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荐签字人的缺口已经引发了连锁反应。一些保荐签字人紧缺的投行开始主动承接整体协调人这类非保荐人的角色，或者选择直接退出项目。

2026 年，港股 IPO（首次公开募股）持续火热。公开数据显示，截至 9 月 6 日，今年以来港股 IPO 市场共有 105 家企业上市，同比增长 77.97%；IPO 募资规模为 3558.48 亿港元，同比增长 156.22%。

在这样的背景下，记者从采访中了解到，香港投行人手紧缺问题凸显，保荐签字人尤其稀缺，行业内互挖保荐签字人的现象较为普遍。

一位外资券商的投资银行主管沈桥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他所在的部门今年已有两名保荐签字人主动离职，但通过内部自主培养及外聘，部门保荐签字人整体数量基本稳定。据沈桥了解，一些同行的保荐签字人流动率甚至达到 30% 至 40%。

沈桥称，一些同行此前承接了不少本不该承接或是超出自身承接能力的项目，只能四处挖角外部保荐签字人，但他所在的投行并不打算在当前时期盲目招人。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保荐签字人的缺口已经引发了连锁反应。一些保荐签字人紧缺的投行开始主动承接整体协调人这类非保荐人的角色，或者选择直接退出项目。有投行人士向记者表示，在 IPO 项目数量大幅增加、同时监管对保荐主要人员资源提出更明确要求的背景下，保荐机构会比过去更认真地审视现有项目组合和资源配置，在选择项目时变得更加严格和谨慎。

此外，受访投行人士表示，从中长期来看，投行还是要建立自己的人才培养体系，让年轻的投行人真正有机会完整参与 IPO 并逐步承担更多责任。

沈桥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在 2023 年前的那几年，港股市场整体表现低迷，而近两年市场回暖，各家保荐机构手上的项目排期都很满，但其所在的投行不会因当下项目扎堆、保荐签字人紧缺就盲目扩招相关人员，而是会根据人员自然流动情况，适度补充保荐签字人。

沈桥提及的保荐签字人紧缺的问题与香港证监会于 2026 年年初向保荐机构发出的相关指引有关，该指引对保荐签字人（保荐人主要人员）同时推进的活跃项目数量进行了限制——如果任何一家保荐机构的主要人员同时监督或参与 6 宗或以上的活跃上市委聘项目，香港证监会一般会认为该保荐机构的资源不足，除非有非常特殊、并获得监管认可的理由。这一监管举措从源头夯实了项目质量，但也使得本就稀缺的保荐人签字资源更为紧张。

中国证券业协会于 2026 年年中的一期调研报告中提到，香港在册的保荐签字人有 442 人，全市场共有 8 家投行的保荐签字人数量达到 10 人及以上，这 8 家机构合计拥有 115 名保荐签字人，占市场总量的 26%。其中中信证券拥有 24 名签字保荐人，数量位居第一，市场占比 5.43%；中金公司、华泰国际与海通国际分别以 21 人、16 人和 12 人位列第二至第四位。高盛与摩根士丹利并列第五，各拥有 11 名保荐签字人，瑞银证券与摩根大通并列第七，各有 10 名保荐签字人。

沈桥称，现在客户一方面关心投行是否拥有具备资质的保荐签字人，另一方面也十分顾虑项目执行团队人员的频繁变动。如果团队规模扩张过快，人员流动风险也会随之上升，这也是客户不愿看到的情况。此外，还需要考虑投行项目的周期性问题，若未来项目数量回落，对保荐签字人的需求很可能也会同步回落，如果现在大量扩招人手，届时又该如何处置这批人手，这是需要审慎考量的问题。

沈桥同时表示，他所在的保荐机构目前更注重内部人才的培养，今年就有三名从内部培养成长起来的人员取得保荐签字人牌照。

澳洲会计师公会大中华区分会副会长梁祐庭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短期来看，外部招聘仍然是投行补充包括保荐签字人等主要人员最快的办法。梁祐庭目前在一家大型中资投行负责香港资本市场业务，眼下他看到了一个比较现实的矛盾：市场在短时间内对保荐签字人等主要人员的需求快速攀升，但合资格、有足够经验的人才难以同步快速增长。

梁祐庭称，一方面，一般情况下保荐签字人资质的获取路径，要求申请人需要至少拥有五年相关企业融资经验，并在过去五年内，在至少两宗已完成的香港 IPO 项目中承担实质性职责。这就造成了在实际操作上主要人员的市场供给存在时间差。

另一方面，真正培养一个能够独立监督交易团队、承担保荐工作责任的人，还需要让其完整经历项目执行过程，包括尽职调查如何进行、监管问题怎么处理、遇到复杂问题如何判断，以及如何管理整个交易团队等，这些都不是单靠培训可以解决的。

由此，梁祐庭认为，投行在短期内可以通过招聘或内部资源调配来解决缺人问题，但与此同时，怎么让现有的主要人员留下来也是一门学问。

实际上，除了保荐签字人，一线工作人员也有不少缺口。

在越来越多内地企业赴港上市，"A+H" 的项目也越来越多的背景下，不少内地企业在港股 IPO 过程中都会选择头部中资投行作为保荐机构之一。陈女士是一家头部中资投行的资深经理，今年同组的两位执行层面的同事相继离职。她向记者表示，自己在日常项目中的执行工作量本身就不小，加上近期两位同事的离职，需要承担的工作量就更大了，现在就连调休都需要暂缓。

