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塔 · 戈皮纳特、皮埃尔 - 奥利维耶 · 古林查斯和海伦 · 雷伊写道，要求中国重新评估人民币汇率，无论从诊断还是治疗角度来看都是错误的。

2026 年 7 月 28 日

这是国际经济外交中一个常见的惯例。每当全球失衡再次引发焦虑——就像今天这样——人们的谈话总是会转向汇率。中国拥有巨额且不断增长的对外顺差，而美国则拥有巨额且不断增长的对外逆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认为，两国的对外差额都过大。有人认为，如果政策制定者们能在某个豪华酒店会面，达成协议，让人民币升值、美元贬值，那么中国就会增加进口、减少出口，美国则会反其道而行之，世界贸易顺差和逆差失衡的局面就会得到温和的纠正。近来，这种观点在西方也获得了不少支持。

人民币无疑被低估​​了。但将汇率作为调整杠杆的做法是错误的。在今年发布的七国集团专家报告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全球失衡的政策文件中（本文作者也参与了撰写），汇率并非被视为罪魁祸首，而是被视为结果——一种特定国内政策组合带来的不理想但可预见的后果。

一个国家如果家庭消费不振，同时又面临房地产投资崩溃，就会持续出现经常账户盈余，并且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其货币会疲软。一个国家如果私人储蓄不足，财政赤字又过大，就会持续出现经常账户赤字，并且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其实际汇率会对其他货币走强。货币失衡的原因是其政策组合导致储蓄过多或过少。汇率只是症状，而非病因。

有人认为，通过资本管制、抑制消费和外汇干预等手段，完全有可能同时实现持续的经常账户盈余和疲软的实际汇率。但近年来，中国的货币干预往往是为了防止人民币贬值，人民币汇率总体上保持稳定。近期中国实际汇率的贬值主要源于中国相对于其贸易伙伴的通胀水平较低。

对汇率的过度关注存在两个严重的弊端，而且这两个弊端相互叠加。首先是经济方面的。假设中国明天真的大幅、强制地进行货币升值，而其宏观经济政策却没有相应改变，那么全球经济所需的调整会随之而来吗？很可能不会。短期内，名义升值对中国出口的影响有限，因为中国大部分出口价格都是以美元计价，价格调整缓慢。

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会立即降低中国进口商品的人民币价格。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可以增加中国的进口，减少其贸易顺差。但其他条件并非总是相同：人民币升值会进一步加剧中国的通缩问题，并降低其整体需求。这与经济再平衡的要求——即中国吸收更多世界生产的商品——恰恰相反。

同样重要的是，如果没有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来平衡经济，名义升值很可能由于通缩压力而迅速转变为实际贬值。有人认为这将促使中国刺激经济复苏。但如果最终目标是让中国采取更好的政策，为什么不直接讨论这些政策呢？为什么要通过汇率来提出要求呢？

第二个不利因素是政治性的。将名义汇率重估作为一项主要让步，在实践中极不可能被接受。历史经验并不乐观。与人们通常的认知相反，1985 年广场协议的成功依赖于日本的合作以及包括美国财政政策在内的重大宏观经济调整，以支撑美元贬值。如今，中国或许更愿意就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养老金制度或非贸易服务业展开对话。推动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改革，你还有一线希望；而推动汇率调整，则无异于自找麻烦。

鉴于中国人口老龄化以及过度依赖贸易部门的投资模式，从长远来看，中国需要做的——也是符合自身利益的——是提高家庭收入占 GDP 的比重，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增强家庭消费能力。做到这些，人民币的真正升值自然会随之而来。

但我们也必须明确，所需的调整并非仅由中国承担。美国也需要解决其不可持续的财政政策以及持续低迷的私人储蓄率。而这些问题，同样无法通过汇率手段来解决。

七国集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确地指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问题出在失衡双方国内宏观经济选择的一系列因素上。一项政策方案，即中国转向消费和服务业驱动型增长，美国控制财政赤字，虽然不如一项大规模的货币协议那样引人注目，但它的优势在于既有效又可行。■

本文作者：吉塔 · 戈皮纳特 ( Gita Gopinath ) 于 2019 年至 2022 年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皮埃尔 - 奥利维耶 · 古林查斯 ( Pierre-Olivier Gourinchas ) 于 2022 年至 2026 年担任该职位。海伦 · 雷 ( Hélène Rey ) 是伦敦商学院的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