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到这个孩子病了，其实他是这个家里病得最轻的一个。

这是一个普通的小学二年级男孩。

在老师们眼中，他近乎完美：热爱阅读，安静内敛，作文里总透出一种远超同龄人的深邃感。没有人发现他的异常，直到那堂心理课。

心理老师张萍布置了一份情绪表达作业，要求学生用文字或画笔呈现当下的内心世界。男孩交了作品——纸面上没有斑斓的色彩，只有一句平静而惊悚的独白，说自己想轻生。

课后，张萍找到孩子的其他科任老师，询问他们对他的印象。

" 学习好 "" 挺稳当 "" 是个好孩子 "，所有人给出的都是赞赏。很显然，没有人注意到平静躯壳下的那些隐秘伤痛。

在普遍存在的青少年精神困境里，这只是极其微小的切片。据《2025 中国精神心理健康蓝皮书》统计，心理问题首次确诊的平均年龄已降至 13.4 岁。据中国儿童心理卫生协会调查，2 至 12 岁儿童中已有 19.8% 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问题。

早在 2021 年，教育部就发布了《关于加强学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 " 每所中小学至少配备一名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 "。与 2012 年颁布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相比，这次的表述删去了 " 兼职 "。这标志着，配备专职心理老师成为全国每所中小学的硬性要求。于是，张萍等人走进校园。他们被赋予了 " 拆弹员 " 的厚望，被期待能瞬间 " 修好 " 那些孩子。

但并不是每个孩子都能被 " 修好 "。2025 年 6 月，内蒙古呼伦贝尔 13 岁残疾女孩小芸（化名）跳楼身亡。此前，她曾多次化名向学校心理老师写信求助，直白地写道，" 唯一的愿望就是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后者回了 6 封信，安慰她 " 过段时间就好了 "，却未将女孩想要轻生的念头告知家长。直到悲剧发生。

2026 年 2 月，法院一审判决学校承担 20% 的赔偿责任，理由是：学校发现学生情绪反应明显异常，应当及时通知家长，但心理老师选择了沉默。6 月 25 日，该案二审开庭，尚未宣判。

张萍发现，很多时候，心理老师并不具备处理极端危机的专业能力，甚至在法律和伦理的夹缝中左右为难，" 你看到这个孩子病了，其实他是这个家里病得最轻的一个 "。作为心理老师，更多时候，只能孤军奋战。

张萍在这所北方城市的小学工作 5 年了。

她经常碰到的情形是，一位老师气鼓鼓地把 " 不听话 " 的学生领到她这，" 这孩子有病，你给他看看。" 于是她几乎成了这座校园里，唯一能看到背后问题的那个人。

去年，张萍接手了一个二年级的班级，成为班主任。当时，这个班的情况是，换哪个老师开上课都 " 上不下去 "。前任班主任们告诉张萍，" 控制不了 "" 有病的太多 "。全班 42 个孩子里，随便一数，就有七八个 " 多动 " 的男孩，这还不包括有其他状况的。

校长把那个班交给她时，原话是：作为心理老师，你方便 " 监控 " 他们。

班里很多孩子的家长是外来务工人员——在港口旁跑大车的，早出晚归做小生意的，他们的教育方式通常以打压式为主。据她观察，不同年级的孩子面临的问题也不一样：一到三年级，主要是拒学；高年级的孩子，则以人际关系和学业压力为主。

张萍后来仔细复盘过那个想轻生的二年级男孩。

他的父母工作很忙，经常把他一个人锁在家。他们从图书馆给他借了很多书，禁止他看任何电子产品。也因此，老师们都说，这是个好孩子，读了很多书——包括很多不属于他的年龄段的书，所以写的作文很有思想。

可学校里，同学们聊的都是游戏，男孩插不上话。母亲态度坚决：聊游戏的孩子不能接触，会把孩子带坏。男孩很困惑：大家都在玩，为什么就我不能玩？这样一来，他跟别人根本无话可说。

张萍后来和孩子沟通过。他说父亲经常打他，有时候打得挺狠。" 你想啊，这个人平时根本不陪你，跟你没有互动。他每天就是上班、回家，后来之后发现你表现不好，就把你打一顿。" 张萍说，这只会让孩子觉得世界很冰冷。

