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公益机构的年报，让陈行甲站上风口浪尖。近日，有媒体从陈行甲担任副理事长的深圳市恒晖公益基金会年度报告发现，其 2024 年从基金会领取的薪酬达 73 万元，2023 年薪酬则达 90 万元。如此数额，与人们印象里的 " 做公益 " 形成反差。有声音质疑，做公益拿这么高的薪资，合适吗？

恒晖公益基金会工作人员对媒体表示，基金会财务支出均经过审计，民政部门注意到了网友所说的有关薪酬方面的问题，并进行了问询，核实后发现没有问题。

1 月 18 日晚，陈行甲则发布视频表示，将正式启动恒晖公益基金会的职务交接程序，待交棒完成后，不再从基金会领取薪水。

从媒体聚焦和公众反应来看，高薪与公益，形成了尖锐的冲突。一句 " 拿高薪不合适 " 背后，折射出集体的潜意识：对陈行甲个人和公益行业而言，从事公益的高尚，与金钱相抵牾。这种道德上的预设，掩盖了一个我们很少讨论的问题：公益人士该拿钱吗？拿多少合适？

耐人寻味的是，另一个为钱发愁的公益人士李亚鹏，因北京嫣然天使儿童医院因欠租面临关停，反而意外口碑回暖。

对于陈行甲和李亚鹏，舆论呈现 " 一冷一热 "。这种温差提醒我们，水面之下更庞大的问题是：我们的公众如何理解公益组织的运转，建立相应的 " 人设 " 期待？

拿高薪，或多或少打破了公众对陈行甲的 " 人设 " 想象。依大众心理，一个做公益的理想主义者和 " 高薪 " 很难划上等号。

2015 年，陈行甲主政湖北巴东县，大会发言稿《一位县委书记的愤怒》被《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后来被写进热播剧《人民的名义》，成为剧中区委书记易学习的台词。而后，他辞官下海，从事公益，在深圳市创立恒晖公益基金会，重点关注儿童大病救助和教育。

这样的路径，自带极高的道德光环。

这种道德光环的副产品是，清贫与神圣相伴而生。我们对这类故事耳熟能详：孔子周游列国时受困荒野，弹尽粮绝，以明其志；被贬抑的诗人墨客，以陋室衬托出道德情操的高洁，以道德的礼赞作为判断人的至高标准。

尽管从理性上看，一个人的道德和财富水平并不必然相关，但叙事的惯性，使得这样的符号总是富有传播力和感染力。我们生成了隐秘的期待：一个人的神圣性，导向物质上的俭朴克制。就如阅读一本小说，有了前文的铺垫，必然有后文的破题。

人们对公益行业的认知，则是这种符号化想象的扩大化。

公益离我们的生活很近，快递盒上印着 " 宝贝回家 "，数字支付的页面有绿色种树。日常观念里，我们对 " 做公益 " 的理解是捐赠和救助行为，它要么是普通人在生活里的善心善举，要么是支教、义工等遥远的榜样。但我们很少从组织的角度来理解公益——作为一个需要组织大量物力和人力的行业，它是如何实现资源配置、调度和服务的。

和公益相关的人，除了捐赠人、志愿者、慈善家，还包括专职人员。如果仅依赖志愿者，由于人员流动性大，项目的执行时常中断，效率低下。聘用全职人员，才能保证公益事业的连续和稳定。

比尔 · 盖茨曾经试图纠正人们的看法：尽管他一生中捐赠超过千亿美元，但他认为，那些 " 有史以来最慷慨的慈善家 " 是搬到非洲定居、去医院做义工的一线人士，这些人真正牺牲自己的时间和经济条件，为帮助他人而奉献。

数据显示，截至 2024 年底，我国基金会数量达 9801 家，在法规层面，慈善法和《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等相继出台，规范公益组织的运作。

在公益组织的薪酬上，慈善法规定，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基金会，年度管理费用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 10%。恒晖公益基金会的年报显示，2024 年该基金接收捐赠现金 2123 万元，公益活动支出 2213 万元，管理费占总支出的 5.3%。

