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价值190亿美元、横跨23个国家的港口资产交易，因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介入而引发瞩目。2025年3月28日，总局对“长和拟售巴拿马港口”事件明确表态“将依法审查”，这一举措看似普通，却意义非凡，标志着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正以法治化手段重塑规则话语权，更是成为检验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试金石。

中国反垄断法宛如一把“域外利剑”，基于效果原则拥有全球管辖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二条明确规定，即便交易标的位于境外，只要对中国市场竞争产生“排除、限制影响”，中国就拥有管辖权。

此次长和出售的巴拿马港口业务广泛，覆盖全球43个港口，其中巴拿马运河两端的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瓦尔港掌控着全球21.4%的中国货运量，这直接关乎中国航运企业的航线议价权与供应链安全。一旦美国贝莱德财团接盘，极有可能利用港口数据垄断、加收中国船只费用等手段，削弱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美国国会已有议员提议对中国船只征收单次最高150万美元的“服务费”，若交易完成，这类歧视性政策便可能借助港口运营权得以实施。中国反垄断审查的关键就在于提前预判并阻断这种以商业交易为掩护，实则进行地缘打压的风险。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二司的介入，有着国家利益至上的审查逻辑，审查维度从传统的市场集中度分析，延伸到了战略安全等核心领域。从供应链自主权来看，巴拿马运河是中国通往美洲的核心航道，若港口控制权落入美国资本之手，中国对拉美贸易的物流主导权将受到威胁。2024年，中国对拉美出口额达7350亿美元，占该地区进口总量的25%，如此庞大的贸易量依赖稳定的物流通道。在数据主权边界方面，港口运营涉及船舶动态、货物种类等敏感数据，贝莱德作为全球最大资管公司，一旦将这些数据整合至其金融分析系统，就可能形成对中国贸易的“不对称信息优势”。此外，这一审查也是中国反制霸权的重要举措。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曾公开宣称“必须夺回巴拿马运河”，此次交易被美方视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胜利，中国的审查是对美国长臂管辖的“对等反制”，防止关键基础设施沦为遏制中国的工具。

中国在全球反垄断审查中已形成独特范式。回顾2018年否决高通440亿美元收购恩智浦半导体，通过“专利非歧视许可”“终止排他协议”等救济措施，保护了华为、大唐电信等本土产业链。此次对长和交易的审查延续了这一逻辑。申报义务更加刚性化，即便交易未达常规申报门槛，反垄断机构仍可依职权主动调查，长和作为香港上市企业，其全球港口业务与中国市场关联密切，必须履行申报义务。审查标准也更加多维化，不仅计算赫芬达尔指数（HHI），还评估交易对“一带一路”物流网络、中美科技博弈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例如，若贝莱德利用港口数据优化其全球资产配置算法，可能间接削弱中国金融市场的定价权。救济措施也更具战略性，参考欧盟在谷歌收购Fitbit案中设立“数据防火墙”的经验，中国可能要求贝莱德承诺“港口数据本地化存储”“禁止向第三方传输中国航运信息”等条款，将商业协议升级为国家安全保障机制。

长和交易暂缓事件释放出两大重要信号。一方面，“中国利益红线”不可逾越，任何损害国家核心利益的交易，要么终止，要么付出对等代价。此前中国颁布《反外国制裁法》，明确对配合外国制裁的中外企业实施资产冻结、交易禁令等措施，此次审查正是该法在反垄断领域的延伸。另一方面，“审查前置”成为跨国交易新常态，企业在交易设计阶段就需纳入中国审查风险对冲方案，比如通过“反向分手费”条款预留监管否决补偿金，或主动邀请中资企业参与竞购以平衡地缘风险。

长和出售巴拿马港口交易的暂停，不只是一场商业审查，更是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从“规则接受者”向“规则制定者”转型的重要里程碑。面对美国试图通过资本运作掌控战略要冲，中国以反垄断法为坚实盾牌，以国家利益为锐利长矛，坚定地昭示了“核心利益不容交易”的底线。未来，随着《数据安全法》《反外国制裁法》与反垄断审查的协同发力，中国必将为跨国企业清晰划清“商业与政治”的边界，有力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安全的全球经济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