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视野下周文明形成与发展

进程中的"泾河廊道"

摘 要

自史前时期以来,泾河流域显示出独特的文明特征，是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元文明因素交融是区域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正是史前文明基因的传承，商周时期"泾河廊道"的作用更加凸显，其成为周文明形成与发展的核心区域，是探索周文明演进轨迹的关键。先周时期周人在泾河流域有长时间的活动，考古揭示出区域资源、聚落、技术、文化与制度等方面的创新与开拓，为周文明发展提供了结构性动力。作为"文化廊道"的泾河，为阐释周文明突出提供了独有的考古学视角。

关键词

泾河流域; 周文明; 文化廊道; 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

黄土高原腹地的泾河流域，是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核心区域。该地区不仅孕育了灿烂的史前文明，也是奠定周代礼制文明的核心地域。考古资料显示，泾河流域自史前至商周时期存在大量考古遗存，成为探索区域社会演进与文明奠基的关键。

豆海锋教授在野外为学生讲授考古知识

壹

文明奠基:泾河流域是中华文明

起源与发展的重要"一元"

泾河流域地处北纬34°—37°的生态交错带，作为黄河二级支流和渭河一级支流，其地理空间纵贯陇东高原与关中盆地，构成连接中原核心区与西北高原的重要通道。陇山与子午岭之间的泾河支流繁茂，形成了两翼高山、中部河谷的特有地形。泾河流域内发育的阶地系统与冲积扇群，加上年均350—600毫米的降水条件，塑造了粟、黍农业与畜牧混合经济的物质基础，为史前至三代文明的持续演进提供了独特的环境基础。近年系统的考古工作揭示，该区域不仅是探索仰韶至龙山时代黄土高原文明起源与发展的重要区域，随着商周时期区域内大量考古遗存的发现与研究，更是成为探索西周国家形成机制的关键解剖点(图1)。

泾河流域仰韶文化时期聚落已呈现出多层级结构，社会组织的等级性特征十分明显。位于泾河下游的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发现仰韶文化庙底沟时期环壕聚落， 壕沟内面积约24.5万平方米， 壕宽9—13米、深2—4 米。研究者指出，杨官寨聚落规划体现了较强的对称意识，东西南北环壕和西部环壕中部设置门址的布局都是对称理念的体现。泾河中游的彬县水北遗址，遗址面积约12万平方米。发现庙底沟时期五边形房址F1，房基东西中轴线长20.1米、南北宽12.2米，总建筑面积约为190平方米。水北F1位于遗址的中心位置，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墙壁上还涂有朱色，极为考究，并非一般居民之居所，这种建筑可能为殿堂或宗教活动场所。

泾河上游的甘肃庆阳南佐遗址位于泾河流域最大的台塬——董志塬上，遗存主体年代为仰韶晚期。该聚落面积约600万平方米以上，核心区由9处夯土台基构成仪式中心，外围环绕双重环壕防御体系。尤为重要的是，遗址中轴线分布的"宫城"遗址(面积约3 700平方米)内，发现大型主殿(面积达630平方米)与周边附属建筑组成的复合体，其"择中而立、主次分明、中轴对称"的空间规划，较二里头宫城早千年之久，揭示了中国古代都邑规划思想的源头性特征(图2)。南佐遗址的考古学意义在于其揭示了泾河流域文明特征及其演进模式，为深入探索泾河流域周人以前的历史图景提供了重要参照。南佐遗址宫城祭祀区出土的白陶、黑陶、绿松石、部分涂抹朱砂器具等，在北方地区较为罕见，宫城东祭祀区发现的大量炭化水稻遗存应是具有仪式化的特殊内涵。诸多发现表明南佐遗址已出现明显的礼制与阶级分化，并且已掌握获取稀缺资源的远距离贸易路径。

