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月下旬，非洲小国马拉维的总统彼得 · 穆塔里卡发布行政命令，禁止本国未经加工的原矿出口，且政策立即生效。

根据禁令，包括锂、稀土、石墨等在内的多项战略矿种都在限制出口的范围之内。此举显然是希望提高本国矿产的下游加工能力，试图让更多的资源价值留在国内，而不是继续被低价卖出，让海外企业赚取产业链条上的主要利润。

马拉维的禁令显然并非个例。过去两年，非洲多个拥有关键矿产的国家正在逐步收紧出口政策，资源民族主义情绪明显升温：

2024 年，加蓬宣布将从 2029 年起停止出口锰矿原矿；

今年 2 月，刚果（金）实施钴出口禁令，并在 11 月追加配额管理机制；

5 月，几内亚直接吊销数十家矿业公司的采矿许可证，随后公布 100 家被撤销矿权企业名单；

6 月，津巴布韦宣布自 2027 年起全面禁止锂精矿出口，强制要求本地深加工 ……

非洲拥有全球最丰富的矿产资源，却始终处于整个制造业产业链的最底端。各地的原矿以极低价格出口，加工利润、产业升级机会和就业岗位，都落在国外企业手中，本地经济并未因资源丰富而真正受益。这种不公平的分工体系，让很多国家越来越难以接受。

如今，关键矿产的战略价值不断提升。锂、钴、镍、稀土等资源不仅是新能源产业链的核心原料，更被视为未来地缘竞争的战略资产。而且，这些资源分布高度集中，使得资源国拥有了更大的话语权，出手进行管制的底气也比过去更足。

过去两年，西非和中非多国接连发生政变，新上台的政府普遍高举 " 民族主义 " 的旗帜，将资源控制视为政治合法性的来源之一，这进一步加速了资源民族主义的兴起。

资源国政策的收紧，对外部投资者，尤其是中国企业将构成较大挑战。经过多年 " 走出去 " 布局，中国与非洲等第三世界国家在采矿业上的投资合作已经相当深入。政策变动下，中国企业话语权削弱，利益分配规则重塑在所难免，供应链稳定性也将面临更多不确定性。

如今，资源民族主义已经不是个别国家政策，而是演变为第三世界国家的集体趋势。对中国企业而言，重新布局全球资源链条、调整合作模式，才能在全球制造业链条中保持主动与安全。

非洲和拉美，作为第三世界的典型代表，都是矿产资源极度丰富的地区。

例如，非洲拥有全球 25% 的铜、80% 的钴、90% 的铂族金属；拉美则掌握着全球近三分之一的铜、钴、锂、镍、石墨和稀土。可以说，新能源时代的核心材料大规模集中在了这两片区域。

尽管储量丰富，这些国家却始终无法将其转换成真正的经济实力。以国土面积巨大、资源异常丰富的刚果（金）为例，其铜、钴、钻石、锡、钶钽铁等关键矿产的储量全球领先，但这同时又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至今仍有七成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由于基础设施薄弱，加工技术落后等因素，这些国家长期只能出口附加值较低的原矿，利润大部分被留在海外。资源富而不贵，是非洲和拉美长期面临的困境。

近年来，随着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资源国开始想要把产业链更多的收益留在本国。非洲和拉美国家的诉求开始从 " 卖原料 " 变成 " 参与分配 "，很多国家已经明确提出，要利用本国资源发展本地制造业，走向更高附加值产业。

如摩洛哥将新能源汽车定为国家工业战略重点，计划自 2025 年起每年生产 10 万辆电动汽车；埃及也宣布将在 2026 年启动太阳能组件本地制造，国产化率最高可达 90%。越来越多国家希望资源收益可以反哺本国经济与政治目标，这正是资源民族主义的典型表达之一。

其实，这并不是第一次出现资源民族主义浪潮。二战后，随着全球殖民体系瓦解，一批资源国也曾经通过国有化、限制出口等手段，试图夺得资源的掌控权。此外，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新兴经济体在资源定价上也曾集体发声，试图借资源优势获取更多话语权。

