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高考结束后，河南一名贫困家庭的女学生以699分的高分，报考了清华大学卓医专业。这本是一个励志故事，却不曾想，她的选择竟将自己推向舆论漩涡——"高分学医"一事，受到了网友"劝退"。

不少人认为，对贫困家庭而言，要经历医学本硕博连读，加之博士后、规培等漫长过程，即便最终成为一名医生，也未必可以过上地位高、收入高的体面生活。

"学医不再是好选择。"这并非局外人的判断，而是数据指向。

今年毕业季，全国不少医学院校录取分数线下降。以汇聚国内最多三甲医院的广东省为例，南方医科大学和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的5年制临床医学最低投档位次，分别较去年下跌1万余和4000余位。

此外，据齐鲁晚报，山东26所高校的41个临床医学专业中，39个专业的投档位次全部下滑。山东第一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位次下跌超1万；清华大学在浙江的临床医学录取位次也从59名滑到256名。江苏大学临床医学（五年制）的最低投档位次从2025年的43571名降至2026年的78921名，下滑超3.5万名。

与此同时，江苏扬州大学的动物医学投档线为583分，反超了临床医学，引发"人医"不如"兽医"的探讨。

在AI焦虑下，一项理论上更小概率被代替，且总体上受益于资历与经验的"稳定职业"，为何会遇冷？

个体的选择，或许可以部分回答这个问题。

南风窗采访了不同领域的受访者，包括准在读及在校医学生、8年学医后改行的医学生、在职医生，以及工作多年后转行的执业医师、医疗领域的专家等等。

有人因坚持报考医学院，收到了铺天盖地的"劝退"；有人完整读完八年临床专业，却在比预期低的薪酬、临床与科研并行的考核压力下，转行进了企业工作。

有人被三年规培生活"折磨"得不堪其苦，在入职医院后不久就辞职。

作为社会救死扶伤的核心职业，医生的处境，直接关联全民对生命健康和生活福祉的合理预期。关心这个群体，就是在凝视一面映照社会自身的镜子，它既折射出我们如何对待那些站在生死之间的人，也预示着我们终将被如何对待。

2026年7月，河南考生韦思确定了自己最终的志愿表：从第一行到最后一行，全都是医学院。

由于从小体弱多病，常跑医院，她很早就立誓，将来要做一名治病救人的医生。但还未启航，大数据就将海量信息和焦虑同时冲上岸。

填志愿前，韦思反复刷到规劝考生不要学医的帖子。理由大多是：学习苦，工作更苦，全年无休；学期长，前景不定；收入相较以前下降严重，医生也不再普遍受人尊重。

当她发布自己的志愿帖文，一夜之间就收到数十条私信，大部分都在劝她谨慎，比如"30岁之前挣不到钱，但你的同龄同学朋友在这期间可能已经买车买房了，你会发现你的人生落后别人一大截。"还有自称小县城医生的网友抱怨道："我们这里的三甲医院都发不出工资了。"

大三学生张诞就在规劝者之中，他在一所医学院念五年制临床专业。留言时，他刚经历完期末月，已连续20多天每天只睡3小时或通宵，"连续熬夜30个小时是常事"。他怀疑自己可能等不到完成学业就想退出。

学医十年、转行一年的明悦则在韦思的评论区诉苦："高中三年的苦和累，比学医不足万分之一。可毕业后，我连医院的门都进不去。"如今，明悦在企业工作，过着"886"的生活，但她依然觉得，"比在医院每个月8个夜班、全年无休好得多。"

韦思深知，这些声音，只能代表部分负面经历和情绪。她也犹豫、纠结过，即便最终坚定下来，但要立刻消化这些"劝退之声"并不容易，她意识到，自己即将踏上一条与叹息同行的路。

目前，中国主流的临床医生培养机制大致为以下几类：5年制本科+考研或保研路径；5年本科+3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5+3"一体化机制；"8年制"本博连读；以及主要面向农村和社区的"3年临床医学专科教育+2年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全科医生培养机制。

无论哪种机制，培养周期都相当漫长。但如今，高门槛的学习周期和技术壁垒，与更高的社会地位与收入，渐渐脱节。

陕西省山阳县卫生健康局原副局长，中国健康管理协会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分会常务理事徐毓才在多年前就感受到了变化，他告诉南风窗，"医学院报考人数下降不是一朝一夕出现的。医生报酬问题、职业环境问题、医院的经营问题，也不是近几年才出现的。"

