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现在经常听人讲起 " 崖山之后无中国 " 的概念，这种观点无论是互联网论坛上，还是在知识精英群体中都很有市场。这个概念在史实上是站不住脚的，且对民众的国家观、文明观和国际观容易形成误导，现在官方媒体和学术界开始批评和纠正这种说法，是必要的。

不过多数批评的文章，都说这是日本史学界，具体来说是 " 京都学派 "，发明的概念，是祸乱中国的阴谋，笔者这一点是不太认同的。京都学派是指 20 世纪初形成的以京都大学为基地的中国研究学术群体，至今大致已经跨越四代，我们耳熟能详的日本汉学大师半数都出自于这个学派。固然京都学派早年提出了 " 文明中心转移说 "、" 中国文明衰亡说 "、" 南北二元说 "（即南方中原与北方少数民族文明的二元对立）的理论，并且某种程度上，少数学者曾经在 20 世纪早期加以政治上的引申，为日本侵华和分裂中国服务，但是无论是第一代学人代表内藤湖南、白鸟库吉，还是第二代的羽田亨、宫崎市定，还是第三代的冈田英弘等，都没有强调过崖山之战对中华文明的意义，更没有提出 " 崖山之后无中国 " 的明确论断。

并且无论崖山史观，还是 1644 史观都是与京都学派诸学人的观点相冲突的，京都学派认为中国传统文明会产生变异和衰落，但是并不认为已经终结或发生断层，在时间线上，他们更强调中国文明衰减的转折点是唐宋之变，而非 1279 或 1644，这些与中国史学界（包含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内）的判断基本一致；对于少数民族入侵战争的后果，他们并不认为它终结了中国文明，反而给中国文明注入新鲜能量，得以不断再造延续（内藤湖南的 " 解毒说 "）。所以，尽管早年京都学派的一些为政治服务的学术观点仍然值得我们警惕和做学术批评，但是 " 崖山之后无中国 " 的确非京都学派的观点。

( 2 ) 另有中央民族大学教师廖靖靖在学术刊物上发文指出 " 崖山之后无中国 " 直接来源于当代日本作家田中芳树的《海啸》一书。笔者特意购买了该书中文版，现在孔夫子旧书网上价格已经不菲，它是由姚远翻译、《黄山书社》2012 年 5 月出版发行的，封面上的确有 " 崖山之后无中国 " 一语，不过正文和作者撰写的后记中并没有这句话。

笔者又找到两个不同版本的日语原书，封面提示语上都没有 " 崖山之后无中国 " 这句话。笔者并不了解田中芳树的史观，不过根据一些他的忠诚读者的观点，他是承认元朝属于中华帝国的一个历史阶段的，并且他是一个历史乐观主义者，提出了 " 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 的名句。因此，我们可以初步猜测，" 崖山之后无中国 " 并不是田中芳树提出来的，而是出版社或者翻译者为了达到吸睛的目的，特意加在封面上的，作为一种营销提示语。

我们进一步运用读秀以及中国知网，对所有目前电子化的中文出版物就可以发现，2010 年之前任何书籍和学术文章（包含翻译的日本中国史研究成果）中，都没有 " 崖山之后无中国 " 这个词，它首次出现于正式出版物是 2011 年，即关河五十州著的《一寸河山一寸血——历史不死 1941-1945》 一书，明显早于《海啸》的中文版。

到了 2012 年，也就是《海啸》中文版出版的这一年，它出现在出版物里面的频率骤然提高，以笔者的检索，葛行路的《星空下的思索》，綦彥臣《给历史放把火》，苏三的《文明大趋势 中华文明及其命运》，吴长影的《宋朝尤物》，梁志宾的《汴梁如梦正繁华 宋仁宗那朝那人那事》等等，都引用了这个观点。

