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月 22 日，第 81 届联大一般性辩论现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走上发言台，谴责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是 " 我们这个时代最不人道、最可耻的集中营 "。话音刚落，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团全体起身，在各国代表注视下走出大会厅。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丹尼 · 达农走在队伍前列，巴勒斯坦代表团则对埃尔多安的讲话鼓掌致意。

退场这件事，放在联大的场合里并不新鲜。过去几年，以色列代表在联大遭遇批评是常态，阿拉伯国家、伊斯兰国家、不结盟运动成员历来都是批评以色列的常客。但这次有一点不同：以色列代表团不是被多国代表集体退场抗议的对象，而是自己主动离席的一方。也就是说，这一次退场的是以色列。

这个变化需要放在更长的时段里看。2025 年 9 月的联大上，内塔尼亚胡登台演讲时，台下多国代表集体离场，代表席空出大片。当时退场的是抗议方，留下的是以色列。而这一次，以色列成了退场的一方，被留下面对埃尔多安讲话的是巴勒斯坦代表和其他国家。主动离席和被动被离席，在国际舆论场的解读里是完全不同的信号。主动退场意味着拒绝在场——拒绝听、拒绝回应、拒绝承认发言者的合法性。但退场这个动作本身，也意味着放弃了在同一个空间里反驳的机会。埃尔多安的讲话在以色列代表团离开后继续，巴勒斯坦代表鼓掌，其他国家的代表留在座位上听完。

在联大的外交场景里，退场是一种表态，但不是一种有效的回应方式。它传递的信息是 " 我不接受你的发言 "，但它无法阻止发言，也无法改变在场其他国家对发言内容的接受。以色列代表团退场后，埃尔多安的讲话反而因为退场这个动作获得了更多媒体关注。这是主动退场在外交操作上的固有代价。

内塔尼亚胡本人没有出席这次联大辩论。他计划 9 月 23 日启程前往纽约，24 日晚发言。在他启程前，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在 CNN 播出的采访中再次称内塔尼亚胡是 " 战犯 "，是对巴勒斯坦人实施 " 骇人的种族灭绝 " 的策划者。马姆达尼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内塔尼亚胡是战犯，应该被送往海牙国际刑事法院 "，并称如果内塔尼亚胡来纽约出席联大，纽约市政府 " 可能会逮捕他 "。内塔尼亚胡随即发布视频回应，指责马姆达尼 " 支持哈马斯、煽动反犹 "，并称要到联合国 " 说明真相 "。

马姆达尼这个人的身份需要交代清楚。他是纽约市长，而纽约是美国犹太人口最多的城市，长期以来也是以色列在美国最重要的舆论阵地之一。在纽约政界，对以色列的支持几乎是跨党派的、无条件的。一个纽约市长公开把以色列总理叫作战犯，放在五年前是难以想象的事。但从另一个角度看，马姆达尼的立场并非孤立。

皮尤研究中心今年 4 月的调查显示，美国成年人对以色列的负面评价比例从 2022 年的 42% 上升到 60%。18 至 49 岁选民中对以色列持负面看法者达到 70%，创历史新高。对以色列 " 极度反感 " 的民众比例自 2025 年以来上升 9 个百分点，较巴以冲突前增长近三倍。59% 受访者明确表示不信任内塔尼亚胡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盖洛普今年 2 月的民调更为直接：41% 的美国民众更同情巴勒斯坦人，36% 更同情以色列。这是盖洛普二十多年前开始这项调查以来，以色列首次未居上风。一年前的数据还是 46% 同情以色列、33% 同情巴勒斯坦。

这些民调数据传导到国会层面，体现得更为具体。今年早些时候，40 名参议院民主党议员投票支持一项阻止对以色列军售的决议，而去年类似投票中仅有 15 人投出相同立场。有意参与 2028 年总统竞选的所有国会参议院民主党议员，均投票反对对以军售。亚利桑那州民主党参议员鲁本 · 加列戈在评价内塔尼亚胡时用了一个很重的表述：他正在 " 摧毁支持以色列的两党共识 "。

这就构成了当前局面的核心张力。在联大层面，以色列代表团用退场来表达对批评的拒绝；但在美国国内，对以色列的支持正在从跨党派共识变成党派分歧，从政治安全区变成政治风险区。马姆达尼的表态之所以有分量，不是因为他一个人说了什么，而是因为他说的内容在一个更大的政治生态变化中找到了呼应。纽约市长的 " 战犯 " 定性，实质上是一个政治信号：在美国最具象征意义的城市之一，对以色列领导人的公开谴责已经从边缘立场变成了可以公开表达的政治选择。

理解这个转变需要看两个层面的结构性变化。

第一个层面是国际规则执行机制的失效。加沙的人道灾难已经持续了近两年。据加沙卫生部门统计，自 2023 年 10 月冲突爆发至 2026 年 9 月，加沙累计死亡人数达到约 73919 人，受伤 174977 人。即便 2025 年 10 月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后，以军仍不断发动袭击，造成超 1340 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国际刑事法院 2024 年已对内塔尼亚胡发出逮捕令，指控他涉嫌反人类罪和战争罪，具体包括 " 故意针对平民发动袭击 " 和 " 剥夺加沙平民赖以生存的基本物资 "。但逮捕令发出近两年，内塔尼亚胡不仅未被逮捕，还计划出席联合国大会。特朗普政府甚至在准备对 ICC 实施全面制裁，以报复 ICC 对内塔尼亚胡发出逮捕令的行动。

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和执行能力之间存在巨大落差。ICC 可以发出逮捕令，但逮捕令的执行依赖于缔约国配合。美国不是《罗马规约》缔约国，反而在制裁 ICC 官员和准备全面制裁 ICC 机构本身。匈牙利在 2026 年 4 月由蒂萨党主席毛焦尔 · 彼得公开表示将执行逮捕令，但匈牙利此前一直在推进退出 ICC 的进程，这种表态的实际效力存疑。在一个有逮捕令的人可以自由出行、可以出席联合国会议、而发出逮捕令的机构正在被制裁的国际环境中，规则对强者的约束力已经接近于零。

第二个层面是美国国内政治生态的裂变。长期以来，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建立在两个支柱上：一是冷战时期中东战略格局下的地缘利益，二是国内亲以色列游说团体和选民群体的政治影响力。第一个支柱在冷战结束后逐渐弱化，第二个支柱正在被人口结构和代际更替侵蚀。年轻选民、少数族裔选民、进步派民主党人对巴勒斯坦的同情度上升，而这些人恰恰是民主党未来选民结构的主体。皮尤的数据显示，即便是传统上对以色列支持率最高的白人福音派群体，支持率也下降了 15 个百分点。这不是一个短期波动，是一个代际趋势。

这两个层面的变化放在一起，指向的是同一个结论：  支持以色列的国际成本和美国国内成本都在上升。在联大，以色列可以用退场来拒绝听批评，但拒绝听不等于批评不存在。在美国国内，马姆达尼可以用 " 战犯 " 这个词来定性内塔尼亚胡，这个词在五年前会被视为政治自杀，如今却在一个支持巴勒斯坦选民群体日益壮大的城市里获得了政治回报。加沙的伤亡数字还在增长，ICC 的逮捕令仍然有效，而执行逮捕令的国际意愿和国内政治动力，正在从两个方向同时受到挤压。旧秩序的约束力在松动，但新的约束机制尚未成型。这中间的空白期，才是当前局面最需要关注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