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战争经济 " 回潮，日本国家身份正在质变（深度聚焦）

周生升 蔡 亮《人民日报》（2026 年 06 月 26 日 第 17 版）

当前，日本 " 新型军国主义 " 加速抬头并逐渐渗透经济领域，正朝着以军事扩张牵引经济、以经济体系反哺军事的危险道路迈进。日本 " 战争经济 " 的推进速度之快、覆盖范围之广、制度破禁之深，令许多长期观察日本的学者感到震惊。它不仅是一场军事能力的量变，更是一场日本国家身份与战略方向的质变。日本 " 战争经济 " 回潮，正在成为 " 新型军国主义 " 的经济发动机，值得国际社会警惕。

日本所谓 " 战争经济 " 不只是军费增加，更是国家经济活动在军事逻辑主导下被系统性重组——财政政策、产业结构、科技研发乃至社会治理，都逐步向军事领域倾斜。" 战争经济 " 本质是 " 新型军国主义 " 的经济发动机，它与战前日本军国主义通过侵略他国掠夺资源、获取经济利益的路径不同，是借助安全话语叙事煽动危机，再以市场机制与资本逻辑将 " 危机 " 转化为产业订单、出口收益与财政扩张，最终目的是从经济层面突破 " 和平宪法 " 约束，让日本重获战争能力。

在 " 和平宪法 "、战后国际非军事化安排、国内反战民意等多重因素的约束下，战后日本长期 " 重经济、轻军备 "，防卫费基本控制在国内生产总值的 1% 左右。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执政后，以 " 积极和平主义 " 为名推行战略转型，包括解禁集体自卫权、修订 " 武器出口三原则 "、强推安保法制改革等，系统性松动日本战后和平主义框架的法律基础，为此后防卫政策的加速 " 右转 " 积累了制度条件。

2022 年通过 " 安保三文件 " 以来，日本防卫政策的 " 右转 " 进程全面提速。日本政府 2022 年提出，计划到 2027 年度将防卫费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2%。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通过 2025 财年补充预算案将防卫费提前两年推至这一目标。日本防卫费 2022 财年约为 5.4 万亿日元（1 元人民币约合 23 日元），此后每年以约 1 万亿日元的速度递增，4 年间近乎翻倍，2026 财年预算案中的防卫预算更首次突破 9 万亿日元大关，创历史新高。

日本的防卫费扩张已明显超出 " 专守防卫 " 范畴。2026 财年防卫预算的最大特征，是将约 9733 亿日元集中投入远程反击能力建设，这是一种可在 1000 公里外打击敌方沿海甚至陆上目标的进攻性能力。所谓 " 防区外打击能力 "" 反击能力 "" 跨域作战能力 " 等建设，本质上都是进攻性能力的扩张。高市政权计划于今年年底前修订 " 安保三文件 "，并正在讨论于今年年底出台日本首份防卫产业战略，加快推动防卫工业体系的系统性重组。

日本政府还以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为依托，强化经济服务军事的功能，将半导体、人工智能等产业领域全面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并对物理空间与社会组织进行深层改造，如依托 " 特定使用机场港口 " 制度，推动民用基础设施向军事用途转换；以地方基础设施 " 藏军于民 " 为框架，将日常的市政建设纳入战时动员预案。

日本还打破战后以来学术界不从事军事研究的禁忌。2025 年 6 月，关于将日本学术会议 " 法人化 " 的法案被强行通过，防卫省随即设立 " 防卫科学技术委员会 "，吸纳多名现役大学教授担任委员，以巨额研究经费推动学术界军事动员。日本媒体和学术团体批评这种正在全面成形的军产学联合体制，称其是 " 将在历史上留下难以磨灭的伤痕的暴行 "。

日本右翼势力 " 狂飙 " 与经济发展衰退交织，正在形成 " 军事扩张—资本获利—再推动军事扩张 " 的 " 战争经济 " 结构。这一结构以军需拉动产业，以出口反哺研发，以危机叙事巩固扩军 " 正当性 "，是一个不断自我强化的危险循环。

首先，日本扩军备武直接带动产业增长，" 以军兴商 " 的趋势愈发清晰。近年来，日本军工企业订单急剧增长。在 2024 财年财务报告中，日本三大重工巨头——三菱重工、川崎重工、IHI 公司均实现历史最高利润。截至今年 3 月底，3 家企业防卫业务订单积压量合计达 6.25 万亿日元，较上一财年增长 15%。曾被视为 " 累赘 " 的防卫事业，如今成为备受资本追捧的增长板块，" 防卫产业振兴 " 被包装为新的国家经济战略，深度嵌入日本政府的经济增长叙事之中。

