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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mini崩塌,Meta反超成为“AI老三”?谷歌会是一年前的Meta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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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正在经历一场创立近 30 年来最深刻的 AI 领导层重组。Gemini 旗舰模型持续落后、顶尖人才集体出走,迫使谷歌在 " 伟大研究机构 " 与 " 残酷模型产品公司 " 之间作出迟来已久的抉择——而这个抉择,正在从根本上重塑这家公司的 AI 战略逻辑。

2026 年 8 月 5 日,谷歌宣布 Demis Hassabis 卸任 Google DeepMind CEO,转任 Alphabet 首席科学家及 Google DeepMind 董事长。消息发布仅数分钟前,在谷歌工作 27 年的 Jeff Dean 与 Oriol Vinyals、Sanjay Ghemawat、Quoc Le 联合宣布离职,创立 AI 科研公司 Discovery Loop。与此同时,Koray Kavukcuoglu 接任 Google DeepMind 日常运营,全面掌管模型开发、前沿研究、Gemini 应用及开发者生态,直接向 CEO Sundar Pichai 汇报。消息公布后,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股价单日蒸发逾 1800 亿美元。

这是一次早已酝酿的权力转移的最终制度化,而非突如其来的人事地震。原定于 2026 年夏季发布的 Gemini 3.5 Pro 迟迟未能上线,OpenAI 和 Anthropic 则在 coding agent、长任务执行等关键赛道持续领跑。就在不到两个月前,参与设计 Gemini 技术架构的 Noam Shazeer 已转投 OpenAI,与 Hassabis 共同获得诺贝尔奖的 John Jumper 则加盟 Anthropic。谷歌 AI 黄金一代的集体撤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旗舰模型延期,人才外流加速

Gemini 3.5 Pro 的发布延误是此次管理层变动最直接的导火索。据报道,该模型原计划于今年夏天推出,截至 7 月下旬仍处于合作伙伴测试阶段,谷歌仅表示将在 " 准备好后 " 广泛上线。与此同时,内部团队已启动 Gemini 4 的训练工作。

人才流失同步加剧。此次与 Jeff Dean 一同出走的 Oriol Vinyals,曾是谷歌对抗 Anthropic 和 OpenAI 的核心将领之一。在更早之前,Noam Shazeer 加入 OpenAI,John Jumper 转投 Anthropic。Jeremy Nixon 曾在 Google Brain 从事研究工作,他将 Jeff Dean 的离职形容为 " 几乎难以想象 ",并警告称:" 这可能是谷歌长期以来首次真正意义上的危机时刻。谷歌的人才流失速度无人能及。"

谷歌 7 月发布了若干小型 AI 模型,包括一款专注网络安全的产品,在编程和金融任务基准测试中表现尚可,但未能超越竞争对手。与此同时,谷歌维持着大规模资本投入——公司预计今年在数据中心及 AI 基础设施上的支出将达 1950 亿至 2050 亿美元,较去年的 850 亿美元翻番以上。

三年组织矛盾的总爆发

此次调整的根源,可追溯至 2023 年 4 月谷歌将 Google Brain 与 DeepMind 合并的决定。合并之初,外界普遍将其解读为集中顶尖 AI 人才、加速研发的战略之举。然而,谷歌在合并时混淆了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问题:人才能否集中,与集中后应做什么,是两回事。

Google Brain 自诞生起便与谷歌的搜索、广告和基础设施体系深度绑定,天然具有工程交付属性。DeepMind 则始终将自身定位为接近 " 阿波罗计划 " 的事业——先解决智能本身,再用智能解决一切问题。Hassabis 的核心兴趣从未是提升下一季度的 Token 销售,而是 AGI、世界模型与科学发现;AlphaFold 的诺贝尔奖级成就,也赋予这种长期主义以无可辩驳的正当性。

过去三年,谷歌一边要求 DeepMind 服务于数十亿用户规模的商业产品需求,一边又不愿放弃 DeepMind 作为顶级研究圣地的光环。

据与谷歌 AI 高层多有接触的行业人士描述,在冲刺 Gemini 2.5 的阶段,负责数据管线和 RLHF 等核心工作的团队已以创业公司的节奏通宵加班,但保持研究院风格的 DeepMind 部分团队仍在 " 探索某两个方向如何结合 " 的松弛惯性中运转。

Hassabis 在组织上名义主导全局,实际关注却始终指向 AGI 与科学使命;Jeff Dean 保留着首席科学家头衔,但 Google Brain 路线在合并后已逐渐失去组织主导权;Koray Kavukcuoglu 则被悄然赋予越来越多的产品整合责任,权力结构早已悄然改变,头衔却仍保留着旧秩序的外壳。

权力转移早在一年前完成

事实上,此次人事调整不过是将过去一年已经发生的权力变化彻底制度化。

2025 年 6 月,谷歌为 Kavukcuoglu 专门设立 Chief AI Architect 职位,同时晋升其为高级副总裁,并将汇报线调整为直接向 Pichai 负责。Pichai 在内部备忘录中写明,Kavukcuoglu 的新使命是让谷歌最领先的模型更快进入产品,实现更顺畅的整合、更快的迭代与更高的效率。

谷歌对 Kavukcuoglu 的官方定位也在彼时悄然转变——不再只是 DeepMind 的技术负责人,而是明确领导 Gemini 生成式 AI 模型的开发及其在谷歌产品中的规模化集成。他是 DeepMind 早期成员,曾参与构建 DQN 深度强化学习系统,师从 AI 先驱 Yann LeCun,研究背景扎实;与 Hassabis 不同的是,他在讨论技术路线时总会最终落回到具体的产品落地与用户需求。

在 Kavukcuoglu 看来,原生多模态的价值不在于跑分,而在于使模型能够完成此前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这种务实导向,正是谷歌当前阶段所需要的。谷歌不是今天才认定 Kavukcuoglu 更适合掌管 Gemini,只是一直不愿公开否定 Hassabis 的领导安排。

谷歌的 "TBD 战略 " 与工业化 AI 时代

谷歌过去三年奉行的,实质上是一种 " 待定(TBD)战略 " ——在 " 伟大研究机构 " 与 " 残酷模型产品公司 " 之间始终不愿作出清晰选择,寄望于两全其美,结果两端皆未做到最好。

这一逻辑在 AI 发展早期尚能成立——当时一次底层技术突破仍可拉开代际差距,天才时刻值得等待。但进入当前阶段,模型竞争越来越依赖高密度实验、数据工程、推理优化、成本控制和持续交付,而非等待下一个 AlphaGo 时刻。每三个月不掉队,成为比 " 下一个十年改变科学 " 更紧迫的生存命题。

此次调整后,谷歌形成了新的分工格局:Kavukcuoglu 带队高强度训练与迭代;Pichai 负责将模型嵌入谷歌旗下每一项业务;Hassabis 转向 AGI、科学发现与 Isomorphic Labs 的 AI 制药研究;Jeff Dean 则携手老搭档重新创业,谷歌为其提供投资与云服务支持,静待未来技术成果纳入生态。

这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安排,也是一次明确的失败承认。那个让外界相信大公司可以由一群天才科学家决定 AI 方向的谷歌,正在成为历史。至于谷歌能否在 Kavukcuoglu 的工业化执行逻辑下重建竞争力,还是会步入更深的人才离心漩涡,市场正在寻找答案——而 Gemini 3.5 Pro 何时亮相,将是最早的一块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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