进入龙山时代，区域社会持续发展。位于甘肃灵台的桥村遗址，初步确定核心区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桥村遗址是泾河流域已发掘的最大规模的龙山时代聚落，所发现的大量方形坑等特殊遗迹为其他同时期遗址所不见。遗址中出土陶瓦标本及碎片2800余件，也为同时期其他遗址少见。龙山时代陶瓦在泾河流域有多处发现，一般见于中型或大型遗址中，如龙山晚期的平凉蒋家嘴遗址也有陶瓦发现。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发掘的陕西淳化县罗家河遗址出土有龙山早期陶瓦，填补了区域陶瓦发展的关键环节。将陶瓦与南佐遗址发现陶砖结合来看，砖瓦类建筑材料在泾河流域有着悠久的技术传统，形成了"土质"建筑材料加工技术的区域特色。

泾河流域早期阶段的考古遗址展现出的不同于周边地区的特有文化面貌，包括以粟作农业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层级分明的聚落结构、早期礼器系统的雏形、多样化的手工业技术体系、广泛的交通贸易网络等，确证了泾河流域在距今5000多年前便已进入文明社会的发展阶段，其为理解中国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机制提供了关键性时空坐标，进一步印证了中华文明的起源并非单线演进，而是以泾河流域等区域为代表的多个区域共同推动的结果。

考古资料显示，龙山时代之后，泾河流域文化发展略显缓慢，多元因素汇聚依然是区域文化发展的主题。商代晚期的泾河流域考古遗存在继承本地"龙山时代"的"祖先遗产"的基础上，呈现出多元因素快速融合的态势，来自商文化、内蒙古中南部朱开沟文化、陕北地区的李家崖文化、欧亚草原诸青铜文化等因素在泾河流域融汇，促使周文明的兴起。

豆海锋教授在考古发掘现场为学生讲授考古知识

贰

多元融合:泾河流域是

文明因素交融的地缘枢纽

泾河流域作为中国北方重要的地理文化廊道，其考古学文化序列的连续性与互动的复杂性，为探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机制提供了关键性证据。近年来系统性考古工作显示，泾河流域的考古遗存呈现出多维互动特征，是多元文明因素交融的地理枢纽。

地理空间上，泾河流经之地呈北高南低，陇山、子午岭及秦岭三面高山构成了近似"簸箕"状地形，北部敞开，来自西北方向的因素顺河而下极易汇入，而东西两翼山脉使得水系注入中部河谷地带，成为多元因素融入的主要载体。泾河流域的地理空间本身就具有连接中原核心区与西北边疆的"廊道"作用，其区域内的聚落选址、城址布局以及墓地规划等，充分考虑了资源、交通、防御等多类因素。

南佐遗址位于泾河重要支流蒲河东岸，其所在的董志塬是泾河中上游最大的台塬，地理空间优势是南佐遗址大型聚落形成的关键因素。姚河塬城址地处六盘山(陇山)东麓泾水流域上游，坐落于泾水支流红河源头处的李儿河、小河、大河汇流切割的三角形台塬地上，遗址所处地形高于两侧河谷，作为周人军事前哨基地，其内外双城的布局模式以及内部功能分区，既遵循了周代"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的早期筑城思想，又结合了边地军事防御的实际需要。因此，姚河塬西周城址是周王室控制整个陇东区域的军事桥头堡。西头遗址位于泾河中游河道由宽变窄、弯道由少变多、地形复杂的区域。泾河自彬州市早饭头村以下不便于交通，由河谷改道至大塬成为合理的选择。西头遗址正处于张洪塬的西端，是泾河河谷转道的必经之地，其交通和军事特征尤为显著。李峰曾对泾河流域的地理空间特征进行过分析，来自西北方向的玁狁等人群南下路线被揭示得十分明确，诸多考古发现亦显示出泾河干流及支流为多元文明融合与汇会提供了地理空间条件。

