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丨傅蔚冈

2026 福布斯中国人工智能科技企业 TOP 50 的城市分布图，一线城市座次是：北京 15 家，上海 8 家，深圳 5 家，广州 1 家；非一线阵营里，杭州 7 家，成都、长沙、武汉各 2 家；广州的数量与常州、苏州、青岛、合肥、三亚处于同一行。

这份榜单的入选标准当然可议，五十家企业的样本量也不足以做严肃的城市比较。但榜单引发讨论之所以有意思，是因为它戳到了一个更结构性的问题：在近十年新经济的版图上，广州正在变得越来越 " 看不见 "。

网络上间或冒出 " 广州是否应该退出一线 " 的讨论，声音不算主流，但每一次出现都能引发一定的回响。

这类讨论真正值得分析的，不是排名本身，而是它折射出的某种集体观感：广州的 GDP 仍在全国前列，人口仍在持续流入，但谈到代表中国未来产业方向的公司，人们会想到字节跳动、宁德时代、大疆、DeepSeek、宇树、比亚迪，几乎下意识地不会想到广州。

也正是在这种观感下，" 广州不如杭州了 "" 杭州该取代广州进一线了 " 的说法才会反复出现。一个常住人口比广州少几百万、GDP 总量明显更低的城市，凭什么被拿来跟广州比，甚至被认为正在反超？

这件事本身，就是理解广州近十年处境的最好入口。

杭州能不能跟广州比，取决于比什么。单看体量，这个比较确实不成立：广州的人口、GDP 总量、港口吞吐量都在杭州之上。

但如果换一组指标，杭州对广州的追赶乃至反超，是真实发生的。也正因如此，杭州是观察广州近十年位置最合适的参照。

广州自身的数据，呈现出一种典型的 " 分位数错位 "：GDP 总量位次很高，GDP 增量位次偏低，而反映高薪岗位密度和居民收入结构的个人所得税，正在被杭州大幅反超。

先看 GDP。2025 年广州 GDP 为 32039.46 亿元，增长 4.0%。同期杭州 2025 年 GDP 为 23011 亿元，增长 5.2%，杭州的增速高出广州 1.2 个百分点。

按照 " 十四五 " 规划，广州曾设定 GDP 3.5 万亿元的目标，但这一期间全市 GDP 增长约 7000 亿元至 3.2 万亿元，要实现目标仍有约 3000 亿元的差距。

需要说明的是，增速更快不等于总量能追上。2025 年广州 GDP 比杭州高出约 9000 亿元，相当于一整个东莞的经济体量。

即便假设杭州始终保持每年高出广州约 1 个百分点的增速，这个差距每年也只能缩小几百亿元的量级，杭州 GDP 要追平广州，需要二十年上下，而且这还建立在 " 增速差恒定 " 这一很强的假设之上。也就是说，在 GDP 总量这个维度上，杭州在可见的将来追上广州几乎是遥遥无期的。

正因如此，广州面临的真问题，从来不是 GDP 总量被杭州赶超。其 GDP 体量依然稳稳压住杭州。但 GDP 只是城市经济的一个面。真正能说明问题的，是其他经济指标，比如说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几乎纯粹反映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和资本性收入，尤其是高收入群体的密集程度。GDP 里可以包含传统制造、商贸物流、地产投资，但个税的多少，直接对应一座城市能提供多少高薪岗位、积累多少股权激励。在中国当下的城市竞争里，谁的个税多，谁就更接近 " 新经济城市 " 的实质。

把时间拉到二十五年的长度，广州和杭州的个税曲线，讲述了一个完整的此消彼长的故事。

如上图数据所示，2000 年，广州的个人所得税（18.56 亿元）接近杭州 ( 6.37 亿元 ) 的三倍。在整个 2000 年代，广州一直稳稳领先。但到了 2010 至 2011 年前后，两条曲线发生交叉，杭州首次反超广州，此后再未回头。

这个 " 黄金交叉 " 的时点，恰好与移动互联网兴起、阿里系企业及其上下游在杭州快速扩张的时间吻合。

反超之后，差距迅速拉大。2015 年起杭州的个税进入加速通道，到 2018 年，杭州个税 ( 186.34 亿元 ) 已经是广州 ( 104.48 亿元 ) 的约 1.78 倍。

此后差距持续扩大：2024 年，杭州个税 240.46 亿元，广州 97.98 亿元，杭州已经是广州的约 2.45 倍。 ( 以上为地方留成口径，即地方实际留存部分。考虑到两地地方留存的比例不同，全口径的个人所得税差距并没有这么大 )