而这些问题，近年来被密集地推送到人们眼前。

今年高考季，与临床医学录取分数下降形成对比的，是部分院校的动物医学专业录取走高。比如扬州大学动物医学专业的投档线，就比临床医学高出22分。浙江农林大学的动物医学位次比去年提升近5000名、金华职业技术大学的动物医学同比跃升7000多名。

一冷一热之间，"给人看病不如给动物看病"的调侃，一度甚嚣尘上。

徐毓才认为，这份反差，首先从薪资待遇上体现，"给动物看病，看多少钱，就能拿到多少钱。当一个行业里劳动付出的回报比较高，就会有更多人愿意去干。"

但这并不能代表可以片面解读为"兽医"高于"人医"。当前，医疗行业和医生群体整体仍处于稳定状态，"但职业的稳定性不代表每个从业人员个体的稳定性"，徐毓才提醒，"每个人都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的，当他见到周边具体的医务人员工作情况，家里大人的情况，各方面都可能造成一个年轻人对于医生这份职业的未来持不乐观态度。"

2024年，晓洁完成了南方一所知名院校的本硕博连读八年制学业，两年后的今天，她是一家医疗器械公司的医学经理。还在校时，晓洁就先后在医疗公司、医药公司和器械公司做过实习，甚至尝试做过保险经纪人。直到毕业前夕，她已十分确信，自己不会成为一名医生了。

尽管那曾是她18岁的理想。填报志愿时，晓洁对医生这份职业抱着一种朴素但局限的期待："可以治病救人，社会地位不错，每周只需要坐诊两三天。"

"想象中的医生"和作为一名医学生实际接触到的医生，二者之间存在着无数条逐渐分裂的缝隙，八年过去，它们织成了一张大网，笼罩在晓洁头顶，遮住了她年少时想象的光鲜亮丽的职业蓝图。

入校没多久，晓洁就发现，在今天做一名医生，"看病治疗只会占用很少时间"，更多时间需要花在科研、教学与其他行政琐事上。从医学生到医生，他们需要接受的不只是专业技术的考验，还有几乎同等占比的科研考核。

约自大三起，晓洁就在群里见到不少师兄师姐发实验室的招人信息。她了解到，本科毕业后选择研究生导师时，最重要的标准就是文章质量与数量。到了临近本科毕业的时候，几乎一半同学都不去上大课，而是跑去实验室做实验。

如今，全国大部分公立医院，都要求医生将临床与科研并重，医生不得不利用大量休息时间加班。

"也许是由于编制有限，为了压缩人力成本，医院倾向于让一名医生同时完成临床和科研两项工作。"与此同时，全国公立医院设置的"国考"（即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中包含了科研指标，为了在"国考"中取得高分，医院将科研压力层层传导至临床医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立项数也因此成为许多医院内部考核医生的重要标准。

她能理解，科研作为评判一名医生优秀的标准，在程序上有其合理性，也更好量化。但与大部分报考临床的人一样，晓洁的初心是"治病救人，做个好医生"。她始终坚信，一名医生的职业成就感来源，仍然更多是病房和诊室里实打实的治愈成效和患者反馈。

然而，真正到医院实习后，晓洁才发现，除了科研，一名医生的真实工作生态，还比自己想象中复杂很多。

大六那年，晓洁在医院呼吸科轮转实习。一天早会上，科主任提及某款集采药最近开得太少了，需要多开一些。

2019年，国家医保局开始在全国选择30个城市开展DRG（Diagnosis Related Groups）付费改革试点。这是一种有别于过去按项目收费的医疗支付方式，医院根据患者所患疾病的诊断及治疗所需的资源消耗，将患者划分到不同组别。每个DRG组别都有一定范围内的打包定价，超支部分则需医院自行承担。

这改变了医院经营逻辑。医生不仅要治好病，还必须会算账、控制成本，医院运营不得不开启精细化管理模式。

"患者就医时仍然按照实际发生项目产生医疗账单，患者支付个人自付部分。但等患者出院后，医院需要按照该病组预先核定的DRG 打包定额，如果实际收治的成本低于这个定额，结余部分就可以归医院。但如果实际收治成本高于定额，超出部分就需要医院承担。"

科研的压力和临床的精打细算之下，收入还在承压。

比晓洁晚一年毕业的葛君杰，同样读完了八年制临床医学，毕业后也没有当医生。2025年，葛君杰毕业时，就已听说医生开始大幅度降薪了。身边的医生告诉他，曾经年终奖到手能拿4万多元，那年却缩到最多6000元。