而它出现在中文互联网的时间则更早，以笔者的检索，早在 2009 年 12 月 17 日凤凰网历史频道就已经发表署名张嵚的文章《崖山之战》，里面引用了 " 崖山之后无中国 " 的说法， 2011 年 6 月 16 日又出现了萧让写的讨论其出处的文章，既然凤凰网这样严肃的网站已经关注到这个话题，就说明它当时已经很流行了。

当然互联网上的信息的覆盖和消亡是很快的，网站一旦关闭，信息我们就不会再检索到，不过我们仍然发现很多残存，比如在 2010 年一个叫月光博客的博主，持续不断地发表 " 崖山史观 " 的内容；2011 年 7 月乌有之乡网刊也曾发表《崖山之后无中国，阎吏之后无汉人》一文；2011 年豆瓣上也有多篇题目类似于《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的文章。

( 3 ) 我们再看这些互联网文章所表达的主要观点，他们无一例外是鼓吹汉文明本身的优越性，几乎是一种洁白无瑕的文明，包含了人类所有优秀价值和传统的文明，宋朝或明朝是如何发达，全因蒙古和满清的入侵污染异化了汉文明，导致了中国近代的落后挨打。

这显然也都与日本右翼无关，他们怎么会歌颂中国文明的优越性呢？分明是中国国内所谓 " 皇汉主义 "（或 " 大汉族主义 "、" 汉族中心主义 "）的观点。而其文字上最直观的起源，大概很可能来自于南明大臣钱谦益晚年《后秋兴之十三》中的 "海角崖山一线斜，从今也不属中华" ——在清朝初年的明遗知识分子，喜欢用 " 崖山叙事 " 以抒发对明清之变、文明覆亡的遗憾。

明遗知识分子的民族观、历史观在清初以降清的史书、文学、戏曲中广泛传颂，乃至金庸小说中都充满这些价值痕迹，可谓是普罗大众民族观、民族观价值判断的基础知识，相较于 " 京都学派 "，明显更可能是 " 崖山之后无中国 "、1644 史观的最直接和最重要的来源，那些发明了 " 崖山之后无中国 " 的网民们恐怕连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是谁都搞不清呢！

( 4 )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大致推断 " 崖山之后无中国 " 这个观点出现和流行的链条：它兴起于本世纪初的网络民族主义的言论土壤中，依托于当时较为宽松的互联网管制的广泛流传，进而被那些民间历史写手（主要是所谓 " 宋粉 " 或 " 明粉 "，或者历史类 " 民科 "）所接受，进一步在他们著作里宣扬，强化了其 " 权威性 "，大约仅仅用了三五年时间，就成为广泛渗透到社会阶层的观点。通过这个信息的传播链条，我们可以看出，它始终是一个未被学术界接受的，中国民间流传的一种自发性史观。

同样，笔者认为与 " 崖山论 "、"1644 论 " 密切相关的 " 满蒙非中国论 "，也不能一概归咎为西方的内亚史观或 " 新清史 " 影响，尽管 " 新清史 " 在史学界这些年影响很大，但是比较它的传播范围有限，更主要源头应该是中国儒家文明正统观中的夷夏之辨和汉族中心传统。因此，在矫正清除民间不正确国家观、历史观时，既要看到境外学术观点的因素，也要看到本国文化传统的因素，这样才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5）且不管 " 崖山之后无中国 " 是谁讲的，我们现在要回复到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这个观点有没有它的道理，值不值得信仰和传颂。

首先我们要确定的是，判断一国文明是否产生历史存续的标准是什么，是统治者是不是本族人，还是其他？笔者认为，如果把统治者民族身份作为文明是否存续的关键要件，那么我不仅可以说 " 崖山之后无中国 "，英国文明早也早就灭亡几次了，英国人可以说 " 诺曼公爵登岛后无盎格鲁萨克逊 "，也可以说 "1714 后无英国 "（现在的英国王室来自于德国汉诺威，前两任国王的英语都很不熟练）；以及黑人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是不是美国也亡过一次了？