若改用包含中央分成在内的全口径个税，2025 年的对照同样清晰：广州个税约 547.9 亿元，杭州约 705.3 亿元，杭州高出广州约 29%，在全国城市中排名第四，广州排第五。

这组数字的分量 , 需要和人口、GDP 放在一起才能掂量出来。广州的常住人口比杭州多约 635 万人 ,GDP 比杭州多约 9000 亿元 , 但个税总量不到杭州的一半 ( 地方留成口径 ) 。这意味着，广州用更多的人、更大的经济体量，创造出远少于杭州的高薪税源。

差距的根源 , 是两座城市经济结构的不同。杭州是 " 数字经济 + 上市公司集群 + 股权激励 " 的结构，高薪岗位密集，资本性收入 ( 股权减持、分红 ) 规模庞大，这些都是个税的高产来源；广州是 " 传统制造 + 商贸物流 + 港口外贸 " 的结构，基本盘大，就业容量大，但高薪人群的密度低，单位经济产出能贡献的个税远低于杭州。

值得一提的是，广州个税在 2019 年出现过一次明显回落 ( 从 2018 年的 104 亿元降至 74 亿元 ) , 这与 2018 年 10 月起施行的新个税法 ( 提高起征点、增加专项附加扣除 ) 的减税效应吻合。

但减税是全国性的，杭州同样受影响，杭州个税却只在 2019 年微降一年便重回上升通道，广州则在低位徘徊了数年。同样的政策冲击 , 落在不同的产业结构上 , 留下的痕迹深浅不同。

把视角拉到大湾区内部，广州的问题就更清楚了。它不是 " 塌 " 了，而是在大湾区分工里被自然推到了 " 生活城市 " 的位置。

这个判断有一个直观的旁证。在中国《新财富 500 富人榜》中，有不少出自广州高校（华南理工大学、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和华南农业大学）的校友，但仔细看他们的创业地点，绝大多数人选择的是深圳而不是广州。

两所学校的本科教育发生在广州，创业资本的积累和企业总部的注册发生在深圳。校友们 " 用脚投票 "，而广州本地的高校系统和本地的创业生态之间，出现了一个奇怪的脱节。

大湾区内部其实存在一种隐性的功能分工。广州是行政中心、商贸中心、教育和医疗中心，是大湾区的 " 生活城市 "；深圳是风险资本中心、技术产业化中心、新经济企业总部中心，是大湾区的 " 创业城市 "；香港承担金融与法律服务，东莞、佛山承担制造，珠海、中山承担专项产业。

这个分工没有谁规划过，但市场自发选择的结果非常清晰。一个有钱的中产愿意住在广州，更便宜的房子、老牌的医院学校、更丰富的食物；但一个想创业的年轻人会更倾向于去深圳，更密集的 VC、更短的 IPO 路径、更年轻的同龄人网络、更高的容错率和更高的预期收益。" 生活在广州 , 创业总好像缺点故事 "。这是当下广州处境的一句精确写照。

这种功能分工的形成，有几个深层原因。

第一，资本结构差异巨大。

深圳是大民资、小外资的格局；上海是大外资、大国资、小民资的格局；北京是大国资、大民资，且民资中头部互联网与硬科技公司密集。广州的资本结构则是大国资、大外资，民资相对分散，且本地民资头部企业的成长黏性不够。

深圳证券交易所在深圳，创投基金在深圳，腾讯、华为、比亚迪、大疆、招商局、平安都在深圳。深圳作为大湾区的 " 资本 + 企业 " 中心一旦定型，广州即便有创业人才，也会被自然吸过去。中山大学和华工校友在深圳创业而不在广州创业，本质上是这种资本结构倾斜的直接结果。

第二，广州曾经是中国互联网创业的主战场，但过去十几年逐步失去这个地位。

这是观察 " 广州去哪儿 " 问题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个维度，广州不是 " 一直就这样 "，而是 " 曾经不是这样 "。

把时间拨回到 20 年前的 2005 年前后，广州在中国互联网版图上的地位远不是今天的样子。彼时，网易已经从广州出发把丁磊送上中国首富的位置（2003 年）,UC 浏览器、3G 门户、酷狗、foxmail 和网龙等公司的早期布局，大多扎根广州或周边。天河北的 IT 走廊是中国移动互联网早期最重要的产业带之一。

