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

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本质，是一场从政策开放到制度开放、从要素融入到规则塑造、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引领的深刻变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既是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在逆全球化浪潮中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拓展新发展格局的必然选择，为全球经济治理贡献了中国方案。

在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抬头的背景下，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作出 "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 " 的战略部署。这一部署通过深化制度型开放，以规则创新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体系，有效对冲外部不确定性。它不仅通过引入国际竞争倒逼国内改革深化，激发市场活力，更借助 " 一带一路 " 与双边多边合作构建多元化国际市场空间，增强产业链韧性。这一战略既是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在逆全球化浪潮中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拓展新发展格局的必然选择，为全球经济治理贡献了中国方案。

第八届进博会上，瑞典馆展出的斯凯孚中国首款近零碳轴承。本报记者 张伊辰摄

从 " 流动型开放 " 到 " 制度型开放 " 的范式变迁

传统对外开放，核心是商品与要素的 " 流动型开放 "，其理论基础是比较优势理论。而在全球规则竞争加剧、价值链面临重构的今天，开放的重点正转向 " 制度型开放 "。这本质上是通过国内规制体系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对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塑造制度比较优势。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有效的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制度型开放，正是通过引入外部规则压力，倒逼内部制度优化，形成更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市场环境，从而吸引全球高端要素的 " 制度性集聚 "。这不仅是开放层次的提升，更是一场深刻的治理变革。

我国对外开放已经进入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阶段。例如上海自贸试验区及临港新片区从负面清单的持续缩减，到数据跨境流动制度的探索，其价值不在于争取多少特殊政策，而在于为全国性的制度变迁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 " 公共产品 "。因此，今后我们要转向更多对接 CPTPP 和 DEPA 等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金融领域等方面，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积极扩大自主开放，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将中国的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更紧密地联系起来。

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与拓展嵌入式循环的结合

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不仅是政治立场，更是经济理性。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任何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多边体制提供了公共规则平台，大幅降低了跨国交易的协调成本。当前，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正面临严峻挑战，在全球化纵深发展与区域化并行演进的双重趋势下，中国的国际循环模式应从单一的 " 融入全球化 "，转向更具韧性的 " 嵌入式循环 "，也就是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同时通过 RCEP、CPTPP、DEPA 等区域与多边协定，构建更加稳固的区域生产网络，形成 " 多边 - 区域 - 双边 " 相互支撑的循环体系，捍卫国际贸易规则和国际公平正义，以中国的确定性稳住不确定的世界。

作为 RCEP 框架下的核心枢纽，上海正在优化其 " 五个中心 " 功能，强化转口贸易、离岸贸易，这正是在实践从 " 通道枢纽 " 向 " 规则枢纽 " 和 " 流量调控枢纽 " 的升级，是构建 " 嵌入式循环 " 的关键节点。

以开放引领制度变革、激活发展动力

" 以开放促改革 " 的深层机制，在于引致性制度变迁和激活发展新动力。外部冲击是打破路径依赖、推动制度演进的重要力量，对我国而言，开放就是倒逼国内体制机制改革、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强大外部动力。通过制度型开放，放宽市场准入、引入国际竞争，会对国内低效率的体制机制形成 " 创造性破坏 " 的压力，从而大幅增强深层次改革的动力。同时，通过加快引入人才、技术、数据等重要的生产要素，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能够更好破除不利于要素优化配置的制度障碍。这不是被动的调整，而是主动利用开放作为制度创新的触发器和效率提升的催化剂。

" 十五五 " 期间，我国在进一步实施自贸区提升战略，持续放宽服务业外资准入方面，还有待更多的首创性、集成式探索，面临更新的商业模式和监管体制的挑战。应对这些挑战的过程，本身就是我们提升治理能力、优化营商环境的改革过程，形成 " 开放 - 改革 - 发展 - 再开放 - 再改革 - 再发展 " 的良性循环。

贸易创新、复杂产品与知识密集型服务的动能升级

贸易创新发展主要是指跨境电商、数字贸易、绿色贸易等新业态新动能的创新发展，这是提升国际循环质量的关键。其理论支撑源于新贸易理论和新新贸易理论，强调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化和企业异质性。

未来的方向，在货物贸易方面，我们需要拓展中间品贸易、绿色贸易，推动市场多元化和内外贸一体化；推动货物贸易向 " 复杂产品系统 " 升级，嵌入更多技术与服务价值。在服务贸易方面，需要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这关乎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权和利益分配。在数字贸易方面，需要有序扩大数字领域开放；数字贸易重构了传统的比较优势，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其跨境流动的制度安排将成为未来国际竞争的核心。

双向投资、资源整合与全球价值链的位势提升

双向投资的理论基础已从传统的资本流动，转向基于全球价值链的战略性资产的搜寻与整合。吸引高质量外资来华投资，也即 " 引进来 " 的重点，需要从成本导向型外资转向 " 效率导向型 " 和 " 创新导向型 " 外资，使其研发环节与本土创新体系深度融合。为此，需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完善外资企业圆桌会议制度，保障外资企业在要素获取、资质许可、标准制定、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国民待遇，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让中国大市场成为全球创新的应用场和大机遇，让外资愿意来、留得住、发展好，共享中国新机遇。

鼓励有实力的中国企业合规、稳健地对外投资，也即 " 走出去 " 的重点，则是要从获取资源转向战略性资产搜寻和整合，通过并购国际研发机构、知名品牌等，快速提升我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 " 位势 " 和掌控力。如上海的振华重工、上汽集团等的海外投资，早已超越简单的产能转移，更多是布局研发中心、建立全球设计网络，这正是战略性资产寻求的典型表现。下一步，我们需要更有效地实施对外投资管理，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引导产供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重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开启我国企业出海的良好时机。

共建 " 一带一路 " 与开放型世界经济的空间拓展

" 一带一路 " 倡议是我国推动国际合作、拓展国际循环的重要平台。高质量共建 " 一带一路 "，是一个宏大的制度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现实示范。它意味着未来 " 一带一路 " 建设将更加注重规则、标准方面的联通，进一步加强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产业、人文务实合作，拓展绿色、数字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

高质量共建 " 一带一路 " 通过基础设施的 " 硬联通 " 和规则的 " 软联通 "，在更大的地理空间范围内降低交易成本，拓展市场边界，催生新的经济网络，为共建各国提供融入全球化的新通道，也为中国构建多元化、抗风险的开放空间提供战略支撑。

像上海、广东等地作为 " 一带一路 " 建设的重要区域，未来的核心贡献在于提供高水平的专业服务，如金融、法律、航运管理，将 " 硬联通 " 的设施转化为可持续的 " 经济流量 "。

总之，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本质，是一场从政策开放到制度开放、从要素融入到规则塑造、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引领的深刻变革。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