后来，那个孩子升入了三年级。张萍特地叮嘱班主任要跟踪孩子的情况。那之后，她再没收到过有关那个孩子的消息。她猜测，也许是因为老师们觉得孩子 " 没什么问题 "，毕竟他们的工作本就繁琐。

在很多人的认知里，孩子的崩溃往往被归结为 " 突然逆反 " 或 " 抗压能力差 "。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姜涛在临床一线工作了 30 年，他说自己见过太多被认为 " 突然坏掉 " 的孩子。

但在医生眼里，很少有真正的 " 突然 "。

" 他们往往已经在压力之下支撑了很久，只是到了某一天再也撑不住了。" 接受《三联 · 生活周刊》采访时，姜涛说。很多看起来懂事、上进的孩子，可能只是为了换取父母的一点情感回应。一旦这种努力长期得不到回应，只换来更高的期待，崩溃便会发生。

这种崩溃，正在变得普遍。

据央视新闻，我国 6 至 16 岁在校学生精神障碍总患病率达 17.5%，这意味着每 6 个孩子中就有 1 人正承受心理困扰。相关统计进一步显示，我国高中生抑郁检出率高达 40%，初中生为 30%，就连小学生也达到了 10%。

在 17.5% 的患病率面前，心理老师是那个被政策推向台前、试图接住孩子的人。

" 学校没事的时候，心理老师很边缘。一出事，就觉得你是神，必须顶上。" 张萍这样描述心理老师的尴尬处境。

这种尴尬首先源于职业身份的模糊。在很多学校，心理老师并非专注于心理干预，而是被当作 " 哪里需要填哪里 " 的万金油。

深圳海之梦心理负责人及咨询师张红云在行业里干了 20 多年。工作中，她接触了大量中小学心理老师。" 大约 10 年前，一些学校开始配备心理老师。近年来，基本上所有学校都配备有心理老师，心理老师与学生的比例大约是 1：1000。" 但据她了解，大部分心理老师在学校没什么话语权。除了常规的心理课和咨询，他们往往被安排做很多与心理无关的事，比如写公众号、盖章，或者帮其他老师代课。

在某高中当心理老师的夏宇对这种 " 边缘感 " 深有体会。他的日常工作除了上课、做心理咨询外，还包括定期开展活动——比如心理健康月，在校园里做宣传栏。此外还有一些行政事务，比如在活动后写新闻稿、公众号推文，以及参加和自己 " 没什么关系 " 的学生成绩分析会议等。

即便和心理老师这个身份最相关的心理课，夏宇觉得也未必能起到作用。

" 领导们总觉得，上一节心理课，学生们就懂了。但完全不是这样。我们学心理学的，可能都是在学了好几年后，才慢慢地在情绪控制方面有所成长。学生两周甚至一个月上一节心理课，能学到什么呢？" 夏宇说，更何况，因为心理课没有考试，大部分学生都把它当成 " 放松课 " 来上，一个学期下来，有两三人能记住一部分课堂上的内容就很不错了。

在这种逻辑下，心理教育被简化成 " 不出事 " ——只要没有学生自杀，心理老师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此外，专业支持的匮乏也让夏宇感到 " 无力 "。

他说，区里倒是也会对心理老师进行培训。但大多是几百人去听的讲座，时间只有两三个小时。讲座中，老师们最常做的，是凑在一起吐槽工作。

" 实际上，很多心理老师都没有系统学习过危机干预，就算真碰到了事，也不知道如何专业地处理。" 夏宇说，为了学习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他在寒暑假自费报名了培训课程和讲座，" 很少有学校愿意报销我们参加这种小班制的课程费用。"

工作中的无力感，最终传导到了对孩子的干预效果上。因为没有足够的时间、专业的支持和系统性的家庭配合，很多心理老师发现，尽管自己拼命想要拽住孩子，但往往在家庭或社会环境的拉扯下，那根线轻易就断了。

