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鲁迅写过一篇叫《"京派"与"海派"》的文章。此时，恰逢沈从文与苏汶爆发"京海之争"。他老人家，就针对这件事有感而发了一番。

在文章里，鲁迅将京派定性为"官的帮闲"，而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这意思是，"京派"文人依附官僚体系，而"海派"文人受资本裹挟。

当时的北平，虽然不是首都了，却也是有着皇城根的遗老遗少，仍是文化政治的中心。而十里洋场的鸳鸯蝴蝶派们，关心的是稿费多少，印数几何。

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其实是说"变现要趁早"。民国时期的电影公司老板们，也早懂得用演员绯闻来卖票了。

90多年过去后，风云变幻，但鲁迅的理儿，其实一点没变。

你看，前阵子，因为王传君获得东京电影节影帝这事，被传是"沪圈资本"运作，虽然只是传闻，但骨子里也是"商的帮忙"的体现——意思是，有资本撑腰。

当然，这件事虽然落幕了，但中国的文娱圈层，一直都是街头巷尾、社交媒体上热议的话题。

人们想要知道的是，京圈、沪圈……到底是什么圈？

这些圈子，构成了中国的文娱势力版图。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各区域圈子确实属于铁板一块，抱团取暖，但在新世纪以及最近10年的互联网崛起后，圈子早就是一个文化概念而非真正的"社团"。

1924年春天，徐志摩在北海附近租了处院子，每周六下午开沙龙。胡适、梁启超、林徽因等名流常来，在院子里喝茶聊诗论政。那时候的文化圈，靠的是家世、学识、人脉。徐志摩祖上是浙江富商，剑桥留学回来，认识的都是顶尖知识分子。

没这个底子，连门都进不去。

文学界之外的梨园行——早期的娱乐圈，梅兰芳祖父梅巧玲是同治光绪年间的名旦，伯父梅雨田是琴师。八岁开始学戏，十一岁登台，二十出头红遍京城。能红不光靠天赋，更靠的是整个家族在梨园积攒的人脉。

那时候要想在京城唱红，你得先让达官贵人赏识，再通过茶楼戏园子打开市场。没人带，唱得再好也出不了头。

这套系统一直延续到几十年后，只是换了套马甲。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京圈在沉寂30年后，重新占领文化娱乐高地，核心人物，还是如梅兰芳一样的"文艺世家"，以及独具时代特色的"大院子弟"。

你像陈凯歌的父亲陈怀皑是导演，母亲是编剧；姜文的父亲是军人，自己从中央戏剧学院出来后，靠着京圈资源拍出《阳光灿烂的日子》。而原作者王朔，也是大院子弟。

再往后看，第五代导演群体几乎构成了京圈的中坚。虽然是陕西人，但在北京电影学院读书、工作，逐渐融入了这个圈子，成为西北圈和京圈的黏合剂。而田壮壮，也是根正苗红的京城子弟。他们那代人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有师承、有竞争、也有合作。

千禧年之前，王朔是这个圈子的精神图腾，带着、叶京这帮兄弟，把那种"玩世不恭"做成了文化产品。冯小刚是京圈"庶出"上位——他并非大院子弟，而是胡同串子，为了融进王朔那个圈子，鞍前马后，把"官的帮闲"这四个字演绎的淋漓尽致。

2000年到2010年间的京圈，演变成了以华谊兄弟为核心的资本局。王中军、王中磊两兄弟，手里握着当时的不少优质资源。现在还在线上的很多老牌艺人，当年都是华谊出来的。

冯小刚攀上王朔进入文娱圈后，又跟华谊兄弟搭上线，逐渐成为京圈商业片的代表人物。他的"贺岁片"概念，本质上就是利用北京的宣发资源和媒体关系，把电影变成一种节庆消费品。

京圈的特点是什么？是江湖的"局气"，也有睥睨众生的"排外"情结。

一位上海籍演员曾在采访里，说过一件事。2000年左右，他到北京发展，参加一个饭局，桌上坐着几个大导演和制片人。整顿饭吃下来，他基本插不上话，因为那些人聊的都是"你认不认识谁谁谁"、"那个项目是谁谁批的"。

