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来，北京从全国唯一年轻人数量超过 400 万级的城市，下降到 200 余万，年轻人力资源储备优势几乎耗尽。现在北京年轻人数量已经远远低于深圳、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重庆，甚至可能以及低于人口规模只有 1000 万左右的东莞、武汉和杭州等地。这一方面是北京治理大城市综合问题的成绩，也客观上带来城市竞争力的流失。

能够获得年轻人的青睐，让他们用脚投票迁徙进来，这是一个城市活力的象征，是一个城市至高无上的荣誉。因为 20-29 岁的年轻人，是一个城市未来各个产业人才存量的基础，是生育率的基础，是大量消费的基础，他们的数量决定了城市的近期发展经济动能大小。

昨天阅读《经济观察报》的一篇报道，颇为感到震惊。2015 — 2024 年，北京常住年轻人由 461.8 万人降至 248.9 万人，累计减少 212.9 万人，占比从 21.3% 逐年回落至 11.4%。2015 年，北京每百名常住人口中，约有 21 名年轻人、16 名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到了 2024 年，则是 100 个人当中只有 11 名年轻人，却有 24 名老人。

平均来看，这十年北京每年减少 21 万年轻人，尤其是 2020 年一年就减少了 55 万。如果照此发展下去北京到 2030 年，年轻人将下降到 100 余万，那就是一个彻头彻尾没有朝气活力的老龄化城市了。

之前曾经经常问朋友们一个问题，你们最喜欢哪个时期的北京？凡是经历过这个城市的成长与繁荣的朋友们，都会说 90 年代到 21 世纪初的北京。的确，这个时期北京没有那么洁净、现代化，三环内外还有很多城中村和破工厂，亮马河还是一条浑浊、岸边不洁净的普通大水沟，绝对没有那么多迎合朋友圈、小红书拍照的伪精致，但是彼时的北京充满了向上的活力，思想发挥的自由，充满了实现各种梦想的可能性。

那时候清华北大不像现在大门紧闭，周围打工人也可以去校园共享一些资源及感受人文氛围；那时候不说高校，光在海淀区的书店、咖啡屋里，就有爱好思考的人听不尽的讲座、学术沙龙，五道口、三里屯、宋庄等充满多元文化气息；那时候只要努力，大家都有改变命运的机会，好友 A 在 2000 年前后在人大读硕士博士，靠业余创业就赚了上百万，学生时代就自己拥有了第一辆车和第一套房，以及好多校友选择去中关村、上地创业，35 岁上下就事业颇有成就了。

北京因为全球化带来的时代鸿运和自己在城市经营管理上的成功措施，从一个传统的以的行政机构和计划工业为主的城市，转型为全国科技创新、文化创意和新型服务业中心，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城市转型的奇迹。无数年轻人也涌进来寻找梦想，到 2010 年代中期，北京大概应该是全国唯一一个年轻人口超越 400 万的城市，也是除了深圳、东莞这种新型移民城市之外，年轻人比例最高的城市。

能够获得年轻人的青睐，让他们用脚投票迁徙进来，这是一个城市活力的象征，是一个城市至高无上的荣誉。因为 20-29 岁的年轻人，是一个城市未来各个产业人才存量的基础，是生育率的基础，是大量消费的基础（恰好处于购房、买车成家阶段），他们的数量决定了城市的近期发展经济动能大小。

然而今天的北京，在年轻人的规模上讲，已经仅相当于深圳的一半（但北京常住人口是深圳的 1.3 倍），或者广州、上海的 60% 左右，成都、重庆的 70% 左右，甚至可能比千万级人口的东莞、武汉、杭州还要少。所以，现在的北京应该是中国 22 座 500 万人口以上的超大特大型城市中，年轻人口占比最低的之一了，如果还有占比在 11% 上下的城市，也不过应该是沈阳、大连、哈尔滨这些东北老工业基地城市。

那么为什么北京对年轻人的吸引力越来越小了呢？或者说北京吸引人才的竞争力越来越弱呢？

第一，北京科创和服务业增长的放缓，青年人成长机会减少。无论是 21 世纪初的北京，还是当今的杭州、深圳吸引年轻人的最大优势是科创产业，如果有数以百计、乃至千计的快速增值型企业，以及带动的相关配套服务产业，年轻人会形成涌入效应。尽管北京有着全国无与伦比的央企总部经济，但是央企每年招聘规模都是固定的和有限的，所以，一个城市就业增量潜力完全看创新型的民营经济部分。

最近十年随着创业成本的高企（福布斯对 30 个大城市创业成本排名，北京排第一），以及产业调控政策导向的因素，北京科创规模的大幅减小。比如根据 IT 桔子、投中网和清科研究院等机构的数据，2018 年北京科创风险投资案例数为 2800 多起，约等于上海、杭州和深圳之和，是毫无争议的科创第一城，但是去年北京科创风投案例将至 1100 起左右，整个京津冀的科创规模已经下降至长三角的三分之一左右。

现在北京虽然仍旧是全国最有活力的科创中心之一，但是资源向几个头部科技民企集中，具有成长性的中小企业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已经不具备十几年前那种万船齐发的盛景，由此导致的青年成长机会的减少，这是他们 " 孔雀东南飞 " 的一个最直接原因。