" 你看到这个孩子病了，其实他是整个家里病得最轻的那个。" 张萍说。

在心理老师们看来，孩子们的绝大多数问题，都可以归结到家庭的养育模式上。比如，家长常常在孩子面前 " 甩锅 "，将本应自己负责的问题甩给别人。孩子久而久之就会模仿，甚至学会欺骗。更常见的是焦虑，有些家长习惯性地把自己对未来的焦虑一股脑倒给孩子，" 学习成绩不好，你以后就废了 "，或者不停地拿 " 别人家的孩子 " 做参照。

压力积累下来，每当提到成绩、考试、排名，孩子大脑中产生的不是动力，而是生理性恐慌。久而久之，" 不想上学 " 几乎成了必然——但在家长的逻辑中，这又成了 " 作 "，成了故意对抗。

夏宇在给学生做咨询的过程中经常发现，本来经过几次咨询，情况已有好转的孩子，在经历一次考试后，状态很快跌落下去，" 心理测评从 8 分跌到两三分 "。原因很简单：成绩发下来，父母的责骂如期而至。

张萍则观察到，低年级孩子的状态，几乎是家庭环境的写照。

她教过一个小男生，平时总是哭——做不出数学题会哭；别的同学打篮球，他不会打，也哭。" 这很有可能是父母在他小时候，没有主动引导，没有给他独立解决问题的空间和探索的机会。" 另一类极端的家长，则是以死相逼，威胁孩子，如果你再不好好学习，我就死给你看。

" 那孩子能不摆烂吗？" 张萍说，" 拒绝上学，他就不用承担自己学不会的后果了。"

去年，她处理过一个个案：一名四年级孩子连着几天拒绝上学，一到学校就说肚子疼。甚至有一次，家长送到校门口，孩子在家长离开后，没进学校，去公园溜达了一圈。

张萍了解下来发现，一方面，孩子性格本身内向；另一方面，也和他的家庭环境和学校有关。当时是四月，孩子的姐姐即将高考，姐姐会时不时发脾气。孩子觉得，姐姐已经上了那么好的高中，但依然不开心，由此对自己的未来产生担忧。也刚好是那段时间，母亲找到了一份工作，陪伴他的时间变少了；孩子很喜欢的班主任也休产假。在多重因素的叠加下，他对学校的抗拒爆发了。

那天，张萍从上午九点多，在门卫室陪着孩子和家长聊了两个多小时，最终孩子跟着老师去上了体育课。学校和家长都觉得 " 修好了 "，只有张萍知道并没有。

" 孩子肯定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其实那天聊过之后，没必要急着让他上学。" 张萍说，但学校希望在短时间内看到成效，家长也很功利。他们就一个目的，让孩子尽快上学。

张萍有些遗憾，她没有机会帮这个孩子解决更多问题。

新学期开始，她给孩子的母亲打电话做回访。母亲很惊讶：" 老师，您还记得这件事呢？" 电话里，她没有任何反思，只说姐姐考得不错，全家人的压力在高考后全部释放了。

" 但是问题依然存在啊。" 张萍总是碰到类似的家长，他们觉得没必要分析自己和孩子的相处模式、家庭氛围，只要孩子上了学，问题就都解决了，" 如果不深刻剖析，那么类似的事后期依然会发生。但很遗憾，这个孩子无法在学校进行长程的咨询，学校不会给我和他那么多时间。"

曹娜在一所小学心理老师的岗位上工作了六年。最开始，她总抱着 " 救世主 " 的心态。再后来，她发现自己 " 救不动 "。

" 很多家长忙于生计，连上班吃饱饭都是问题，遑论为了孩子做出改变了。"

她接手过一个一年级的个案。孩子频繁旷课、迟到。起因是母亲在她 5 岁那年，和她的继父结婚；又在她 6 岁时生了个弟弟。两个新成员的出现，让孩子感到失去了部分母爱，而脾气暴躁的继父也时常让她心生恐惧。

