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学者莱斯特 · 布朗抛出了一个令世界瞩目的问题：谁来养活中国？

彼时，中国人口刚刚突破 12 亿，而耕地面积正因工业化进程而不断缩减。一升一降之间，" 粮食危机 " 的阴云开始在国际舆论场上聚集。

当然，布朗命题提出后不久，答案很快显现，中国用不到世界 9% 的耕地养活了近 20% 的人口。到 " 十四五 " 末，中国谷物自给率稳定在 95% 以上，口粮绝对安全。

但是，解决了 " 吃得饱 " 之后，中国并未止步，而是进一步向本土化、多样化的高端食品体系延伸。

2026 年 2 月，英国《经济学人》周刊发文，称其注意到 " 一个令人惊讶的转向 " ——中国正填满世界的高端美食篮子。该刊指出，中国已是全球最大的鲟鱼鱼子酱和松露出口国，而且如今正快速进军鹅肝、橄榄油、抹茶及精品葡萄酒领域。

这些原本有着明显西方文化烙印的 " 高端食材 "，如今在中国完成了规模化的 " 异地繁殖 "，并反向输出至全球市场，确实令人惊奇。更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某一产业的单兵突破，而是集中式的爆发。

从 " 养活自己 " 到 " 令世界垂涎欲滴 "，中国到底经历了什么？这是 " 中国制造 " 在农业领域的延伸，还是一场更深刻的全球食物变革？

要回答这些问题，不能只看产量数字，更要理解一种逐渐成形的理念——食物主权。与强调贸易自由化的 " 粮食安全 " 不同，" 食物主权 " 更看重一个国家自主掌控食物生产、流通和消费模式的能力，包括决定种什么、怎么种、为谁而种。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周立，是国内最早系统引入 " 食物主权 " 概念的学者，亦曾与来华学术访问的莱斯特 · 布朗深度交流。在学术研究和田野调查中，他亲历了这场跨越 20 多年的食物话语变迁。

近日，周立及其研究团队成员、广西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方平博士等，接受了南风窗的深度访谈，探讨全球美食 " 中国造 " 现象背后的历史逻辑、权力转移与未竟之路。

《经济学人》的惊讶，首先源自一种耐人寻味的认知错位。从鱼子酱、松露、鹅肝到橄榄油、抹茶和精品葡萄酒，中国正在全面铺开高端食材版图。

可以说，这些领域覆盖之广，连中国人自己都觉得震惊。从按克卖的昂贵鲟鱼子酱，到小小薄片就是天价的黑松露，如今都被爱种地的中国人，做成了 " 土特产 "。

数据足以佐证这并非幻觉。

目前，中国已是全球最大的鱼子酱生产国和出口国，产量占全球一半以上，出口量超过四成；松露的出口量也占到全球的 1/3，为世界第一；在鹅肝领域，中国年产量突破万吨，供应了全球近半市场，山东临朐一个县的产出就占全球 1/5。

与此同时，甘肃陇南超过百万亩的油橄榄林，产出品质获国际认可的特级初榨橄榄油；贵州等地的抹茶年产量，剑指 5000 吨并规模出口至原产国日本；而宁夏贺兰山东麓的精品葡萄酒，品牌价值已位列全球第四，远销澳大利亚与法国。

事实已然摆在眼前，但世界依然好奇，这些被欧洲原产地叙事和贵族历史精心包裹、向来标榜 " 不可复制 " 的食材，怎么就被中国人批量生产了？

周立及其研究团队的观察是，这是自下而上的 " 市场行为 "。企业和区域专家发现，进口高端食材利润空间巨大，于是从尝试种植养殖开始实现本土化，后逐步发展为成熟的出口产业。部分产业布局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或 2000 年前后就已开始。

周立进一步提供了一个更具历史纵深的分析框架。2007 年左右，他将食物主权的概念引入国内。" 它原本来自拉丁美洲的无地农民运动，强调的是农民拥有土地、拥有生产自主权、拥有市场定价权。" 这一概念指出，人们有权定义自己的食品系统，保障小规模生产者的生计和权利。在中国的语境下，这个叙事也进一步更新，从 " 人民的食物主权 " 转向了 " 国家的食物主权 "。

基于此，周立将中国食物安全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

1.0 阶段是 2000 年之前，以 " 量 " 的安全为主，解决吃不饱的问题。这一阶段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真正实施以后，核心标志是 1993 年取消粮票。通过一系列努力，中国用不到世界 9% 的耕地，养活了接近世界 20% 的人口，主粮基本实现自给。