他当时就明白了，在北京，有些东西不是演技能解决的。

以前有个段子在圈里流传：京圈的饭局上，如果有人问"您家里是做什么的"，那基本就是在确认你有没有进入这个圈子的资格。

但现在的京圈，随着华谊的没落、王朔的退隐、冯小刚的过时，早就不复当年。更重要的是，随着互联网长短视频平台的崛起——他们基本都将总部设在北京，所谓京圈大佬，也都得巴着这些新贵们。

像冯小刚，得老老实实给他们拍剧，全无当年"只买贵的不选对的"那种豪横劲儿。视频平台项目评估过会，一些有头有脸的京城大腕儿、知名导演，都得亲自到，下面坐着一群"评估"他的小年轻，生死就由这帮掌握着算法数据的互联网人决定。

虽然式微，但京圈那股子傲气还在。你看看在综艺节目上的"教父"做派，就是典型的京派遗风——虽然我是拍电影的，但得端着，我有家学渊源。

现在，如果还有"京圈"的话，很可能是"的朋友圈"。

吴京以前混港圈的，其实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但早年不算顺遂，人过中年后，推出《战狼》，一跃成为新时代的导演代表人物。他支持拍出《流浪地球》传为佳话，也让两人深度绑定。

郭帆在入行之初，曾受到的帮扶，宁导的帮扶对象里，也有路阳、等，他们几个都成为当下影坛中坚力量。而宁浩又亲自调教出来一帮"坏猴子们"，火速占领市场，佼佼者如申奥、文牧野等。

他们这帮人，构建了新的"京圈"体系，经常互相投资对方的电影。除了吴京，其他不少都是外地人，这和过往"京圈"排外不同，也算是与时俱进了。

除了影视领域的京圈，还有喜剧圈。以郭德纲为首的德云社，是京城老派传承的扛把子；体系的沈腾马丽他们虽然是东北的，但长年混迹于京城；而在喜剧领域算是正统京圈的，是马东，用一喜、喜人等节目，笼络了一批新新喜剧人。

1943年，23岁的张爱玲在《天地》月刊发《沉香屑·第一炉香》，一炮而红。

那时她住爱丁堡公寓，楼下就是繁华的南京西路。整个40年代，上海到处是舞厅戏院出版社，文化商业高度发达。张爱玲写的那些故事，背景就是这个国际化程度很高的摩登都市。她的一句出名要趁早，到现在也是至理名言。

同时代的上海滩，还活跃着"鸳鸯蝴蝶派"——张恨水、周瘦鹃、程小青。他们在《申报》连载通俗小说，有大量市民读者，按读者口味进行小说情节的撰写、调整。这种商业化创作模式，已经很现代了——类似于当下的网文作者。

所以，民国时期的上海，就已经成为高度市场化的地界了。这套商业机制下培养的文化人，天生带着商业意识。

不管是百年前，还是如今，上海娱乐圈，就是商业化的极致。阮玲玉的自杀，说白了是被小报和舆论逼死的，那是商业社会最早的"网暴"。

现在的沪圈，依然延续着这种商业化、职业化的特点。你看胡歌、马伊琍、孙俪邓超夫妇这波人，很少像京圈那样抱团互捧，也很少搞什么"拜把子"的江湖义气。他们更像是职业经理人——演戏是工作，下班是生活。

京圈要的是"面子"，这是权力认可，沪圈要的是"体面"，算是阶级区隔。

建国以后，上海的文化地位一度被压制，但底子还在。80年代改革开放，上海又重新活跃起来。上海电影制片厂在那个年代出了很多好片——谢晋的《芙蓉镇》《天云山传奇》，后来组建了上影集团，成为沪圈的地基。

90年代，上海滩出现了一批新的文化人。王安忆写《长恨歌》，把整个上海的百年历史装进一个女人的故事里；陈逸飞从画家转型做导演，拍《海上旧梦》《理发师》，都是很上海的题材。

进入2000年以后，沪圈的代表人物换了一批。徐峥算是最成功的。他在上海戏剧学院读书，毕业后演话剧、影视剧，后来自己成了一线导演。徐峥的团队，经常合作的，也是一帮上戏同学。

徐峥曾经说过，上海人做事情讲究"体面"。这"体面"不是装X，是一种职业态度——合同要签清楚，账目要算明白，该你的钱一分不少，不该你的别想多拿。这种契约精神，让沪圈在跟资本打交道时显得专业。