如果在 2005 年说 " 杭州会在创业故事上超过广州 "，绝大多数人会觉得是玩笑，因为当时杭州的代表只是阿里巴巴一家，而广州拥有的是一整个互联网公司集群。

转折发生在 2010 年代的中后段。微信继续在广州生长，但微信之后的十多年，广州除了小鹏汽车以外，再没有诞生出一家全国级别的新互联网公司或科技公司。这十年里，字节、美团、拼多多、宁德时代、DeepSeek、宇树，无一在广州。

早期那批从广州出来的互联网公司，大多进入 " 维持期 "：要么被收购，要么被边缘化，要么停留在原有业务的局部扩张。广州没有 " 塌 "，广州只是在某一个时点上停了下来，而别的城市继续往前走了。

第三，创业氛围的稀薄是一种自我强化的状态。

没有早期成功的创业者，就没有天使投资人；没有天使投资人，就没有下一波创业者；没有下一波创业者，就没有创业话题、创业社群、创业媒体、创业文化。

深圳的创业故事是 " 复利 " 的，广州的创业故事是 " 单利 " 的。广州在 2000 年代是有过自己的创业氛围的，但那一波创业者的 " 裂变 " 远不如杭州阿里系或北京字节系那样，能够批量产生二次创业者。一个时代结束了，但下一个时代没有在广州接上。

广州的人口数据并不支持 " 失落 " 的叙事。

2025 年末，广州常住人口达 1910.1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12.3 万人。从已公布人口数据的城市来看，2025 年广州 12.3 万的人口增量，在全国仅次于深圳的 25.9 万人和东莞的 22.96 万人，远高于杭州 ( 7.6 万人 ) 和上海（5.15 万人）。

但人口数据与财政数据放在一起，反而让广州的处境更清晰：广州在持续吸纳人口，但高薪就业岗位的人口并没有增加。来广州的人，大部分是来 " 生活 " 或 " 务工 " 的；来杭州、深圳的人，当然大部分也是 " 务工 "，但有不少人是来 " 创业 " 或 " 配合创业 "。

这种性质差异在总量上看不出来，但是在个人所得税上却看得清清楚楚。

回到开头的那个问题：广州会不会被踢出一线，被杭州取代？

这其实是一个伪问题。" 一线城市 " 本身不是官方分类，它在不同语境下指代不同的东西。一个人如果认为广州是 " 一线城市 "。他选取的那些规模指标（人口、GDP 总量、客货吞吐量），对杭州而言可能是短期内无法企及的。然而一个人如果认为杭州是 " 一线城市 "，他选取的那些质量指标（可用财力、上市公司、独角兽、人均高薪密度），对广州而言也是难以企及的。

所以杭州和广州的比较是有意义的，只要选对指标。规模指标上，杭州近期不会替代广州；质量指标上，杭州已经超越广州五年以上。两座城市的相对位置，在不同维度上呈现完全相反的方向。

" 广州去哪儿 " 的真问题不是排名，而是更具体的两个问题：

第一，大湾区分工下，广州能否在 " 生活城市 " 之外，重新做回一座 " 创业城市 "？这个问题的难度被低估了。一座城市的功能一旦在市场自发分工里定型，逆转是非常困难的。深圳作为大湾区的 " 资本 + 企业 " 中心一旦完成闭环，广州想 " 夺回 " 创业故事的难度，远大于杭州当年从零开始建立 " 互联网 + 电商 " 叙事的难度。

第二，在大湾区分工里做好 " 生活城市 "，本身有没有意义？说实话，这未必是一件坏事。一座可负担、有医疗教育、有食物文化、有传统商贸的 " 生活城市 "，对一个老龄化、城市化进入下半场的中国，是稀缺资源。

问题在于，中国当下的城市排名叙事高度产业化、高度资本化，" 生活城市 " 的价值在排名体系里被严重低估。广州的真正窘境，是它选择 ( 或被分工选择 ) 的角色，在当下的舆论语境里不够 " 性感 "。

我更倾向于这样表述：广州不需要也不应该被踢出 " 一线 "，但广州也不应该用 " 再造一个深圳 " 或 " 再造一个杭州 " 的逻辑去自我证明。广州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微信之后，广州的下一个全国级故事是什么？如果不是创业故事，那它是什么故事？

如果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即便没有人正式宣布广州退出一线，广州也会在一张又一张类似 AI50 强的地图上，被悄悄地、礼貌地、越来越频繁地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