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 岁的 John Lewis 是一名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工程师。2020 年，在参与了几年社区组织工作之后，他打开了维基百科，第一次去认真了解 " 社会主义 " 是什么意思。

Lewis 的家人来自美国南部乡村。那里的贫困，他并不陌生；后来到了亚特兰大，他又见识到了城市中的贫困。看得多了，他渐渐发现，健康、犯罪这些看起来并不相干的问题，最后总会绕回贫困这个问题。

据 Lewis 回忆，社会主义吸引他的，不是什么复杂的理论，而是几件很具体的事：劳动者能不能对自己的工作有更多决定权，贫困能不能减少，人是不是至少能得到基本的照顾。

后来，他和另外 3 个人一起在路易斯安那州首府组建了该州第一个正式得到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DSA）认可的地方分部。如今，Lewis 已经成为 DSA 全国政治委员会成员。

DSA 是目前美国最大的社会主义组织。这不是一个政党，而是一个参与选举和社会运动的全国性组织，主张 " 民主社会主义 "。

今年，" 社会主义 " 一词席卷美国社会。势头最热的时候，美国媒体甚至借用了一个略显招摇的说法—— "Sexy Socialist Summer"，" 性感的社会主义夏天 "。2026 年 9 月，盖洛普公布了一组数据：43% 的美国人对社会主义持正面看法，创下该机构自 2010 年开始追踪以来的新高。在 18 至 34 岁的年轻人中，社会主义的好感度达到 57%，甚至高于资本主义的 43%。这表明年轻一代正逐渐打破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政治禁忌。

这多少有些魔幻。毕竟，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 社会主义 " 是美式生活中最不美国的词。

这两年，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DSA）的风头越来越盛。今年夏天，一批得到 DSA 支持的候选人在各地民主党初选中接连胜出。

与此同时，DSA 宣布会员人数达到 12 万，创下组织历史新高。要知道两年前，特朗普再次赢得总统选举时，这个数字还只有 5 万左右。

这种热度并不只存在于 DSA 内部。今年 7 月，《华盛顿邮报》与国际民调机构 Ipsos 发布的联合调查显示，30 岁以下的美国人中，46% 表示会考虑把票投给竞选总统的民主社会主义者；研究生学历人群中，这一比例达到 51%。

不过，这种热情的背后，是不同的年轻人对 " 社会主义 " 的不同理解。

今年 8 月，国际调研机构 YouGov 列了 24 项政策和公共服务，让美国人判断哪些算 " 社会主义 "。全民免费医疗和免费大学排在最前面，分别有 65% 和 61% 的人选择；再往下，分别是公共交通、公共图书馆、国家公园甚至公共消防部门，也都有人把它们算作社会主义。

盖洛普今年在美国做过一项开放式调查，让受访者自己说，他们究竟喜欢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最常见的答案并不是什么复杂的经济制度，而是医疗、教育、住房等基本保障，以及更平等的财富分配。真正主动上升到政治制度的，反而只是少数。

这是美国 " 社会主义 " 热潮最有意思的地方：它越来越受欢迎，外延也越来越宽泛。对很多人来说，社会主义未必意味着一套完整清晰的制度选择，反而越来越像一个能装下各种现实不满的容器。

疑惑也随之产生，毕竟美国不是今天才有贫富差距，也不是到了 2026 年才第一次有人抱怨房租、医疗和工资，但为何这股热情能在近期迸发？

长久以来，美国其实更习惯讨论另一个问题——为什么社会主义在美国没有吸引力？这个问题，讨论了一百多年。

1906 年，德国社会学家维尔纳 · 桑巴特（Werner Sombart）出版《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他当时给出的解释之一，是美国工人的生活条件相对优越，土地更便宜，社会和地域流动的机会也比欧洲更多。

一百多年后，这个问题似乎可以倒过来问：如果这种信念开始动摇，会发生什么？

美国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并没有在过去一两年突然恶化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今天美国社会主义最活跃的地方，不是最穷的边缘地带，而是纽约、洛杉矶这类高学历、高收入人群密集，同时房价也高得惊人的大城市。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城市政治学者 Walter J. Nicholls 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比较纽约、洛杉矶、明尼阿波利斯等地后发现，近年来支撑这些城市社会主义政治扩张的一股重要力量，不是传统的蓝领工人，而是 " 教育资本很高、住房资产很少的中产阶级（educationally rich, housing-poor middle class）"。

Nicholls 还发现，洛杉矶 2005 年的职业两极分化程度与 2025 年其实相差不大，当时却看不到今天这样的社会主义激情。但变化是，" 有学历、有工作，就能稳稳进入中产 " 这件事，越来越不成立了。

这和过去常被讥讽为 " 香槟社会主义者 " 的富裕左翼并不是一回事。后者说的是已经拥有财富和社会优势，却拥护社会主义理念的人；Nicholls 看到的这批人，即便有学历、有专业工作，却迟迟积累不起资产。

这种变化也开始反映在人们的身份认同上。今年，60% 的美国成年人认为自己属于 " 工人阶级 "（working class）。更值得注意的是，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有一半这样认为，高收入人群同样有一半。

这种变化甚至出现在最不像 " 工人阶级 " 的人身上。

很长一段时间里，硅谷的高薪、股票分红制度和优厚福利，让不少科技从业者更容易把自己看成资本的参与者，而不是普通雇员。但连续裁员和 AI 的突飞猛进正在打破这种 " 幻觉 "。

在这个背景下，科技从业者也开始有所行动。过去，科技行业一直是美国最抗拒工会的行业之一；面对职业危机，从业者更习惯学新技能、跳槽，让自己变得更难被替代。如今，Meta、Google DeepMind 等公司的员工却自行组织起来，有人推动成立工会，有人通过联署和集体行动要求在公司决策中拥有更多发言权。