但，沪圈有自己的问题——缺少冒险精神。京圈的人可以为了一个项目喝酒喝到半夜，拍桌子谈钱，沪圈的人更倾向于开会讨论、做PPT、走流程。效率高，但有时候少了点江湖气。

但例外的是韩寒，虽然他算得上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但与沪圈一直是游离状态。当导演之前，怼天怼地，不太有上海人的圆融，更有点北平旧文人的臭脾气。后来拍电影，第一部电影出资方主要是总部在北京的劳雷影业和博纳。到现在，其实都和所谓的沪圈有着明显的区隔。

郭敬明则是另一个极端——是沪圈一个很有意思的变种。他不是上海人，但他比上海人还渴望那个"小时代"。他用一种暴发户式的审美，堆砌出了外地人眼中的奢华光影。这其实也是一种"商的帮忙"——帮商家卖奢侈品，帮小镇青年造梦。

现在的沪圈文化，其实和时尚圈、金融圈高度融合了。你在上海的活动上，看到的更多是公关总监、基金经理和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名媛"。

最近这些年，上海在争夺"中国电影中心"的地位。浦东有了影视基地，松江也有了车墩影视城，政府给税收优惠，吸引剧组来拍戏。但说实话，真正的核心资源——大导演、大明星、投资公司——还是在北京。上海更像是一个"加工厂"，提供专业的服务，但不是决策中心。

有个段子：北京人决定拍什么，上海人决定怎么拍，深圳人决定花多少钱拍。

回过头来说王传君，他的影帝奖项，真是沪圈运作的吗？

虽然王传君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但他与所谓的"沪圈"不仅不亲近，甚至可以说处在一种"若即若离"乃至"相互放逐"的状态。

我们要看他这几年的"贵人"是谁——从《我不是药神》到《孤注一掷》，再到今年暑期档大热的《南京照相馆》，王传君职业生涯的几个关键节点，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宁浩，以及他的"坏猴子影业"。可以说，王传君是宁浩一手从"关谷神奇"这个角色里挖掘出来的"钻石"。

王传君目前的经纪公司是萌扬文化，大股东以前是柠萌影业，2020年，柠萌将股份转给了融创文化（现更名为圣晓文化，占股35%），也就是地产巨头融创集团的文娱子公司。如果要说运作，其实也轮不上沪圈帮忙。

曾几何时，港圈是宗师。

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香港电影和TVB剧集，那是全华人的精神食粮。邵逸夫、邹文怀……是名副其实的影视大亨，邵氏、嘉禾、新艺城、银河映像，这些公司，代表着一个时代。

那时候的香港，是全球第二大电影出口地，仅次于好莱坞。成龙的功夫片、周星驰的无厘头喜剧、王家卫的文艺片、杜琪峰的黑帮片，统治了整个亚洲市场。

香港电影的崛起，跟它的工业化体系分不开。邵氏在60年代就建立了制片厂，有自己的导演、演员、摄影师、美工团队，每年能生产几十部电影。那套流水线作业的模式，放到今天也不落后。

但更重要的是，港圈有江湖气。但这种江湖气不是北京的那种局气，而是师傅带徒弟的传承式。

很多导演都是从场记、副导演干起来的，然后跟随某个导演，一路在剧组里摸爬滚打多年，熟悉每一个环节。他们拍戏不靠剧本，靠的是经验和直觉。

徐克拍《黄飞鸿》系列，经常是边拍边改，演员都不知道明天要演什么。这种"粗放"的方式，反而产出了很多经典。

1997年回归之后，香港电影开始走下坡路。一方面是盗版猖獗，另一方面是东南亚市场萎缩，投资越来越少，很多电影公司关门。

随着内地市场的崛起，"北上"成了香港影视人才的出路。

陈可辛最早搞懂了内地规则的，很早就开始合拍片，有《十月围城》，又有《投名状》，后来又拍《中国合伙人》、《夺冠》，他把自己变成了半个京圈人。林超贤抱住了博纳的大腿，拍主旋律大片，那是"官的帮忙"和"商的帮忙"的结合。

现在的港圈，分成了两拨。

一拨是彻底融入内地的，像王晶，什么都能拍，什么片都敢接，赚钱嘛，不寒碜，这是香港人务实精神的极致。另一拨则坚守本土，内地较为熟知的比如黄子华，还在拍那种怀念往日荣光的小成本港片。