与我们切身感受相适应的是，十几年前北京高校生毕业后大多数选择留京，因北京的发展机会和质量都远远好于外地，尤其是清华北大毕业生，很少有去外地的，现在情况已经翻转。以北大毕业生去向为例，2013 年 72% 的本科毕业生选择留京，当年仅仅有 6 个去了上海，40 人去了广东，本硕博总体去上海和广东的比例不超过 8%。而 2024 年就业报告显示，毕生留京比例下降到 42%，去上海的上升到 537 人、广东上升到 652 人，沪粤两地总体比例上升到 25% 左右，是 11 年前的 3 倍；而普通 211、985 院校毕业生留京率则已经到 30% 左右。这固然显示出中国发展的均衡化，但也透露着北京吸收青年人才能力的大幅减弱。

第二，房价和生活成本问题。2015 年房地产调控后，北京的房价中位数一度达到 5.8 万 / 平米，在位置很不咋样的北五环外的北苑或者回龙观买一套房子就得 500 万左右，如果是买一个好点位置的至少要上千万。2005 年之前的毕业生，凭借自己努力，就可以赚足首付买套房；2013 年之前毕业的学生，可以凭自己的工资积蓄和父母毕生积蓄，攒够首付款；2015 年以后，房价首付平均至少 300 万，月供也要 1-2 万，这是全国 99.5% 以上家庭承受不起的。

尽管这两年有回落，但是仍然远远超过京外中产家庭出身的孩子，在北京安家的经济承受能力，导致在京大学生留京意愿迅速降低，也导致外地精英大学毕业生不愿进京，宁愿选择去深圳、东莞、杭州、苏州等地。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这个问题也当初并非无解，随着北京市区房价的上涨，大量年轻人选择去离北京市区 30-50 公里范围内的燕郊、大厂、廊坊、固安等地置业。笔者曾经在 2016 年参加过廊坊孔雀城的开盘摇号，一个楼盘卖 1000 套房子，有 3000 人在排队，几乎都是在京工作的年轻人。

其实在大都会 downtown 上班，住在通勤距离 1 小时左右的卫星城，是全球大都会区生活就业的常态。但是北京与环京地区过于严苛的行政隔离，过于复杂的进京安检制度，以及跨城轨道交通施工无限延迟，导致了持有这种打算的年轻人逃离北京，前往南方或回家乡。

第三，僵化的户籍制度问题。户籍制度本是计划经济时代，为了维护城市商业物资供应平衡发明出的东西，北京本无户口门槛一说，1952 年左右我的一位张姓表亲，从山东老家农村前来北京投靠姐姐，自然随着居住地改变就成了北京人了，还就近读了一六一中学，后来考入北京师范学院，成为北京几所著名中学的校长。1992 年市场经济改革后，绝大多数城市的落户都逐渐放开，唯独北京、上海还维持最严苛的落户门槛，最近四五年上海也松动了不少，北京却岿然独立。

比如，上海北京以前每年落户指标在 10-12 万之间，但是上海这两年放松到 30 万左右，北京还是这个数字。这有限的落户指标，绝大多数又是过去传统计划体制渠道下的，即只有通过公务员招考、国央企招聘、体制内家属随迁等途径才能获得户口。近年北京虽然开启人才积分落户计划，不过数量每年才 6000 人，基本上聊胜于无，不足总人口的千分之三。而香港通过工作满七年这种形式入籍人员，2025 年度就达到 2 万左右，占总人口的近 3%。

笔者身边有大量年薪 100 万以上家庭，因为在民企或外企工作，在北京十几年一直无法落户，孩子一直是借读生，最后不得不去天津落户，夫妻两地分居，或者干脆南下，立即在深圳毫无阻拦地落户、成为深圳人的案例。这些都是最优秀的产业人才，还为北京贡献大量税收和消费，却最终拿到不到北京城市的定居券，实在是匪夷所思的事情。

如果说过去计划时代，落户进行体制内外的区别对待可以讲得通，但是现在民企就业人员已经占北京劳动力 60% 了，应该有大的调整。笔者认为应该每年增加 10 万个民企就业人员的就业指标，比如说在京连续缴五年纳个税满 3 万（年收入约 30 万）、第一学历为双一流学校毕业生，就可以获得户口。

此外，北京越来越严格的城市管理，行政干预对公共社会空间渗透的加大，年轻人都是向往自由、轻松、活泼的，这也是导致年轻人对北京好感度越来越低，甚至抱有成见的原因之一。

2016 年以来，广州常住人口增加了 500 余万，成都增加了 450 余万，武汉增加了 310 余万，深圳增加了 300 余万，杭州增加了 200 多万，唯独北京是减少的。尽管这是北京控制规模、优化管理的一个成绩，但也是北京的发展潜力的一个巨大流失。

也有人说北京作为首都的最重要职能是稳定，而不是发展，却不知只有增长和繁荣，才是稳定的最坚强后盾。北京更重要的战略意义在于，在南北经济分化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北京是稳住北方经济增长和创新力量的唯一希望、唯一枢纽，北京不行则北方全部塌陷。

所以，应该适度调整北京城市管理经营思路了，增加年轻人对北京的好感和向往力，留住年轻人就是留住城市的未来。由于年轻人减少，北京每年新生儿从 2016 年的 20.5 万下降到去年的 12.1 万，首先从最粗放的人力资本规模延续性上讲，就已经严重影响城市可持续发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