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拥有先进制造业、成熟电网、完善医疗体系和高空调普及率的发达国家，为什么仍会被一场热浪逼到启动国家级灾害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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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能够生产先进芯片、动力电池和空调的国家，正在用无人机寻找高温下仍在田间劳动的老人。

韩国庆尚北道的无人机装有热成像设备和扩音器，一旦发现农田里还有人，就循环广播：" 不要长时间工作 "" 现在是高温警报 "。当地农业人口中，老年人占 59.2%。一名 69 岁的农民告诉媒体，极端高温已经使他的作物产量下降约 30%，即使减少劳动时间，也不可能完全不下地。

这幅画面很有冲击力。

韩国并不是缺少技术，也不是缺少基础设施。韩国政府估计，98% 的家庭已经拥有空调；电力、医疗、气象预报和城市管理体系也相对成熟。

可今年 8 月，庆尚南道梁山市仍然出现 42.5 ℃的全国历史极值，韩国总统将这轮热浪称为 " 国家级灾难 "。截至 8 月 6 日，相关死亡人数已升至 21 人。

韩国总统李在明在国务会议上将持续高温称为一场" 国家级灾难 "，要求重新审视高温灾害应对体系，并检查电力供应、户外劳动者保护和弱势群体安置情况。

这件事真正值得中国关注的，不是 " 韩国居然也会热死人 "，而是一个更现实的问题：

当空调、电网、医院和预警系统都已经比较齐全，为什么极端高温仍能越过防线？中国是否也在面对同样的问题？

答案并不乐观。

韩国是 " 有准备仍被突破 "

过去几年，欧洲高温造成大量死亡，人们通常能找到一个比较直观的解释：欧洲很多城市过去主要防寒，没有为持续酷暑做准备。

欧洲家庭空调拥有率整体约为 20%。

大量住宅保温性能较好，却缺少主动制冷、外遮阳和夜间排热条件。

热浪一旦持续，冬季的 " 保温房 " 就可能变成夏季的 " 蓄热箱 "。

欧洲已经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世界卫生组织估算，欧洲区域 2022 年约有 6.1 万人死于高温，2023 年仍有约 4.75 万人；过去 20 年，欧洲热相关死亡率上升了 30%。

韩国与欧洲不同。

韩国 98% 的家庭拥有空调，意味着它已经基本越过了 " 有没有制冷设备 " 这一关。

它拥有稳定电力供应、数字化预警、公共避暑场所和较强的急救能力。

这些设施并非没有作用，如果韩国的空调普及率只有欧洲平均水平，伤亡很可能会更严重。

但韩国的 42.5 ℃说明，基础设施只能降低风险，不能让风险归零。

空调可以保护一间房，却无法覆盖农田、建筑工地、快递配送和道路施工；预警可以发送到手机，却无法替农民收割作物；避暑场所可以开放，却无法保证独居老人主动前往；电网可以提供电力，却不能保证所有家庭都愿意或有能力持续支付制冷费用。

欧洲暴露的是第一层问题：没有面向高温的基础设施。

韩国暴露的是第二层问题：基础设施已经存在，但覆盖不到全部场景和全部人群。

而中国很可能要同时面对这两层问题。

中国不是这场热浪的旁观者

韩国今年出现 42.5 ℃，并不意味着中国的风险还很遥远。

2024 年，中国全国平均气温达到 10.9 ℃，创历史新高；全国平均高温日数比常年多 6.6 天，为 1961 年以来第二多。

全国超过 20% 的县市出现 40 ℃及以上高温，113 个县市的日最高气温突破或追平历史纪录。

重庆北碚还曾连续 17 天最高气温接近或超过 40 ℃。

2023 年，华北和黄淮经历了 1961 年以来最强高温过程之一。

中国疾控中心 2026 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对北方 420 个县的高温健康风险进行了评估，共识别出 599 次早发、强烈或持续时间较长的高温事件，估算超额死亡率达到每百万人 6.1 人，老年人和心血管疾病患者风险尤其突出。

今年 7 月，国家疾控局和中国气象局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湖北、湖南、重庆、四川、河南、安徽、新疆等多地部分区域被列入极高风险范围。

这种预警已经不再只告诉居民 " 今天多少度 "，而是开始根据温度、湿度和人口健康风险判断哪里更可能出现伤害。

这说明，中国正在从传统的 " 高温天气预报 "，向 " 高温健康风险预警 " 转变。

这是一个重要进步。

但韩国的经历提醒我们，预警升级只是起点。

真正决定伤亡的，不是气象部门能否提前预测 40 ℃，而是预警发出后，老人是否有人照看，工人是否可以停工，农民是否承担得起停止劳动的损失，住宅能否真正降温，医院能否及时识别高温诱发的心脑血管疾病。

中国的问题甚至比韩国更复杂，因为中国的人口规模、区域差异和劳动形态都更大。

中国人群太多、差异太大

2025 年末，中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已达到 3.23 亿，占总人口 23%；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 2.24 亿，占 15.9%。

与此同时，中国仍有 4.51 亿乡村常住人口和超过 3 亿农民工。

这几组数字放在一起，才是中国高温风险的真实底图。

中国的大城市拥有轨道交通、大型商业设施、医院、稳定电网和大规模空调存量，部分地区的防暑硬件并不弱。

但全国性的高温风险不能只看一线城市的写字楼和购物中心。

在农村，很多高龄人口仍然从事农业劳动；在城市，建筑、物流、环卫、外卖配送、道路养护等岗位需要长时间暴露在户外；在城乡接合部、老旧小区和出租房中，住宅的隔热、通风和制冷条件差异很大。

