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的尽头是 " 编制 "

1992 年，东京的就业市场寒意初显。据文部省统计，当年有 7 万余名应届毕业生没有在校招期间找到工作，而本科毕业于东京名校的 A 君就是其中之一。

此刻，他眼里的这座现代化城市依然在迅速而坚定地运转，商铺里的电视机放映着 NHK 的纪录片《电子立国：日本的自传》，八十年代日本微电子产业的崛起给了许多年轻人选择就业的自信，政府正式开启的《研究院倍增计划》也已经开始扩招硕士，但这股产业与教育的春风却似乎并没有吹到就业市场上。

A 君还有一个选择，考公。

从去年开始，世界市值第一的野村证券冻结了招聘程序；金融、地产、银行业开始缩招，以往被称为 " 人生失败组 " 才会选择的公务员职业成为了香饽饽，何况今年日本政府的大基建政策初现端倪，大量新增国债陆陆续续用于公共工程投资以带动经济，公务员的美好前程已经是摆在明面上的事情：不仅稳定，还有财政的激励。

可如果考不上怎么办呢？公务员报考人数已经开始水涨船高，录取难度正在上升，A 君想着自己的前程，不禁感到虚无。但他很快振作起来，他知道自己所能做的就是尽早 " 上岸 "，否则就业形势可能会越来越恶劣。他无法想象自己作为名校毕业生失业在家，靠父母养活的光景——自己的学费很贵，他们已经出力很多，A 君不想成为社会的累赘。

父母劝过 A 君，他们觉得 A 君今年没有找到工作，是因为本科毕业的他竞争力还不够，读个修士（即读研）再出来也许情况会更好，加上研究生扩招的大背景，A 君的深造难度会小一些。

A 君不这么认为，他想尽早获得养活自己的能力。今年的就业市场已经如此寒冷，如果选择考研，未来的自己将会面对更大的不确定性，他不敢用自己的生存和变化莫测的经济周期对赌，不如早点 " 上岸 " 得了。

现在，二十世纪的我们回过头来看 A 君的遭际、思考与决策，也许会发现一些奇妙的巧合。

根据我国教育部数据，2024 年硕士生相较去年扩招 3.74 万人，硕博招录人数均呈现上涨趋势。2025 年，考研人数较去年下降 45 万人，该下降趋势已经持续三年，而国考人数较去年上涨 30 万人，今年国考人数首次超过了考研人数。

智联招聘发布的《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显示，2024 年硕博学历毕业生 offer 获得率为 44.4%，低于本科生的 45.4%，学历正在贬值。

此外，对 " 稳定 " 的追求正在成为年轻人们择业的主要考量因素。报告显示，认为 " 稳定最重要 " 的应届毕业生为 51%，较去年增长了 10%。实际上，这种求稳的择业趋势在 2021 年就已初现端倪：清华大学发布的《2021 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中提及，签三方就业人数总计 3669 人，去往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占比分别为 15.8%、30.3%、23.8%，总计 69.9%。

" 宇宙的尽头是编制 "，年轻人们以此打趣后疫情时代下的考编热潮。

考研博主空卡说，" 我感觉只要就业形势一天不变，愿意花 3 年来读书的人就会越来越少。摆在毕业生面前的，已经不是考不考研，而是如何谋生的问题。" 对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说，" 首先是结果香不香，其次才是卷不卷。"

奇怪的是，关于青年考编现象的研究发现，体制内的工作与编制，本是这些渴求稳定职业的年轻人们想象中的、逃避日趋激烈的社会竞争或过度内卷的安稳退路。然而，当这条退路成为年轻人主流的职业选择时，他们却又陷入了 " 新的内卷困局 "。

当退路成为 " 内卷 " 新赛道

当下的年轻人们对 " 内卷 " 这个词早已耳熟能详：在资源有限、增量减少、竞争者不断增加的前提下，参与竞争的人们不得不投入更多的努力，但整体效益并不一定提高——越努力不一定越幸运，努力躺平也不一定能躺平，这种对不确定性的感知驱使着人们不断做出结果导向的决策。

在与考公相对的市场化就业这一侧，对竞争压力的想象和实质的竞争压力互为螺旋，恐惧与焦虑逼迫着年轻人们早做打算。2023 年，中国青年网校园通讯社调查了 14578 名大学生，在有实习经历的学生中，67.84% 的学生从大一就开始实习。

《真实故事计划》报道过大一就开始涌入实习岗位的同学们，他们中有人认为 " 风浪大，先上船 "，必须抢跑在同龄人之前，有人怀疑校园学习对就业的实质性帮助，决定直接在 " 社会大学 " 中磨练自身的技能。尽管早有多段实习经历，考公考编也始终被他们视作最后的退路，实习和考公双线准备的同学并不少见。

另外一侧，考公的赛道上也挤满了 " 抢跑 " 的人。《南方周末》的一篇报道显示，青岛华图考公基地今年推出了高校就业直通车课程，能让学生从大一上到大四，课程负责人说，" 现在班里已经有五六十个大一学生，以后的备考时间会越来越提前。"

