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周，" 阿富汗永久禁止女性上学 " 的新闻在中国互联网刷屏。但这其实是一则表述模糊的旧闻——塔利班最近并没有颁布新禁令，流传的部长发言视频也是 2024 年 8 月的事，他在视频里并没说 " 永久 "。

但真实的阿富汗比误传的版本更糟：早在 2021 年 9 月，在塔利班上台掌权的第一个月内，女子初中和高中就关闭了。阿富汗女孩读完小学就没法再升学，这个事实，已经持续了 1600 多天。

2024 年 10 月，我们曾发布《一个阿富汗女人的来信》。作者哈迪亚（Khadija Haidary）用通信的方式，讲述了在塔利班统治下的生活。几天前，我们再次联系了哈迪亚。两年前通信后，她带着家人离开阿富汗到了巴基斯坦，但仍在坚持采访和写作，并与报道阿富汗女性处境的媒体 "Zan Times" 合作。

在这次回信里，她向我们讲述了阿富汗近两年的变化。这些内容来自法令、媒体报道等公开信息，也来自她本人的采访和仍在国内的亲友。我们对其中的公开信息做了核实。

各种情况都在越来越糟。护理和助产培训停了，女性失去了最后学医的机会，母婴诊所纷纷倒闭，连避孕药也被禁止销售；新法律正式把 " 惩罚妻子 " 的权力交给丈夫，默认只要没打成重伤，家暴就是合法的；在街头卖货、讨饭的小孩会被抓进拘留所，甚至被打到头骨破裂、眼珠爆裂；而男性不仅没有言论自由，甚至连决定自己胡子长短的权利都没有。

1631 天，这是塔利班上台执政至今的天数。从哈迪亚的讲述里，我们可以看到，文明可以在这样一段时间里倒退到何种地步。

这次通信时，哈迪亚仍感到恐惧。她在巴基斯坦没有有效签证，当地警方正大规模遣返移民；她还有十几位家人在阿富汗。她身边的朋友，即使逃到了欧洲，也因为担心国内家人的安全，不敢在网上说一句批评塔利班的话。

但她仍选择坚持表达。她反复告诫自己 " 不要害怕 "，因为 " 如果任由恐惧将我们吞噬，我们将再也听不到任何声音 "。

她说，自己有权选择是将生命耗费在恐惧和沉默中，还是用来发声和冒险。

" 因为如果连我也不再说话，就不会再有一个叫哈迪亚的女人，去书写阿富汗妇女和被压迫者的生活了。"

现在在阿富汗，男生可以上大学，女生只能读完小学。2021 年 9 月起，女子初中和高中就关闭了。根据联合国最新报告，塔利班掌权后，阿富汗有 220 万名女孩被剥夺了受教育权。如今阿富汗是全世界唯一不让女性读中学和大学的国家。

学校关门那天，塔利班对校门口哭泣的女孩说：" 回家等通知。" 四年半过去了，通知一直没来。最近我采访了一个女孩，她说：" 塔利班来的时候我 13 岁，现在我 17 岁了，连校服都穿不下了。" 她每次路过学校大门都觉得喘不过气。但她还在等，每晚梦见同学。" 如果哪天真的开了，我第一天一大早就要去上学。"

中国网络上流传的视频中，记者问塔利班高等教育部长，女性什么时候能回去上学，他回答：" 既然女性教育 ' 无限期延迟’了，那关于这个问题的提问也‘无限期延迟’。"

2022 年底，大学也对女性关闭了。原本在大学教书的女教授只能待在家里。一开始还能领到一点钱（每月 5000 阿富汗尼，约人民币 500 元）。到了 2025 年 5 月，塔利班彻底取消了她们的职位，一分钱也不发了。我采访发现，大多数教授根本没收到正式文件，有人是听人传话，有人是去学校被拦住，才知道自己被开除了。一位教了十年社会科学、发过很多论文的学者，现在靠做裁缝养家。她告诉我：" 我以前教学生写毕业论文，现在从早到晚坐在缝纫机前，只是为了忘却时光飞逝。"

