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 110 周年座谈会上指出，胡耀邦同志 " 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为民族独立和解放、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建立了不朽功勋 "，他 " 积极倡导和推进改革开放，为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 "，" 我们要像他那样，勇立时代潮头，锐意改革创新 "。在胡耀邦同志逝世 37 周年之际，本文梳理一下他为中国改革开放和全面现代化事业所作出的贡献。

第一， 矢志不渝推动社会思想解放，推动人的思想观念现代化。

胡耀邦在 1977 年 3 月主政中央党校之后，就开始组织教研人员系统批判极 " 左 " 政治观点体系，并创办《理论动态》传播新思想。1978 年 5 月，《理论动态》发表了由南京大学教师胡福明撰写初稿、中央党校教师孙长江系统修改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掀起了改变中国历史的 " 真理标准大讨论 "。

在邓小平、叶剑英等领导人支持下，全党、全社会重新确立了 " 实践第一性 " 的原则，这从政治上宣告了 " 两个凡是 " 的破产，从思想和哲学的意义上，则是宣告任何思想都是可以被证伪、需要被检验，任何人都有质疑、解释、发展思想理论的权利，树立了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新规则。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胡耀邦先后担任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长，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共中央主席，在他的支持下《理论动态》和《人民日报》等报刊继续探讨思想解放。先后介绍引进法治、人权、民主的思想，为其打破 " 资产阶级独有 " 的标签，主张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任何社会都可以借鉴采用。

胡耀邦主张应该确保知识分子的空间和自由，提倡 " 四不原则 "，即：" 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装袋子 "，他认为相关部门应该是知识分子的 " 服务站 " 和 " 思想者之家 "。胡耀邦支持教育改革，他主持制订了 1985 年的教育体制改革决议，支持扩大高校的自主办学权，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工大、深圳大学等高校，在丁石孙、刘道玉等教育家的带领下，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胡耀邦同时还积极鼓励出版自由。1979 年，在他的支持下，三联书店创办了《读书》杂志，发刊词即提出 " 读书无禁区 "。在他的直接支持或推动下， " 走向未来丛书 "（74 种）、" 中国与世界的丛书 "，" 二十世纪文库 "（96 种）、"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80 年代约 260 种）、" 走向世界丛书 "（35 种）、" 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丛书 "（64 种）等高质量思想学术丛书，纷纷出版发行，将世界现代理念系统引入中国，这是中国近代以来宽度最大的知识革新。

高层的自我革命和政策变革与知识界的自发觉醒，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想启蒙潮流，这时候青年思想团体以丛书、杂志、学术沙龙等为依托，竞相涌现，优秀的文学、艺术、思想批判作品层出不穷，造就了为大家所怀念的思想上的黄金时代。

80 年代的思想启蒙运动更重要意义在于，它奠定的社会观念基础，构筑了观念民意上的防火墙，使得后来 30 多年中尽管改革路上风雨不断，但是全社会始终能够坚守制度变革与开放的共识，让改革事业得以不断赓续下去。

第二， 拨乱反正，解放中国亿万最优秀的智力资源，让社会重建是非曲直标准。

1950 年代后期之后，随着 " 左 " 的错误的不断加剧，大量有良知、有才能的人被打倒或边缘化。胡耀邦自始至终对他们抱有同情，比如在团中央第一书记岗位上就力所能及保护团中央的 " 右派 "，还反对在学生中间划右派（贺绍甲先生的回忆）；他在陕西任职期间，解放了大量因 " 民主革命补课 " 和 " 社教 " 被抓的干部；1975 年主持科技界 " 全面整顿 " 期间，解放大量中科院系统的科研人员，并让长期赋闲的钱三强等人开始主持科研工作。

胡耀邦在 1977 年 8 月拟定提纲，并组织中央党校青年教师杨逢春等人撰写了《把 " 四人帮 " 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经过他的 17 次修改，最后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此文吹响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号角，很多读者读后涕泪俱下，一个月内《人民日报》收到两麻袋的读者来信，纷纷控诉 " 四人帮 " 罪行或者要求伸冤。