以器物为代表的文化互动在泾河流域表现得异常激烈。早在仰韶文化时期，泾河流域就已经开启了长时段、远距离的文化交流与人群互动。研究者指出，南佐遗址所见陶器不仅与关中地区相近，且与陇山以西地区天水师赵村、秦安大地湾同时期彩陶更为接近。南佐遗址出土压印网格纹红褐陶大口缸与湖北、山东等地陶缸形态一致；白陶簋、白衣陶簋等圈足器与屈家岭文化相近；所见绿松石、朱砂陶等遗存，不属于本地文化特征。由此可见，南佐遗址出土器物为泾河流域与关中腹地、陇东地区及长江中游等地建立起了文化交流或贸易连接的可能。

龙山时代区域考古遗存文化面貌复杂，既与关中地区相近，又与陕北及更西北地区关系密切。旬邑下魏洛遗址代表的龙山早期遗存文化因素复杂，该遗存中红陶的比例上升，对关中东西部文化交流与人群迁徙等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有学者指出该类遗存与陕北南部地区的遗存有一定的联系，称之为"史家湾遗存"。

商周时期是区域文化交融最为复杂的时期，位于泾河中游的礼泉朱马嘴遗址发现早商文化典型陶器，稍晚的遗存中不仅含有商文化因素、本地郑家坡文化因素、以蛇纹鬲为代表的朱开沟文化因素以及源自泾河支流的碾子坡文化等因素汇聚于此，形成了复杂的文化特征。淳化黑豆嘴遗址发现晚商墓葬，出土器物既有中原式铜礼器，又见有来自晋陕高原李家崖文化因素的装饰品和兵器，部分青铜兵器应来自青海甚至更西的地区。旬邑西头遗址上庙墓地更加生动地揭示了商末周初泾河流域文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该墓地M90带墓道大墓，不仅发现大量殉人葬俗，墓内所见玉器、陶器、青铜器多与殷墟文化相近，且原始瓷、印纹硬陶等则来自东南地区的可能性较大。

由此，从地理空间和文化特征可看出,泾河流域不仅是一处各方因素交流的文化走廊,更是区域文明因素互动的地缘枢纽。

豆海锋教授在西头遗址考古发掘留影

叁

国家根基:泾河流域为周文明

形成与发展提供结构性动力

据文献记载，周人先祖自夏代末期至商代晚期一直活跃于泾河流域，该区域商周时期的考古遗存承载着早期国家形成阶段的关键历史信息，在周文明的形成与演进中扮演了"国家根基"式的核心作用。泾河流域的地理环境、资源禀赋、族群互动与文化积累，为周人由部族走向成熟国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制度框架和精神内核。考古发现揭示了区域内商周时期的自然资源、聚落形态、墓葬制度、手工业体系等方面的发展特征，其不仅体现了西周国家的形成轨迹，更为理解中国早期国家的演进动力提供了独特视角。

(一)自然环境的调适与生业发展

泾河流域独特的自然地理空间与早期文化积淀，为周人族群向早期国家转型提供了关键的物质基础、技术经验。泾河流域的黄土层疏松肥沃，易于原始工具耕作，且保水性强，区域河流众多，光照充足,温差较大，适合旱作农业(粟、黍)的发展。《史记·周本纪》载："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文献充分说明，在"豳地"的周人非常重视农业和畜牧业，正是利用当地特有的自然资源使得生业经济得以快速发展。

从泾河流域三处先周时期遗址植物考古分析结果来管窥这一时期的农作物种植情况，孙家遗址炭化植物种子的出土概率统计为粟71.6％、黍42.2％；枣林河滩遗址粟为94.9％、黍69.2％；西头遗址鱼嘴坡地点粟为63.1％、黍为22.3％。通过数据可看出，粟、黍是先周时期泾河流域主要的农作物，其中粟占比非常高，其原因应与粟的生长特性有关。粟比黍耐旱性更好，且适应多种土壤，同时粟的生长周期较短，适合在海拔略高的区域种植。