也是在 5 月，他们禁掉了 18 本大学教材，包括讲性别平等的书。9 月，超过 140 本作者是女性的书被禁，连统计学和摄影理论的书也没放过。

2024 年底，护理和助产培训停了，女性失去了学医的机会。

现在，女性读完小学，唯一能合法上学的地方就是宗教学校。那里不教数学科学，只让背经文，学习穿衣规范。

昆都士的一位母亲告诉我们，如果不送女儿去宗教学校，家里就领不到救济的食品和钱。还有人说，现在只有家里女儿上宗教课的，才能得到工作机会。

这样一来，就连普通小学的班级也越来越小。很多女孩两边跑，上午去宗教学校，下午去小学，最后在越来越大的压力下选择了辍学。

这些变化正在改变整个阿富汗。干了很多年的公务员和老师被赶走，换成了只有宗教学校文凭的年轻人。在尼姆鲁兹，一位大学毕业，在妇女事务部工作了 20 年的女性被开除，接替她的是个 17 岁的宗教学校毕业生。她说：" 现在大家都明白了。如果你想找工作，就别去上大学了。去宗教学校吧。"

这种观念已经渗透到各阶层。我们采访的女孩不再梦想成为医生或工程师，她们觉得宗教学校的证书更安全，而且越来越成为唯一重要的证书。

2025 年 1 月，特朗普在美国就职后，削减了对很多国际机构的资助，阿富汗多数非政府组织失去资金。阿富汗的医疗行业受到很大打击，特别是偏远农村负责母婴健康的诊所，一个接一个地倒闭。Zan Times 调查发现，阿富汗 33 个省份共有 440 家诊所关门。女性在分娩时找不到医生，当地诊所没了，助产士也走光了。

两周前，我们采访了代昆迪省的一位女性，她的姐姐因产后大出血加上高血压，死在了家中。她说村里的诊所关了，过去一年，当地有很多女性死于分娩。

2023 年 2 月起，塔利班通过了一项非正式法令：避孕药是非法的。他们说这是西方控制这里人口的阴谋。在一些省份，他们告知诊所、药店和私立医院，不准卖避孕药给女性。这个政策正逐省推行。2023 年初，多个省份的医生和助产士反映了同样的情况：药先是送得慢，接着变少，最后干脆断货了。

在阿富汗的两个大城市，塔利班挨家挨户威胁助产士。在首都喀布尔的一位店主说：" 他们两次带着枪来店里，威胁我不许卖避孕药。他们会定期检查每一家店，我们现在已经不卖了。"

过去二十年里，避孕药在阿富汗到处都有宣传，电视广播经常播。以前在药店很便宜就能买到，公立诊所甚至是免费发的。塔利班来后，这些东西变少了，有的地方彻底消失了。塔利班像是在间接向社会传达：女性不需要避孕，就该不停地生孩子。

在阿富汗农村，有的女性生了多达 13 个孩子，身体根本受不了。我们采访了一位坎大哈的女性，她 36 岁，怀孕 9 次，流产了 6 次。她去不了诊所，也买不到避孕药。因为流产没得到治疗，她现在整个人神志不清。她母亲说，她整天身体抽搐，有时甚至不认识自己的孩子。

在塔利班统治下，儿童没有任何特殊权利。一周前，他们在新法典里删除了几条保护儿童的条款：不再禁止招募儿童参军，不再禁止儿童从事危险职业，也不再保护儿童受教育的权利。

虽然男生能读到高中，甚至大学毕业，但课程被大量宗教内容取代，对未来帮助不大。学校里没有体育锻炼，没人关注孩子的身体健康。

在农村，塔利班鼓励男孩也去宗教学校。这些学校政府不出钱，而是依靠清真寺和民众的一点捐款维持。几十个孩子在毛拉的监督下背经文，他们的家庭负责提供资金。政府口头鼓励他们，却不提供支持。这些孩子长大后，大多会变成新的塔利班。

2025 年 11 月，Zan Times 发布了一份关于童工的调查。在喀布尔和坎大哈，很多孩子说塔利班不准他们在街头工作，还会以 " 非法工作 " 的罪名逮捕并殴打他们。

