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四川射洪市税女士在问政四川求助称，在一次事业单位考试中，她的医疗岗位综合成绩位列第一，却由于过往学习经历中"中专与成人大专学历时间重叠"，被判定为不合格。尽管她提供了真实可查的学历，以及符合当年报考条件的证明，仍未能通过审核。

12月初，这一事件经媒体报道后登上热搜。一群来自不同地区，因为同样一段经历被挡在"门外"的中职毕业生，才开始找到气口，确认了彼此的存在。

我们通过采访发现，曾经，在未取得中职毕业证的情况下提前报考成人大专，是一条被老师通知、被学校组织、被各地招办审核通过的"常规路径"。这一渠道曾让一代中职学生看到短时间内提升学历的希望。

这群普遍出身贫寒、在就业市场中不占优势的人，曾经将稳定的体制内视为理想工作方向。他们在考公考编中一路突围，甚至拿下第一名。人生正准备向上扬时，过往的学习经历才开始被发现、被重新认知、被命名为"学历套读"，并由此失去机会。

正常学制应是先读完高中或中职，再升入本科或大专，同一时段内只拥有一个学籍。而"学历套读"则是在未取得当前教育阶段毕业证明情况下，提前报考更高层次学历，造成两段有学籍的学历时间重叠。

然而，在他们入学的年代，"学历套读"的概念还没有以一个被广为告知、清晰明确的词语出现。关于那段历史时期，各个地区政策的实际执行方式，至今尚未有官方层面的统一说明。媒体叙述中，这一现象被概括为"历史遗存问题"；而在公共讨论里，学生常常被迫承受指责——"学历造假""钻空子"。

这种始终未被厘清的"模糊"，慢慢磨疵着一条条本可清晰预见的人生轨迹，在这样的轨迹中，他们曾相信，只要足够努力，就能获得回报，最后又眼见着一切努力都成空。

与我们对话的受访者，入读中职学校的时间最早可追溯至1998年，最晚为2017年。他们大多来自农村或县城，在执行尚未收紧的年代里，作出在当时看似"合理"的选择，却在社会形势发生变化的当下，与现实发生碰撞，被迫承受起时代转向所附加的重量。

2024年，谭毅通过选调生考试，获得重庆某公务员岗位录用资格。七月，他结束了自己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并且顺利度过了公示期，微信拉好了工作群。他正在家里收拾行李，准备两天后前去报到。

谭毅参加完重庆选调生面试出考场时，被同学拍到的一幕/受访者供图

负责与他联系的工作人员打来了一通电话。前十几分钟，对方一直绕着圈子说话。谭毅边听电话，边在房间里来回走动，他像早有预感一般等待着一句话，一句明确的定论，但对方始终没忍心说出。

"我是不是通过不了？"他率先捅破了这层含糊。

就在几天前，谭毅接到通知，称其大专学历需要进一步核查。但重庆市教育考试院和重庆市沙坪坝区教育考试院已为他开具了符合报考条件的证明。他觉得自己没有做错什么，应该不至于在这个节点被卡住。

直到电话那头以口头方式说出了最终结论：由于当年报考大专不符合报名条件，他无法正式入职。

谭毅愣了几秒，说不出话，随后在电话这头突然笑了起来。

从2013年到2024年，他从一名技校学生，一路读到了"985"重庆大学研究生，将考上公务员视为毕业后的理想出路。可当年被学校反复提起的一种"选择"，在十年之后被发现，与明文规则是冲突的。他因此失去了工作。

他感到难以理解，甚至觉得有些荒诞，"这种事情为什么会存在？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

那时，"学历套读"的概念才真正闯入他的生活。

2018年底颁行的《干部人事档案工作条例》明确规定了 "三龄两历一身份"的审核要求，其中就包括对学历的审核。审核档案中学历是否真实、材料是否齐全、材料记载内容之间的关联性是否合理。而"套读"的做法，会出现两个不同层级且均有学籍的学历在时间上重叠，往往无法满足体制内录用条件。