1977 年底，胡耀邦在叶剑英提名，华国锋、邓小平支持下担任中组部部长，立即接受干部申诉，不到半年，多数被打倒的八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纷纷走出劳动改造场所，恢复工作。至 1981 年，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中被处分、迫害的党内 290 万干部得到平反，具体来说，复查干部处分案件 63 个，平反 2 万个各种反党集团冤案，恢复 47 万干部的党籍，撤销对 12 万名干部的处分。

胡耀邦还积极推动给 " 右派 " 平反，他推动中组部、中央统战部、公安部等设立 " 摘帽办公室 "，组织各部门一同解决 " 右派 "。当时相当一部分人认为，1957 年反右是完全必要的，只不过错在扩大化，给部分人甄别摘帽就可以了，一位平时很开明的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 如果把几十万右派都改过来，全党不是就乱套了 "？胡耀邦主张有错必纠，还对这种观点反问： " 当年狠抓右派的时候，怎么不嫌多 "？最终，在胡耀邦坚持下，全国所有右派都被摘帽（共 552973 人），除 96 人因客观原因不予改正外，其余在世的全部安排工作、恢复名誉。

其中难度最大的是当年最高层 " 钦定 " 的曾昭伦、费孝通、黄药眠、陶大镛、钱伟长、吴景超等 " 六教授 " 案，在胡耀邦的推动下，这六人在 1980 年也得到了改正，日后钱伟长和费孝通都走上了重要领导岗位。费孝通先生在《老来缅怀胡耀邦同志》的回忆文章中写道：" 我总是认为在我的一生经历的转折点，如果没有耀邦同志的英明果断，力挽狂澜，我们这一小撮‘在《X 选》中点名批判的 " 六教授 " ’决不可能这样容易破冰山重见光明的 "。

平反冤假错案中，鲜为史学界关注的是农村 " 四类分子 " 摘帽，由于农民缺乏文化话语权，这段历史很少有人关注。建国后，农村大概划定了 2000 余万 " 地富反坏 " 四类分子，连同家属共约 1 亿人。这些人实质是一种 " 政治贱民 "，被剥夺了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在升学、就业、参军、婚姻等领域处处受限。1978 年 7 月，胡耀邦在与华单独会谈时，建言为四类分子摘帽，得到华叶邓的应允后，胡耀邦组成完成了《中共中央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起草，并且在 1979 年 1 月 28 日，也就是春节这天，通过新华社向全国公布这个好消息，让地富反坏分子过上近三十年来最轻松的一个春节。

建国后历次运动中被 " 打入另册 " 的这一亿多人，其实是社会脊梁的主体部分，我们可以发现改革之初，这些被平反的干部实际上是党政机关里的改革主力军，被平反的知识分子是高校的挑大梁者，农村致富先锋、第一代乡镇企业开创者也多数是 " 四类分子 " 或者他们的后人，这些人才干的发挥，是改革开放能够成功的关键原因之一。

平反冤假错案的更重要意义在于，让社会重建是非曲直的评判标准体系，重建一个健康向上的激励机制，即：只有那些勤奋的、讲人性的、坚持实事求是的、有专业特长和学识的人，才是值得尊重、重用的，而不是相反的方面。

第三， 推动农村改革，让 8 亿农民吃饱饭，" 五个一号文件 " 奠定农村工业化、经济市场化的基础。

建国后，中国学习苏联建立起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的，行政对经济资源进行全方位控制的，城乡二元割裂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个体制的好处在于能够快速积累，短时间内进行工业的重化工化，增强国防实力，但是严重降低发展效率，以及过分剥夺农民利益。

据统计，1949 至 1960 年工业增长率高达 22%，但 1961 之后仅为 4%，70 年代中期，国企亏损面则扩大到 37.2%。从 1957 年到 1977 年，农村人均口粮不增反降，南方以水稻为主的地区，社员口粮在 400 斤以下者，占 37.9%；北方以杂粮为主的地区，社员口粮在 300 斤以下者，占 25.7%，全国有一亿多人吃不饱肚子。

国家通过统购统销体制，建立起工农产品 " 剪刀差 "，以低于市场价格收购农副产品，高于市场的价格销售工业品 , 根据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获得者、中国人民大学严瑞珍教授的估算，改革开放前，国家每年从农民身上获得约 240 亿元剪刀差额，基本相当于该时期基础建设投资总额。同时，" 以粮为纲 "、严谨商品经济的政策，使得农村土地之外的生产要素潜力都被扼杀，农民日趋贫困化。人均分配在 40 元以下的生产队占 22%，超支户占 33.5%，累计欠款 72.7 亿元，户均欠款 132 元，也就是说三分之一的农民由于收入过低，最后入不敷出。