11 岁的男孩哈伦告诉我们，从去年冬天开始，他被抓进去六次了。他在街上卖袜子，生意好时一天挣 200 阿富汗尼（约 20 元人民币），全家六口人全靠这笔钱，因为他爸爸瘫痪了，妈妈又不能出门工作。

哈伦记得每一次被抓的经历。第一次是在普勒索尔赫。" 我正在卖袜子，几个塔利班叫住我，" 他说，" 我走过去，他们就把我塞进巡逻车，关进了拘留所 "。那次他被关了 15 天。

他和那些在街上干活被抓的孩子，都被送到了喀布尔市的巴达姆巴格。那里本来是女子监狱，现在也关小孩。那里的条件很差，到处是暴力。吃的根本不够：三个人一天只能分到一块干面包和一碗扁豆。" 谁都吃不饱 "，哈伦说。他们还强迫这些孩子擦墙干重活，威胁说如果不听话或者干慢了，就会被转送到更可怕的地方。

哈伦和另外两个孩子还亲眼看到男孩被大人打到头骨破裂。" 一个男孩被打得眼珠都爆了 "。哈伦回忆。监狱里只有一名医生，会包扎伤口，但任何被拘留者都不准去外面的医院看病。

跟他们关在一起的还有街上讨饭的孩子。2024 年 4 月，塔利班批准了《反乞讨法》——只要你手里有一天的口粮还去讨饭，就是犯罪。到 10 月份，他们已经在全国抓了快 6 万人，里面很大一部分是小孩。电视新闻上全是那些惊恐的孩子，有的看起来只有五岁左右，盯着镜头看。对很多家庭来说，饥饿让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把孩子送上街，哪怕知道可能被塔利班抓走。

一周前，塔利班发布了一部新的刑事手册，只有 58 页，还没有以前法律的目录长。塔利班领导人说，这上面的话必须执行，谁也不准议论。令人惊异的是，这 119 条法律里一次都没提到 " 女性 " 这两个字，只是委婉地说：如果女性违规，丈夫有权惩罚她。

这意味着，塔利班正式把 " 惩罚妻子 " 的权力交给了丈夫。法律也没有说明什么是 " 违规 " ——如果女性说了一个 " 不 " 字，或者没有按时给丈夫递上一杯水，就算丈夫对她施加暴力，法律可能都会站在男性这边，认为他只是在 " 惩罚 "。

虽然法律第 32 条提到，如果丈夫把妻子打成重伤、骨折或身体大面积淤青，妻子告到法院，丈夫会被关 15 天。但实际上，这种规定表面上在保护，其实是在纵容——它默认了轻微的殴打是合法的。

自 2024 年 10 月我的文章在中国发表后，塔利班又出台了更多针对女性的禁令。

2025 年 11 月，他们开始在代康迪省禁止女性做小生意，不论是开店、摆摊还是搞缝纫作坊，财产全被查封。塔利班总是这样，先从一个省试点，再推向全国。

不仅女性痛苦，非塔利班成员的男性也未能幸免。他们在政府里受到歧视，没法抗议，甚至我的男性家人都不敢在网上给批评塔利班的帖子点赞，生怕入狱。

现在的阿富汗，男人们大多失业待在家里。联合国的最新数据显示，失业率高达 75% ，九成以上的人口活在贫困线以下。一些政府职位、大学里的男教授、部分私人机构岗位还保留着，但许多职业消失了。以前靠外国援助支撑的服务机构撤了，法官、检察院、议会解散了，大多数私人媒体倒闭了。我的兄弟、我丈夫的兄弟，还有我认识的所有男性亲属全都失业了。有人已经在家待了四年半。这些年轻男性非常沮丧，没钱创业。全家人的生计，往往只能靠远在国外的亲戚接济。

可现在连出国的路都被堵死了。伊朗和巴基斯坦正在大规模遣返阿富汗移民。据联合国难民署报告，仅 2025 年，就有 120 万阿富汗人被强行赶回来。

为了生存，很多丢了工作的士兵和年轻人跑去北方挖金矿。那些矿井都是非法开采的，没有任何安全保障，这些开采大多在当地塔利班的监督下进行，塔利班从中分成。矿井经常坍塌，尸体留在里面好几天没人救援。这种开采不仅危险，还破坏了环境，当地人为了保护土地，最近与开采者发生了冲突。

