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些方面来说，加里 · 史蒂芬森天生就是个交易员。

童年时，他穿着破旧的鞋子和哥哥的校服，在伦敦东区的街道阴影里踢着破烂的泡沫足球。他总会在黄昏眺望远方金丝雀码头的摩天大楼——它们象征着一种他渴望却不可及的全新生活。

加里 12 岁在学校兜售糖果，16 岁游走于灰色地带做交易，但那些小打小闹从来都不是他真正的志向。

他知道，总有一天加里 · 史蒂文森会出人头地。

他成功了，而且速度惊人。2008 年入职花旗银行，成为伦敦最年轻的交易员；仅用 3 年，便跻身全球交易规模最大的操盘手之列，日掌数千亿美元。

然而，正值人生巅峰，春风得意之际，他却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瞠目的决定：退出金融行业。

日交易数千亿美元的狂热背后，他却总是夜不能寐。

历经热血、疯狂与破灭，他决定找回真正的自己，并把这段惊心动魄的经历写成一本书——《交易游戏》。

加里 · 史蒂芬森想要告诉我们，他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稳赚不赔、一赢再赢的致富秘诀；更想为每一个普通人发出掷地有声的诘问：我们拼尽全力，还能挣得想要的未来吗？

致所有处于饥寒交迫中但又梦想成为百万富翁的少年，本书既是为了他自己而写，也是为了你们而写。

——加里 · 史蒂文森

一身西装都没有的穷小子，从伦敦政经到了花旗银行

2005 年，加里进入伦敦政经学院，与周围的精英学生截然不同，3 年前他因为卖了 3 英镑整的大麻而被高中开除，还喜欢玩 grime music 和说唱。

如今，连件像样的西装都没有的加里置身于各国权贵精英后代之间。财富和地位带来的不仅是资源，还让二代们拥有与生俱来的自信与优越感。这让他屡屡回忆起东伦敦的贫民窟里，那些有天赋的孩子是如何因为缺少机会和资源，走上不归路的。而伦敦政经的精英们，似乎认为，那些穷人是天生的蠢蛋。

与生俱来的数学天赋是加里唯一的优势。当得知花旗银行举办 " 交易游戏 "、冠军可获得实习机会时，他毫不犹豫地参加了。

游戏使用 17 张牌（-10、20，和 1~15），初赛选手需猜测包括自己在内全场 8 名选手的 8 张手牌的总和大小，并通过双向报价博弈。

初赛很轻松就被加里赢下，随后的决赛在花旗大厦举行，25 名选手来自英国顶尖 G5 院校。但加里很快发现其他选手只会跟随他人报价、缺乏主见。这意味着，谁的声音大、谁先报价，谁就能主导市场情绪，从而操纵整体价格走向。这很像真实的金融市场。

加里抽到 -10，一张能大幅拉低总和的牌。他立即高声报出高价，制造看涨气氛从而高位做空。这个策略风险很高，如果被识破，他会被反向收割。但他赌的是其他精英学生的偏见：他们更可能认为加里这个穿着普通、口音奇特的人是真的蠢到暴露了底牌，而不是在实施复杂的欺骗。

意外的是，所有对手报价更高，显示他们手持大牌。但加里仍坚持做空，不断推高价格并大量卖出。

然而开牌后，他发现其余 7 张全是整副牌中最大的牌（20、15、14、13 等），概率仅 0.0087%。他因巨额做空而彻底爆仓。

就在他万念俱灰时，主持人宣布最终的获胜者是加里，他赢得了一周的实习机会。

原来，主办方因为他之前在热身赛中表现过于出色，于是操纵了发牌。他们想测试一个交易员在绝境中的信念和执行力。加里选择了坚持自己的判断并承担后果，这正是他们寻找的特质。

那天晚上空气很冷，加里一会儿对着空气大喊，一会儿尖叫：" 我要成为百万富翁了！"

加里清晨抵达花旗集团伦敦总部，映入眼帘的是一座 42 层的金属灰摩天大楼，楼顶立着醒目的红色 "CITIGROUP" 标志和一把小红伞。

他被分配到短期利率交易部（STIRT），同时也是花旗银行的一个边缘部门，由主管（也是 " 交易游戏 " 的主持人）凯莱布带领。交易大厅里满是层层叠叠的显示屏，但加里只被安排处理琐碎的表格，以及最重要的任务——帮整个部门买午餐。有一次，主管甚至让他给整个交易大厅的 100 号人买不同的午餐，但加里通过了这场服从性测试。