但在早期执行环境中，这一概念尚未被清晰界定。

程钰在2011年入读江西省一所师范类公立中专，学制为三年，毕业时，学校包分配，她已经获得了有编制的教师工作岗位。但与谭毅一样，她的学习经历里也有一段重叠时间。入读中专院校的第二年，她便与同学一起，通过成人高考报考了与本校合作的大专院校，客观上造成了毕业证上中专与大专八个月的重叠时间。毕业后，她继续利用业余时间提升学历至本科。

2020年，她离开教师岗位，将自己的编制转到了某县直单位下属事业部门，以本科生身份顺利进入了事业单位。在这些过程中，从未有人提过程钰的学历存在问题。

直到2022年，她参加了江西省一次公开招考，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小县城考上省会城市的公务员岗位。"学历套读"这个词语，才开始出现在她的世界里。

电话对面的工作人员告诉她，中专与大专学历时间存在重叠，基于现行政策，用人单位无法对其完成录用，劝她主动放弃。

这场原本可能让她走向一个更大平台的考试，以难以预料的方式，挫败着她过往的一切努力。

那年年底，程钰所在的原事业单位也重新依据档案，认定其大专、本科学历无效，按照"中专"学历核定工资薪级。目前，她无法再获得提拔机会，只要档案被再次调动，与学历有关的一切就会重新浮出水面。

"我努力了那么多，结果从一开始就错了。"说起这段经历时，程钰仍会哽咽。当时，老师和学校都在宣传报名成人高考，她也向学长学姐打听，对方很鼓励她抓住机会。于是程钰做出了选择。她把这一做法视为"上进"的表现，也期待着，也许能给未来带来多一些机会。

可当政策执行环境发生变化后，过往被赋予期许的做法，却变成了一道障碍。她被困在曾经的"普遍做法"与当下严格执行的明文规定之间，背负起由历史政策执行偏差带来的后果。

那是一节晚自习，谭毅坐在座位上，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往下复习。周围是打扑克的人、玩游戏的人、互相打闹的人。谭毅记得，身边总会有一些嘲讽的声音：你都来技校了，还在这装什么装？你还在这里学习？

这些话让他心里不好受，但他没有停下。与周围同学不一样的是，他清晰地知晓了学习对自己来说意味着什么。第二年有一场成人高考，他不想错过这次机会。

出生在农村、作为留守儿童长大的他，初中毕业后直接进入了就业市场。在火锅店当服务员、在流水线上打螺丝、在超市中理货打杂……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月薪只有两千多元。高强度体力劳动的低回报、看不到的未来，让他第一次意识到知识原来这么有用。

2013年暑假，他在网上搜索到了重庆一所公办中职学校信息，宣传材料上写着四年可拿到大专文凭的信息。他心动了，或许更高的学历，能让毕业后的自己找到一份不再依靠体力的工作。

入学后的第一年，他和周围的同学们被集中安排在一个校区，学习的核心目标并不是专业技能，而是请了一些老师来教语数外等科目，为第二年的成人高考做准备。

而来自四川的孙立，接触中职学校与大专院校的"套读"模式更早，也更直接。

2008年，他还在上初三，一名招生人员走进了班级教室，给同学们发了一所中职学校的宣传册。册子上写着"大中专套读"实际学习时间为四年，"一年读中专、两年读大专、一年顶岗实习"，毕业后可以获得四川省教育厅监制的中专毕业证书、四川师范大学的大专毕业证书，国家承认学历，可在学信网上查询。

于是，当孙立中考出分后，发现自己没能考上重点高中，便被这样毕业包分配、还能读大专的模式吸引，选择了该校数控技术应用专业的大中专套读班。

小叶则是中考时考上了普通高中的孩子。她来自湖南农村的一个普通家庭，父母有三个孩子，她是最年长的那一个。2017年，中考完择校时，她听到父母一直在叹气，如果选择了普高，他们还需要供自己读大学，时间太久了，但如果去读中专，三年后就可以直接工作。无奈之下，小叶只好选择进入了一所私立中职院校，学制为三年。

2018年学期末，班主任在班里通知，学校下学期将组织成人高考报名，有意向的同学可以参加。那时，小叶还没结束中职阶段的学习，但她没多想，只觉得老师宣传了，也不是什么坏事，于是在确定报名的表格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在当时的情境中，老师的通知、学校的统一组织，以及同学的集体参与，使这一做法被纳入正常升学路径的理解框架之中。他们正是在这样的认知背景下作出的选择。