2.0 阶段从 2000 年到 2015 年左右，以食品安全为标志，解决从吃得饱到吃得好的问题。核心标志是 2015 年 " 大食物观 " 的提出，推动了农业标准化建设。

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的则是以 " 权利 " 为中心的 3.0 阶段。研究团队以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对 " 食物安全 " 的权利维度阐释为参照，提出 " 以权利安全为内核的食物主权论 "，保障四个主体的权利：生产者的权利、消费者的权利、中间商的权利和国家的权利。

从这个角度看，鹅肝、葡萄酒、黑松露这些原本来自欧洲的高端食材，如今却以中国制造为主，除了市场的自主探索，背后还涉及国家与制度层面的食物主权权利诉求，尤其是在国家层面上的标准制定权和价格决定权。

过去标准由欧洲制定，而现在中国作为最大生产国和消费国，正在参与争得这些权利。" 中国从被动接受全球食物体系分工，转变为主动塑造全球食物体系秩序。" 周立说。

周立将这场变迁称为 " 新的地理大发现 "。他说，15 — 16 世纪的地理大发现，让欧洲人认识了玉米、咖啡等食材，它们进入了欧洲人的食谱。而现在，中国打破了另一个神话——原产地的 " 不可复制性 "。

过去我们认为，法国鹅肝离不开法国的气候，日本抹茶离不开日本的土壤，地中海橄榄油离不开地中海的阳光。但现在，中国把这些 " 不可复制 " 的资源，通过生态适配、技术控制、质量稳定和供应链管理，实现了突破和复制。

结果是，高端食材的生产中心，历史性地从欧洲东移到了中国。原产地的先发优势，正在被瓦解。尽管这是发生在农业生产和制造领域的奇迹，但生产能力并非这场竞赛的稀缺品。

周立团队的一位博士指出，" 全球南方 " 国家有很多都具备同等资源和能力，比如印度、巴西，还有非典型成员俄罗斯。那么，为什么偏偏是中国走了出去？她认为核心是规则类因素的突破。中国近年来的开放姿态、自贸协定谈判、通关便利化措施，为高端食材的出口铺平了道路。这背后是国家整体实力提升带来的制度红利。

但与俄罗斯、巴西等资源大国相比，中国的优势不止于此。

另一位博士方平在调研中发现，尽管俄罗斯的人均农业资源远高于中国，但缺乏组织和人力积极性。当地人甚至会对中国访客说：" 你们有能力的话，可以把这片林子砍了拿去中国卖。"

巴西则是另一种困境，资源决策权被国际资本控制。从转基因种子到化肥、农药、收割机，再到金融服务和销售渠道，几乎全被跨国巨头锁定。" 巴西只有土地是自己的。" 方平说。

而与之相对的是，中国对全产业链拥有自主控制权。从种源、种植养殖、加工，到品牌、销售、出口，中国人自己说了算。加上数千年来 " 养活自己 " 的历史决心，以及近几十年来对饥荒的集体记忆，这种内生动力，是其他资源大国难以复制的。

回溯鹅肝、橄榄油、鱼子酱、松露的起步之路，它们在种植或养殖过程中对品种资源的利用以及种养技术，绝非易事。其中许多人展现出的钻研精神，丝毫不亚于其他产业领域的科学家。

方平正在主持一个关于 " 种源安全活态保育 " 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并跟随农民种子网络，在广西观察社区层面的老种子的选育和开发。他留意到，已经有农户在西南地区尝试复兴传统本地大豆，这些技术没有说明书，如何保存品种、掌握技巧全靠自己摸索，因此坚韧、自信的心气更多体现在精神层面。

周立直言，像中国这样具有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特质的国家，全球不超过五个。此外，中国拥有 14 亿人口的超大规模，使得其若在国际市场遇阻，也能靠国内循环支撑产业发展。

当然，在文化和制度以外，我们不能抛开种源谈农业。中国在种源自主上的探索之路亦不平坦。

目前中国最重要、占比最高的肉鸡品类白羽肉鸡，其祖代种鸡曾长期依赖进口；而我国 " 蓝色粮仓 " 建设的关键支柱产业南美白对虾的种虾，曾经也要年年向外购买。一旦国外断供，整个产业就会陷入被动。但今天，国产品种已占据白羽肉鸡市场近 1/3 的份额，南美白对虾的种虾自给率超过 85%。

除了钻研精神和 " 争口气 " 的动机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利益足够大。高价值意味着高回报，能够覆盖并反哺前端的研发投入，使这种投入得以兑现价值。