2008 年 6 月 30 日，加里 · 史蒂芬斯成了花旗银行 STIRT 部的全职校招生，斯彭格勒是他的带教交易员，对加里几乎倾囊相授。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雷曼兄弟破产后，金融圈陷入恐慌。

同年 10 月初，花旗获得政府首批救助资金，交易员们暂时保住了工作。

当时，几乎所有大型银行尤其是美国的机构都濒临破产，银行间拆借完全停滞。

无人放贷导致贷款成本急剧攀升。而外汇掉期本质是一种抵押贷款，即使借款方破产，出借人也不至于血本无归。因此，在全球濒临破产的背景下，外汇掉期成了唯一可行的借贷方式。

一时间，外汇掉期业务变得极其热门，价差飞速扩大，如同一场大型自助餐，机会俯拾皆是，花旗 STIRT 部的交易员们也赚得盆满钵满。一天，斯彭格勒问加里：" 怎么样，想试试做业务吗？"

加里毫不犹豫地回答：" 当然。" 于是，斯彭格勒随即接通外汇经纪商，帮加里完成了第一笔交易：向丹麦丹斯克银行借出 2.4 亿瑞典克朗，期限 3 个月。到圣诞节时，这笔交易已赚取 70 万美元利润。此后，加里逐渐熟练，开始为整个团队做顶班交易。

到 2009 年 1 月份，公司下发年终奖，主管凯莱布推了一张纸给加里——是一张 1.3 万英镑的支票。

几天后，即将离职的主管凯莱布告诉加里，要想一年拿到 10 万英镑奖金，需要一年为花旗赚 1000 万美元。但身为一个刚入职的新人，这是不可能完成的。

一天夜里，加里独自坐在交易厅，做了一单金额 10 亿美元的交易。随后，他正式成了瑞士法郎的外汇掉期交易员，到 2009 年年底，他赚了 1200 万美元。

在加里之前，从来没有交易员能在第一年就赚到 1000 万美元。

令加里在那一年赚发了的两个主要原因，一是此类交易很容易，所有人都这么操作；二是这样的交易是被允许的。而由于积极的市场形势，凯莱布离职前说服了高管，为部门争取到了一项特殊的豁免权：允许所有人开展相同的交易。

2010 年 1 月，加里拿到了 39.5 万英镑的奖金。

拿到奖金的那刻，他几乎快哭了。加里走到楼下的公园，坐下平复情绪。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爸爸，在邮局工作了 35 年。在加里很小的时候，他经常很早就要去上班，多年如一日，披星戴月地赶早班车，又披星戴月地回来，冒着严寒风里来雨里去，一年只有 2 万英镑的工资。

而刚刚年满 23 岁的加里，就在片刻前，收到了 39.5 万英镑。他想起了东伦敦贫民窟里的许多人，他们都在努力地生活，但薪水微薄。

而那些穿着粉色花字衬衫、把整个世界搞得鸡飞狗跳的信贷交易员，他们能拿到多少呢？在把一切搞砸之前，他们又拿到了多少奖金？

在那个寒冷的 1 月，加里好像哪里变得和从前不一样了。对他而言，交易员不再是他的职业了。从那一刻起，加里开始抱着抢银行的心态发展事业。

2011 年，加里 · 史蒂文森作为一名初级欧元交易员。他逐渐发现了交易的秘密——想要通过交易盈利，核心不在于你自己的判断对错，而在于当所有人都错了的时候，你是对的。当人们误判时，他们的预测就不可能正确；当预测错了时，报价也会跟着跑偏；当价格严重偏离价值时，预测对的人就能一夜暴富。

而花旗 SPIRT 部最能赚钱的交易员比尔，总能在其他人失误时一直保持正确判断。他没怎么上过学，但在社会里摸爬滚打的经历，让他深知经济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人们的房子、企业、贷款，甚至包括人自己，都是经济。

相比之下，科班出身的交易员大多来自富裕背景，几乎不认识真正贫穷的人。他们把经济简化成数字游戏，脱离现实。加里与他们不同——他既上过大学、学过艰深理论，也亲眼见识过这些 " 精英 " 实际上的狭隘与无能。

所以最好的交易就是用你的鼻子来做的。如果对手方是这些人，他们蠢得你都能闻得到。

2011 年初，整个市场正弥漫着这种 " 愚蠢的味道 "。

回顾 2010 年，利率一整年都为零。这在那时极度反常。

从 2009 年到 2010 年，每个人都觉得利率会在当年回升，但预料的事并没有发生。连续两年，所有人都错了。

利率本是调控经济的关键工具，理论上可以通过降息刺激消费、避免衰退——正如 2008 年金融危机后各国央行大规模推行低利率政策时所坚信的那样。然而几年过去，经济并未如预期复苏。到 2011 年初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包括经济学家、分析师和政策制定者在内的主流判断，几乎全部错误。