曹娜尝试和孩子的家长沟通，让他们接受专业的家庭治疗。但后者没有接受她的方案。现在，她只能每周帮孩子做一些沙盘和干预。

对于 " 有问题 " 的孩子，家长们通常有两种极端的反应。一种是两手一摊，表示自己无能为力，请老师 " 帮忙 "；另一种是把责任都推给学校，一切问题由学校负责。

" 很多孩子的家庭状况很糟糕。父母离婚，或是正在闹离婚。成年人处理不好自己的问题，压力转嫁到孩子身上。孩子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甚至有家长跟孩子说，如果不是为了你，我早跟你爸离婚了。" 曹娜说，她几次试图和家长沟通，但发现确实 " 沟通不了 "。

曹娜时常觉得，对于这些孩子，只有自己在 " 使劲 "。

班主任的诉求通常很务实：只要孩子在班上 " 不出什么问题，遵守纪律，不打架 " 就行。在评价体系里，成绩永远被摆在第一位。

" 他们看不到孩子的困境。" 曹娜说，有些孩子，父母闹离婚，或者每天吵架，但他们还是被要求静下心来学习，按时完成作业，考试考好。" 对于小孩来说，这些要求太严苛了。"

严苛的还有孩子们的成长空间。

曹娜发现，现在的小孩出现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的状况越来越多了。她听过一个脑科学专家的讲座，那位专家说，究其原因，是因为孩子小的时候，该跑、该爬、该去户外的时候，没有进行活动，让大脑得不到感统发育的机会。所以上学后，该静下来的时候，他就静不下来。

" 他们天天面对的都是钢筋混凝土，没时间接触那些花花草草。" 张萍认为，低龄孩子出现心理问题，与他们的生活环境有很大关系，" 养过狗的人都知道，狗小的时候都会拆家，因为它在长牙，不啃东西难受。小孩也是一样，他们手摸这摸那不是不专心听课，而是在探索世界。如果孩子们对真实世界的感知能力被剥夺了。你让他的大脑怎么发育呢？"

张萍尝试在系统内部开一道小口。她的班级是年级里最自由的一个，她会给孩子留出大量自由活动的时间。但在更庞大的系统里，大多数孩子依然被推着向前走。

曹娜接手过一些被学习压得喘不过气的孩子。最近，一名六年级女生告诉她，自己每天上课到晚上 10 点多，十一二点睡觉，周六要上一整天补习班，寒暑假也被填满。女孩说，觉得生活很无聊，活着没有意义。曹娜有些担忧，如果孩子没有一点空余时间，每天被 " 压榨 " 着学习，那么到了初高中，她的学习动力会非常低。

有时，这种 " 低动力 " 甚至是崩溃的前兆。她还接触过一个六年级就被确诊为重度抑郁的孩子。他在学校用头撞墙，用小刀划手。那个孩子告诉她，撞墙是因为自己 " 头痛欲裂 "，" 很难受 "。

他生活在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父母没有离婚，但父亲在另一个城市组建了新的家庭，妈妈每次都让孩子去找父亲讨生活费，并把自己对生活全部抱怨都倒给孩子。孩子很爱妈妈，也心疼妈妈，但他承担了母亲全部的情绪，这些情绪无法释放，就出现了病理性状况。

夏宇能真切地看到学生们的 " 累 " ——他们早上 6 点起床，学到晚上 11 点。大概一两周，才有一节课可以自由活动。他也理解家长那些实打实的担忧。考不上公办本科，未来的路可能会很难走。" 这是一个系统性难题。" 夏宇说，社会形势让家长和学校逼着孩子学习，但孩子们还太小，他们无法理解未来的竞争，只能感受到当下的窒息。

咨询中，10 个学生中有 9 个会告诉夏宇，学习太累或压力太大。剩下的那个是学霸，他会焦虑自己某次考试失利。

除了学习压力，对于自身存在的情绪问题，他们还表现出病耻感。

很多学生即便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也不敢走进咨询室，怕贴上 " 心理有问题 " 的标签。通常，只有在压力大到影响正常生活，或者班主任发现孩子经常与人冲突、被孤立、甚至有自残、自杀迹象时，才会被强行带到心理老师面前。