通过对泾河流域商周时期诸遗址出土动物骨骼的分析，可以看出家畜养殖业的发展情况。淳化枣树沟脑遗址中各类动物的可鉴定标本数占所有动物的比例显示：黄牛为29.74％、猪为24.09％、羊为22.62％；枣林河滩遗址黄牛占24.28％、羊占24.96％、猪占19.5％，其中猪的最小个体数占20.97％，在所有动物中占比最高，可见猪是枣林河滩遗址的主要肉食来源。研究发现，枣林河滩遗址被宰杀的猪全部为未成年，说明该遗址居民养猪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肉类产品;羊的最小个体数亦高(与猪并列),为20.97％，枣林河滩遗址1岁以下死亡的羊占绝大多数(77.61％)，推测该遗址可能是一处嫩肉资源的"生产地点"。

枣树沟脑遗址出土牛、羊、猪所占比例与枣林河滩相近，充分说明先周时期泾河流域家养动物在区域内有着相同的模式。但由于自然资源、聚落规模等方面的差异,各遗址之间的动物资源获取有一定的差异。李悦研究认为,枣林河滩遗址是泾河流域先周时期的一处乡村型聚落,遗址周围分布有草场、森林、灌丛，且有一定面积水域，适合人类生存。先周时期猪、黄牛、羊饲养的主要目的是为获取肉食资源，家养动物死亡年龄结构反映出该遗址是以自给自足为主的养殖模式，由此认为枣林河滩遗址的生业经济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捕鱼狩猎为辅。枣树沟脑遗址聚落面积明显大于枣林河滩遗址，前者所处地形为台塬顶部，距河流相对较远，造成两处聚落生业类型存在一定的差别。枣树沟脑遗址中鹿的骨骼数量大于枣林河滩，说明枣树沟脑聚落人群获取野生动物的能力超过枣林河滩，一方面反映了两处聚落等级上的差异，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不同地理环境下先周人群生业选择方面的差异。

与泾河流域龙山时期动物遗存比较可以看出，晚商时期家养动物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旬邑下魏洛龙山时代遗存出土的动物骨骼鉴定结果显示，猪为家养动物的主体,占整个动物个体数的60％，牛、羊所占比例较小，说明这一时期羊的养殖并不普及，与晚商时期羊占家养动物三分之一的比例有着显著的差异。与泾河流域相近的子午岭以东耀县北村早商遗址出土动物骨骼中，家猪占据家养动物的绝大多数，另有黄牛发现,未见羊。与关中腹地丰镐遗址所见动物骨骼相比，先周时期沣西所见动物最小个体数，猪占全部动物总数的41％、牛占9％、羊占9％；西周早期猪占33％、羊占24％、牛占10％；西周中期猪占46％、牛占23％、羊占8％。年代为西周早中期的西头遗址尖子地点出土动物骨骼的鉴定统计显示，羊的最小个体数最多，占27.97％、牛占14.12％、猪占16.67％。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晚商时期泾河流域家养动物中羊的比例明显增加，而关中腹地仍以猪作为家养动物的核心；西周时期泾河流域羊的比例继续维持在三分之一左右，而关中腹地羊所占比例并不稳定，从侧面说明了泾河流域的沟壑台塬地形和气候环境为羊的养殖提供了条件，也说明了晚商时期周人先祖对动物资源所做出的合理选择与多样化利用,生业模式的变化是聚落与社会发展的基础与动力。

(二)聚落形态所展示的层级化与统辖体系

从目前考古发现来看，晚商时期泾河流域聚落存在明确规模差异，如陕西咸阳市的彬县断泾、长武碾子坡、旬邑西头、淳化枣树沟脑、礼泉朱马嘴等聚落的面积均大于20万平方米。这一级别聚落中，断泾遗址的面积约60万平方米，晚商时期遗存面积至少30万平方米；朱马嘴聚落的面积约30万平方米；碾子坡聚落的面积亦在30万平方米左右。而以旬邑孙家、枣林河滩、淳化黑豆嘴、赵家庄等遗址为代表的聚落面积都在10万平方米左右，明显小于断泾、碾子坡这一级别的聚落。在近些年对泾河流域商周遗址的调查过程中，发现多处遗址的面积小于10万平方米，多为1万—5万平方米，如彬州市的叱家、北芦等遗址。由此可见，泾河流域晚商时期聚落至少可以划分为三个层级，每个层级具有不同的聚落特征。