瑞恩资本的统计显示，截至 2026 年 8 月，过去两年中，共有 48 家券商，以上市保荐人、联席保荐人的身份参与保荐工作，其中内资券商 31 家、外资券商 11 家、港资券商 6 家；2026 年前 8 个月和过去一年（截至 2026 年 8 月），中金公司以保荐 35 家和 56 家企业上市排在双第一位，中信证券、华泰国际、国泰君安位列第二至第四位，过去一年的保荐企业均在 18 家以上。过去一年，外资投行保荐的企业数量都在个位数，摩根士丹利、高盛、瑞银证券、摩根大通、德意志银行分别保荐了 9 家、8 家、7 家、6 家和 6 家。

沈桥坦言，这几年中资投行在内地企业上投入了不少资源，积累了相当多的香港 IPO 项目储备，给外资投行业务带来了一定压力，有个别外资投行在承揽项目和保荐签字人数量的双重压力下，开始主动承接整体协调人这类非保荐的角色。但从他们自身的策略来看，这并不是优先选择，他们并不倾向于承接非保荐类业务。他们始终认为，保荐机构应当把最优资源倾斜给自己的核心项目，保荐项目的优先级一定高于非保荐项目。

梁祐庭表示，项目数量比较多的保荐机构，对包括保荐签字人在内的相关人员的需求会比较大。关键要看一家机构在同时执行多少活跃项目，以及包括保荐签字人在内的合资格主要人员和交易团队是否足以支持这些项目。如果业务量增长得很快，而主要人员和整体执行能力没有同步增加，投行就会面临资源上的压力。因此，相关监管要求实际上会促使整个行业更加重视项目数量、质量和专业资源之间的平衡。

沈桥称，部分风格激进、之前项目扩张比较多的投行，目前由于保荐签字人额度有限，甚至已经出现退出项目的情况。在他看来，监管的核心诉求是保障项目执行质量。从去年到今年，部分投行出现退出项目的情况，除了保荐人问题，还有商业安排、客户选择、内部资源配置等不同因素。

记者根据公开申请文件进行不完全统计发现，今年保荐人变更的案例，相比过去两年明显增多。如果把 " 保荐人变更 " 定义为同一家拟上市公司重新递表或更新申请时，原有保荐机构中至少一家退出或被替换，而不包括单纯增加保荐人的情况，2024 年至少有 3 宗，2025 年至少有 5 宗，2026 年截至目前至少有 18 宗。

就此，梁祐庭称，对于原来项目储备比较多、合资格主要人员相对紧张的投行，通常会重新安排项目的优先次序：成熟度比较高、近期有明确上市时间表的项目，一般会优先配置资源；一些仍处于较早阶段、上市时间表不明确的项目，推进速度可能会有所调整。

接受记者采访的香港投行人士表示，香港证监会相关指引发布后，保荐机构在项目筛选上会更加严格，项目的融资规模、质量、成长性等各方面的因素都会被考虑在内。

沈桥称，部分投行出现人力承压的状况，主要原因在于人员储备与培养跟不上业务扩张的节奏，前期项目准入标准放得过宽。真正好的项目，竞争的确十分激烈，但其所在投行在项目筛选上会有自己的要求，部分项目他们选择不接，是出于项目适配性的判断，本质上是公司策略选择的问题。

沈桥同时表示，市面上储备的 300 至 500 个潜在项目，并非全部都能最终落地。不少项目即便递交申请，也未必能够成功发行，但只要提交申报，就会占用保荐人额度。

对于沈桥而言，他所在的投行挑选项目有几点要求：第一，研判项目是否具备港股发行条件，能否获得全球机构投资者认购，同时评估公司未来发展前景，判断其是否可以为投资者带来可观回报；第二，从市场环境来看，资本市场行业偏好聚焦硬科技，该赛道市场活跃度高、投资者关注度强，企业成长速度也相对更快；第三，从内部资源配置角度，团队资源将优先向政策扶持类行业倾斜。

梁祐庭亦认为，上述监管指引实施以后，意味着包括保荐签字人在内的合资格主要人员的机会成本提高了。每增加一个活跃的保荐项目，实际上都会占用一部分相对有限的投行核心资源，因此投行在选择项目时自然会更加严格。

融资规模也是一个考量的因素，因为它直接影响项目收费以及资源投入的回报。在梁祐庭看来，这里有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IPO 的核心工作量并不会随着融资规模同比例变动，无论项目的最终融资是多少，尽职调查、上市文件、监管沟通、内部审批等大量工作都必须完成，需要投入的核心人员并不会相差太多。

另外，梁祐庭也提到，投行判断一个 IPO 项目值不值得承接，除了融资规模，还会看公司的质量、行业前景、上市的可行性、客户关系，以及未来继续合作的空间。在他看来，一些人工智能、机器人、半导体、创新药等成长性较高的行业，如果企业本身质量好、有一定技术壁垒和长期发展空间，即使目前融资规模不算特别大，投行仍然有充分理由去承接。

（应采访对象要求，沈桥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