尔冬升在综艺里骂小鲜肉，那是真的愤怒，他代表的是香港电影曾经严苛的工业标准，但在流量为王的内地娱乐圈，那套标准失效了。资本不看演技，看数据。

港圈的没落，其实也印证了一句老话：形势比人强。当钱都在北方的时候，维多利亚港的风，也就吹不起浪了。

不过香港电影人北上，也面临水土不服的问题。香港电影习惯了自由创作，到内地要考虑各种限制，很多导演不适应。

还有文化差异——香港人讲粤语，思维方式也不一样。他们拍的东西，有时候内地观众不买账。王晶后来进军内地，不管是赌片、古装片，在内地的口碑、票房都一般，因为港式幽默内地人不懂。

在1997年之前，港台算是一体的，两者捆绑比较紧密，像港片《黑金》，拍的其实是台湾的事儿。八九十年代台湾有过一个"新电影运动"，侯孝贤、杨德昌这些大导演拍了很多好片，启用不少香港名演员，比如《悲情城市》是梁朝伟主演。当然，现在这两位大师一个去世一个退隐，也就剩下李安是最强代表。

到了21世纪，台湾市场萎缩，电影工业基本停摆了

港台圈现在的尴尬在于，他们有技术、有经验，但市场不在手里。内地的资本、观众、票房，才是他们生存的根本。

全球电影工业都在整合，好莱坞也是集合了各国的人才。港台电影人北上，本质上是在一个更大的市场里寻找自己的位置。

至于香港的另一面——粤语歌曲，也随着市场北移而日渐凋零，这里不再多说，以前我们发过一篇香港流行音乐五十年兴衰史，是黄霑的博士论文节选，全面梳理了粤语歌的辉煌和没落，可以看看，万字长文，精心整理，值得一读。

如果说京圈、沪圈、港圈是都市文明的产物，那西北圈就是从黄土里长出来的。

西北的文化属性，其独特性，谁也替代不了。

80年代，有"西北风"音乐潮流。《黄土高坡》《信天游》这些歌，把陕北民歌和摇滚乐结合起来，唱出了一种苍凉粗犷的感觉。崔健虽然是北京人，但他的音乐里有浓厚的西北色彩，《一无所有》旋律借鉴了陕北民歌，歌词也有西北式的决绝。

电影方面，第五代导演里有好几个跟西北"有缘"。张艺谋是陕西西安的，自不消说，陈凯歌在西北当过知青，田壮壮的《猎场札撒》也是在内蒙古拍的。他们早期的作品——《黄土地》《红高粱》《盗马贼》——都有很强的西北气质：荒凉、粗砺、充满力量。

张艺谋最好作品就是由黄土地底色构成的，像是《活着》。这些电影里的人物，都有西北人的性格：倔强、隐忍、不服输。

文学领域，西北早期的扛把子，是张贤亮，写过《灵与肉》这样的伤痕小说（后来改编为了电影《牧马人》）。他也热爱影视，曾经创立宁夏华夏西部影视城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早在1993年就搞了宁夏镇北堡西部影视城。

这里，诞生过《大话西游》，结尾时，至尊宝和紫霞在城门对峙，就是在镇北堡西部影视城的城楼所拍。

不过，西北圈资源太少，至少跟北京上海没法比。大部分西北籍的文艺工作者，要想发展还得去北京。张艺谋在西安拍了几部片子之后，工作重心就转移到了北京。

西北题材本身比较小众，像《白鹿原》都拍成过影视剧，但与原著的影响力完全不成比例。

最近几年，西北地区有了一些新的代表人物以及呈现方式。

比如乌尔善，内蒙人，《封神》第一部出来时，一度被捧上"神坛"，但经历了第二部和电影《异人之下》，又被拉下来了。就看《封神》第三部，能否力挽狂澜。

和乌尔善的重工业不同，陕西导演李睿珺，拍过《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隐入尘烟》等，很慢，很安静，拍的都是西北普通人的生活。《隐入尘烟》票房过亿，算是文艺片里的爆款。