胡耀邦很早就看到了这种体制的弊端，指出这种空洞的 " 全民所有 "，最终导致 " 全民所无 "、" 全民所困 "，在主政湖南湘潭和陕西时就在尝试纠正，并且陕西的改革探索遭遇了严重挫折。1977 年底开始，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颁布 " 省委六条 "，提出放宽生产队自主权，允许探索多种生产责任制。万里违背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改革，遭到中央领导层多数人的反对，胡耀邦是最旗帜鲜明支持的人之一。

胡耀邦后来不仅推荐万里担任主管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还在包产到户最胶着的时刻，先后赴宁夏、内蒙古、湖南、云南、山东等地逐一劝说本地负责人，推动农村改革。在邓小平等人支持下，胡耀邦于 1980 年 9 月主持制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第一次从中央层面肯定包产到户的合法性。1981 年底，在胡耀邦授意杜润生等人起草了 1982 年的 " 一号文件 "，肯定农民具有选择生产责任制的自由，并且承诺包产到户是长期不变。

胡耀邦对农村改革的设想，不仅是变革土地制度，而是整个农村管理模式和经济制度的变革，这体现在此后他主持制订的四个中央 " 一号文件 "，以及其他一系列关于农村问题的中央文件上。1981 年，中央转发《关于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报告》的通知，提出 " 没有充分发展的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我国的农业不但不能实现现代化 "，是鼓励农村发展 " 非农产业 " 的开始。1983 年的 " 一号文件 " 文件肯定农民开展长途贩运的意义，事实废除了农村的 " 投机倒把 " 罪，还提出了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目标；1984 年的 " 一号文件 " 废除了雇工人数限制，鼓励农民入资集体企业或自办企业，还提出 " 国家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1983 年至 1985 年的 " 一号文件 " 还废除了多数统购统销事项，到 1986 年，国家统派购农产品的从之前的 183 种减少到 3 种。

农村改革上恢复了农村的生产自由，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极大提高了农民生活水平。农村人均收入从 1978 年的 134 元增加到 1986 年的 424 元，按国家贫困线标准，1978 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为 2.5 亿人，到 1985 年减少为 1.25 亿人，贫困发生率由 30.7% 下降为 14.8%；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也呈大幅度下降趋势，由 1978 年的 2.57 倍，下降为 1985 年的 1.86 倍。

同时促进了农村工业化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到 1988 年，乡镇企业企业个数达 1888 万个，从业人数达 9546 万人，总收入达 6496 亿元，乡村工业产值已经超越了农业产值。乡镇企业中，主体实质是村办、联办和个体企业，数量占比达到 90% 以上，新时代很多重要民营企业都在乡镇企业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如美的、万向、格兰仕等等。

所以，放在改革史上看，农村改革绝非让农民吃饱饭、包产到户这么简单，而是农村治理思维的整体转变，对于中国日后工业化和民营经济发展奠定了关键性的基础。

第四， 推动经济体制改革，是私营经济、开办特区的最坚定倡导者和保护者之一。

胡耀邦也是市场经济的最早和最坚定支持者之一。早在 1979 年他就支持发起 " 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 "，指出计划经济下生产目的的扭曲，是官僚体制下的 " 为了生产而生产 "，而不是为了人民的生活需求而生产。他支持薛暮桥、刘国光、赵人伟、王珏等人提出的建立市场调节体系的主张，尤其是在他支持薛暮桥 1980 年起草的经济体制改革方案，该方案提出商品经济是改革目标，还提出要发展多种经济成分。

尽管经济体制改革在 1981 年至 1983 年遭遇了挫折，但是胡耀邦还是坚定支持各项新的探索。在 1982 年的特区风波中，他是唯一旗帜鲜明支持广东福建两省的中央核心层领导人，并且在 1982 年 11 月和 1983 年 1 月分别视察厦门、深圳两个特区，表达对特区工作的支持。在邓小平和胡耀邦等人的力挺下，对外开放终于走过了最难关头，1984 年 5 月，中共决定设立大连、天津、上海、宁波、广州等 14 个沿海港口城市，1985 年 2 月设立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沿海经济开放区，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形成。