2025年6月，市场研究机构华医网发布了对近3万名医务人员做的《医疗人才2024年薪资及就业调研报告》，报告显示，参与调研的医务人员2024年薪酬下降的占比达57.9%，且主要来自绩效奖金的降低。

如今，葛君杰在上海一家医药企业做研发工作，与在超一线城市三甲医院工作的一位同学相比，葛君杰的工资几乎翻倍。而同样在企业工作的晓洁估摸了一下，当初如果进医院，需要花4-5年才能达到自己如今的收入水平。

晓洁与葛君杰离开了待了8年的医学院，如果按照常规路径，不久之后，他们将进入医院规培。

规培的全称为"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是一项自美国引进的培训制度，旨在为各地各级医院培养"合格的医生"。2013年至2014年，规培制度开始在全国大面积推广。2022年，规培制度被正式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此后，几乎每一位从事临床工作的医学生，都要经历2～3年甚至更久的规培生涯，才能正式成为一名医生。

但由于各地医疗资源不均，加之劳动保障与配套机制尚不健全（部分地区、医院已开始落实保障），规培生往往处于医院权力结构底层，承担着超负荷的工作量，拿着远低于正式员工的薪酬。

晓洁了解到，当年，本校的"5年制"的专业型硕士规培生，收入曾低至每月仅520元。而她的一位骨科同学，在规培期间需要与另一名实习生一起管20多张床。

从一所"985大学"医学院毕业的研究生明悦认为，自己就是被三年规培压垮了对医学的热情。

2023年，明悦进入一家医院规培，在这里，她认为自己遭到了职场霸凌。她亲眼看见，因为写病历不熟练，领导将刚来一个月的规培生"骂了一个下午"，最后还把病历扔到了规培生脸上。后来，轮转到其中一个科室时，明悦发现，这里的许多医生自己都不会写病历。

不仅如此，她表示，"规培生被要求全天待在办公室里，有医生却可以下午不来"。值班室有临时床，只给医生偶尔午休用，规培生则只能趴在桌上休息。规培生也需要上夜班，每个月至少8个夜班，每次30多个小时。每次夜班的补贴，只有25元至50元。

"累不是主要问题，主要是不被尊重。"明悦认为。

徐毓才认为，规培制度的初衷是好的，"是希望通过规范化的医学教育，让每个医生的水平趋于同质化。"这是我国医学教育在过去几十年来实践得出的客观需要。在过去，由于医学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和缺乏标准，不同地区的医生专业水平可能差距很大。

"但当我们把一个制度普遍推开的时候，我们的政策配套是否足够？"徐毓才提醒，"（规培）这套制度是从国外学来的，但制度配套的待遇保障、教学质量、规培生的岗位职责、权益保障，一整套都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规培结束后，明悦终于进入一家三甲医院工作，这是她学医十年才抵达的起点。但只干了三个多月，她就裸辞了。辞职的时候，她还没想好要去干什么，只是明确地知道，自己不想待在医院里。

如今，她在企业工作，加班同样是常态，几乎每天都需要在工位待12个小时。但相较于医院，明悦确信现在的状态更适合自己。

但规培之后，即便成为了在职医生，也并不能放轻松。

在一家三甲医院做了17年临床医生的武翊，即将可以评选正高职称，但在这个节点上，回望过去十几年的从医经历，他仍然觉得，自己"不排除转行的可能性"。

十年前，武翊曾在上海顶级医院进修，但当年带教他的几个教授级别的医生，"现在很多都已经离职了"。

工作17年来，武翊每周都会值班，每次从晚上5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一次值班费是200元。有时在值完一次夜班后，医生还需要查房或连续出门诊，但还会遭到病人的无理投诉。

"病人的投诉是0成本的，"武翊说，比如患者觉得费用贵，会怪医生"乱用药"，"有病人觉得来医院就像去商场买东西一样，我给了你钱，就要马上得到满意的东西。"

他还没有离开，但另一些人，已经做出了选择。

2017年，谭伊从做了6年的麻醉医生岗位辞职了。如今，她是一名文科行业的博士生，"弃医从文"，她这么调侃自己。

二十年前，谭伊不顾父母劝阻，坚持将自己的第一志愿填为某"985大学"医学院的临床医学专业。五年后，她入职了某二线城市的一所三甲医院，如愿成为一名麻醉医生。当时，基础工资加上奖金，她的月薪为4000多元。