本轮浪潮的目标与前两次类似，都是在特殊背景下，各国希望通过强化对资源的控制，来获取更多经济收益，并提升政治筹码。但由于时代背景的不同，本次资源民族主义的兴起，又有许多新的特征。

随着新能源技术的突破与广泛应用，锂、钴、镍、铜、稀土、铂族金属等八类矿产等成为新能源产业链不可或缺的关键资源。相比过去的石油等传统能源，这些矿产分布的更加集中，也因此使资源掌握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变得更加重要。

相比过去，绿色能源的转型使部分矿产的消耗比以前更大。

有数据显示，光伏电站的资源消耗是火电厂的 5 倍；电动车需要的矿产资源是燃油车的 6 倍；海上风电场更是燃气电厂的 10 倍以上。集中度高、消耗更大、替代性弱，这三点叠加，让资源国在供应链上相比此前掌握了更强议价能力。

更重要的是，相比传统的铁矿、铜矿、钻石等资源，如今这些矿产资源的买家不再是其殖民地宗主国，而是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参与其中，买家主体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

这种背景下，资源不仅是这些国家的重要经济资产，更成了地缘政治博弈的重要工具。资源国普遍认为，借助这些关键筹码，他们终于有机会主动改变自身的发展轨迹。

相比过去两轮资源民族主义，这次的政策工具显然更加多样化。不但包括了强制股权收购、提高资源税、限制外资比例等 " 老手段 "，还包括强制性本地加工、出口配额、禁止原矿出口、矿权准入审查等新措施。

由于中国、欧美等许多有资源需求的国家，都在非洲和拉美布局了矿业投资与战略合作，因此本轮政策收紧，势必会波及所有资源需求国（制造业国家），对全球供应链稳定性都形成冲击。

近日马拉维的政策，就已经导致多个全球重要矿产项目立即被置于高风险之下。包括澳大利亚的索维伦金属、莲花资源、英国力拓、日本东邦钛业等公司均在当地有矿业项目，如今都可能面临项目搁置乃至合同重谈等风险。

在所有受影响的国家中，中国所承受的风险显然更高，风险敞口也更大。

截至去年底，中国在非洲投资存量达到 438 亿美元，其中 23% 直接投向采矿业。中国企业深度参与赞比亚铜矿、刚果（金）铜钴矿、纳米比亚稀土、津巴布韦锂矿，以及尼日利亚的油气等项目。

而且，中国不仅是非洲资源领域最主要的外国投资者之一，也已成为非洲第一大资源进口国。按现有数据计算，非洲为中国提供了约四分之一的关键矿产供应，一旦资源国政策收紧，中国将面临一些关键资源供应中断的风险，而这对中国的产业链安全可以说至关重要。

在多数关键矿产的链条中，中国都扮演着全球中游加工中心的角色。例如，中国 98% 的钴矿石从刚果（金）进口，中国则是全球最大的钴化学品生产国和钴精炼中心；中国拥有全球 40% 的炼铜产能，从刚果运来的铜产品多数在中国完成冶炼与增值；在石墨、稀土等多个领域，中国的中游加工更是长期占据主导地位。

这也意味着，如果更多资源国效仿马拉维，要求矿产必须加工后出口，那么以往在中国完成的冶炼和深加工环节的利润将被压缩。

短期看，这将迫使中国只能采购更昂贵、供应更分散的初级加工品。长期看，中国以规模化加工能力形成的成本优势可能被侵蚀，从而削弱在全球矿产供应链中的地位。

另外，中国在非洲的资源项目大多由国有企业主导，这本身就容易触发政治敏感性。非洲多国政局波动大，一旦发生政权更替，新政府往往会重新审视企业与旧政府签订的资源协议，比如此前尼日尔政变后，新政府就曾对中石油与旧政府签订的项目开展审查。

尽管资源民族主义并非专门针对中国，但中国在非洲资源开发中更加强大的存在感决定了，本轮政策收紧极有可能对中国制造业形成更大的影响。在全球资源民族主义兴起的大背景下，中资项目会更容易成为舆论和政策审判的优先对象。