这种一切以就业为目的的 " 就业理性 " 何以占据毕业生的大脑？社会流动的减弱与阶层的固化也许可以给出解释。

在社会学学者谢宇等人的研究中，剔除工业化带来的职业流动影响后，在越晚出生的人群中，子女的未来发展与父亲职业、教育背景的相关性在不断提升。换句话说，更加年轻的世代中，子女的职业成就与父辈学历、家庭背景的关系变得更为密切了——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越来越受到家庭积累的背景影响，个人努力的作用可能有所稀释。

叠加近年来高校扩招、学历贬值、就业市场供过于求等因素，" 越努力越幸运 " 的信念已经开始受到挑战：在前述关于考编热的研究中，研究者提到，" 当青年文化中主流的‘积极、向上、集体主义’的未来取向被认为没有回报且令人失望时，便会出现对它的反抗和偏离 "，" 躺平热 " 和 " 考公考编热 " 随之涌现。

在市场化就业方向面临不确定性考验的时刻，青年人涌入考公考编行列的现象必然会发生，但是，当高校毕业生选择用稳定的编制化解市场就业的风险时，他们会发现，" 躺平也是要靠内卷来取得的 "，" 求稳 " 本身反而成了不稳定性的来源。进体制难上升难，逃离北上广、回家考编制更难。某种程度上，作为市场就业逃避手段的考公考编，" 反而有可能比卷实习还难。"

某位同学表示，自己清楚地知道努力不如选择和背景重要，但他必须加入卷实习卷考公的队伍里，" 想逃避内卷，最后却发现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他自嘲道。

为什么在努力的作用变得越来越小的前提下，人们还是或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 " 卷 " 的行列中？内卷与焦虑为什么依然无孔不入地渗透进我们的生活？

英国劳动经济学家史坦丁描述过一种" 不稳定无产阶级 "的状态，他说，这个社会逼人们在竞争、功绩主义、弹性中求生存，稳定性本身正在成为一种奢望，越来越多的大众不得不向所谓的 " 弹性上班 " 授首屈服，挣扎在愈发模糊的工作和生活的边界线上，陷入异化、失序、焦虑的状态中。

在蓝江的论述中，功绩主导的社会里，行动的过程不再重要，功绩逻辑与算法规则早已让我们默认要成为 " 积极参与者 "。" 疲惫的、抑郁的功绩主体在不断地消耗自我。在同自身的战斗中，他因为自身而困苦不堪。" ——可人们依然愿意继续，因为高速运转的社会很大程度上规定着人们的想象，考公、考研、实习殊途同归，在这些道路上的努力本身被视为一种安全感的承诺。

有同学坦言自己的焦虑——从大学到社会的 " 跳跃 " 正在变得越来越惊险，起跑线在若有若无的恐惧中不断前移。就像马克思曾揭示的，商品要完成向货币的 " 惊险一跃 "，若不被市场认可，受损的不是商品，而是生产者本身。

在贝克的社会风险理论中有类似的逻辑，个体通过 " 自我商品化 " 的方式面对系统性风险，为了在幽灵般不确定的现代社会中生存，在 " 明天与意外不知道哪个先来 " 的恐惧中，个体不得不向在我们时代占据统治地位的市场屈服，为了把自己打造成标准的 " 螺丝钉 " 而努力奋斗——一切以就业为准绳，就业成为检验 " 真理 " 的唯一标准。

" 岸 " 无止境的一代，精神支点落在何方？

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可我一个人已经很累了呀 ……

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了。

——潘晓《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

1980 年，《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一封名为《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来信，署名为潘晓。这封来信弥漫着理想破碎后的彷徨与虚无情绪：潘晓发现自己曾坚信的 " 集体主义、为革命献身 " 等宏大价值观，与现实中的人际关系挫折、个人发展困境严重脱节——" 理想与现实竟有这样惊人的距离 "，集体价值似乎无法再为个人生活提供意义支撑。

这样的质疑迅速激发了八十年代关于人生意义的大讨论，年轻一代带着一定的历史自觉，回顾已然失落的精神遗产，围绕着 " 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 " 的人生观命题，开启了较为系统的思想争鸣。

《中国青年报》对这封信的编者按中有这样一句话，" 青年们常有这样的体验：当他认为他所坚信和追求的东西突然失去的时候，当光阴的流逝使他痛感自己碌碌无为的时候，当因某种情景的触发而使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一个严肃的问题就会像逼视着自己的法官那样出现在面前：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从小到大，家里只有我自己还在漫无目的地活着，小学卷，初中卷，高中卷，大学毕业又是卷考公考编，每次我卷赢了，得到的不是内心深处的安全与平静，反倒是得到了下一次卷的资格与机会，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上岸啊！

——小红书用户温澜潮生

40 多年后，当我们审视在考公考编、考研与实习中沉浮的年轻人，当他们的不安与焦虑沉落在一个又一个想象的 " 岸上 " 时，我们也许会发现不同时空中年轻一代遭际与思想状态的相似性——面对充满不确定性与失落的时代，生发出对人生目的的怀疑，对积极与努力的痛苦反思，对周遭环境与历史的悲观预期，还有对理想破灭的幻灭与虚无感：潘晓怀疑集体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现实效用，当代年轻人则在就业市场萎缩、学历贬值的困境中，发现 " 为社会奋斗 " 的叙事难以兑现个人的生存保障，两者最终都转向 " 自我优先 " 的人生观念，并不可避免地带着虚无和悲观的滤镜看待世界。