目前，我国麻醉医生数量一直存在缺口。入职后，谭伊的工作状态，就是一台接着一台手术连轴转。逐渐地，她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手术机器，开始感受不到白天黑夜的变化，耳边只有此起彼伏的仪器"滴滴声"。手术数量虽然与医生的绩效工资挂钩，但关联度并不十分紧密。多做几十台手术，麻醉医生只会多得"千八百"元。

谭伊感觉，大部分医生应该和她一样，"宁愿多休息会儿，也不要这千八百的"。她连续工作时间最长的一次，是从早上8点一直到晚上8点，半夜又被电话叫回医院几次，贯穿到第二天早上8点，接着上一整天班。当时，她感觉自己"脚底踩着棉花"，体力仿佛被抽干，但"精神必须扛住"。

做麻醉医生那几年，谭伊的手机从没关过机，有时连洗澡都不得不带在身边。她专门测量过，值班室的座机一响，自己的心率可以在一瞬间飙到120次/分。

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产科患者数量和手术量激增。彼时，谭伊在一家省妇幼工作，一天晚上，她坐救护车回了三趟医院。那天严格来说不是她的夜班，但医院分为一线的夜班医生和二线的待命医生，正在二线轮班的谭伊必须随叫随到。

一次完整的夜班，则是从晚上6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她回忆，当时的加班费是200元。

2015年，中国医师协会发布的《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显示，超三成医师每周工作60小时以上，全国仅6%医师月收入过万。三年后的另一份白皮书则披露，医师的平均工作时间，远高于"职工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的国家规定。

不过，如果只是工作强度带来的疲惫，谭伊自认为还不至于对这份职业的神圣性"祛魅"。真正让她决心离开的，是在复杂的职场人际、医患关系等磨损下，"只是治病救人"的初衷逐渐被稀释了。

工作第四年的时候，谭伊所在医院发生了一起伤医事件。一名新生儿家属向儿科主任泼了硫酸，导致后者全面部重度毁容。那名家属是一个母亲，早在产检时，她就被医院提醒胎儿可能有先天畸形，可她没有听劝，坚持将孩子生了下来，果然是畸形儿。带着孩子在儿科就诊的时候，她对整个科室都产生了怨气。

由于麻醉医师不必坐诊，无需直接与患者家属接触，谭伊从未想过医闹事件会与自己有关。但儿科主任的遭遇，还是让她"脊背一凉"，"我会觉得，我们读了这么多年书，奉献了这么多年，得到的回报就是这样的吗？"

对外，医生必须愈加谨慎，在医院内部，谭伊也自认为没有得到良好的对待。

一次下夜班后，谭伊回到家，在强烈的困意下倒头就睡，错过了科室领导的电话，领导要求她立刻赶去医院，开一个行政会议。尽管此前没收到任何会议通知，但由于缺席，她还是被要求写了检讨。

类似的事情层出不穷，谭伊感觉到枷锁在变紧，"本职工作已经很累了，行政工作再来一层，可能还有一些大小领导一起来压（我），让我感觉我不是来治病救人的。"

与其他职场一样，医院内部，科室内部，也都有着微型的社会生态。"科室与科室之间有斗争，科室内部也有斗争"，多年过去，谭伊仍然认为，她的性格不适合太复杂的职场环境。

她还记得，自己所在科室的一名护士怀孕，与大部分医护人员一样，一直工作到临产。但由于出现了先兆流产，那名护士便不得不提前休了病假。科室其他人却商量着，把她的月底奖金分给大家。"瓜分到每个人头上其实也就200多块钱，但（科室）对于一个坚持干到生产的孕妇，不该给一点人文关怀和慰问吗？"谭伊感到又悲又愤，她预料不到，类似处境将来是否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她甚至觉得，同样是拿刀的，理发店里的理发师也许比她们更受尊重，"挂个号十几块钱，剪个发几十几百块钱，还会对理发师说声谢谢。"

离开医院的时候，谭伊的月薪只有1万元出头，距离她刚参加工作时的工资，只涨了2000元左右。

与不少医学生一样，入校时，谭伊宣读了源自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的"希波克拉底誓言"，核心内容大致可以概括为——将病人的健康与福祉置于首位。