面对新一轮资源民族主义，中国企业局面紧迫。在深度参与非洲、拉美资源开发的过程中，已经到了必须在合作方式和产业布局等方面做出及时调整的时期了。

其中最为有效的措施，是把企业的合作方式从 " 获取资源 " 转向 " 共建产业 "，这是符合中国与资源国双重利益的模式。

过去，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布局主要集中在采矿等初级环节，而未来更有效的路径，是推动产业链向中游加工乃至新能源领域相关制造等高附加值领域延伸。这既能增强中国供应链的安全，也能为资源国创造税收和就业，契合其工业化诉求，从而提升合作意愿。

近几年，已经有许多中国企业和资源国成功实现合作共建，例如：

赣锋锂业在阿根廷的锂资源开发项目中，与当地政府共同投资建设采矿与初加工设施；

中国有色矿业集团在赞比亚谦比希铜矿打造数字化生产控制中心，大幅提升当地矿山的生产效率和管理透明度；

在印度尼西亚，鼎信集团与印尼八星投资共建青山园区，推动从矿石开采到镍铁、再到不锈钢的全链条制造体系落地，帮助当地形成了区域级冶炼与加工中心。

未来，中国企业对非洲和拉美的投资不应仅停留在采矿业上，而应在项目本地化上进一步加码。其举措包括了扩大本地雇佣比例、参与社区发展、建设公共设施等，通过 " 嵌入式经营 " 降低社会阻力，增强企业在当地的存在感与可信度。

对资源国而言，这类长期投入能提升项目黏性，也是缓解 " 反外资情绪 " 的重要手段。

目前中资企业最大的难点在于，全球能够适配中国企业经营效率的国家并不多。就算想在非洲、拉美等地延伸资源产业链，也依然会面临当地在基础设施上的硬约束，导致加工成本畸高，效率低下。

有数据显示，非洲内陆段的公路运输成本是中国的 3～4 倍。比如刚果（金）卢本巴希至德班港的铜矿运输成本达 247～367 美元 / 吨，而中国同等距离仅需 60～80 美元 / 吨。效率上，非洲卡车平均时速仅为中国干线运输的一半，比如从尼日利亚拉各斯至南非约翰内斯堡 4100 公里的运输，非洲需超 72 小时，中国仅 36～48 小时。

这些不只是成本问题，更意味着供应链不稳定和物流不可控，直接制约当地加工业的可行性。

负面现实之外，更大的问题在于政策变动和地缘政治的风险。非洲和拉美资源高度集中，本身就是大国竞争的焦点。而在当前全球供应链重构的大背景下，美国和欧盟推出 " 关键矿产联盟 " 等战略，在缺乏制造业基础的情况下强行搅混水，使得资源合作更多被置于政治因素之中。

目前，西方国家正通过外交施压、舆论引导和援助附加条件等方式，间接影响中国和非洲的合作，比如通过制定更高的准入门槛来限制中国企业参与活动，通过多边联盟限制对中国的出口等。即使推进本地化合作，在当地承担更多社会责任，也难完全避免供应链波动。

可以说，资源民族主义本质，就是资源国利益诉求和其他国际力量之间的博弈。

这一轮升温，是非洲国家在重新评估自身利益后做出的重要且理性的选择——主权意识更强了，也更希望让资源真正为本国发展服务，而不是继续为全球制造业产业链低价输血。

如今，这股力量正在重新塑造全球资源秩序。它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资源进口国带来不小压力。这也意味着，中国对拉非的合作模式必须迈入下一阶段，过去以简单的资源开发为主的思路，已经难以适应新的博弈格局。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包括构建更完善的风险缓释体系，包括分散采购来源，推动供应链多元布局，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强化海外合规能力等。并在关键材料、关键技术上持续突破，从而强化自身在供应链中的不可替代性。

目前的情况看来，资源民族主义大概率将成为长期新常态。中国企业需要更快做出调整和适应，才能在全球资源竞争中站稳脚跟。但好在，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已经在转型，并且不少已经取得初步成效。方向正确，积极的因素也在不断积累。

毕竟，全球最核心的制造业体系，和对矿产资源最核心的需求，还是在中国，而不是其他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