中国现行规定明确：日最高气温达到 40 ℃以上，应当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达到 37 ℃以上、40 ℃以下，露天作业累计不得超过 6 小时，并且不得在最高温时段安排作业。

制度并非没有。

问题在于，这套规则主要建立在清晰的劳动关系和用人单位责任之上。

对于正规建筑企业和工业企业，监管部门可以检查是否停工、是否发放高温津贴。

但对自营农户、灵活就业人员、零工和部分平台劳动者而言，谁来决定停工、谁承担收入损失、谁负责监督，往往没有那么清楚。

韩国无人机寻找老人的故事，对中国最直接的提醒就在这里：

发现一个人仍在高温下劳动并不难，真正难的是让他有条件停下来。

如果停止配送意味着当天收入减少，如果错过采收意味着农产品损失，如果一个老人是家里唯一还能下地的人，那么一条高温红色预警，并不足以改变他的行为。

因此，中国下一阶段的高温劳动保护不能只停留在 " 要求休息 " 和 " 发放高温津贴 "，还需要回答停工补偿、灵活就业保障、农业高温损失保险以及基层巡访等更现实的问题。

我们需要 " 高温适应基础设施 "

中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速度很快，但建设得新，并不等于已经按照未来高温设计。

很多住宅、学校、养老机构、医院和工业厂房，仍然依据过去几十年的气候经验确定制冷负荷、隔热标准和设备容量。

过去一场高温可能持续三五天，现在却可能持续数周；过去晚上能够降温，现在不少城市会连续出现热带夜；过去躲过中午就能减少暴露，现在上午和傍晚也可能处于危险体感温度。

这意味着，空调不能再被视为高温适应的全部。

真正的高温适应基础设施，应当包括建筑外遮阳、屋顶和外墙隔热、连续林荫系统、社区夜间避暑空间、养老机构备用电源、城市通风廊道、热岛监测以及高风险人群的精准识别。

中国已经在推进这类工作。

《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 2035》要求各地加强风险评估和适应行动；2024 年，生态环境部等部门确定了 39 个市、区开展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

相关政策文件同时承认，当前仍存在气候风险认识不足、工作机制不完善、资源投入和行动力度不足等问题。

按照规划，到 2030 年试点城市将扩展到约 100 个，到 2035 年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

这组时间表也说明，中国的城市气候适应仍处于从试点走向普及的阶段。

而高温不会等到 2035 年才来。

中国现在最需要警惕的，是把 " 有电、有空调、有避暑场所 " 误认为已经完成了高温适应。

韩国证明，即使这些条件基本齐全，热浪仍然会从制度和基础设施的缝隙中进入。

它会找到不愿开空调的老人，找到没有固定雇主的劳动者，找到没有备用电源的养老机构，找到夜间无法散热的老旧住房，也会找到那些避暑场所建了不少、但老人根本走不到的社区。

韩国的 42.5 ℃，我们应该读懂什么

韩国事件给中国的提醒，不是简单增加几处避暑场所，也不是再发一次防暑通知，而是要把高温从 " 夏季天气问题 " 升级为 " 城市运行和公共健康问题 "。

第一步，是把预警对象从地区变成人。

中国已经开始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下一步需要把气象数据与老年人口、慢性病患者、独居人群、户外劳动者、住房条件和医疗可达性结合起来。

不是只画一张哪里超过 40 ℃的地图，而是要知道同样的 40 ℃下，哪些社区、哪些村庄、哪些人最可能出事。

第二步，是让停工真正可以执行。

40 ℃以上停止露天作业的规定已经存在，但只有当劳动者停工后不会立刻失去收入，这条规定才真正有效。

对正规企业，需要加强执法和职业健康监督；对平台用工、零工和自营劳动者，需要探索极端高温下的订单限制、收入补偿和保险机制；对农业，则要把高温损失、农机替代和农村互助纳入防灾体系。

第三步，是把高温适应纳入城市更新。

老旧小区改造不能只考虑加装电梯、停车和外立面，也应评估顶层住宅、朝西房间、狭小出租屋和独居老人住宅的热安全。养老院、医院、学校和社区服务中心，应逐步建立高温条件下的备用供电和连续制冷能力。

第四步，是建立更完整的高温健康统计。

高温死亡并不只表现为热射病。大量死亡可能被记录为心脑血管、呼吸系统或肾脏疾病。

只统计直接中暑人数，会低估真实影响。中国需要逐步建立高温期间急诊、住院、死亡和超额死亡监测，才能判断一座城市的防暑措施到底有没有效果。

韩国不是被 42.5 ℃击穿了整个国家系统。它的电网没有全面瘫痪，医疗体系也没有崩溃。

真正被击中的，是那些系统没有完全覆盖的地方：农田里的老人、不能停工的劳动者、夜间仍然滚烫的房间，以及拥有空调却没有真正获得制冷的人。

这也是中国最需要吸取的教训。

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系统、庞大的空调存量和不断完善的气象预警能力，这些都是应对高温的重要基础。

但中国也拥有 2.24 亿 65 岁以上人口、4.51 亿乡村人口和超过 3 亿农民工。

规模越大、差异越大，基础设施与具体个人之间的 " 最后一公里 " 就越重要。

所以，韩国的 42.5 ℃不只是韩国新闻。

它提前展示了中国未来可能面对的一道考题：

当极端高温成为新的夏季常态，我们是继续把防暑理解为开空调、发津贴和建凉亭，还是开始真正重做城市、劳动制度和公共健康体系？

前一种办法能够帮助多数人熬过几天高温。

后一种办法，才可能决定在越来越热的未来，谁能够安全地活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