但国家教育部官网可查询的资料显示，《1998年全国各类成人高等学校招生规定》中早已明确，毕业后能取得国家承认学历的各类高、中等学校在校生不得报名。也就是说，中职在校生并不在被允许的范围之内。

而小叶、孙立和谭毅，都无一例外，在未取得前置学历的情况下，通过成人高考，报名了更高层次的大专学历教育。

"这就是一个很正常的操作模式。"代老师回忆道。自2004年起，他先后在中职学校、专修学院任职，如今在一所高职处理被并入其中的中职院校遗留事务，包括过往中职学生的档案与学历问题。在代老师的印象中，从他进入教育行业开始，在校生通过成人高考报考大专就已经是一种常态。学校会统一通知、组织学生报名，是否报考由学生自己决定，而报考资格，则由各地招生办公室负责审核。

这种长期存在、游离于规则之外，却始终没有被明确界定的现象，并非偶然出现。

2021年，学者高小军与黄健在论文里梳理了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政策的变迁脉络。

他们在论文中提到，上世纪90年代，教育被纳入第三产业，通过发展高等教育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1999年高校扩招，将教育产业化思想推到高峰，市场资本开始参与办学。

长期以来，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政策形成了"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制定宏观政策——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出台实施细则——办学主体( 高校) 执行"的发展路径，呈现出以教育行政部门为主线且偏重学校本位、疏于从国家层面上进行总体规划发展的特点。

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公办或民办中职院校会与高校的成人教育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开联办合作，诞生了很多"套读班"。代老师记得，那时，考大学并不像现在一样容易，许多中职学生来自经济条件较差的农村家庭，希望尽早就业。当他们通过成人高考后，学校会以线上课程的形式，让他们完成大专阶段的学习。

而"套读班"的实质，就是压缩就学时间，中职在读阶段就报考并入读大专，学生们以此更快取得学历与社会接轨。并且，他们取得的学历也是真实可查的。

"实际上在当年，他们考大专（成人高考）考过了，是一件高兴的事情。"包括代老师在内的所有人，都没有预料到之后政策执行环境会发生这样大的变化。直到2021年，第一位因学历套读问题前来咨询的学生出现，代老师才第一次意识到，中职在校生报考成人高考，已经在新的社会形势下成为了一个"问题"。

从2020年到2023年，孙立一直处于待业状态。

离开了不稳定、又高度消耗身体的电梯组装体力劳动和家具厂运营工作后，孙立对下一份工作的期待变得明确而朴素：一份"正规的"工作，双休、五险一金、坐办公室。可在私企招聘网站上，他反复看到同一个门槛"全日制学历"。大专和本科都是非全日制的他，甚至连点击"投递"的资格都没有。

一次家庭饭桌上的闲聊，母亲随口提起，那段时间乡镇政府的人经常在小区里走动，给居民送菜、做排查、处理新冠疫情善后工作，问他为什么不去试试。这无意之中点醒了孙立，他第一次开始认真琢磨，去乡政府工作，也许能让自己的生活更稳定一些。

2019年，谭毅在私企中反复经历被裁员、被拖欠工资的情况。与孙立类似，他也因工作的动荡产生了对"稳定"的渴望。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参加了重庆乒乓球社群的线下活动，打完球后与球友一块吃饭。饭桌上坐着一位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的重庆某法院的书记员和一位重庆图书馆的事业编制人员。那是谭毅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接触体制内的人。

"他们饭桌上谈那些话，我不懂，什么编制，什么考试，什么这个单位，什么级别的，我完全听不懂。"他感到自卑，认为起点低又没有稳定工作的自己，"是里面最垃圾、最菜的一个人"。散席后，那位书记员一句无意的话改变了谭毅的人生："我建议你去考研，我也在备考。"

被生存压力逼着走，谭毅开始为他渴求的"稳定"状态做准备。他先通过自考获取本科学历，又在2021年考上了重庆大学法律（非法学）硕士专业。从那时起，进入体制内，成为他为研究生毕业之后设想的理想出路。

