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 年，斯皮尔伯格执导的《侏罗纪公园》上映，电影中科学家从琥珀里的蚊子血中提取恐龙 DNA，把已经消失数千万年的动物重新带回世界。

三十多年后，这种想象迎来一个现实版本。

过去一年，美国生物科技公司 Colossal Biosciences 接连公布 " 反灭绝 " 项目的新进展：三只被称为 " 恐狼 " 的基因编辑狼崽出生；一套人工蛋系统孵出了 26 只健康小鸡，被视为未来推进渡渡鸟、恐鸟等灭绝鸟类项目的一步；蓝马羚也被加入新的反灭绝名单。

这家公司成立于 2021 年，最早被公众熟知的项目，是 " 复活 " 猛犸象：通过基因编辑，让亚洲象具备一些类似猛犸象的耐寒特征。此后，它试图把更多已经消失的动物，以某种方式重新带回人类视野。它们有的来自冰河时代，有的曾生活在孤岛或南非草原；有的消失与气候和栖息地变化有关，有的则更多受到捕猎、外来物种和人类扩张的影响。

但 " 复活 " 二字并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美国刘易斯与克拉克学院哲学教授、研究环境伦理的 Jay Odenbaugh 告诉南风窗，多数反灭绝技术只是把已灭绝物种的 DNA 与现存近亲物种结合起来。创造出的动物或植物，也许很像，但终归不是同一条生命谱系。

在他看来，所谓反灭绝技术，更多是在回应人类面对灭绝时的遗憾。

这也让《侏罗纪公园》的隐喻变得意味深长。在电影里，那座为游客建造的主题公园不只是科学奇迹，也是一场关于技术、商业和失控的寓言。

如今，当 " 反灭绝 " 走进现实，人们需要追问的也许不只是这些动物能否回来，而是：当人类试图把已经消失的生命重新带回世界时，我们究竟是在修复自然，还是在用一种新的方式证明自己仍然可以控制自然？

Colossal 的创始人之一，亿万富翁 Ben Lamm 并不介意自己的公司被拿来和《侏罗纪公园》相比。

他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这样的类比经常出现，而他并不反感。在他看来，那部电影至少让许多没有科学背景的人知道了 DNA，也知道人类现在已经有能力改变 DNA。

Lamm 不是学术专家，而是经验丰富的科技创业者。Colossal 的另一位创始人 George Church，是长期研究基因编辑和合成生物学的哈佛大学遗传学家。二人的结合注定了 Colossal 从没想过把潜力限制在实验室。

Colossal 充满科技感的官网写着：" 我们为了明天而不断进化。"

Colossal 的总部位于美国达拉斯西北部。根据公开报道，这家公司拥有一处约 5000 平方米的空间。进入接待区，访客会先看到一个会动的恐狼模型，以及一只被放在假苔原和干冰雾气里的猛犸象模型。记者到访时，被要求交出手机，不能拍摄实验室内部。

Colossal 最早受到关注的项目，是 " 复活 " 猛犸象。它的设想并不是从冰河时代原样带回一只猛犸象，而是通过基因编辑，让亚洲象具备一些类似猛犸象的耐寒特征，最终创造出某种 " 猛犸象式 " 的动物。

在 Colossal 的叙事中，" 反灭绝 " 是一种面对灭绝危机的回应。Lamm 将应对当下物种灭绝危机称为一种 " 道德义务 "。他认为，公司高调宣布恐狼、猛犸象、渡渡鸟等项目，可以让更多普通人关心动物保护，并对科学重新感到兴奋。

这种 " 道德义务 "，并非空穴来风。2019 年，联合国支持的 "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 " 发布全球评估报告，称约 100 万种动植物正面临灭绝风险，许多可能在数十年内消失。土地和海洋利用方式改变、直接开发生物资源、气候变化、污染和外来物种入侵，都在持续改变动物和植物赖以生存的环境。

但传统的物种保护工作缓慢、昂贵，也很难攫取公众注意。Colossal 自称提供一种更酷、更充满希望的故事：已经消失的动物，可以借助技术再次出现。

2025 年，美国《时代》杂志以 " 恐狼归来 " 为题报道 Colossal 的恐狼项目，并将白色幼崽 Remus 放上封面。Colossal 共有三只被称为 " 恐狼 " 的幼崽：两只雄性，分别叫 Romulus 和 Remus，以及一只雌性 Khaleesi。这三只幼崽是通过编辑现代灰狼基因，使其呈现出白色皮毛、更大体型等特征，并由代孕犬孕育出生。

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哲学教授、研究动物伦理与环境伦理的 Avram Hiller 告诉南风窗，漂亮的动物登上大众杂志封面，很容易吸引读者。这样的报道也容易形成一种鼓舞人心的叙事：人类已经能够制造出这些美丽动物，并让它们带来生态收益。就像《时代》写的：" 濒危物种可能从此被永久改变 "。

但在 Hiller 看来，还有许多重要问题没有被讨论。比如，项目过程中，到底有多少胚胎没有存活，多少代孕动物参与其中，失败发生在什么环节，外界并不完全清楚。更重要的是，目前几乎没有专门针对反灭绝过程的监管。

这种监管空白，放在当下美国的政治背景中更值得警惕。一边是美国内政部长道格 · 伯格姆公开表示对 Colossal 的欣赏，直言 " 选一个你最喜欢的物种，然后打电话给 Colossal"，另一边，特朗普政府又在削弱部分濒危物种和栖息地的保护规则。

在这样的背景下，Colossal 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如它所宣称的那样，以动物保护为己任，就成了一个不得不追问的问题。

