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读
华为的案例证明,敢于分享权力,才能吸引和锻造顶尖人才;真正的培养是敢于交付出有风险的权力,并允许下属在 " 试错 " 中成长。通过赋予有挑战性的职责和决策空间,满足知识型员工对成就感和影响力的深层诉求,从而极大激发创造力与忠诚度。作者 | 田涛
原创摘录自 | 《在悖论中前行》
知识型劳动者是一群特殊的有能力、有野心的人,他们天然地对权力有热情、有偏好。华为是如何满足、分配、驾驭、平衡知识型劳动者的权力诉求的,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权力管理的案例。
首先是充分释放和开放权力。
在我访谈华为一些老员工时,他们讲 " 老板有一点想得很清楚:这些人不仅是为钱来的,也是为权而来的 "。因此,华为构建了充分释放和开放权力的企业文化。任正非从一开始就把人权、财权、事权分解给了不同的人,分配给了那些刚进华为不久的 " 不能胜任 " 的年轻人,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如果说,任正非在今天不直接拥有人权、财权、经营权还可以理解,是因为华为的决策和制衡机制相对成熟和体系化了,但早期华为的管理制度既粗糙又脆弱,为什么任正非还要充分释权、放权?答案只能是:满足青年知识分子的权力感和成就欲,同时在权力试错中让那些拥有管理潜能的年轻人成长起来。
华为曾经的二把手郑宝用对我说:" 当年我的权力很大。我想让谁进来谁就进来了,今天常务董事会的不少高管都是我那时招聘进来的,这是人权。财权也很大,我说给谁多少工资就给多少,有时向任总报告下,老板基本上都说就这么定了。事权更大,研发上什么项目我说了算,投多少钱也是我说了算。当然下面的人上什么项目我也都支持,人他自己找,我没人,只管给钱。" 郑宝用进入华为的第二年就被提拔为常务副总裁,那时他年仅 27 岁,华为当时的高管年龄大多在 30 岁以下。
充分释放权力还体现在任正非的另一大创造上:降低权力的稀缺性。20 多年前初识华为,经常碰到华为人给我递名片:华为公司副总裁或华为公司某某部副总裁,一年左右拿到的有副总裁头衔的名片几十张,搞得我晕头晕脑。时间久了,我才知道这既是为了见客户的需求,也是为了提升员工的成就感。几年前,我曾问过华为几位资深管理者,公司有副总裁头衔的人到底有多少?一位说:" 不清楚,应该有上千人吧?" 也有人甚至说最少有四五千人。
2015 年前后,任正非在多个场合 " 论将军 ":为什么不能有少将连长、中将营长呢?从东莞买些黄豆豆,就是少将、中将;豆瓣酱、辣椒酱、芝麻酱,多弄几个纽扣不就多几个将军?总干部部不要太抠门!有人担心,这会不会带来权力的 " 通货膨胀 "?30 多年的实践证明,这样的担心是多余的。任正非要的是到处将星闪耀,英雄 " 倍出 "、人才 " 倍出 ",而不是 " 辈出 "。
与充分释放和开放权力相反的一面是,权力的私有和垄断。许多民营企业的创始人认为,公司是自己创办的,所以理所当然地对权力拥有绝对的垄断和控制,从而在权力的分配、授予、管治等方面趋于封闭和保守。这样的结果只能是庸才扎堆、能臣猛将寥若晨星。我经常给一些企业家讲,华为从上到下的权力走廊上将星云集、接班者云集,概源于任正非的权力观。权力因组织而产生,权力归属于组织,权力服务于组织,权力也是一种重要的激励资源。
权力开放的另一面是权力试错,也就是说要鼓励管理者敢于运用权力,在战争中学会管理。华为一位中层管理者对我说,坐在第一排的那些人,包括老板在内都犯过很多错误,正是因为犯错和允许犯错,他们才能成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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