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淦恭说 1小时前
广深地位为何易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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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APEC,使其收获了世界级的媒体关注。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深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 " 中国第三城 " 的加冕礼。

根据第四次经济普查以来的回溯数据,深圳的 GDP 实际上在 2012 年已经超越广州,自那时起,深圳就已经成为了 " 中国经济第三城 "。但一直以来,仍有很多人认为,不能单单以经济总量来看城市的地位。深圳虽然经济总量超过了广州,但广州仍然是华南地区的中心。

持这种观点的人可以找出很多例证,譬如广州的交通枢纽地位、广州的科教医疗实力、广州的三位数区号,乃至于广州的《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有 " 我国重要的中心城市 " 的表述。

然而,要用这些来论证今天广州仍然是华南乃至珠三角的绝对中心,实际上都是不够的。广州长期以来的确是华南乃至中南地区的中心,因而自然在铁路、航空、高等教育、医疗、电信枢纽等领域拥有 " 大区中心 " 的标配。但这些地位都是历史形成的,并不能代表今天广州在高层心目中仍有比深圳更高的位置。

要判断一个城市在国家战略中的整体地位,还要综合政治面、政策面的更多信号。

譬如,给没有给一个城市重大的政治定位和特殊使命,这比某个规划文件里写一个 " 我国重要的中心城市 "、还是 " 全国性经济中心城市 "、"XX 区域重要的中心城市 " 重要得多,而深圳,就恰恰在 2019 年被赋予了一个独一份的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 的地位。

又如,是不是在一个城市安排重大外事、多边活动,因为这样的活动反映的不仅是中央层面的信任和认可,也可以扩大城市的国际能见度。前天祝酒词里 " 看五百年的中国去北京,看一百年的中国去上海,看五十年的中国来深圳 ",这本质上就是对京沪深这一三大城市定位的最高背书。

高层在重大主场外交活动之外,是否经常亲临一个地方考察,也是判断一个地方地位的重要标尺。2012 年 12 月以来,高层已经四次到深圳,而且每次在深圳的行程安排得都比较丰富,特别是前海,他此前就三次考察前海,而此次 APEC 的工商领导人峰会也安排在了前海,相当于 " 四赴前海 ",相反在 2012 年以前和前海、横琴并称的广州南沙,他至今都没有考察过,存在感已经越来越低。

此外,对一个城市主官的安排,也可以反映其真实的政治地位。过去十多年来,在大部分时间里,深圳主官的配置都高于广州,而且深圳主官的后续发展路径也优于广州主官,已成为晋升到广东省长的热门职位,而在新时代之前,广东省长往往从广州书记中拔擢,而深圳书记要晋升往往会外调到其他省份。这也反映出深圳在广东政坛重要性的提升。

有人可能会说,高层对深圳的重视程度提升,是深圳经济体量扩大之后的 " 水到渠成 "。这当然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并不代表全部。

从历史上看,深圳特区的成立,是由时任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推动的,这是深圳特殊的政治资源。从现实上看,深圳已是粤港澳大湾区范围内 GDP 总量最大的城市,也是这一区域实际上的经济中心。这一地位的形成,既有 46 年来经济特区政策和中央一系列资源(如大型央企、交易所)投入的积累,也在很大程度上是深圳市场经济充分发育的结果。

从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来看,广州和深圳历来走的不是同一条路线。从所有制结构来看,广州的外企和国企(尤其是省属国企)更发达,大型民企较少;而深圳的大型民企明显更多,经过改革开放数十年的积累,2012 年以后这些民企到了技术突破、营收爆发的收获之时。

从产业结构来看,广州的优势产业主要是外贸、消费、石化、燃油车等,而深圳的优势产业主要是电子、金融、互联网、新能源等。最近几年来,深圳的经济增速整体快于广州,广深经济差距逐渐扩大,原因正在与两座城市产业结构的代差。以 2024 年深中通道通车为标志,深圳已经从广深之间的节点城市,变成辐射整个大湾区的枢纽城市。珠三角西岸城市都想搭上深圳发展的便车,这意味着深圳在珠三角的经济 " 一哥 " 地位已获得了广泛的承认。