在 Colossal 提交给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一份材料中，它称自己 " 本质上是一家物种保护公司 "；反灭绝不是为了完美重建过去的物种或生态系统，而是一条发展下一代保护工具的路径。

但它同时也是一个正在快速扩张的资本故事。2025 年 1 月，Colossal 宣布完成 2 亿美元 C 轮融资，估值达到 102 亿美元，总融资额达到 4.35 亿美元。围绕相关技术，公司还已经启动或计划启动多个衍生公司，方向从塑料污染治理到创始人 Ben Lamm 所说的 " 国家安全 " 领域。

但 Colossal 的项目是否真能按照它自己的保护叙事来理解，还需要放到更具体的保护标准中检验。

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生态学家 Douglas McCauley 曾参与研究反灭绝项目中的物种优先级。他告诉南风窗，如果要评估一个反灭绝项目是否真正服务动物保护，至少需要考虑几个问题：这个物种灭绝的时间有多近；它是否有可能回到野外；是否能恢复到有生态意义的种群规模；它是否具有独特的生态功能；以及曾经导致它灭绝的威胁，今天是否已经得到缓解。

按这样的标准看，Colossal 目前选择的许多物种并不特别理想。在 McCauley 看来，这些项目更像是 " 点击诱饵式保护 "：它们能够吸引公众和投资人的注意，却未必真正回应当下的生物多样性危机。

黑足鼬是 McCauley 提到的一个对照。这种脸上像戴着黑色面罩的小型鼬科动物曾一度被认为已经灭绝。后来，科学家在美国怀俄明州重新发现极小的野外种群，并通过人工繁育和重新引入延续下来。但直到今天，黑足鼬仍然面临近亲繁殖、疾病等问题。

在 McCauley 看来，如果 Colossal 推进的基因筛查、克隆、辅助繁殖等技术，能够用到这类还没有灭绝、但已经非常危险的物种身上，或许更能体现保护价值。这些技术不仅可以帮助黑足鼬，也帮助其他数量太少、繁殖困难，或容易被某些疾病击垮的濒危动物。

相比之下，让亚洲象具备猛犸象的性状，或让灰狼呈现恐狼特征，在 McCauley 看来，更像是在用基因技术制造灭绝物种的 " 模仿物 "，很难直接解决某个现存物种亟需解决的保护难题。

Colossal 最新公布的 " 毛茸茸小鼠 "，就是一个直观例子：研究人员让小鼠呈现出更长、更浓密的毛发等猛犸象相关性状，以验证部分基因编辑的效果。

也正因为它们更接近 " 模仿物 "，McCauley 对这些动物未来是否可能放归野外持谨慎态度。在他看来，一个物种不只由几个基因片段或外形特征组成，还包括漫长演化中形成的行为、微生物组、生态关系，以及它与其他物种共同存在的方式。

对这些基因编辑出来的代理动物来说，曾经导致物种灭绝的威胁是否已经消失，今天的生态系统是否仍然适合它生存，它是否具备相应的行为和生态关系，都不是基因编辑本身可以解决的问题。

因此，反灭绝项目最难回答的问题，也许并不是 " 能不能重新制造出只存在于过去的动物 "，而是这个动物能否重新成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

在《Tenacious Beasts》（《顽强的野兽》）一书中，环境哲学家 Christopher J. Preston 关注到狼、鲸、海狸等野生动物的恢复。它们曾因捕猎、栖息地变化或人类扩张而减少，甚至濒临消失，又在保护措施推进和法律逐渐完善之后，重新出现在一些地方。

Preston 不太愿意把这种恢复理解成 " 人类扮演上帝 "，也不认为那只是 " 自然重新接管 "。在他看来，更关键的问题是，人类和野生动物如何在同一片景观上找到新的共处方式。

动物的重新出现，给了人们一个机会，能否不再只沿用旧有的逻辑和成见，而是根据新的生态学知识、动物行为研究和共处经验，重新理解它们。

反灭绝项目的确可能带来 " 重新看见 "。长期以来，动物保护工作缺少公众注意，也缺少资金和想象力。如果反灭绝项目能够让更多人开始关心已经消失的动物，进而关心仍然活着、却正在走向消失的物种，它可能打开新的讨论空间。

但这和 Preston 所说的物种恢复之间，存在一个关键区别。野生动物恢复的核心，是人类是否愿意改变与动物相处的方式；反灭绝更容易把问题集中到另一个方向：人类能否制造出一个足够相似的动物。

这正是它最有吸引力、也最值得警惕的地方。它把一个关于关系的问题，变成了一个关于能力的问题。似乎只要有足够的资金、基因技术和实验室，消失的生命似乎总能以某种形式回来。

Odenbaugh 提醒说，反灭绝可能改变公众对灭绝的理解。如果灭绝被看作可以逆转，阻止灭绝本身的紧迫性就可能被削弱。更深一层看，这也延续了一种管理自然的视角：人类先改变土地和海洋，造成生态破坏，现在试图用更强的技术去修补这些改变。

技术再进步，也不能替代保护中更困难的部分。

McCauley 在采访中用了一个比喻：一件古老器物的复制品，即使外观接近，也不会拥有原物穿过时间留下的历史。物种也是如此。几个相似的基因、皮毛颜色或身体特征，无法替代一条真实延续过的生命历史。

因此，反灭绝最终提出的问题，或许并不只是一个消失的动物形象能否被重新制造出来，而是人类如何面对它消失背后的历史：那些曾经让物种退场的环境、行为和关系，是否也能被重新理解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