我们认为，一种文明是否存续的两个核心标准是：

就文明的底层部分来说，民族的语言、信仰、经济生活方式、主要聚居区和自我身份认同是否得到延续，如果这几个要件没有达到，尤其是语言和自我身份认同发生改变，我们认为它的文明中断了。比如，虽然自从进入青铜时代以来，我国南疆、中亚河中地区的居民从生物种族上讲，一直是以东迁印欧人的后裔为主，但是它的语言、宗教发生了多次变化，群体的自我民族认同就会发生变化，我们就不能说它的历史是延续的。

就上层部分来说，文明的法统是否发生改变，即统治者是把自己当成这个文明的 " 他者 "，实施殖民统治，消灭、改造这个文明；还是主动把自己转化为 " 我者 "，遵从被征服者的文明规则，并以保护和推动这个文明的发展作为合法性来源。比如，伊朗史研究者一直把中亚突厥人建立的诸王朝认为是波斯文明史的重要一部分，因为这些王朝统治者都把自己视为本土文明的继承者，他们不仅没有灭绝波斯文明，反而进一步将其发扬光大。

我们从这些标准看，无论是元朝还是清朝，中国虽然统治者发生了改变，文明元素中增加了稍许草原或通古斯成分，但是中国文明无疑是继续存在的。具体来说：

第一 , 蒙古占领中原和南方以后，汉族的语言、儒家价值观、身份认同、农耕生活方式、主要活动区域都没有发生改变，上古和汉唐文明遗产依然是中国文明的核心部分，改朝换代虽然过程惨烈，但终究是换了一个包装，内物的质地没有发生改变。

第二 , 在元代，中国文明不仅没有灭亡，反而因为蒙古人的统治力有限，基层社会某些方面依然保持了较为旺盛的文明活力，戏曲、绘画、陶瓷工艺都达到空前绝后的顶峰，商业也得到了发展。笔者作为古建爱好者，经常为晋中南遗留下来的元代宫殿式木构、戏台、壁画艺术造诣感到惊叹，如果 " 崖山之后无中国 "，何来这些文明成就？当然在清代，中国文明发展趋向于停滞，但是汉文明仍然是清帝国文明的主体，所谓 " 内亚文明 " 并没有取代汉文明，甚至丝毫不能影响它的主体地位，这是毫无疑问的。

第三 , 从文明法统上来讲，元清两代虽然保持了一些北方旧俗，但是他们从王朝建立起就自认为是华夏正朔的延续，无论是在统御内地汉人，还是处理边疆民族事务和外国关系上，都以中国皇帝或华夏文明正统自居。尤其有趣的是，作为儒家天下观中 " 蛮夷 " 出身的满清统治者，自入关后就反客为主始终视自己为华夏，而视边疆民族和外国为 " 蛮夷 "。

普通满洲八旗人的身份观念转变也非常彻底，从雍正年间起，他们就开始普遍放弃满语，建立中国认同了。在近代民族危机中，满族人的表现与汉族人是完全一致的，并不认为中国是汉人的国家，把自己视为这个国家的他者，在捍卫中国独立和文明完整上，与汉族是一样积极奋勇的。

在作为中国文明上层建筑最核心的尊儒方面，元清两代与其他汉人王朝并无差异，甚至在一些领域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元代把孔子的尊号加为 "" 大成至圣文宣王 "，以及开启了皇帝继位谴告孔庙的传统；康熙和乾隆则是中国唯二亲临曲阜孔庙祭祀的皇帝。

另外，在元代和清代，逐渐与中国产生联系的西方传教士、商人，作为外者的他们，也都是习惯把元帝国、清帝国称为 " 中华帝国 "，而非 " 鞑靼帝国 "、" 满洲帝国 "。

所以，无论从文明内核上讲，还是作为外在形式的法统上讲，崖山之后的中国都是延续的。并且随着疆域的扩大，中华文明的影响力也走出了汉唐以来汉族生存区域，向蒙古草原南部、山海关外、新疆北部、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和云贵高原延伸，东亚大陆的各个文明板块都被汉文明所粘合，最后形成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民族国家，正所谓张明扬先生所讲的，"崖山之后是更大的中国"。