还有一件事，中国男性可能会觉得奇怪：阿富汗男性不准刮胡子。理发店严禁理 " 西方风格 " 的发型。最近在赫拉特市，有些理发师因为给年轻人修了胡子线条或者理个时髦发型，就被塔利班抓走了。

在这里，男人不仅没有言论自由，甚至连决定自己胡子长短的权利都没有。

最近，阿富汗大城市的女性因为穿衣问题被大规模逮捕。一个月前，赫拉特市抓了一批年轻女孩。按照塔利班的标准，女人要么穿一身黑，戴黑手套，遮住全身，只能露出两只眼睛；要么穿罩袍，通常是蓝色的，正面是封闭的，女性只能通过眼前的一块小网眼向外看。只要你的头巾带点其他颜色，或者露出一点头发、没戴手套，就会被抓进看守所。

一个女孩因为穿了件灰色的冬季大衣被抓，警察甚至对她的父亲说：" 换成是我，我会一枪崩了这女儿的头，绝不让她穿成这样出门。" 其实那个女孩穿得很严实，只是没穿那种全黑的罩袍。

在北部的塔哈尔省，为了管住那些穿彩色衣服抗议的 " 叛逆 " 女性，塔利班甚至专门增派了兵力。

其实塔利班来之后，女性的世界就只剩下黑色了。最近，一些女性开始尝试穿棕色、灰色或淡蓝色的衣服，或者戴个淡雅色彩的头巾。这是她们自发的行为。塔利班担心女性正在变得 " 叛逆 "。

女性大多在家中偷偷反抗。当她们在家里，周围只有女人时，她们会穿上喜欢的衣服，化妆、拍照，然后在 WhatsApp 和 Instagram 上以私密形式发给朋友。

2024 年 8 月，新法律规定女人的声音也是 " 私密 " 的，不准女性在公共场合唱歌、朗诵，甚至不能大声诵读《古兰经》。

女医生和女老师也被迫严守规定。女医生必须在一名男性亲属的陪同下才能上班，女外科医生甚至不准穿手术服，必须穿着那一身严实的教令服装做手术。卫生部还发了照片：医院里的女人必须从头到脚遮挡、戴口罩，只露出眼睛。

塔利班正在用这些法律逼女性回家，但女性在家中也不受保护。一旦被家暴，女性无处投诉，也没有避难所可以躲藏。

更糟的是，塔利班还鼓励一夫多妻制。现在一个男人能娶四个妻子。就在我写下这行文字时，我一个近亲家的年轻女孩成了一个男人的第二任妻子。那个男人已有妻子和三个孩子。我看了订婚视频，男人因多娶了妻子而高兴自豪，那个女孩居然也很高兴，我感到难过。现在，很多失学少女也被鼓励，甚至被家人强迫嫁给那些已经有多个妻子的男人。

过去二十年，阿富汗法律并没有规定一夫一妻制，但多妻的习俗正在消失，很少有男性会娶第二个妻子。塔利班到来后，旧习复燃了。过去四年，男性——尤其是塔利班成员——娶多个妻子变得非常普遍。我近亲家那个刚订婚的男人，他是一名医生。他受过高等教育，却也受这种风气鼓动娶了第二个妻子。

一个月前，塔利班逮捕了昆都士省的女记者纳齐拉 · 拉希迪（Nazira Rashidi）。他们说她犯了刑事案。但我采访了她远在德国的姐姐，她说纳齐拉只是电台的一个普通员工，她是寡妇，为了养活两个孩子才不得不出门工作。现在没人知道她在监狱里怎么样了，谁都不敢去打听。

在塔利班眼里，女人出门工作就是 " 非法 "，要是年轻女性还在媒体工作，罪就更重了。所以他们能找任何借口把记者关进监狱。

不仅是女记者，男记者也常被抓。只要和外国媒体发个邮件，或者批评政策，就可能在没有任何调查的情况下被关很多年。据报告，塔利班上台后，阿富汗 60% 的记者失业了，40% 的媒体倒闭。

