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年 11 月 26 日下午，香港新界大埔屋邨宏福苑多栋住宅楼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至 24 小时之后的 11 月 27 日下午 3 时，大火已造成 55 人遇难。除其中 1 座大楼未被波及外，4 座大楼已经救熄、3 座大楼火势得到控制。

此次特大火灾及其导致的重大伤亡，牵挂了全国人民的心。深圳在火灾发生当晚即派出精锐消防力量前去口岸待命。

火灾发生后，舆论马上就引发火灾的竹制脚手架展开讨论。大陆网友普遍认为到了今天香港还在使用竹制脚手架、还存在相关材料的 " 行会 "，施工阻燃标准落后等问题很不合理；同时，也有一些声音为竹制脚手架的存在辩护或试图将锅甩给 " 中资 " 和 " 外劳 "，还有大 V 说竹子不易燃，以及其他一些清奇的辩护角度。

火灾无情。灾难的发生很多时候都是多方面原因造成。同样，想要尽可能地预防灾难，也要从多方面综合入手进行治理。但这前提也是需要能有效治理，就像香港建筑行业的情况一般，以香港今日行会社团法团遍布，而港府相对于这些存在又居于弱势的局面，有效的治理和预防到底能从哪开始，才是问题所在，不然再怎么论证竹制脚手架安全先进也于事无补。这也是我们需要保持思考和警惕的。

宏福苑是一处房龄 42 年历史的高层住宅小区，共有 7 栋 32 层高楼，1984 户，2021 年人口普查共有 4643 名居民，其中 65 岁以上长者 36.6%。2024 年 7 月以来，宏福苑由业主立案法团启动了一次大维修，集资超 3 亿港币，户均 16 万港币，分期付清，至今已经动工一年零四个月。

在维修过程中，施工方使用了香港当地特色的竹制脚手架 " 棚架 "。竹制脚手架在祖国内地已经因火险隐患和无法抗拒剪切力等安全问题，在 2000 年前后在正规工地中全面禁用，仅少量存于农村自建房工程。然而，在香港地区，棚架商会长期垄断脚手架施工行业，以 " 传统技艺 " 和保护从业人士避免失业等借口，抵制金属脚手架的推广。今年年初，棚架工会还再次发文陈情。

据宏福苑业主反应，2024 年维修施工开始不久，他就发现棚架上使用了易燃的 " 棚网（绿布）"。如果按照祖国内地的国标采购阻燃棚网，花销要高一倍以上。该业主当即向业主立案法团和香港劳工处等官方部门投诉。然而，法团主席、区议员等体面人物均向业主们担保棚网的安全性，劳工处也以官方名义回复，说香港当地没有棚网阻燃的相关要求。直到今天（28 日）的最新消息，根据今天港府有关部门对棚网的初步化验，发现达到阻燃要求。

同样的，施工过程中保护大楼门窗的缓冲材料也采用了易燃的发泡胶。除此之外，业主当中早就有人投诉施工队伍在棚架作业时吸烟、不戴安全帽等违规行为，均未得到特区有关部门的积极处置。

由于寸土寸金，宏福苑即使位于香港新界较偏远的位置，仍然采用了一梯八户的塔楼设计。日常，这种设计把高密度、高容积率的经济指标与岭南民居重通风、重遮阳的生活要求结合起来。但是在火情发生之后，塔楼设计 " 八面来风 "，成为了助燃和火势蔓延的重要因素。更令人汗颜的是，宏福苑的建筑密度很高，从卫星照片上看，楼间距不到 10 米。这导致火灾从一栋楼燃起之后，很快借助风势和热辐射蔓延到小区的其他 5 栋楼，仅有一栋楼幸免。

然而，这些狭窄的街巷布局在香港地区并不奇怪。宏福苑 32 层高楼的高度近百米，香港地区的消防云梯车云梯的长度却仅有 56 米。当地消防官方宣称的原因之一，是云梯车需要一定的工作半径，当地街道与楼间距过窄，即使买了更长的云梯也无法使用。（内地相关人士认为，通过周密部署指挥，56 米以上云梯车在香港街道可以克服困难执行任务，同时内地的地级市普遍备有 80~90 米高度的云梯车，56 米级云梯车充其量是县城标准）。

综合考量，竹制棚架、发泡胶、业主立案法团、特区相关部门失管都是宏福苑火险惨祸的原因之一。火灾具体起因为何，还需进一步调查。但是，毋庸置疑，施工行业及其背后 " 话语权 " 过强的行业组织，它们执意采用助燃材料，对这起严重火灾的酿成起到了决定因素。

维修工程中，代表业主方行使甲方权力的立案法团与棚架商会，都是香港特色治理体系的一部分。这一治理体系的形成，源自港英末年两任港督的处心积虑放纵社团组织扩张，是英殖民主义在全球退场时的惯例。