胡耀邦积极支持个体私营企业的发展，1979 年 6 月，他率先提出要发展集体经济、个体经济、服务业解决城镇就业问题。1980 的中央 64 号文件和 1981 年的中央 42 号文件，明确指出要允许个体经济长期存在，并提出了支持个体经济发展的 18 项措施。针对民营经济成长起来遇到的歧视，胡耀邦还在 1983 年提议召开 " 集体和个体经济先进表彰大会 "，并且发表了著名《怎样划分光彩与不光彩》的讲话，提出不应该以所有制、政治成分等判断是否光彩，肯定了个体私营经济对国家的贡献。

随着农村乡镇企业、城镇个体经济和特区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经济体制改革时机逐渐成熟，1984 年 1 月胡耀邦建议中央考虑在即将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制订一个经济体制改革决议，他的提议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并且被授权负责整个起草准备工作。在文件起草中，依旧充满计划与市场的新旧交锋，胡耀邦果断在 7 月改组起草小组，抽调支持市场经济的林涧青、郑必坚、林子力、高尚全等人参加起草小组。

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 " 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系统改革计划体制，放宽价格管制、实行政企分开、让企业成为自主的市场主体、建立按劳分配体系的主张，我国成为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当中改革最彻底的一个。邓小平情不自禁地赞扬《决定》" 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

经济改革创造了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个高峰期，国民生产总值从 1978 年的 3645 亿元增加到 1988 年的 14928 亿元，用了短短 10 年时间就实现了翻两番的目标，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171 元增加到 546 元，人民也从改革中得到了实惠，坚定了对改革的信心和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

胡耀邦除了主张通过市场化改革，提高经济效率外，更一再主张 " 以人民为本 " 的发展思想，倡导治国要 " 富民为先 "，没有 " 民富 " 的 " 国强 " 是没有意义的。80 年代，实现了新中国经济结构上的第一次实现了三个重大转变：即：第一次居民收入增速快于经济发展速度，1978 年至 1987 年，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 1.34 倍，而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了 2.5 倍，居民工资占 GPD 比重从 10% 左右上升到近 20%；第一次农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同期农民收入增加 2.6 倍，城镇居民收入增加 1.8 倍，城乡差距达到历史最低水平；第一次消费增长速度快于生产积累增长速度，同期消费占 GDP 的比重提高了 11 个百分点。总而言之，这是新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社会财富差距缩小的时期之一。

第五， 矢志加强党的建设，改善党的领导，推动政治文明化，建立一个常态的、包容性政治体制。

拨乱反正时期，胡耀邦反复提出要吸取 " 文革 " 的教训，反对一言堂、家长制，反对和防止独断专行或各自为政，建一个敢于批评与自我批评，敢于讲真话、讲真理的氛围。他在陈云、邓颖超等领导同志的坚决支持下，主持制订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这个准则有效促进了党内政治生活的正常化，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仍旧高度评价这个准则，认为 "1980 年准则，既对当时党内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又对党在长期实践中取得的宝贵经验进行了归纳，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的丰富发展，具有开创性意义，其主要原则和规定今天依然适用 "。

胡耀邦倡导人人平等，推动政治生活民主化。他在鼓励各级干部敢于当面提意见，何迪先生曾经透露过这样一个故事，他父亲何康担任国家农委副主任时，有一次在会议上与胡耀邦争的面红耳赤，事后胡耀邦不仅没有责怪何康，还有先后提拔他当国家计委副主任和农业部长。劳动人事部副部长严衷勤曾经与胡耀邦因工资改革方案发生争执，事后胡耀邦评价严：这个人不错，敢于直言。曾经与胡耀邦长期共事的原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说：" 在中央工作的人，包括一些老同志，都认为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是中国共产党最民主，政治生活最正常、最活跃的时期之一 "。

胡耀邦对鱼肉百姓的腐败行为深恶痛绝，他说：" 宁可一家哭，不可一路哭，反腐宁可得罪个别人，不可得罪十亿人。要从中央抓起，要严格，要有监督检查制度，要让人民有权利 "。他支持媒体监督官员不法行为，支持建立健全纪检坚持制度，并查出了一系列大案要案。