家长们则对心理咨询表现得更加抗拒。很少有家长承认孩子病了。在夏宇接触的案例中，只有两成学生会主动向学校说明情况，有时即便老师刨根问底，家长也会想方设法隐瞒。

" 家长总觉得，孩子只要送到学校，学校就要负责到底。" 夏宇说，这导致了某种责任转嫁，学校不得不追着家长跟进学生的情况，盯着他们就诊、复诊。

但精力有限是最现实的问题。

夏宇需要负责一个年级 800 到 1000 名学生，据他了解，有的学校，班级里存在心理问题的孩子比例能达到 10%。这意味着，心理老师没法把注意力放在每一位有需要的学生身上，更没有时间去跟进那些 " 还没达到危机程度 " 的孩子。

孩子们似乎变得越来越 " 脆弱 " 了——这是江惠的感受。

她做了 16 年心理老师。在政府还没有硬性要求中小学配备心理老师的年代，她就转行学了心理，着手负责学生们的心理教育。

" 以前的孩子被父母或老师批评几句，也不会往死胡同钻。父母也相对理性，对于老师的批评、建议，都还算配合。" 江惠发现，新冠疫情之后变化尤其明显。很多父母自身处在无限的焦虑、疲惫和无助中，进而影响到家庭氛围。而孩子是其中最弱小的那个，他们只能成为情绪的接收器。生计压力下，孩子的成绩波动往往成为压垮家庭的最后一根稻草。江惠听过孩子转述家长的抱怨：" 要不是因为你，我们才不会怎么怎么样。"

作家梁鸿谈及青少年心理危机时，曾引用一位专业人士的洞察：我们正处于一个 " 全球焦虑的时代 "，而青少年在我们的社会结构中，像一个神经末梢般承受着社会层层传导而来的压力。

这种压力传导，自然会带来残酷的现实。江惠所在的城市，去年抽样检测显示，某区 40% 的学生出现了焦虑、失眠等心理问题。" 你无法想象。" 江惠说，" 当孩子把自己的胳膊划得鲜血淋漓的时候，她告诉你，‘老师，我觉得此刻的痛都没有我心里那么痛’。"

她家访过一个孩子。那个孩子每天上学臭烘烘的，没人理他。江惠走进他的家，发现他住在一个小小的阁楼上，只有一张床，床尾不远处就是马桶。家访时，一只老鼠从他的被窝里窜出来。孩子说，父母离婚了，母亲不管他，父亲在很远的地方打工。那只老鼠是他的好朋友，他有时会把吃剩的东西带回去喂它。

" 心理学上有句话，所见即是疗愈。" 江惠说，那一刻她知道没办法帮助对方太多，只能这样安慰自己——只要被看到，被承认，就是一种疗愈。

为了建立这种 " 看到 " 的可能，她尝试过很多办法——把家长请到学校，让他们体验在学校里坐一天的感觉；或者让班主任故意示弱，请某个 " 自以为是 " 的家长来班级做一天协管员。这些步骤之后，多半家长能体会到孩子的处境。

曹娜也已经放下了 " 救世主 " 心态。她觉得，自己工作的最大价值，就是成为一道 " 防火墙 "：在孩子遇到危机时及时干预，约谈家长，或建议他们到医院获取专业帮助。尽量避免孩子走到 " 抑郁已经很严重，但还没有人理解 " 的状态。

能让这些心理老师坚持下来的，往往是那些极其微小的信任。

江惠记得，曾经有个男孩红着脸跑过来跟她讲，" 老师，我去跟我喜欢的女孩表白了 "，然后满心欢喜地离开咨询室。他不在乎成不成，也不需要心理老师帮他分析，他只是笃定，这个老师不会嘲笑他，也不会告诉他的家长和班主任。

也许因为更深的从业经验，江惠总能看到事物更好的那面。她学过一个词，叫做 " 塘鱼兼治 "，既要关注生病的鱼，也要改善鱼赖以生存的水质。虽然大环境很难改变，家庭相处模式很难改变，但她觉得，学校或许能成为一个让孩子感到安全和接纳的避难所。

在这些心理老师眼中，脆弱的孩子需要一张由学校、医院、家庭和社会共同织就的网。而现实中，由于家庭缺位和社会支持系统断裂，心理老师往往成了唯一的那根线。

单靠一根线很难真正织成一张网。但江惠说，她还是想尽量守在那儿，毕竟只要那些隐秘的伤痛被看见，疗愈就已经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