最近十几年科技革命的突出特征,就是电子工业的崛起。消费电子、互联网、AI,乃至电动车、无人机,共同的硬件基座都是电子工业,这不仅是近年来扩张最快的工业部门,更是全球科技竞争和大国博弈的核心领域。深圳作为中国电子工业和产业链供应链的中心,在高层心目中的重要性自然与日俱增。前些年所谓的," 美国打的是粤海街道办 " 的梗,虽然是调侃,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深圳的重要性。

而且,这些年关于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问题,外界本来就多有讨论。高层的意图清晰明确,就是要坚持 " 高质量发展 ",就是要推动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甚至可以一定程度地牺牲短期速度,深圳代表的就是这样的路径。深圳最初以出口加工起家,发展到今天成为中国本土创新实力最强的城市,在产业迭代的过程中也遭遇过增速的起伏,高层对深圳的重视和肯定背后还有一重一味——闯过转型的关口才会有下一轮增长。所以,深圳不仅承担着带动珠三角的区域功能,参与大国博弈的战略功能,还被视为全国范围内落实 " 新发展理念 ",实现 " 高质量发展 " 的模范样板。

高层对深圳重视程度提升,另一重原因是内地和香港关系的变化。2017 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国家战略,而深圳、香港同为粤港澳大湾区的 " 中心城市 "。高层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战略考虑非常清晰,就是要把香港、澳门纳入国家发展大局。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香港就是内地 " 长期打算、充分利用 " 的地区。但在较长一段时间中,内地关注的是香港作为金融中心和转口贸易中心的功能,简而言之,把香港作为一个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金融和资金窗口。至于在这个功能之外,中央对香港并不会太多直接介入香港事务,也不会强势引导香港的产业和区域政策。

随着近年来香港政治形势的根本性变化,香港被全面纳入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版图。今年,香港公布了史上第一个 " 五年规划 ",与内地 " 十五五规划 " 接轨。从产业政策上,香港从单一依靠金融等高端服务业转向金融和科技、制造并重,从区域规划上,北部都会区建设和深港河套合作区明确了向北与深圳实现 " 空间融合 " 的方向。中央要塑造内地和香港更密切的经济联系,而深圳作为连接香港的桥头堡地位就更加凸显了。

高层对深圳的重视,还来源于对整个广东治理模式的调整。长期以来,广东就是本地政治力量比较强势和突出的省份,从上世纪中叶的 " 反地方主义 ",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央和广东的 " 分税制 " 谈判博弈,都能看出广东相对其他省份的特殊性。而在 2012 年之前,广东政坛也有一个惯例,一把手往往由外地空降,而省长通常由本地干部(尤其是有广州工作履历的)升任。

而 2012 年以来的一条主线,就是加强中央权威。在这一背景下,广东省、广州市和深圳市的主要负责人,基本都改由在外省成长起来的干部出任。众所周知,深圳从改革开放以来,就是一个讲普通话而非讲广府话的城市,被视为 " 北方的飞地 ",和广东本地的瓜葛要比广州少得多。最近连续三任广东省长都由深圳书记升任,外地干部先到深圳再到省里的这条链路,就是为了避免广州的 " 小圈子 " 和山头。

我向来认为,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区域的命运,是很多因素共同决定的,自然禀赋、发展基础、人文环境,这些都很重要。但不可否认的是,政治地位和政策加持,对中国城市的发展仍然是极为关键的因素。

回到开头提到的问题,深圳和广州在一些领域仍有差距。但随着深圳的中心城市地位巩固,深圳的交通枢纽条件会持续改善,深圳的高等教育甚至医疗资源也会逐渐追赶,这些都不会是一成不变的。

一座城市的命运,归根到底还是要看到 " 历史的行程 "。深圳是幸运的,天时、地利、人和都站在了它这一边。当然从一个更大的角度来看,广深在华南的权杖交接也没有那么重要,毕竟这两座城市同处一省,距离又非常近,资本和人力可以很轻易地在两个城市之间流动,整个湾区好,大家都好。至于那些谁是 " 中心 ",谁是 " 几线 ",谁更有 " 积淀 " 的讨论,更多的就是个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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