1840 年，从英国占领港九开始殖民统治起，就营造出森严的殖民统治机器，提防和镇压华人群众。在港中国人民对殖民当局的反抗由来已久，早在 1860 年代的中国佣人投毒事件，就得到了马克思的赞许。（该事件作为原型，被西方流行文化改造为了精通投毒的丑恶形象 " 傅满洲 "，用于各种反华文学。）

港英当局通过《社团条例》和《公安条例》，通过注册、审查、集会和组织管制等手段，严密监视港人结社。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港英当局尤其限制和打击倡导民主、独立或反殖民的团体，严厉打击左派社团。同时，地道老米字旗的祖传手艺，打一派打一派，对提供慈善等社会服务的社团和亲英社团予以扶持，维护社会稳定并减少社会对立。

在 1980 年代以前，港英当局实行典型的 " 行政主导 " 体制，成立了由政府官员和港督委任的各界精英组成的立法局。在这一框架下，社团成为了利益汇集与表达的渠道。

除了传统的亲英社团，还有工程师学会、律师会、医学会、教育工作者联会等功能性团体，用于提供专业政策与技术标准制定的参考；各类社团的领袖和专家组成的上百个咨询委员会等，涵盖当局的各种日常决策，事无巨细。港英借此将重要的社会力量和专业知识纳入治理体系，实现了 " 共治 "，同时也为政策披上了 " 民意 " 和 " 专业 " 的外衣，增强了其合法性和执行力。

1984 年，随着中英谈判和中英联合声明签署，港英当局对社团的态度发生了 180 度转变，治理逻辑从 " 维持殖民统治的稳定 " 转变为 " 为顺利交接和实现‘高度自治’做准备 "。这是老英的常规操作：退出殖民地之前，培养一个亲英的、信奉西方民主法治的政治阶层，美其名曰 " 非殖民化 "，为殖民地搭建好 " 民主体制 " 再滚蛋，好像很绅士的样子。

中国政府则对此保持高度警惕，并依据《联合声明》对英方的 " 突然民主化 " 举措进行监督和反制。老英的 " 我都是为了香港好 " 还有一挂，就是抛出了维多利亚港改造与赤鱲角新机场的基建案，为回归后的香港留下了庞大的财政压力。

时年，港英当局最为显著和深刻的改革，就是开放政治空间，建立代议政制。1982 年至 1985 年，在区议会开放选举，引入直选。1985 年至 1991 年，完成立法局成员的选举，议员由功能组别（如商界、工业界、劳工界等）和选举团（由区议员组成）产生，催生了香港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团体、政治人物和竞选活动。

尽管此时港英当局的《公安条例》依然存在，但实际执行尺度大为宽松。市民组织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利得到更大程度的保障，政治表达空间迅速扩大。各种社会运动（如环保、劳工权益、民主化运动）风起云涌，成为常态化的政治景观，并催生了政治团体的创建。

1992 年，" 老阴逼 " 末代港督彭定康上任，采取了更加激进的改革，对《社团条例》进行重大修改。社团由 " 注册制 " 改为 " 通知制 "，无需成立报批，降低了组织社团的门槛。这一举措被英方标榜为 " 扩大自由 "，但实际上极大地便利了各类政治团体的成立和发展，特别是那些可能对中国政府持批评态度的组织，悄然 " 埋下混乱的种子 "。港英当局唯一的体面，是对台独组织的活动姑且敲打了一番。

在港英政府末年，社团在立法和施政中的作用呈现出 " 从咨询到参与，从合作到博弈 " 的鲜明特征。在 " 行政主导 " 时代，社团主要是咨询伙伴，其作用是通过非正式的、精英化的渠道渗透到政策制定中。在香港回归的过渡期，随着代议政制的引入，社团（尤其是功能团体）成为了直接的立法者。

同时，彭定康的改革让立法过程充满了政治对抗和议程竞争，使得立法和施政过程变得更加复杂、公开和政治化，决定了香港回归之后的政治生态。港英当局的这些政治安排，大多在回归之后根据《基本法》纳入了 " 一国两制 " 框架，成为了 " 五十年不变 " 的一部分。

回归之后对于中央政府来说，港英政府遗留下来的功能界别体系，仍是维系行政主导的重要抓手，也是在香港暨成的选举制度下，对抗港英晚期扶植起来的反对派乃至境外力量，以及民粹思潮的政治缓冲阀。但是，这套体系对管治而言是双刃剑，港府需要依靠法团维系行政权力，同时又意味着港府必须向法团妥协，以取得它们的支持。

可以说，面向利益团体，回归后的香港政府本质上是一个弱势政府。其中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 2003 年 23 条首次立法时，亲商政团香港自由党的倒戈，导致早期国安立法胎死腹中。这种政府和社团的合作关系，为社团影响政府政策制定，提供了巨大的游说空间，掏空了港英时期一直行之有效的行政主导体系——政府和社团之间的 " 上传下达 "，从港英时期的 " 下达 " 为主，变成了回归后的 " 上传 " 为主。