国家公务员局数据显示，国考报名人数自2021年来持续增长：2021年至2026年间，从157.6万人增至371.8万人。与之同步的，是公务员入职审核标准的不断规范与收紧。

同时，从2020年开始，国家教育部在成人高考招生工作中，强调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新生录取的学籍比对。到了2022年，又进一步要求各地加强部门间协作，实现信息数据共享，对考生身份和报名资格进行网上核查。在技术加持下，各地执行开始全面收紧，"套读班"也在慢慢消失。

然而，那些曾在"规则模糊"中生长的人，正好卡在了标准不断清晰、执行逐渐收紧的节点上。他们曾被允许报名、被允许努力、被允许考出高分，在投入了所有努力和期待后，才被告知，曾经的学习经历，与这套体系从一开始就是"不适配的"。

程钰至今仍记得，三年前那场排名第一的考试。她的笔试成绩是85分——对任何熟悉公务员考试的人来说，这都是一个默认的高分。

为了这场考试，她准备了将近半年。下班后的夜晚，她几乎每天都复习到深夜十一二点；白天在单位，她也抓紧一切零碎时间看资料、背知识点，同事去午休时，她还在工位上看书。那时，与她合租的一位研究生室友也曾感叹，她甚至比自己见过的很多研究生还要优秀。

长期待在小县城的生活，让程钰始终对更大的平台抱有隐约的期待。成绩公布后，她一度以为，那个未来已经触手可及。"那肯定是到省里上班的，我要搬去附近住啦！到时候我的父母说出去也特别的有面子，自己有一个在省里上班的小孩；我同事当时也是祝贺我，说以后要去省里找我怎么样的……很高兴啊，甚至幻想说，以后我到省里去了，在省里起步都要提拔一个处级干部了……"

可在临门一脚时，她因为"学历套读"收到了不能被录取的最终结论。

她想不明白，却也不知道还能再做些什么。只觉知到了一种悲哀，自己努力多年后，却始终没有摆脱掉与学历相关的困扰，"十五六岁时候的事，已经过去十多年的事情，怎么会像一个回旋镖一样，又正中现在的眉心呢？"

事情发生后的半年里，"考试"成了程钰家里的禁词。

只要一提起这两个字，她的情绪就会失控。眼泪来得毫无预兆，像是身体先于理智做出的反应。

走出家门，去往办公室就已经是一种挑战了，"对我来说，仿佛每一天上班面对大家的目光，都是一种凌迟"。

单位很多还没及时了解情况的同事，还在陆续找到程钰，向她道贺，问她什么时候到省里上班。程钰只能顺着话头笑笑，含糊地回应一句："人家可能不想要低学历的。"她甚至不敢直接说出"学历套读"这几个字，她不知道该如何向别人解释，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自己。

而在山东小县城，郭之画的沉默显得更无可奈何。1998年，她进入泰安新泰的一所三年学制中职学校。第二年参与了学校组织的对口升学考试，并于2000年被日照职业技术学院录取。事情过去二十多年后，2023年，郭之画考上了商河县教师编，同样因为学历时间存在重叠，失去了机会。

如今，年过四十的她，已错过许多岗位要求的"黄金年龄"。考编失利后，她尝试在58同城投递简历，却连面试机会都没有。她只好凭借教师资格证走进县城培训机构，寻找兼职机会。一节课两小时，仅能挣六十多元。周一至周五白天，学生在学校上课，只有周末才来补习班。最近，她只接到了几组学生的课。微薄的收入让她不得不精打细算，连买漂亮衣服的念头都不敢有。

即使拿着985硕士文凭，开始找工作的谭毅同样也面临着难题。

2024年年底，他迫于生存压力，开始在网上投简历。填写学历那一栏时，他停顿了许久——技校毕业、非全日制大专、自考本科、重庆大学硕士。表格上甚至没有充足的空位给他填完自己前边曲折的学习经历。

在一次央企的面试中，一面进行得很顺利，面试官对他的表现也很满意，二面聊到后面，话题已经转向食宿安排、待遇和未来的发展等细节问题。但对方随口问起他的本科是怎么读的。谭毅如实回答了："自考的。"于是谈话场瞬间冷了下来，面试草草结束，再也没有了后续。