相比之下，大豆更多用于饲料或榨油，回报率相对低，缺乏同样的经济驱动力。从数据看，我国大豆的自给率已从原来的约 10% 上升到 18% 以上，虽然仍高度依赖进口，但考虑到巨大的消费量，这一进步已属不易。受制于人的局面短期内难以根本解决，但正在缓解。

大获全胜的时刻尚且没有到来。方平认为，我们对欧洲产业的冲击，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强。他曾在欧洲调研，一个直观的感受是，中国产品更多是数量上的补充，而不是品质上的完全替代。

然而，这场变迁至少完成了一件事：祛魅。

西方高端食材的所谓 " 高端 " 属性，很大程度上来自原产地叙事、贵族历史加持和西方餐饮体系的背书。中国大规模量产之后，更多消费者尝到了 " 曾经高高在上 " 的食材，打破了稀缺性带来的神秘感。消费者开始追问 " 高端到底高端在哪里 "，进而重新审视中国原有本土食材的价值。

方平说，最终，我们要定义属于自己的高端食材。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高端食材产业，大多布局在不适合主粮生产的山地、坡地、戈壁滩，比如陇南的橄榄油、贺兰山的葡萄酒、云南的澳洲坚果和牛油果。

而这一现象会带来什么呢？周立指出，高端食材的发展没有占用主粮资源，反而利用了闲置土地，补齐了主粮收入不足、留不住劳动力的短板。换句话说，这些产业与主粮安全形成了一种互补。

但在此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值得关注，那就是在这场产业盛宴之中，农民分到了什么？

食物主权的核心，不只是国家的产能和贸易数据，而是每一个生产者的权利，关于他们能否在自己的土地上有尊严地生活，能否从自己参与创造的财富中获得公平的份额。

他们在田野调研中看到了积极的一面：农民获得了本地就业的机会，不用背井离乡，能照顾家庭，在熟人社会中获得尊严。比如，云南临沧的澳洲坚果产业带动了上百万农民就业增收，贵州抹茶让数十万茶农有了稳定销路。

在这些宏大数字之中，不乏闪光的、令人鼓舞的样本。

周立团队的一位博士在山西调研时了解到，70 多岁的翼城老农刘怀智，为了哄孙子，一直保存着一个爆花率 99% 的本土爆米花玉米品种——珍珠玉米，全村只有他种了不足一亩的地。在一次资源普查中，农科院的科学家发现了这个品种。后来，育种企业接手开发，授权使用时向老农付费。

刘怀智获得了经济收益，还成了行业分享嘉宾，实现了名利双收。上述博士表示：" 每次我们去调研，请他来讲，他都特别有成就感。" 这就是权利安全在微观层面的体现。

然而，这些个体故事并不能掩盖一个仍然存在的结构性问题。

周立指出，目前农民获得的 " 权利安全 "，主要停留在劳动参与权的层面。他们把自己的劳动力卖出去，换得劳动收入。但他们几乎没有定价权，也没有收益分配权。

蛋糕做大了，但切蛋糕的规则，农民说了不算。他建议借鉴一些已经验证的制度安排，比如陕西袁家村的 "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 的股份制，广东南海模式的 " 人人入股 "，华为的员工持股。" 让资深的人能入股，共享蛋糕。"

包括 " 利益分配不均衡 " 在内，周立还梳理了目前中国食物主权建设中的四个短板：

第一，种源原创能力不足。" 我们更多是在学习模仿，把别人的高端食材复制过来。但中国有那么多好食材，为什么不能把自己的土食材做成高端？"

第二，品牌建设不足。" 很多产品以贴牌方式进入国际市场，利润对农民来说是丰厚的，但对整个产业来说是微薄的，对国家形象的支撑非常有限。"

第三，标准权威性不足。" 我们去贵州调研，当地茶农都以达到欧标、日标为荣。为什么不信自己的标准？可能是国内标准太软，不如人家较真。"

第四，利益分配不均衡。" 要激发农民的原创精神，必须先让他们共享收益。"

" 别人批评我们的时候，我们得承认，有些地方确实做得不够好。" 周立说，" 接受批评，才能成长。"

这或许是对中国食物主权进程最恰当的注脚。从 1994 年布朗发问 " 谁来养活中国 "，到 2026 年中国高端食材反向输出全球，30 多年间，中国完成了从所谓 " 粮食危机 " 到 " 全球美食篮子 " 的惊人跨越。

中国靠着自主的种源、完整的产业链、超大规模的市场和数千年农耕文明的韧性，走了一段堪称锻造奇迹的路。但这条路远未终结。

这个中国故事，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