现在，阿富汗境内的媒体都处在塔利班的监控下。私营电视频道成了宣传工具，广播和电视不准放音乐，全是宗教宣讲和古兰经朗诵比赛。所有新闻都受政府控制，哪怕是轻微违规，媒体就会被关停。

在阿富汗的 25 个省份，电视甚至被禁止播放生物的图像。塔利班觉得展示人的影像是一种罪。目前只有喀布尔和少数地方还没被完全禁止，但也快了。那些接到禁令的电视台，现在播新闻只敢放声音，画面配上一些没有人的空镜头。

为 Zan Times 工作的记者都用化名。2024 年 10 月我逃出来之前，也一直用化名。我们极度谨慎，同事之间说话都用暗号，紧急情况下也不敢打电话，只能等对方上线。有次跟我合作的一位女性突然消失了很久，后来她告诉我，那两天，她出门时一直有个男人跟着她，她怀疑是塔利班，只能关掉手机一段时间来保护自己。

在这里，做一份调查报道经常要花好几个月。查证事实太难了。比如我们需要政府的数据，但记者不敢去政府部门问，一问就暴露了身份。

塔利班发言人曾多次向媒体给出电话和邮箱，但我们联系过很多次，从来没人理。即使回复，他们也不会说出真相，只提供对政府有利的虚假信息。

此刻，写下这些文字时，一种奇怪的恐惧笼罩了我。我对一切感到害怕，甚至不敢给家人写信。我的母亲、九个兄弟姐妹以及丈夫的家人都在阿富汗。为了不让家族在频发的战争和死亡中绝迹，父辈们生了很多孩子。

我不敢告诉他们我有多快乐，或是我的书受到了多少关注——八月新书在中国出版（2024 年在中国发表来信受到关注后，哈迪亚在中国出版了她的第一本小说集，和文章同名），在编辑安琪的建议下，我安装了 " 小红书 "。接下来的五个月，我每天上去看两三次。读者的评论让我欣慰激动。很多女性能感同身受我们艰难的世界，有人提到了《使女的故事》，还有卡勒德 · 胡赛尼。

但我心存顾虑，只想独自感受这份喜悦。我担心联系亲友会为他们招致危险。我们已到了这种境地：甚至害怕分享自己的快乐。

我也担忧自己在巴基斯坦的安全。战乱中的人往往带着心理创伤。即便没有迫在眉睫的危险，恐惧也常伴左右。我曾设想过无数可怕的场景，担心中国网友的关注会引来塔利班的注意。在巴基斯坦，我几乎隐秘地生活，避开同胞，也避开警察。警方近期对移民并不友好，我没有有效签证，非常害怕被抓捕遣返。

你知道，2024 年第一次与你们通信时，我迈出了一大步。尽管有恐惧，我仍将继续走下去，将生命奉献于书写和谈论我的祖国，因为那里没有正义，人们没能过上人的生活。我有权选择：是将生命耗费在恐惧和沉默中，还是用来发声和冒险。

不久前，我一位住在德国的朋友在 Facebook 上分享了一位阿富汗女诗人的作品，诗人仍留在国内。我在帖子下评论，想采访她。几秒钟后，一个匿名账户发来私信，说自己就是那位朋友。她说出于谨慎，必须隐藏身份，因为她的兄弟还在阿富汗，她即使在德国也不敢发表反对塔利班的言论。我问她：你说了什么，让你这么害怕？她回答：仅仅是把一位女诗人介绍给媒体采访，就是一件危险的事。我感到惊讶，但也理解她的苦衷。那天晚上我心情低落，自问为何我不够谨慎？为什么我不害怕？但每当恐惧袭来，我都会提醒自己：这种情绪会让人瘫痪。我告诫自己不要害怕，这只是头脑制造的陷阱。

塔利班执政的四年半里，他们剥夺了人们的言论自由。我意识到一件事：如果任由恐惧将我们吞噬，我们将再也听不到任何声音。我曾多次陷入恐惧，又一次次在脑海中压制它，继续前行。因为如果连我也不再说话，就不会再有一个叫哈迪亚的女人，去书写阿富汗妇女和被压迫者的生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