从出土遗存的文化内涵亦可展示各聚落间的差异。礼泉朱马嘴遗址出土了器形较大的青铜鼎；碾子坡遗址出土有铜鼎、铜瓿等器物；断泾遗址发现有规格较高的墓葬，虽墓葬被盗，但从墓葬规格足以判断该遗址的高等级特征。次一级聚落的赵家庄曾发现两座铜器墓，出土铜鼎等器物，其年代为晚商时期，通过调查发现，遗址西侧沟壑边缘的斜坡地带发现多处盗洞，应是商周墓地所在；黑豆嘴遗址三面均为沟壑，边缘地形险要，遗址曾发现晚商墓葬，出土较多铜器，其中数量较多的青铜兵器和各类装饰品显示出复杂的文化因素。由此看出，第二等级的聚落也应是等级较高人群的居住之地，但其与第一等级聚落仍有着明显的等级差异。

从聚落分布来看，处在泾河中游干流及其关键支流的较大型台塬边缘发现有密集的晚商时期聚落，如在碾子坡遗址东北侧的下孟村发现先周时期遗存；泾河支流三水河发现的枣林河滩、孙家、下坳子咀、马宝泉、枣林子、北芦等遗址均位于河流两岸，聚落位置较近，形成了关系密切的聚落群。聚落多位于河流沿岸斜坡状台塬,应与邻近水源有密切关系。

进入西周时期，泾河流域的大型聚落遗址与周边遗址则呈现"中心—边缘"的聚落布局，如旬邑西头、彭阳姚河塬遗址兼具政治、军事和区域中心等功能，周围均分布有众多低等级的次级聚落，标志着行政管理与资源分配的层级化。遗址中防御性城址(城墙、壕沟)的发现则表明，西周时期的泾河流域存在结构复杂、层级清晰的聚落，暗示西周国家通过有效手段巩固领土控制。

西周城邑内部呈现规划性的功能分区。姚河塬城址内部功能分区明显，有建筑基址、铸铜作坊、高等级墓葬、小型墓葬等不同分区，具有较强的规划性(图3)。西头遗址城址面积约80万平方米，是目前泾河中下游地区发现的唯一西周城址。所见城墙宽6—8米，部分城墙外有护城壕，壕外有道路。城址内外发现有建筑基址、冶铜遗存、储水遗存、储粮遗存等(图4)，说明该城功能齐备,是聚落等级与社会统辖能力的有力体现。

(三)墓葬特征揭示社会等级秩序与人群交融

墓葬可以揭示区域社会分层与血缘组织的制度化进程，阐明早期国家权力建构中等级秩序与地缘政治转型的逻辑过程。泾河流域商周时期发现有较多墓葬，通过墓葬结构、出土器物及墓地规划等角度可实现墓葬制度化的重构。