西北圈的未来，可能不在主流娱乐工业，而在独立创作和艺术电影领域。毕竟，那种苍凉辽阔的感觉，是其他地方没有的。

东北，在中国文娱领域的地位，一直挺特殊的。

要说东北的文艺传统，得从二人转说起。这种地方戏曲起源于清代，流行于辽宁、吉林、黑龙江。二人转的特点是"说唱并重"，一男一女两个演员，边唱边跳，插科打诨，特别接地气。

众所周知，赵本山是从二人转出来的。他1958年出生在辽宁铁岭，六岁就开始学二人转，在农村跑场子唱了十几年。第一次上春晚，就一夜成名。之后连续二十多年上春晚，几乎成了春晚的代名词。

赵本山的成功，不光是因为他演得好，更因为他代表了一种东北式幽默。那种幽默是自嘲式的、荒诞的、带着点苦涩的。《卖拐》《卖车》《不差钱》这些小品，讲的都是小人物被忽悠、被欺骗的故事，但你看完不会难受，反而会笑。

在赵本山的培养下，东北出了一大批喜剧演员。小沈阳、宋小宝、程野、王小利……都是从"刘老根大舞台"走出来的。赵本山建立了一套"师徒制"的培养体系，跟京剧的科班差不多，师父手把手教，徒弟在台上练，摔打几年就能出师。

除了赵本山这一支"野路子"，东北还有另一支力量——科班喜剧人。沈腾、马丽都是从军艺、北电、中戏这些学校出来的，但他俩都是东北人。

沈腾虽然在北京读书，但他的幽默感完全是东北式的——夸张、荒诞、接地气。《夏洛特烦恼》《西虹市首富》这些电影，笑点全是东北路数。开心麻花的崛起，也是把二人转的表演方式融入舞台剧，再把舞台剧改编成电影，找到了一条商业化的路。

东北喜剧能火，有几个原因。第一，东北话自带喜感。那种大碴子味儿，一说话就让人想笑；第二，东北人性格外向，敢说敢演，舞台表现力强。第三，东北经济一直不咋好，很多年轻人出来闯荡，去娱乐场逗乐成了出路。

但东北圈子也有局限，太依赖语言和表演，缺少叙事和视觉上的创新。赵本山过往主导拍摄的喜剧电影票房都不好，因为那种小品式的笑料撑不起两小时的电影。

还有一个问题是，东北喜剧太地域化。东北人看着乐，其他地方的人未必懂。《乡村爱情》在东北是现象级的，但在南方很多人看不进去。这种文化差异，限制了东北文化输出的天花板。

最近几年，东北圈出现了一些新变化。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一大批东北网红。他们的风格比赵本山更草根，更野性，也更争议。有人说这是东北文化的下沉，也有人说这是东北人在互联网时代找到的新出路。

不管怎么说，东北人在中国娱乐圈的地位是稳固的。只要有人需要笑，东北人就有饭吃。

说到文娱圈子，绕不开一个特殊的存在——湖南卫视。以这家电视台，构建了独特的"中南圈"，或者说"芒果圈"。

和京沪圈子拼家世和资本不一样，它的特点是，善于平民造星。恰好是20年前的2005年夏天，一个叫李宇春的，站在《超级女声》舞台上，350多万条短信投票，让她成为了冠军。那天晚上，湖南卫视收视率破11.65%，这个纪录，到现在没任何综艺能超越。

总之，使用选秀这一节目形态，构建了芒果台独特的人才圈层。除了李宇春，像后来开枝散叶的歌手、演员，很多都是从芒果走出来的。

以前我们写过芒果系的长篇故事，具体可以点击芒果往事：风起马栏山。要补充的一点是，依靠综艺节目的制作能力，湖南台构建了芒果TV，硬生生地在BAT的围剿下，钻进了视频平台头部阵营。

在11月初发布的QuestMobile的月活（MAU）榜单上，截至9月底，芒果TV以2.58亿月活位列前三，仅次于腾讯视频和爱奇艺。昔日老大优酷，月活要矮芒果一截，如今已是敬陪末座了。

这使得它有了更多话语权，而不像其他广电系统那样被互联网平台蚕食鲸吞。而因此，也能更好地构建自己的圈层文化。

西南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烟火气"。

茶馆、火锅、川剧——这些东西构成了川渝人的日常生活。西南地区人士，以前被北方人称为"蛮子"（当然北方也被称为侉子），其实是性格直爽的意思，蛮嘛！这种性格，反映在文艺创作上，就是接地气、有人情味。