即便在位于硅谷经济圈、家庭年收入中位数超过 18 万美元的弗里蒙特市，当地居民也在担心下一代还能不能继续留下来生活。因为住房和托儿成本不断上涨，一些家庭不得不离开。

这或许也是为什么，" 负担能力 "（affordability）在过去一年突然成了美国社会的热词。它指向的其实不只是物价贵不贵，还是一个更日常的问题：一个人靠辛勤工作，还能不能过上自己原本以为理所当然的生活。

更重要的是，人们渴望有所改变。纽约新任民主社会主义市长佐赫兰 · 马姆达尼竞选时没有花太多时间向选民讲社会主义理论，而是直接亮出主张——冻结部分房租、免费公交、普惠托育。后来他的竞选团队回忆，他们发现这套说法击中了美国社会已经广泛存在的 " 政治饥渴 "。人们需要的，不只是把不满说出来，还希望看到一套看上去真的能改变些什么的方案。

马姆达尼并不是唯一一个这么做的人。今年民主社会主义者在华盛顿特区等城市取得突破时，和选民谈得最多的就是住房、托育和生活成本。

流动叙事在过去消解了很多潜在的利益冲突：今天的租客可能是明天的房东，普通雇员也可能成为管理者、股东甚至创业者。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更容易被理解成上升道路上暂时所处的位置不同。

可当 " 我以后也可能成为他 " 越来越难令人信服，问题就出现了。

今年年初，YouGov 的一项调查显示，80% 的美国人认为富人在美国拥有过多的政治权力，即使在共和党人中，也有 67% 这么认为。这已经不是简单地对贫富差距大的不满。阶级政治重新出现，是因为越来越多人开始把不平等理解成权力关系，而非个人努力与否的问题。

加州今年围绕 "40 号提案 " 的争夺，把这种变化表现得格外直接。提案计划向净资产超过 10 亿美元的富豪一次性征收 5% 的财富税，预计只涉及约 200 人，却可能征到约 1000 亿美元。

被征税的一方迅速反击。谷歌联合创始人谢尔盖 · 布林向反对提案的组织投入 1.02 亿美元，其他科技富豪也陆续投入巨额资金，一些亿万富翁则公开警告可能离开加州。

财富不只是收入，也成为影响选举、政策和规则的资源。

与此同时，普通人的社会身份，也开始有了更多政治意味。今年美国中期选举中，" 租客 " 已经成了候选人会主动强调的身份。进步组织 "Run for Something" 支持的 275 名地方候选人中，超过三分之一是租客。与此同时，劳工背景重新变得显眼。在国会参众两院开放席位的角逐中，有超过 30 名候选人曾是工会会员或工会工作人员，这被媒体形容为劳工运动近年来少见的 " 选举大年 "。

这些变化放在一起看，会出现一个很微妙的转向：普通人不再只关心自己处在什么位置，也开始更在意自己对面站着谁，并横向寻找和自己处境相似的人。

但阶级关系重新变得可见，并不意味着稳定的共同体已经形成。比如，今年 71% 的美国人认可工会，47% 希望工会拥有比现在更大的影响力；可真正加入工会的美国雇员只有 10%。比如加州推进 "40 号提案 " 时，劳工阵营内部并没有自动站到一起。州劳联支持，其他一些大型工会组织保持沉默，加州教师协会则公开反对，因为它还有自己的税收提案需要保护。

更重要的是，今天动摇的，还不只是美国人对向上流动的信心。

哈佛政治哲学家迈克尔 · 桑德尔（Michael Sandel）在《精英的傲慢》中提出过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即使竞争真的足够公平，为什么一个人必须成为赢家，才能获得体面的生活和足够的社会尊重？

在他看来，优绩主义的问题不只是机会不平等，还在于它把成功和失败都变成了一种道德判断。成功者容易相信财富和地位主要来自自己的能力与努力，那些没有成功的人，也更容易被解读为应该为自己的处境负责。因此，真正的问题不只是怎样让更多人爬上梯子，而是为什么如此多的尊严、安全感和机会，都集中在梯子的上端。

美国的政治文化长期否认阶级。" 人人都是中产 " 的流动性神话，把阶级从生产关系问题改写成收入和生活方式问题。阶级成了韦伯式的分层，而不是马克思式的剥削关系。阶层论的流动叙事，既消灭了阶级，也掩盖了不平等。

罗伯特 · 贝拉在《心灵的习性》中发现，美国人谈论自己的生活时，主要用功利型或表达型个人主义的词汇，缺少谈论共同利益与相互依存的语言。新教伦理把世俗成功与道德价值联系起来，繁荣福音更把贫穷暗示为某种失败。路易斯 · 哈茨在《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中说，美国人 " 生而平等 "，不必经过一场推翻贵族的革命。美国没有欧洲那种对抗世袭等级形成的观念，在这里，自由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唯一的答案，保守派和激进派，都在洛克的框架内争论，以不同方式诉诸其自我所有（self-ownership）的理念。

阶级被遮蔽后，问题并不会消失，它转移为种族、文化、宗教、地域、代际的对立。政治因此从可以谈判的利益之争，变成了不可调和的价值之战。今天美国的极化，在相当程度上是这种转移的结果。

新自由主义的正当性已然耗尽，但社会并未形成一套可以替代的集体语言。本质上，这一波 " 社会主义 " 的浪潮里，年轻人可能并不真的信仰社会主义，那只是他们抗议新自由主义违约的一个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