不过在肯定中华文明没有发生断层，以及蒙元和满清属于中国王朝的同时，我们仍然不可以否定文化上落后的、具有很强军事掠夺性质的、充满奴隶制残余的蒙古和女真，在征服内地和实施统治中对文明的巨大杀伤力破坏，这正是崖山史观能够被这么多人认同的基础性因素之一，因此，我们也不能一概指责它的信仰者的虚妄。

首先来讲，女真灭北宋、蒙古灭金、元末农民战争和清军入关四次战争，造成北方生灵涂炭，人口户数动辄减少大半，这种频繁的浩劫式灾难，造成中国传统文明中心黄河流域的持久衰落。仅以蒙古灭金战争来说，蒙古军所到之处频繁屠城，如贞祐二年（1214），蒙古军攻入河东山西，" 汾、石、岚、管，无不屠灭，唯岢岚无所得而还 "，河朔之间 " 城郭为墟，暴骨如莽 "。蒙金战争前的 1207 年，金朝人口统计为 840 万户、5350 万，其中今山东河北约 330 万户、山西约 130 万户，而到 1300 年前后山东河北两省只有 130 万户、山西仅 24 万户。

明清之际，北方人口减少虽然受农民战争影响很大，但是山东、长江流域人口减少主要是清军的暴戾造成的。以山东为例，万历末年人口已经超过 1000 万，而清顺治十八年人口仅为 703 万，我们可以推测清初山东人口最低谷为 650 万左右，人口也减少三分之一以上，所谓的 " 嘉定三屠 " 并非孤例，只不过是因为清代高压政策，很多历史记载被认为抹去。

满族为了维护少数人的统治（所谓 " 小族凌大朝 "）实行的文化高压政策和最严厉的锁国政策，则从根本上阻断了中国通向一个现代社会的可能。明代尽管非常专制和保守，英宗、孝宗之后仍表现出文明逐步繁荣的景象，突出表现在商业的活跃，市民文学艺术的兴起，以及手工业的巨大进步，这是中华文明自身生命力所在；明末中西知识交流也频繁起来，在东南商业社会基础上，加上对西方科技的吸收，中国有可能发生自发的工业化的。

但是清朝史无前例的对社会的钳制和锁国政策，使得中国的文学、哲学、艺术、手工艺和国际科技地位，相较于 16 世纪和 17 世纪前半叶发生明显的衰落，文化呈现一种窒息、腐朽的状态。乾隆时代从国家意义上讲，是疆土最辽阔、财政最充裕的时代，而从思想文化上讲又是最贫乏的时代，唯一一个在思想文明上拿不出任何像样的所谓 " 盛世 "。

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坚决否认崖山之后的 " 中华文化毁灭说 "，但是另一方面也不能忽略北方民族对中原文化发展的负面影响，这是近世历史的两个基本方面，任何一方面都不可偏废。

（7）崖山史观虽然荒谬，但是它能够产生广泛性的影响，被各阶层所接受，其背后的社会心理因素，也值得分析，不然，我们是不会找到纠正这个错误理念的方法的。

首先，仍是笔者前面提到的儒家民族主义夷夏观对社会普罗大众的影响，我们周围随时可以接触的文化产品其实都包含着这种判断，所以相较于现代国家观、民族观，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还是这种以儒家民族主义为内核的崖山史观、1644 史观更有市场。并且，它的影响不仅在于如何看待少数民族相关的历史，也体现在如何看待中国以外的世界。近世以来对外国先进文化、科技、制度方面的盲目轻视，对中国参加全球化的排斥，都是这种逻辑的延伸。