近年来，" 历史的垃圾时间 " 这个概念一定程度上表现了这种悲观视野，一些评论者用它指代缺乏变革动力、方向感的历史阶段。其核心假设是，这个时期的年轻人会被悲观预期裹挟，陷入意义匮乏、行动贬值的虚无，最终被动接受 " 人生越走越窄，越走越宅 " 的困境，人们沉浸在低欲望和拒绝与世界接触的格子间中，走向另一种对 " 自我 " 极端强调的状态。

" 历史的垃圾时间 " 这个概念真的能在现实落地吗？在贺照田的研究中，潘晓来信呈现出苦闷、愤激情绪的两面性，一方面是苦闷、虚无、破坏性的愤世嫉俗，另一方面是对这种状态的强烈不满、不甘，对意义感明确、强烈与热烈、饱满人生的充分渴望。这种 " 迷茫中仍渴求理想 " 的状态，恰恰说明年轻人的思想状态未被时代完全左右，他们对重建人生目的的建设性诉求，本身就蕴含着突破困境的行动潜力——如果能充分重视，回应年轻人对重建理想与人生目的的建设性渴望，同时消化他们强烈的虚无感与幻灭感，为勃发的理想主义激情找到新的支点，也许这场讨论会发挥出比原来更大的作用。

但是，对潘晓 " 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 " 人生观念的讨论没有很好地将这种理想主义的激情传递给更多人。" 人是自私的动物， 但人只要理性地追求自利便可导致好的现代社会 " 这种值得质疑的假设在当时广泛流行，对潘晓关心的主体与意义问题的深度检视远远不够。

潘晓对历史悲观的预期、对人生美满意义的寻求、对努力奋斗的深沉反思事实上受到了搁置，" 有关时代大多数人特别着重实在物质利益的假设 "，狭隘的经济主义、物质主义认定精神问题会在轰鸣的市场建设中得到解决，新一轮经济浪潮很快消解了年轻人对彷徨苦闷的思想线索的讨论热情，理想主义的激情转化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

但是，那种幻灭感与虚无感并不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轻易地消逝，人们发现，集体价值失焦后，" 历史的垃圾时间 " 所预设的虚无困境，并未因纯粹功利的 " 为己 " 而破解，过去时代沉淀下来的困惑与悲哀，仍像幽灵般不断地重返，叩响每一个为未来选择而焦灼的年轻人的心扉。

如果说贺照田的讨论质疑了 " 历史垃圾时间 " 下潜藏的假设，即所谓经济大环境的好坏并不能直接决定年轻人的思想状态，年轻一代对人生意义的追问可以转化为新的行动能力，那么在陈嘉映和袁长庚的讨论中我们也许能找到新的反省视角——如果困守在对垃圾时间与 " 坏世界 " 的宏大想象中，人们也许会失去与具体的生活的联系。

陈嘉映认为，要把目光收回来，分清哪些是自己的、哪些是背景。这个广大的事情是你的背景，而广大背景下的、有限的、真正你的活动空间，还是要你自己去守护和创造。离不开互联网的现代人太容易受到 " 历史的垃圾时间 " 这种碎片概念的影响，大量噪音导致了年轻人与真实的生活脱节，最终跌入失落感与焦躁感充斥的陷阱。

袁长庚则说，不存在 " 垃圾时间 "，不断强调 " 垃圾时间 " 是因为不想跟这个世界发生关联，然而，生活中切实的美好是无法否认的。不断邀请世界进入我的生命当中，不断把自己投入世界当中，不是对抗，而是承担，生命永远有其他的可能性。对于年轻人来说，最大的威胁是沉溺在一个大而无法解决的困难之中，如果你对它无能为力，就需要重新思考问题的尺度，寻找自己与世界的新的连接点。

当年轻一代用躺平和摆烂的话语对抗无可奈何的内卷，当年轻人们怀抱一腔热忱却被就业市场撞得满头是血，当他们开始怀疑人生的意义，充满对理想沉落的失望与不解，当他们以某种 " 过激 " 的姿态宣泄自己的愤世嫉俗与强烈不满，也许更好的方式不是冷嘲热讽这 " 垮掉的一代 "，而是深入他们的不安，困惑与焦虑，体察 " 过激 " 姿态背后的深层原因与建设性因素，帮助他们重建起与他人、理想和人生的美好联系。

浙江宣传说，要多给年轻人一些时间，不让他们因 " 不够商业 "" 不够热闹 " 而被资本淘汰，也不让各类 KPI 酿成他们的 " 社会性缺氧 "。不妨给年轻人一个支点——即便撬动不了地球，当他们跃上浪尖时，也已望见星辰大海。

注：A 君的资料综合自分析师 Boden 的《以日为鉴》与阿部恭子的《高学历难民：失落的精英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