所以回归之后，本质上是 " 弱势政府 " 的港府，施政效率还比殖民时期下降了。我们抛开敏感话题不谈，以长期困扰香港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的土地供应问题为例。香港这座拥有 1100 平方公里土地的城市，实际开发率仅 24.3%，其中住宅用地不足 7%。未开发土地中，42% 被划为郊野公园，另有大量土地自港英时期就以 " 乡村式发展 " 之名长期闲置。

曾贡献四分之一建设用地的填海工程，自 2005 年起因环保阻力几近停滞，就连刘德华代言的 " 明日大屿 " 填海造地计划也举步维艰。

土地存量数据更显扑朔迷离。2012 年政府重新统计发现，原公布的董先生 "8 万 5" 的基础—— 2100 公顷待建住宅用地，扣除 " 乡村式发展 " 和不能开发的零碎地块、山地护坡、道路等各类限制后仅余 391.5 公顷。所谓 " 两千公顷待开发用地 " 在账面上骤然蒸发。

与此同时，开发商持有的八千多公顷农地却深陷转型困境。2017 年港媒报道，港岛四大地产商囤地八千公顷。随后有企业辟谣：都是农地，由于农地转建需经历长达 18-22 年的审批流程——包括 8-10 年规划申请、10-12 年部门协调，还要应对环评司法挑战和补地价谈判，这些 " 潜在建设用地 " 始终难以兑现开工建房。

成立于 1991 年的城市规划委员会是决定了香港土地规划用途的关键决策机构，由 5 名官方代表与 37 名各界专业人士组成。我们说好听点，也许这个机构是严谨和专业的，但审批效率实在值得商榷。1996 年该委员会曾否决英国枢密院已批准的用地变更，其审慎程度甚至超越伦敦道克兰地区三十年城市改造的节奏。这种制度设计无疑也间接加剧了土地供给的僵局。

类似的东西还有很多。回归之后的特区，面对利益团体处于弱势立场，涌现出巨大的内耗与内斗。社团与公职人员仿佛 " 王与马，共天下 "，决策靠智库，执行靠法律，即使特首能 " 钦点 "，也奈何不了狮子山下的八百诸侯，无形中把特区、特首乃至中央，虚化为了一个牌位，重大施政意图难以下渗。

近年来，香港的许多公共议事不论大小，都化为激烈的政治表达，在巨大的分歧中争吵，往往习惯地把问题拆分为 " 香港 " 和 " 内地 "，而不是就事论事的讨论。这两天看到许多香港 IP 在谈论此次火灾事故时，也有相同的表现，可见此类乱状是有深层次的原因。

日常事物由骄横自满的 " 专业人士 " 操纵，他们自诩专业与 " 国际化水平 "，工作流程上滴水不漏，却完全不考虑轻重缓急与民心的急难愁盼。这群 " 专家 " 还往往偏黄，觉得不管挂米字旗还是紫荆花，香港都离不开自己的 " 专业 " 与 " 公允 "，在自鸣得意中无视香江的前途无光。

国内网络上长期有一帮人，特别热衷于推崇 " 小共同体社会 "，" 市民社会 "，大谈 " 周制 " 和 " 秦制 "。这个问题实际上辩经无用，社会学也要讲实验，中国是世界上罕见的同时存在两种体制的国家，香港就是个典型的小共同体林立的，" 周制 " 爱好者理想中的神国。所以，" 周制 " 爱好者不必天天辩经，也不用舍近求远，去香港实验自己的理想即可。

不过社会实验不像科学实验，需要很长的时间，排除各种一时的维度和参数干扰，才能得出相对经得住历史检验的结论，不然，有一点一时的实践成果，就能大搞赢学宣称胜利。从冷战以来，这种事情见太多了，就好像阿根廷的米莱一上台折腾，就有人开始宣称赢了。香港这个实验，也是过了十几二十年，才明确看到了大体的结果。

但实验终归是说得好听，和科学实验相比，社会实验的代价是十足大的。香港这场实验的最终结果还没彻底展现，但代价已经是十足的大了。就像我们前面所说，回归之后的港府成了一个弱势政府。当年我们是不得已高位接盘，但事实就是英国殖民者老阴逼们埋的雷，我们始终没有拆好。在国安法出台之前，这个雷是在不断扩大的。

2025 年的中国和 1997 年相比早已天翻地覆，2025 年的英国已经是路边一条，2025 年的香港还保有金融中心的功能，但也就仅此而已了。历史总是在变化和运动中前进的，当年一国两制是基于现实物质的局限带来的种种不得已，不能说因为今天的各种问题就否定当时的必要性；但同样，今天也没有理由再重复一遍踩雷了。毕竟，海峡对面还有一个人口 2300 多万，面积远比香港大得多的岛屿，我们难道还要等着一个比香港今天的问题还放大十倍百倍的实验结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