晚商时期区域内发现墓葬主要以竖穴土坑墓为主，在碾子坡、枣林河滩、西头等遗址有少量的偏洞室墓。碾子坡所见先周时期墓葬中，有一定数量的石棺墓葬，部分墓葬中以简易石板来代表石棺。以往此类石棺葬俗在关中及其北缘地带少见，该作法或受到更北的文化因素影响。壁龛随葬器物是区域内较为常见的埋葬特征。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晚商时期在泾河中游发现多处墓葬墓室底部有腰坑葬俗，腰坑内多见有殉狗，如碾子坡发现1座、枣林河滩发现2座、西头遗址高俭地点发现1座，断泾遗址发现1座。这种具有商文化特色的葬俗在泾河流域的发现，体现了该区域人群与商文化有一定的接触和联系，从西头遗址所见典型晚商时期陶鬲可进一步说明晚商文化因素已融入泾河中游地区。西头遗址上庙墓地发现多座商末周初时期墓葬，为揭示这一时期区域社会变革提供了难得的考古学资料。上庙墓地已发掘的商周墓葬中，有一少部分墓葬为南北向，与整个墓地大多数东西向墓葬的头向存在差异。南北向墓葬特征较为明确，等级较低，随葬品多为1件陶鬲，有腰坑，墓葬数量明显小于东西向墓葬，主要分布于整个墓地的西侧，并有东西向墓打破南北向墓葬的现象。据此可推测，上庙墓地大型围沟内所见墓葬并非单一人群，应体现了不同人群的变迁与更替。

泾河流域晚商至西周时期墓葬殉人是其主要的葬俗之一。断泾遗址M4墓底部长5.36米、宽4.38米，墓室面积超过20平方米，墓内椁下发现腰坑和脚坑，其脚坑内有殉人，墓内东、南、西三面二层台上也均有殉人骨骼。发掘报告判断该墓葬的年代为晚商时期，有学者判断其年代为西周早期，将断泾M4与西头上庙墓地墓葬比较，其与西头遗址中型墓葬相近，判断其年代为商末周初的可能较大。西头遗址M90为东西向大墓，墓道向西，墓室东西长约6.5米、南北宽约5.2米，墓道长约9米、宽约3.3米，墓道内发现有序排列的殉人38具，分三层殉埋，布满整个墓道，墓室西侧二层台发现5具殉人，墓室为一棺一椁，墓室底部有腰坑。M90出土大量海贝、蚌器、铜器残件、原始瓷器残片、骨器、石器、玉器及刻字卜骨等，年代为商末周初。种种迹象表明，西头M90墓葬特征与商文化关系密切，应是来自东方的商王朝贵族迁徙至此。自晚商开始的殉人葬俗，至西周中期仍可见到，且具有严格的等级特征，可以说，殉葬制度在泾河流域商周时期不断被制度化，成为构建森严等级图谱的重要内容之一。

西周时期泾河流域墓葬随葬品中除了青铜礼器显示墓主身份之外，墓葬内器物的军事化特征异常显著，高频率随葬兵器形成区域墓葬的新秩序。相较于周原、丰镐遗址，该区域从上游姚河塬至中下游白草坡、于家湾、西头、高家堡等普遍随葬大量兵器与车马器，其类型组合（如銎戈、銎钺、管銎戟、五孔銎内钺）兼容中原与北方草原文化风格，折射出边地战略对血缘组织的军事化改造。崇信于家湾周墓中，青铜礼器与车马器的数量差异直接对应墓主等级，而铜兵器配置与人骨鉴定结果相关联，揭示了具有军事特征的复合型贵族阶层，其随葬的漆器、殉牲及车马坑共同构成权力表达体系。西头遗址上庙墓地绝大多数墓葬被盗掘，出土遗物较少，仅中小型墓葬中明确兵器类随葬的墓葬占比近20％，这一比例充分说明了军事性随葬品成为泾河流域商周墓葬的显著特征。

墓地的空间区划是墓葬制度和社会秩序的集中反映。西头遗址上庙地点发现大量墓葬，墓地外围确认面积超15万平方米的大型围沟，围沟平面近三角形，北侧、南侧围沟与城址东墙外壕沟相接，所见围沟长度约1120米，围沟宽8.0—8.3米，距地表深3.5—4.0米，围沟内发现墓葬近千座。该围沟东侧发现另一围沟，围沟内分布甲字形墓葬十余座，大墓周围密集分布小型墓葬。以围沟作为区分标识的墓地空间划分，显示出人群结构的复杂性和差异性。姚河塬遗址所发现四组墓室以狭窄过道连通的"组墓葬"，显示了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结构；兆沟与车马坑环绕的封闭茔域，说明军事贵族对权力边界的绝对控制。由此，泾河流域高等级聚落内所见墓葬揭示了血缘关系被重构为等级化政治结构，揭示了早期国家通过制度规范，在多元文化地带实现权力控制的管理机制。