其次，国民对近代落后挨打的归因。即中国在鸦片战争以来出现被动挨打，远远不如西方的事实，是具有强烈文化自尊心的中国人所很难接受到，人们在进行归因时，又习惯性地选择外部原因，而非检讨自身问题（如果检讨过于深刻，反而会被认为是 " 卖国 "、" 文化背叛 "）。这样，在清末知识分子中间，普遍将国运衰落归因于异族统治（类似的还有俄罗斯知识分子倾向于把本民族的文化落后，归因于 " 鞑靼枷锁 "），认为只要实现民族革命，就可以实现中国的复兴，这正是辛亥革命的社会心理动员机制之一。

中外之间的发展水平明显差异，至 21 世纪初仍是存在的，所以这种归因得以长时间延续。其本质都是强调汉文明自身优越性，汉文明不输于西方现代文明，我们通过钱穆、余英时和杜维明的学术思想都可以看出这种文明观和归因观的影响，尤其是余英时把传统儒学的现代性意义描述的无以复加，这显然是违背事实的。

再次，新自由主义对正统观的叛逆和解构。与过去更强调国家本位的 " 大一统 " 视角截然相反的是 90 年代以来逐渐兴起的，反国家视角，更重视个体命运和群体差异的新自由主义历史视角。这种史观无疑是有进步的，比如传统历史叙事论及元朝清朝，总是从现代多民族国家的形成、疆域的扩大谈它的积极意义，对个体在当中的遭遇避而不谈，以及总是站在今天蒙古族和满族是中国一民族角度，去论断元朝和清朝的中国属性，这显然也是一种历史虚无，完全是以今人立场而取代当时人民的普遍观感。这样的话，岳飞抗金根本就不是维护文明和普罗大众身家性命的正义战争，而是不正义的内战了。

然而，新自由主义明显表现出左翼的叛逆性，也导致对历史结构和反思的过度。与极端民族主义者相信的 " 西方伪史论 " 对应的是，偏自由立场的相当数量知识分子也普遍有一种 " 中国伪史论 " 倾向。他们对于 " 文明本土起源说 "、" 五千年文明说 "、" 大一统说 "、" 历史延续不中断说 " 抱着强烈的批评态度，以至于矫枉过正，开始追捧三星堆文化西来说、三星堆文化远胜中原文化说、商周文明西来说、中国文明三千年说、中国文明阿尔泰化说、元清王朝非中国说等历史 " 民科 " 类的东西。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崖山史观、1644 史观同时可以神奇地在极端民族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这两个对立群体中找到共鸣，同时满足他们对历史叙事的需要。

（8）此外，当然我们仍然不可否认，西方以及日韩对于这种 " 反中心论 " 和 " 反正统 " 史观的推波助澜作用。尽管他们没有直接提出历史的 " 崖山论 "，但是内藤湖南的 " 文明中心转移论 "、韩国的 " 小中华论 "，本后都具有争夺政治和文明话语权的目的。

这种争夺文化中心叙事，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也可以见于中国内部。比如福建人、广东人会骄傲地宣称，闽南话、粤语才是最正宗的汉语正音雅言，北方官话是满族化的汉语（这个在语言学上是不成立的）；港台以前经常会宣扬 1949 年之后，真正的中国文化在台湾，最正宗的中国历史文化研究在港台高校和西方汉学机构。

我们从毫不带有民族主义色彩地角度讲，东亚文明中心当然一直在中国大陆，而不是在京都、首尔或台北；京都大学、台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史研究或许在某个特别阶段强于北京大学，但是整体而言北京大学仍是超越它们，整个中国高等教育和社科院、考古所系统的成果就更是具备碾压式的优势了。

反而这种观点，迎合了中国民族主义者满足中国文化影响力的需要，或者自由主义者对中国文化与发达社会相同之处的期盼，也同时被他们接受了，进一步助推这种观点在中国的传播。

（9）所以，崖山史观、1644 史观，它是有丰富的文化心理背景，而不是单一方面决定的。对于如何矫正这种史观，笔者认为仍然以学术批判为主，学术的自由讨论，而不是政治性的批判；对于宣传这种思想的人，当然要采取限制性措施，但是对于全民现代民族价值观、文明观的塑造仍是最根本的办法，这也是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最重要使命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