就像希波克拉底誓言所阐述的那样，谭伊崇仰医生这份职业承载的神圣感和使命感，"我是一个需要得到充分认同感和尊重的人。"但真正成为一名医生后，她逐渐感觉到，医生与患者的关系无法那么纯粹，一名好医生可以竭尽全力为病人着想，可谁来为他/她着想？

葛君杰感觉，约是在疫情结束后，医护群体在公共舆论里的印象开始发生改变。一些曝光、网暴医生的行为开始增加，"但医院并没有保护他们的医生"。葛君杰认为，作为一种具有公共功能的职业，医生不该被这样对待。

采访里，不少医生与医学生都主动提到了近年来发生的医患相关新闻。

比如发生于2025年8月的河南周口某医院的妇产科医生跳楼自杀一事，将产妇从羊水栓塞中拯救过来的邵医生，却因切除了产妇子宫，被后者家属网暴，最终不堪侮辱选择自杀。

葛君杰知道，如今，有一种专门打医疗官司的团队，致力于替患者向医院索要高额赔偿或"把医生送进去"。他在网上刷到过有人自称"律师"对大家科普，"如果想要医院多赔钱，就一定要走司法鉴定，不要走医疗事故鉴定。因为医疗事故鉴定往往对患方更不利。"

"现在，医学是唯一一个，你读到博士之后，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进入你的诊室骂你的职业。"葛君杰感到心寒。他想起还在校时，自己的导师在一名患者的请求下，破例为其加号就诊，但由于给出的治疗方案与其他医院给出的差不多，患者家属便到网上散播"避雷XX医生"的言论。

"明明是医生加班给你看，你还倒打一耙。"这件事成为推动葛君杰改行离开医院的导火索之一。

徐毓才提到一个概念，叫"柠檬现象"，"柠檬要坏是从里面开始坏的，外面看起来，它可能还好着。"如今，外部仍有许多人对医生持以神化的幻想，认为医生收入、地位高，体面，前途好，但行业内部的职业环境和待遇变化，在更少年轻人愿意学医的客观现实里渗出来。

"医生应该是有情怀，有文化，知识水平较高、心理比较健康，各方面有追求、有情怀、有担当的一群人。"徐毓才认为，这样一群人，在世界范围内都理应受到全社会的尊重，也应该得到更多的报酬。就像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提出的："在一个社会中，医生和律师的劳动报酬应该比较高，因为我们把健康委托于医生，而把财产有时甚至是生命和名誉委托于律师。"

但医院具有性质上的特殊性，它同时是重要的社会公共服务机构，也是不得不自负盈亏的经营机构。

在运营压力、政策变化等环境下，"医院变得不太像医院了，"徐毓才说，"于是，当一个医学生从象牙塔里出来以后，他可能会发现现实和想象不一样，医院不是在学校里老师说的样子。"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医保专委会委员、中国医疗保险研究会公立医院医保管理专委会常委梁嘉琳告诉南风窗，对于医生群体的困境，仍然有不少措施可以考虑。比如建立"医生助理制度"，为医生配备定位为行政人员的助理。"现在，一个中国三甲医院的门诊医生一天可能要看30个以上的病人"，强度大，精准度要求高，"医生助理就可以分担一些非医疗性事务，比如医患沟通、病历录入。"

梁嘉琳提到，如今，不少精细化管理水平较高的医院都有值得参考的经验，比如"交叉补贴机制"："允许部分科室、部分病种出现医保亏损，然后用其他地方的盈余部分去补贴亏损。"梁嘉琳认为，这有助于提升医疗机构在各项医保政策中的依从性。

作为一项具有充分公共服务性质的机构，医院就像整个社会生命健康的晴雨表，医生的生存境况，也无形中拷问着人们心中与社会建立的信任契约。

谭伊还记得，约在工作第4年的时候，她接诊过一位近50岁的高龄孕妇。夫妇俩对医护人员都很客气，因为入院时间晚，"（他们）一个劲儿地跟我们说真不好意思，晚上让我们来干活"。即便这是医生该做的，谭伊仍然感到一股被看见的温暖。

做剖宫产手术的时候，谭伊与产妇聊天，得知这是她的头胎，此前，夫妻俩因为迟迟未能生育，便收养了亲戚家的一个女儿。如今，母亲意外怀孕，女儿也很支持她将孩子生下来。

那是一种对生命的纯粹渴望与珍爱，是谭伊最初做医生时所期待的，人与人产生连接时，明亮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