谭毅很喜欢重庆，这是他生长多年的地方，他的理想曾是在家乡做公务员，干出一些职业成就，让人生在此定格。为了留在重庆工作，他在应届求职季放弃了考上的多个外地体制内工作岗位。然而现实彻底改变了他的轨迹，目前他去了1000公里外的省份工作，为了谋生不得不离开家乡。

与职业挫折同时展开的，是漫长的申述与自证过程。

接到最终结论后的两个月时间内，他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完整的觉。每晚躺在床上，脑子却停不下来。凌晨四五点，身体已经撑不住了，他才迷迷糊糊睡上一会儿，八九点又被自己叫醒。

白天，他带着那点支离破碎的睡眠，在不同部门之间来回奔走，一遍遍解释自己的学习经历。但几乎每一次咨询，都会以同样的方式结束，对方听完后，建议他再去问另一个部门。等他绕完一圈，得到的答复却和最开始的一次没有什么不同。

无奈之下，他只能通过自媒体为自己发声，却很快被网友"学历造假""走捷径""活该"的指责淹没。为回应质疑，他努力寻找当年的政策依据，试图弄清自己为何能以技校在校生身份参加成人高考。但能找到的，多是零散文件和个别回复。国家层面明确禁止学历教育在校生报考成考，而在具体执行中，不同省份在不同年份，依据当地情况有不一样的细则规定与执行方式：

比如，2020年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在回应《关于提升技工院校毕业生学历认定标准，缓解我省技能人才缺口的建议》时提到，为解决技工院校毕业生学历长期不被认可问题，近年来采取的措施包括多渠道探索毕业生学历问题"组织在校生参加成人高考，考取相关专业大专或本科的函授学历"。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在回应举报学校违规组织在校生报考成人高考的信件中写道，根据相关文件中"所有考生均为往届或2015、2016年入校的在校生"的条款，学校组织学生报考整个流程，完全符合行政法上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要件。

当四川省射洪税女士因学历套读事件被推上热搜后，谭毅意识到，自己的遭遇并非孤例。

他看到，越来越多与自己经历相似的人开始在网络上寻求帮助。他在抖音上建立了一个群聊，将零散分布在各个地区的亲历者聚集起来，群成员很快增长到数百人。

与此同时，在问政四川等平台上，关于"学历套读"的留言也不断出现。其中一条留言指出，这一问题集中形成于特定历史时期（约1985年前后至2020年前后），具有普遍性与系统性，其根源在于过去政策制定与地方实际执行的偏差，而非个人主观造假或违规。虽有禁止在校生报考成考的规定，但在当时教育环境下，全国各省公办、民办中专学校均统一组织在校生参与，涉及人数多、范围广。

在持续的讨论与彼此印证中，这些经历者逐渐形成一种共同的呼声，希望相关部门能展开一次全国性的调研，以事实和历史语境说明情况，争取官方出台统一指导意见，明确当年官方组织、审核通过的"套读学历"的认定标准，如果无弄虚作假行为，不应由学生个人承担后果。

这段时间，程钰也发现了周围许多与自己经历类似的人。她听过他们的故事，有的人正在犹豫是否继续备考，有的人已经因为学历问题受到了职业上升的限制。大家都在等待一个明确答复，哪怕结论是不合格，也希望有人能告诉他们，过去的选择该如何面对。

从程钰所在的小县城，到曾经梦想中的省会城市，只有三个小时车程。过去，她觉得自己起点低，但只要努力，这段距离是可以跨过去的。如今，她却觉得自己的心像死过一回，"似乎我努力再也没有意义了"。如果她安安稳稳地过好小日子，不想着去一个更大的平台，也许就不会经历这样的痛苦。

事情已经过去了两三年，她也在江西小县城安了家，结婚生子，和周围人没什么两样。偶尔还有同事问起，当年为什么没去省里工作，她只能含糊带过，没有说出"套读"这件事。她担心被正常学历提升路径的人误解，也怕别人觉得她做过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家里人一直在劝她放下，但程钰仍在等一个答案，一份能解释她当时选择的声明，"哪怕我什么都得不到，但是我也需要，我希望能够恢复一个正常的名誉"。她希望历史的回旋镖不再只击中个人，而是让这段经历，被承认，也被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