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蜡笔小新今天去日本上学,放学后可能也得去补习班。
我们熟悉的日本童年,是小新背着书包,和风间、正男他们在街上疯跑,回家以后继续折腾美伢。
《3 年 B 组金八先生》里的学生,有早恋、家庭矛盾、同学关系和青春期那些乱七八糟的烦恼。在影视作品里,日本学校很少给人一种 " 放学以后还要接着卷 " 的感觉,学校是学校,童年是童年。
可今天,日本一些公立学校却在做一件看起来很 " 反日本印象 " 的事情:
不少地方公办初高中开始办补习班,而且免费上。
像是东京丰岛区的区立中学有 " 地域未来塾 ",学生放学后留下来完成作业、复习功课;文京区的区立中学也有放学后的学习支援;江户川区则曾经把学习时间安排到晚上 8 点。
一个曾经努力给孩子减负、让学校 " 松下来 " 的教育体系,为什么又开始把学习时间延伸到放学以后?

把时间倒回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你会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日本。
战后日本经济起飞,高中生升学率从 1954 年的约 50% 一路飙升到 1965 年的约 74%。大学门槛没有同步放宽。1962 年,广岛市及周边地区中学生入塾率已达 30.3%。战后第一次婴儿潮学生涌入高中," 学历决定收入 " 成为社会共识,补习班进入第一次爆发式增长。
1966 年,日本半数以上公立学校已在正常课时之外为升学考试组织课后补习。

六十年代日本城市街头
进入七十年代,升学竞争演变成社会问题。媒体频繁用 " 考试战争 "" 教育过热 " 描述当下的升学压力,报刊大量报道学生背负的学习负担。1976 年,《朝日新闻》还围绕 " 考试战争 " 推出系列报道。
面对这种局面,日本开始给学生减负。
修订学习指导要领,删减小学、初中课程内容,压缩授课时长,提出 " 宽裕和充实 " 的改革方向。
之后 1989 年、1998 年又多次调整课程,2002 年公立学校全面推行五日制。
改革希望学生打好基础知识的同时,有余力去体验、思考,参加各类课外活动。

可宽松教育很快遭遇现实难题:学校课业减下来了,升学考试的压力却没有跟着下降。原本落在校内的应试学习,就此向外转移。

宽松教育每松一寸,补习班就扩张一步。
日本的补习班真正让人吃惊的地方,不只是数量庞大,而是它一步步侵占孩子越来越早、越来越长的学习时间。
1976 年,日本文部科学省开展首次全国性通塾率调查——所谓 " 通塾率 ",指的是在校学生参加学习塾、补习班等校外教育机构的比例。数据显示,当年初中生通塾率为 38.0%,小学生为 12.0%。
到 1985 年,初中生通塾率升至 44.5%;1993 年达到 59.5%,初三学生更是达到 67.1%。也就是说,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日本每三个初三学生里,就有两个放学后要前往补习班。小学生也早已脱离偶尔补课的状态,1993 年已有 23.6% 的小学生参加补习班。

孩子进入补习班的年龄也在不断提前,中学升学考试就是典型代表。
日本私立中学的选拔考试安排在小学毕业之前,不少家庭从小学四、五年级就启动备考。孩子白天在校上课,放学之后奔赴补习班,周末参加模拟考试,寒暑假还要参与集中讲习。进入六年级,孩子的生活里就多出了一套独立于学校之外的完整课程体系。
这种高强度的备考日常,在日本社会十分普遍。不少家庭的生活重心,都围绕补习班的进度展开。孩子往返于学校与补习班之间,家长要持续关注考试成绩、升学志愿,不断为孩子规划备考路径。补习班不再只是课余的补充,而是深度嵌入孩子日常的生活之中。
补习班的影响还进一步下沉到更低龄的儿童群体。日本兴起面向小学低年级的 " 先取り学习 ",部分补习班在小学阶段就超前讲授中学知识;中学升学补习班也把应试训练前置到小学四、五年级。孩子还没有升入中学,升学备战就已经拉开序幕。
进入 21 世纪,日本少子化加剧,学生生源持续缩水,整个补习行业的总收入反而实现了大幅增长:2004 年行业整体销售额为 3100 亿日元,2024 年增至 5850 亿日元,20 年间规模接近翻倍。
行业呈现明显的马太效应,中小型补习班生存压力加剧,头部企业不断抢占市场。其中早稻田 Academy 连续 15 个财年实现营收增长,2026 年 3 月期销售额达到 376 亿日元。
补习班内部也逐渐形成了清晰的层级体系。四谷大塚将模拟考试、配套教材与升学判定融为一体;日能研搭建起整套私立中学应试的专业流程;SAPIX 则主攻开成、麻布这类顶尖难关中学。对学生而言,问题不再只是要不要上补习班,而是要选择哪一家补习班、进入哪个班级、考试排名多少、确立怎样的升学目标。

这一时期,日本媒体提出了一个概念:" 塾歴社会 "。它描述的是一个已成型的现实。孩子从小学开始,先在补习班上课,参加补习机构组织的模拟考试,拿到一个反映全国排名的偏差值分数(日本衡量学生学力排名的指标,以 50 为平均值),再根据这个分数划定能报考哪所学校。
整个升学链条的核心节点,全部掌握在补习班手里。
至此,补习班早已不只是放学后短暂的补课场所,它演变成日本孩子放学后的 " 第二所学校 "。而随之而来的现实问题也由此显现:这所第二所学校,并不提供免费教育。