(四)手工业体系彰显技术与权力的共生

泾河流域商周时期的考古遗存，揭示了早期国家通过手工业体系的垄断性生产与资源控制实现技术能力与政治权威的深度绑定，彰显"技术赋权"的文明演进模式。

以姚河塬、西头遗址为核心的遗存表明，青铜铸造的集中化、礼器生产的特权化与民用手工业的分散化，共同构建了核心资源垄断以维持社会统治秩序。姚河塬城址内发现的贵族主导型铸铜体系，是西周时期西北边疆规模最大、功能最完备的铸铜作坊集群。其空间布局表现出明确规划性，内城东北部集中分布冶铸遗存，包含储水池、烘范窑、陶范堆积区及工匠活动区，形成"冶炼铸造"一体化的产业链。出土陶范以兵器、车马器占比最高，礼器范则较少，印证青铜生产高度服务于军事贵族需求。铜料溯源研究显示，原料多为外部输入的精炼铜锭，而西头遗址发现的铜器重熔遗存，揭示了区域稀有资源的再分配机制。这种技术垄断不仅体现周王室对铜矿资源与冶金技术的绝对掌控，通过复杂礼器的仪式化生产将技术优势转化为政治合法性符号，使青铜器成为权力物化的有效载体。

与青铜铸造的集中化形成鲜明对照，陶器、骨器等民用手工业呈现"核心—边缘"的分层控制模式。碾子坡遗址发现的先周时期陶窑群，散乱分布于聚落外围，作为聚落中生产日常器具的主要场所，体现了家庭作坊式特征。而姚河塬内城陶窑则与铸铜区毗邻，专供陶范、坩埚等冶铸配套器具生产，其空间集聚与功能专一化，彰显统治者对核心生产环节的绝对控制。骨器生产虽以家庭作坊为主，但部分骨制品仍保留标准化工艺的特征，由此可见，这种"技术分层"策略维系了基层社会的认同。

高等级城邑对资源的垄断延伸至粮食、劳动力与自然资源的系统化管控。西头遗址发现深达6米的防潮储粮窖(以草拌泥、石板分层构筑)，表明周人通过集中储粮掌控经济命脉；姚河塬铸铜区的水资源复合管理系统(引水渠、沉淀池、储泥坑)，更体现出对水资源与工匠劳动力的精细化调度。

商文化影响下，晚商时期泾河流域的枣林河滩、彬县断泾、长武碾子坡等遗址普遍发现带圆钻型卜骨，表明区域人群通过模仿商式占卜方式，构建具有区域特征的宗教行为模式。商周之际，卜骨形态发生技术性嬗变，圆钻含凿型卜骨开始出现,其钻凿组合工艺暗示占卜程序的复杂化；西周时期，泾河流域甲骨形态进一步多样化，方形钻内带凿形态的卜甲（如淳化枣树沟脑、彭阳姚河塬）成为典型形制，与周原遗址等关中地区卜甲技术发展同步，彰显区域文化的协同演进。尤为关键的是，姚河塬遗址的甲骨分布呈现空间泛化特征，墓地、铸铜作坊、居址等不同功能区均有出土，部分甲骨残片可见刻辞（如"人戎于获侯""稼稷"等），内容聚焦军事征伐、农业生产等现实议题，也存在卜骨改制的现象。此类特征表明，处于周王朝西北边地的城邑将占卜技术与军事辖制有效结合，实现了与都邑制度的协同,形成统辖区内社会治理的稳定。