民国时期，西南出了一批享誉全国的作家和诗人——李劼人写《死水微澜》，巴金写《家》《春》《秋》，都是川渝背景，还有西南联大打底，文化上不输于北方。小一辈的流沙河、阿来这些有较高知名度的诗人、作家，也来自四川。

电影方面，西南文化代表人物其实是宁浩。宁浩虽然是山西人，但他的成名作《疯狂的石头》是在重庆拍的，演员用的是重庆本地人，对白全是重庆方言。这部电影把重庆的市井文化展现得淋漓尽致——棒棒(搬运工)、小偷、黑帮、房地产商，各色人等在一块翡翠周围展开荒诞的争夺。

《疯狂的石头》的成功，证明了西南方言的商业价值。后来，很多导演开始重视方言和地域特色。前些年，饶晓志的《无名之辈》也是在贵州拍的，用的贵州话。

贵州还出了个毕赣，他的故事背景多在贵州凯里老家，最近推出的《狂野时代》，也用了不少当地方言。有网友戏言，不用川贵口音，就拍不了文艺片了。

近些年，西南地区的文化产业发展很快。电竞、独立音乐……特别是说唱，都有自己的圈子。从《中国有嘻哈》里走出的GAI(周延)是重庆人，他的说唱里融入了川渝方言和市井文化。

但，西南圈过于依赖"地方特色"。一旦离开了环境，表现力就大打折扣。

河南，是个很尴尬的存在。

作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河南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洛阳、开封、郑州，都是古都。但在当代文娱圈，河南的存在感不算强。

民国时期，河南出过一些文化名人。冯友兰、杨廷宝这些学者，都是河南籍。豫剧是河南的地方戏曲，常香玉、马金凤这些豫剧大师，在五六十年代红极一时。但进入80年代以后，河南文化在全国的影响力急剧下降。

当代文娱名家里，刘震云算是比较响亮的人物，他的小说都是以自己老家盐津为背景。不过，他和以前京圈人士走得很近，像是冯小刚拍过他多部小说。

现在圈里河南籍明星，屈指可数。

大众熟知的是岳云鹏，河南濮阳的，从郭德纲的徒弟做起，靠着相声综艺影视剧全面开花而走红。释小龙是河南郑州的，九十年代作为童星火过一阵，后来就没了声响。

顶流明星里，其实王一博是洛阳人，但似乎很少提及家乡。

为什么河南在娱乐圈这么边缘？有几个原因。

第一，河南话不好听。不是说河南方言不好，而是河南话在全国范围内的接受度比较低。东北话、四川话都能成为喜剧语言，河南话却很难。很多河南籍的演员到了外地，第一件事就是改口音。

第二，也是最关键的，河南人在全国的形象不太好，比如骗子多——这些负面标签长期困扰着河南人。娱乐圈是个很现实的地方，形象不好就意味着商业价值低。很多河南籍的演员，宁愿隐藏自己的家乡，也不愿意被贴上"河南人"的标签。

岳云鹏是个例外。他不仅不避讳自己的河南身份，还经常在相声里自嘲——这种自黑反而让观众觉得真诚。但岳云鹏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已经成名了。

河南的困境，本质上是中原文化的困境。这片土地太厚重了，承载了太多历史，反而在快节奏的现代娱乐工业里显得迟缓和笨拙。河南需要的不仅是几个明星，而是整个文化产业的振兴。

但这需要时间，需要投入，也需要改变外界的刻板印象。

好在，这些年河南卫视折腾出了一系列的"奇妙夜"节目，算是挽尊了一把。

如鲁迅先生所言，京圈是"官的帮闲"也好，沪圈是"商的帮忙"也罢，文人也好，艺人也罢，在名利场里，谁又比谁更高贵呢？

大家不过都是在时代的洪流里，想办法捞几条鱼，或者，仅仅是希望不被淹死而已。

每到大咖塌房、富豪暴雷，大家都爱说："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其实，这是出自《桃花扇·续四十出·余韵》里的一句台词，自古以来，都有某种冷眼旁观的清醒。

这话，可以送给所有大腕儿，因为，没多少人能够独善其身。当然，正因如此，才有了圈子，抱团取暖，总好过单打独斗。

不过，时下，传统圈子其实早就裂解了，更多的，是一种相似文化圈层的人以群分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