胡耀邦对中国权力过于集中所造成的弊端深有感触，他逐渐形成了政治体制系统改革的思想，包括五个领域：党和政府、人大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党和政府同人民的关系，以及人大、民主党派定位问题。80 年代政治协商制度、基层民主自治、党内民主改革的探索百花齐放，为探索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贡献了大量思想和实践遗产。

第六， 提出和平和发展是时代主题，推动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全面改善，以及开创党际外交新局面。

胡耀邦尽管不是当时外事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但是他提出的一系列外交新思维。第一是 1981 年 3 月，在中央书记处关于外事工作的会议上，他提出了首次提出中国要奉行 " 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 "，" 不同任何大国结盟 "。

第二是，他在十二大报告中，提出 " 革命决不能输出 "，这是中共从新中国以来第一次确认 " 不输出革命 "，否定了 " 革命外交路线 "。此后他陆续约见长住中国的东南亚国家共产党领导人，正确他们的谅解，中国终结对他们武装夺权斗争的支持，胡耀邦还反对中国进行超出能力的 " 援助外交 "，这些调整减轻了中国的负担，改善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有力保障了集中全力搞经济建设。

第三是，胡耀邦于 1984 年 5 月首先提出 "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最根本问题 "，后来邓小平同志进一步归结为 "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主题 "，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否定沿用了多年的世界主题是 " 战争与革命 " 的论断，有助于抓住时代变化的机遇，与西方世界搞好关系，推动中国的建设。

总之，" 独立自主 "、" 停止革命输出 " 和 " 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 " 可谓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中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基石，胡耀邦是这一时期外交思想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胡耀邦在实践上也有重大贡献。他从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就大力推动党际外交正常化。" 文革 " 时期，中共仅仅同十余个外国共产党 / 劳动党保持联系，如朝鲜劳动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罗共等，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和社会党一概归结为 " 修正主义政党 "，推到意识形态对立面。1980 年 7 月，胡耀邦对中联部的请示做出批示，中共开始逐步恢复与西方世界共产党、社会党、工人党的关系，并且开始与资产阶级政党接触。

1980 年至 1984 年，胡耀邦先后邀请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贝林格、英国工党领袖卡拉汉、法国社会党第一书记密特朗、德国社民党主席勃兰特等访华，在接见他们时候提出了 " 求同存异 "、" 超越意识形态 " 的主张。由于这些政党很多是本国重要执政党，因此党际关系的改善，也大大推动了与这些国家关系的改善。

胡耀邦还是最早前往资本主义世界访问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1983 年他访问了日本，1985 年他访问了澳大利亚、新西兰，1986 年他访问了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联邦德国。胡耀邦的率真、开放思维，给这些国家民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改善了中国的形象，同时，他与当时的重要的国际政治领袖，如中曾根康弘、密特朗、撒切尔、霍克等都建立了不错的私交。

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跟初始奠基阶段寻找到正确的改革路径，进行合理的制度重塑有关，胡耀邦是这一时期最关键拓荒者、组织推动者之一。胡耀邦为中国改革事业付出了全部力量，他先后视察了 173 个专区、1703 个县；他担任党主席和总书记期间的六个春节，其中有四个是在老少边穷地区，与基层干部百姓共同度过的，可以说是为之夙夜匪怠、呕心沥血。胡耀邦具有深邃的历史眼光，极高的自我道德要求标准，大无畏的改革精神，他的改革思想遗产值得继续挖掘和传承。

附一：赵朴初所作《胡耀邦同志挽诗》

胡公血性人，纯笃而坦荡。

自少事长征，到老气犹壮。

为国竭其忠，当仁不他让。

南冠十年困，北辰一心向。

实践验真理，大政拥开放。

悬镜雪千冤，挥帚扫万障。

行脚遍边陲，关心兴维藏。

友情满天涯，国际钦昭旷。

照人见肝胆，观过知器量。

两袖怀清风，只履渡巨浪。

与公旬日别，失著哲人丧。

追思不朽功，瞻像倍凄怆。

附二：胡耀邦与雷洁琼、屈武在七届人大二次会议闭幕后话别，11 天之后他溘然长逝，这是他留给人世间的最后一抹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