的变化进一步印证了这一趋势。2024 年 9 月,国资委便明确提出以 " 穿透式监管 " 为主线,要求中央企业与地方国企通过数字化转型与内控体系完善,构建 " 全级次、全链条、全过程、全要素 " 的穿透式管控体系——从集团总部到各级子公司、孙公司,从战略制定到执行落地,从人财物等核心资源到业务流程的关键节点,实现无死角、可追溯的监管覆盖。

尽管 " 穿透式监管 " 现阶段主要聚焦于国企,但这一监管逻辑背后的 " 数据驱动、透明可控 " 理念,已逐渐成为所有规模化企业集团的共识。对于民营企业而言,随着市场竞争加剧与合规要求提升,传统依赖个人经验的粗放式管控早已难以为继,而数智化工具恰好提供了 " 集权而不僵化、分权而不失控 " 的解决方案,让集团既能保持对全局的战略把控,又能激发基层单元的创新活力。

更深层次来看,信息化与数智化正在重塑组织管理的底层逻辑:传统管控依赖 " 层级传递 " 与 " 人工监督 ",效率低、成本高且易出现偏差;而数智化时代的管控,以 " 数据驱动 " 为核心,通过标准化的数据采集、智能化的分析预警、自动化的流程流转,实现了管控的精准化、高效化与常态化。无论是国企的 " 穿透式监管 ",还是民企的 " 一体化管控 ",本质上都是借助数智化手段,弥补传统管理模式中信息不对称、权责不清晰、执行不到位的短板。未来,集团管控的竞争不再是 " 管得多严 " 或 " 放得多宽 " 的模式之争,而是 " 数据打通有多深、智能应用有多广、管控响应有多快 " 的技术与能力之争,数智化已成为企业集团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中国企业家 " 大一统 " 的思想在数智化时代得以实现

深植于东方文化基因的 " 大一统 " 思想,始终是中国企业家内心深处的理想经营图景——追求企业战略统一、业务协同、管理协同,构建不可分割的一体化生态,形成强大的整体竞争力。而数智化时代的到来,终于为这一思想的落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支撑,让曾经难以企及的 " 全局掌控、高效协同 " 成为现实。

数智化时代的管控核心,是数据全透明、流程全可视、决策全可控。通过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企业能够打通从集团总部到基层业务单元的全层级数据链路,让生产、销售、财务、人力等所有经营环节的信息实时流转、全程可追溯;无论是跨区域的业务布局,还是多元化的产业板块,都能在统一的数字化平台上实现 " 看得见、管得住、调得动 "。这种透明化、可视化的管控能力,恰好契合了 " 大一统 " 思想的核心诉求——让企业的一切经营活动,都严格遵循战略规划与文化导向,都精准匹配公司的运营规则与标准,从根本上避免了传统模式下 " 各自为战、信息孤岛 " 的乱象。

中国企业家 " 大一统 " 思想的实践,核心是构建一体化经营模式,实现 " 战略统一、分层分类负责 " 的平衡。台塑集团的 " 严密组织、分层负责 " 便是典型:通过 " 管理制度化、制度表单化、表单电脑化 " 的三阶体系,将集团的战略要求与管理标准穿透至每个业务单元,既保证了全局的统一性,又明确了各层级的权责边界,让 " 大一统 " 不是僵化的集权,而是有序的协同。华为的实践则更具代表性,其 " 一体化经营 " 战略清晰勾勒出 " 运营商业务筑基、企业业务破局、消费者业务赋能、新业务探路 " 的生态版图,各业务板块看似多元,实则都围绕 " 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 " 的核心逻辑协同发力。即便组织形式从传统直线职能制迭代至 EMT(经营管理团队)、轮值总裁、轮值董事长制,华为的经营决策中枢始终保持一元化,从未进行分散式分权,确保了战略方向的一致性与执行的连贯性,完美诠释了 " 大一统 " 思想中 " 形散而神不散 " 的精髓。

这种模式之所以成为中国企业家的理想状态,本质上源于东方文化中对 " 整体价值 " 的推崇与对 " 事业传承 " 的珍视。在企业家眼中,任何一块业务版图都不是孤立的 " 利润单元 ",而是整体战略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每一项业务都如同 " 亲儿子 ",倾注了自己的心血与理念,要么不干,要么必须干好,而 " 干好 " 的核心前提,就是让自己的经营思想、战略意图能够在全企业得到彻底贯彻。传统时代,受限于信息不对称、管理半径等因素,这种 " 大一统 " 往往难以覆盖大规模、多元化的企业;而数智化工具恰好破解了这一难题——通过数字化平台实现思想传递的无损耗、战略落地的无偏差、资源配置的高效率,让企业家能够在保持全局掌控力的同时,充分激发各业务单元的活力。

面向未来,企业家更应回归文化自信,主动拥抱 " 大一统 " 的经营哲学,以数智化手段为支撑构建属于自己的事业版图与经营模型。不必盲目照搬西方分权模式,而是要立足东方文化基因,将 " 大一统 " 的核心诉求与数智化的技术优势相结合,打造 " 战略统一、协同高效、管控精准 " 的一体化组织。唯有如此,才能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保持战略定力,凝聚整体合力,实现企业的长远可持续发展。

图 2 中国企业根植于东方文化的组织管控模型

结语

中国企业实践摸索提炼出来的集团管控模式,深深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基因沃土。从经营逻辑到实践路径,无不折射着东方智慧的深刻烙印:企业家以 " 以终为始 " 为罗盘,锚定长远目标勾勒事业蓝图,在不确定的市场中坚守清晰的理想航向;以 " 家国同构 " 为底色,循着 " 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 的价值脉络,将个人成长、企业发展与社会价值紧密相连,在经营中追求自我价值的充分实现;以 " 知行合一 " 为准则,在企业内部践行理念与信念的高度统一,所思即所行、所行即所言,以坦荡担当扛起经营成败的全部责任。

进入数智化时代," 大一统 " 的传统智慧更迎来了落地的最佳契机。企业家立足文化自信,构建一体化经营模式,借助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数智化工具,将遍布各地的业务板块、层层递进的管理体系,转化为实时联动、全程可视的数字化孪生管控系统。这种以强势总部为核心的一体化决策与经营管理,既保留了东方管理中对全局掌控、协同高效的核心追求,又通过技术赋能破解了传统模式的管控瓶颈,实现了 " 管而不死、放而不乱 " 的动态平衡。

这不仅是中国企业集团管控的进化方向,更是数智化时代中国企业家的必然选择——唯有将传统文化基因与现代技术工具深度融合,才能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竞争中凝聚整体合力、保持战略定力,走出一条兼具东方特色与时代活力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 · END · ——  

   作者|  杨建平

华夏基石管理咨询集团高级合伙人、副总裁,首席营销专家。曾为浙江华立集团、浙江康恩贝集团、奥飞娱乐、吉峰农机、潍柴集团、中电二公司等百余家企业提供管理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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