通过以上分析，周人在泾河流域特有自然环境条件下，选择适宜的生业模式开展农业和畜牧业，显示出周人对土地资源和农事的高度熟知，采用灵活的生产方式以获得物质资源的满足。从聚落形态来看，早期周人"小聚居、大杂居"模式逐步向"中心—边缘"的层级化网状聚落结构转变，这种布局既反映了周人兴起过程的变化，也体现了西周王朝在区域的统治理念，又展示了依据泾河流域地缘特征而制定的特有"方略"，适应了边地军事防御和资源分配的需求。墓葬制度从商式的神权暴力向周式的礼制规范转型，都体现了不同文化制度在泾河流域的碰撞与融合，逐步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又符合早期国家发展需求的制度体系。

豆海锋教授带领学生赴庆阳南佐遗址考察

肆

文化廊道:泾河流域为阐释周文明

突出特性提供独有视角

泾河流域在地理上形成南北狭长的廊道，在文化上具有通道和阻隔的双重作用。在"文化廊道"的视角下，泾河流域为阐释早期国家治理模式与中华文明特质提供了关键性实证，系统揭示了周文明在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维度的突出特性。

从商代早期至西周时期，泾河中游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连续不断。其中，早商时期区域聚落较少，除受商文化影响之外，更多应是本地人群继承了龙山时代以来的社会组织模式。自晚商始，来自北方、西北方及关中等地外来人群的进入，对原有社会形态带来重大冲击，区域内文化因素复杂，主要经历了"孙家"类型（晚商偏早）—碾子坡文化遗存（晚商偏晚）—"混合"遗存(商末周初)——周文化遗存（西周中晚期）四个发展阶段，充分显示了区域文化发展的连续性特征。基于外来因素与本地人群的易接纳特性，区域内产生了特有技术体系、墓葬制度、多层级网状聚落结构，充分说明创新性是区域商周社会的发展动力和稳定根基。西周时期区域文化逐渐与关中地区的周原、丰镐遗址保持一致，所见城邑功能布局、埋葬制度与其他封国都邑具有严格的统一规范，充分显示了早期国家发展的统一性特质。区域考古遗存显示多种技术、文明因素不断继承与创新，人群往来频繁，文明因素及人群的多样性特征充分说明周人兼容并包的族群特征，也揭示了周文明的包容性特征。以农业为主要生业模式的周人，一直以来务耕种，行地宜，有畜积，与周边族群和睦相处。周人崇尚礼乐，以人为本，多层面体现了周文明的和平性特征。

通过对泾河流域文明演进特征的梳理，揭示了区域文明的历史沉淀，充分说明周文明通过"文化传承维系连续性、技术整合驱动创新性、制度规范强化统一性、人群融合实现包容性、农政协同保障和平性"的五维互动，完成从血缘族群到地缘国家的转型。这一过程不仅实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机制，更为当代国家治理提供历史镜鉴——以文化认同超越族群差异，以制度革新整合区域统一，以技术共享保障社会稳定，正是周文明对中华文明的重要贡献。

作者简介

豆海锋，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2011年7月进入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2017年入选西北大学"仲英青年学者支持计划"；2020年入选"陕西省高校青年杰出人才支持计划"；2023年入选国家级青年人才。

主要从事中国先秦考古学、田野考古学方面的科研及教学工作。常年坚持奋战在田野考古第一线，在实践教学和田野技术方面取得十分丰富的经验。先后参加唐县南放水、齐齐哈尔昂昂溪、张掖西城驿、巴里坤石人子沟、甘谷毛家坪、旬邑枣林河滩、孙家、西头等遗址的发掘工作。独著或合作出版学术专著5部，在《考古》《光明日报》等杂志、报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主持的陕西旬邑西头遗址获得202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引文格式：豆海锋，宋阿倩. 考古学视野下周文明形成与发展进程中的"泾河廊道"［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4）：6—18.

来源/《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