电视剧《二月的胜者》还原了日本家庭的日常。剧中的六年级学生,白天在普通公立小学上课,放学之后就前往中学受验塾,晚上上课、做题、参加模拟测验。
家长日常交流的话题,大多围绕孩子的偏差值、报考志愿和下一次模拟考试。剧集聚焦中学受验塾,是因为日本私立中学升学竞争,将备考时间大幅前置,很多孩子从小学高年级,就开始接受补习班的系统训练。
不少家庭的教育开销随之上涨。2026 年,东京一个准备报考私立中学的四年级孩子,如果进入 SAPIX,每月学费约 6 至 8 万日元(约合人民币 2900 至 3880 元),但这只是基础费用。夏季讲习、冬季讲习、模拟考试,每一项都要额外收费,另一家头部机构日能研也将月费上调约 5%。如果选择一对一辅导,月费更是高达 20 万日元以上,比东京市中心一套一居室的月租金还贵。
孩子的时间也被重新分配。上升学补习班的学生,要同时跟着两套学习节奏走。白天在公立学校上课,晚上还要去塾里听课、写补习班布置的作业。每个月要参加模拟考试,寒暑假也大多被补习班的集中课程占掉。家长也要花大量时间接送孩子,盯紧补习班的学习情况。
以 SAPIX 的学生为例,小学六年级阶段,除了学校布置的作业,学生还要完成塾内授课、课后习题、月度测验,以及冬夏两季的集中讲习。日能研的学员,则要定期参与统一模考,根据考试排名调整目标学校,整套升学流程全部在补习班内部完成。
放学后的学习资源需要花钱购买,不同家庭,能够负担的水平并不一样。

同样就读公立学校,孩子白天接受的是同一套课程,但放学以后能够获得的教育并不一样。一部分孩子可以上进学塾、参加季节讲习、完成大量模拟考试;另一部分孩子,只能依靠学校提供的课程和家长辅导。
《下剋上受験》改编自樱井信一 2014 年出版的同名纪实小说,2017 年 TBS 改编为电视剧。故事主人公樱井信一只有初中学历,女儿佳织小学五年级时的偏差值只有 41(50 为平均值),意味着她处在全部考生的后部,报考私立中学的希望非常渺茫。小学五年级的夏天,父亲决定让女儿挑战难度较高的私立中学,但他们没有条件购买完整的塾服务,于是父亲自己承担起辅导工作。
原本应该由专业机构完成的课程、教材整理和每日学习督促,全部转移到家庭内部。电视剧记录下父亲为陪女儿备考,对自身工作造成影响的情节。这一细节也折射出日本教育资源的阶层分化问题。

《下剋上受験》电影海报 2017
统计数据,25 — 34 岁群体里,父母拥有大学学历的年轻人高等教育毕业率达 72%;而父母仅为高中学历的同龄人,该比例仅为 43%,家庭背景对教育路径的影响显而易见。
高昂的教育开销,也实实在在打击了日本人的生育意愿。2026 年日本出生人口跌破 70 万,连续多年创下历史新低,养孩子的教育成本太高,成了年轻人不敢生孩子的重要原因。

上不起补习班的孩子,公办学校不补课、不排名,升学还是要考,怎么办?
地方政府的答案是:政府自己掏钱开补习班。

日本补习班综合楼
这几年,日本一些公立学校的放学时段,出现了一个值得留意的变化。山口县宇部市公布的计划显示,从 2026 年 9 月起,当地会在两所公立中学试行 " 放课后补习教室 ",每周三放学后开展一小时辅导,持续到次年 3 月,一共约 20 次。比较特别的是,授课的不是本校教师,而是来自民间塾的讲师,他们进入校园,帮学生解决基础学习上的问题。
类似的做法,出现在不少城市。2017 年,佐世保市就由当地教委牵头推出 " 地域未来塾 ",利用放学后的校内场地,为中小学生提供学习辅导,项目覆盖多所中学,全程免费。
东京丰岛区 2026 年继续推行这套模式,每周三放学后开放校内学习支援,全年开设 28 次。大阪丰中市则开放小学专用教室,面向五、六年级学生开展课后辅导,具体交由教委委托的外部机构运营。
各地集中推出这类课后项目,是为了解决宽松教育留下来的实际问题。
改革之后,公立学校课程变少、课时缩减,不再负责课后巩固和补差。但学生放学后的学习需求一直存在,想要系统查漏补缺,只能报名校外补习班,完全依靠家庭自费承担开销。
为了缓解这种情况,多个地区开始把原本需要家庭花钱购买的课后基础学习,重新放回公立教育体系里。
这一轮变化,最大的不同是:不再让公立学校老师无偿加班补课。

日本前后两轮校内补习,看起来有些诡异。
七十年代,是学校补课太多,一切教学围着升学考试转。
现在,是学校课时有限,学生学习缺口留在校外,能不能补得上,很大程度取决于家里的经济条件。
各地重启的校内课后学习,并不是宽松教育走回头路。
这本质上是重新划清教育的边界:拔高冲刺、名校备考,交由家庭自主选择付费完成;基础巩固、日常补差,则由公立体系兜底承担。
这也是多数地区坚持免费开放的原因。单纯增加学校课时并不能化解现实矛盾,真正能够缩小教育差距的,是把最普通、最刚需的课后学习时间,从私人付费的赛道,转变为公共公益资源。
经过几十年反反复复的改革调整,日本始终绕不开一个现实难题:
学校不可能无限制增加课时,家庭财力也不该成为决定孩子基础学习质量的门槛。
学生放学后的这段学习时间,究竟该由谁来负责、如何实现平衡,依旧是公共教育必须面对的核心问题。
没有完美的教育改革。
每一个时代,终究都要回答两个问题:我们希望给到孩子怎样的教育,又愿意为此承担怎样的代价。
这是所有国家地区可能都要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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