其次，日本接连松绑武器出口限制，打开 " 以商养战 " 的关键通道，推动形成新的利益复合体。今年 4 月 18 日，日本与澳大利亚签署协议，确认出口 " 最上 " 级护卫舰，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出口具备杀伤能力的大型海军舰艇。4 月 21 日，高市政权正式修订 " 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 "，不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 5 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日本防卫产业加速向出口型转型，正被系统性转化为 " 经济增长点 "。同时，日本政界、军工企业、金融资本、智库与安全机构之间的利益联动重新浮现，类战前 " 军工复合体 " 结构正在重建。有学者不无担忧地指出，一旦日本将战争、武器生产和军备出口视为经济驱动力，其经济与军事将出现危险的深度融合。

最后，日本蓄意传播危机叙事，安全焦虑成为扩军借口。日本鼓吹所谓 " 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 中国海上威胁 " 等，并以此为由推动军费增长、导弹部署和基础设施军事化。今年的美菲 " 肩并肩 " 联合军演，日本自卫队不仅首次大规模派遣作战人员参演，还公然在菲律宾境内发射了 2 枚 88 式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结束以来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该行动的政治逻辑十分清晰：以实战化行动制造 " 安全紧迫感 "，为进一步扩军提供现实依据。

持续制造 " 危机感 " 维持扩军的社会共识，持续扩军维持 " 战争经济 " ——日本 " 以军兴商、以商养战 " 的危险循环正在形成：军需订单培育出依赖扩军的产业集团，这些集团反过来成为推动更激进安全政策的社会力量，使扩军从一项政策选择蜕变为一种结构惯性。

日本 " 战争经济 " 回潮既反映其国内经济结构的变化，也意味着战后东亚和平秩序正遭受新的系统性冲击。国际社会必须看清 " 战争经济 " 与右翼政治势力之间互相利用、强化的深层逻辑，以及由此带来的危险质变。

历史修正主义是 " 战争经济 " 的精神底座，" 战争经济 " 的扩张为右翼政治势力提供合法性与资源。高市早苗就任日本首相以来，不断以 " 安全环境变化 " 为由要求突破战后和平主义框架。今年 4 月，高市早苗在自民党大会上宣称，日本修宪 " 时机已到 "，力争 2027 年春季前在修宪动议方面取得一定进展。如此露骨表态，在日本历任首相中十分罕见。修宪的核心议题，是将自卫队写入宪法，赋予其完整的战争能力地位。更值得警惕的是，就在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的同一天，高市早苗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祭品、祭祀费，同步推进扩军决策与挑衅行为，以历史修正主义为 " 战争经济 " 背书。

军事扩张与资本利益相互驱动，正在造成严重的政治社会后果。防卫产业膨胀产生的就业岗位、股市红利与地方财政转移，将在日本培育越来越多认同乃至依赖 " 战争经济 " 的群体，不断侵蚀和平主义的社会基础。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指出，高市政权执意推动修宪、大幅扩军的路线侵蚀日本民主，也将对地区造成不良后果。

回顾历史，战后国际社会对日本施加严格的和平主义约束，根本原因在于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洲各国带来深重灾难，限制日本军事扩张、防止军工资本再度膨胀，构成战后秩序的重要支柱。如今，日本正从防卫费增长、武器出口、反击能力建设、军民融合等维度，对这一支柱进行系统性拆解。

日本 " 战争经济 " 抬头叠加历史修正主义倾向，意味着一个尚未彻底反省军国主义历史的国家，正在重构 " 军事—经济 " 体系，其危险性远超一般意义上的防卫产业扩张。历史一再证明，当一国经济体系开始以战争为增长逻辑，当军工订单成为拉动就业与产业增长的核心驱动力，当历史修正主义为扩军提供道德背书，这个国家就踏上了一条凶险的道路。

高市政权是日本 " 战争经济 " 进程的加速器。更危险之处，在于日本政治走向加速右倾所积累的结构性动能——那些曾经制约军国主义的法律框架、社会共识、国际压力遭受侵蚀，而 " 战争经济 " 的利益结构却在日本社会内部生根固化。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 80 周年。东京审判、《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和日本的 " 和平宪法 "，构成一套具备强制约束力的战后国际法体系。东京审判判定日本永久放弃武力扩张，绝非单纯的道德要求。日本重启武力扩张之路，等同于违反投降承诺与战后国际秩序，破坏亚太和平根基。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必须对日本 " 战争经济 " 回潮保持高度警惕，并以一切必要的方式，维护来之不易的地区和平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