长期以来，公益行业面临薪资过低、欠缺清晰薪酬机制的窘境。行业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基金会秘书长平均薪酬为 12.22 万元，专职员工平均薪酬为 6.81 万元。

2019 年，有媒体对 163 家头部基金会进行统计，发现这个本科率 83% 的 " 高学历 " 行业，人均薪酬仅 12 万元。和本科率 33% 的 A 股上市公司相比，收入产生明显的 " 倒挂 "。

公益行业的低薪，与 " 不敢谈钱 " 的困境有关。有业内人士曾经撰文表示，就连一些基金会的领导层，也认为给员工多发工资，会导致管理成本占总支出的指标（即上述 10% 红线）不 " 漂亮 "、影响机构声誉；员工工资高，有违公益的初心和宗旨。

从现代组织的角度考虑，这样的道德约束显然不是理性的市场行为。在行政主体政府、市场主体企业之外，公益组织作为社会 " 第三部门 " 存在，意味着用民间力量解决政府和市场力不能及的问题。公益组织的良性运转依靠人才，而人才则需要清晰的激励机制，使薪酬体系与责任、风险、贡献相匹配。换言之，假若公益行业只允许 " 穷人 " 或 " 圣人 " 存在，那最终留下的只能是 " 平庸者 " 和 " 伪君子 "。

一份民间统计的慈善基金会 " 薪酬榜 " 显示，陈行甲在 2023 年度的 90 万薪资，要低于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等，位列第四。

而恒晖基金会披露的数据显示，2024 年度该基金会专职人员的平均薪酬为 32.75 万，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事实上， 2025 年 12 月，陈行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旗帜鲜明地主张，" 公益人应该获得体面、合理的薪酬。" 他认为，现代公益不是简单的慈善施与，而是一项需要复合型专业能力的社会工程。要系统解决 " 因病致贫 " 等复杂问题，需要吸引顶尖人才进入这个领域。问题的核心并非公益人该不该拿工资，而在于薪酬制度是否公允、透明、经得起追问。

在他看来，过去的慈善行为停留在传统的 " 救苦救难 " 模式，而他希望把公益做成一场系统性解决社会难题的 " 实验 "。

例如恒晖针对癌患儿童的 " 联爱工程 "，不仅为白血病儿童支付医药费，也请顶尖的公共卫生专家做独立评估，推动了治疗白血病的两种关键药纳入医保。

他区分，公益 1.0 是 " 给钱给物 " 以救急、救难的传统慈善，公益 2.0 是为某一类问题建立网络，把零散的善意、资源和服务体系织成体系，公益 3.0 则是公益组织走向专业化与职业化，引入科学方法与数据评估，形成可复制、可迭代、可验证的社会创新路径。

在一定程度上，公众对公益组织的认知还在 " 雾里看花 " 的阶段。近期另一个公益热点是，李亚鹏和他的嫣然天使基金迎来舆论 " 反转 "。人们意识到，这个针对唇腭裂患儿的项目，10 余年来完成了超 1.1 万例唇腭裂手术，让数以千计的唇腭裂儿童拥有了笑容。这样的付出被看见、认可，嫣然天使基金短短几天内涌入近 2000 万善款。

李亚鹏风评的反弹，也是慈善机构在长期的信任危机里，破除误解的一次反弹——人们永远欢迎有成效的公益产品，而公益机构和大众之间，需要建立更清晰的 " 能见度 "，使公众理解公益组织在做什么，为何需要运营成本。

有业内人士呼吁，" 只有拥有被社会认可的薪酬体系，一个职业才真正可以称得上是一个职业，一个行业才能够真正树立起来。"

1 月 18 日晚，身处舆论漩涡的陈行甲在个人账号发布视频，宣布在完成职务交接后，不再从恒晖基金会领取薪水。他以一种委婉的口吻说道：" 只有当社会能够接纳并支持优秀的人才投身公益慈善，我们的公益事业才能更加规范、更加专业，才能真正成体系地、有效地去支持需要帮助的脆弱群体。"

而在 1 月 20 日，俞敏洪官宣，聘请陈行甲为新东方总顾问，年薪 150 万元，而他也将携手恒晖公益基金会，为中国青少年的健康和成长而努力。或许这次，陈行甲去到了更符合期待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