2011 年 2 月，花旗的大老板发表了一番重要讲话，他让交易员们大举提高自身可承受风险阈值。花旗所有部门的交易员都以重金对经济复苏下注，除了加里。他意识到有什么东西不对劲儿。

在一次花旗内部会议上，经济学家展示了多国财政状况：意、西、希等国早已债台高筑，英、美、日等国也入不敷出。加里发现这些国家像极负债的个人：借不到钱，收入都用于还旧债，最终只能变卖资产。

加里意识到，经济学模型中 " 系统终将平衡 " 的结论与现实严重脱节——财富并没有消失，只是不断从普通家庭和政府流向少数富人的口袋。中产正在被掏空，而政府同样陷入债务泥潭。

这种不断加剧的不平等，根本不是周期性问题，而是会导致整个经济体系崩溃的结构性危机。

而全世界的每一个经济体都用了两年半的时间来预测一场永远不会到来的经济复苏。

他果断行动，大举买入欧洲美元产品，押注经济不会复苏、利率不会如市场预期那样上升。他与整个花旗的共识反向操作，赌那些穿着粉色衬衫的同事全错了。

然后，日本发生了 "3 · 11" 大地震。

一场造成 2 万人死亡的地震让加里赚了 1100 万美元，相当于从每位遇难者的口袋里掏走 550 美元。

地震加核危机，直接浇灭了市场 " 加息 " 的幻想。加里屏幕上的盈利数字开始疯狂跳动——一周就进账数百万美元。反观同事们，却因为押注经济复苏，亏得一塌糊涂。

在恐慌达到顶峰时，交易大厅内一片尖叫和混乱。一位销售员歇斯底里地重复喊着 " 核燃料棒裸露了！"。在一片非理性的恐惧中，他嗅到了机会的味道：整个交易大厅没有人知道 " 核燃料棒 " 是什么，但所有人都陷入了恐慌。

于是，他做了一件疯狂的事——平掉所有获利头寸，并反手做多，开始赌利率会上升。

核电站最终没有爆炸。市场情绪回升，他又赚了 500 万。

最好的交易是用鼻子做的。它闻上去就是他人犯蠢的味道。

那一年，加里为花旗赚了 3500 万美元，拿到了 245 万美元奖金。他成了世界上最赚钱的交易员之一，圈子里也开始流传关于他的事迹。

一年过去，经济依旧没有起色，不平等仍在加剧。新的一年，加里继续押注灾难——而这一次，他依然赚得盆满钵满。

与之相对的，是加里每况愈下的心理状态。重复又腻味的交易、日渐堕落的发小、好不起来的经济环境、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让他越来越麻木。在新买的房子里，他把原有的装修拆了个精光，只留了一张床垫和一个沙发。

他常常在夜晚回忆起伦敦东部的伊尔福德。他记得那地方所有无力生活的困苦、不过脑子的暴力行为，还有大街上野孩子满口的脏话。

加里其实不是主动贩毒。因为有不少毒贩在他住的那条街上活动，那些家境好的孩子会要他买毒品，而加里是那个唯一被开除的孩子。

白天，他满脑子数字，穿着破鞋上班，时常心悸、食欲不振。他渴望离开花旗，但深知辞职并带走属于自己的递延股并非易事。几乎没有人可以和这个全球顶级的金融机构对抗。

第一次提出离职时，上司建议他去东京交易部换环境。2012 年 9 月，他被迫调往东京。办公室主管凯莱布曾是他以前的领导，但东京是一个致郁胜地。

花旗东京办公室人员冗余，多的是尸位素餐的交易员。他们下了班就流连于居酒屋、卡拉 OK、女招待酒吧和风俗店。

日元市场也死气沉沉：日元利率就没变过，也没有交易对手方，根本没法玩交易游戏。从前在伦敦一天要操作数百次交易，而在东京，有时候一天也没有一次。

压抑的职场环境和市场行情让加里瘦了 20 斤，他下定决心，这次一定要带着他赚到的业绩离开花旗。

主管凯莱布告诉他，若想拿到奖金和递延股，必须先为慈善机构工作，而管理层根本不会批准——人可走，钱得留。当时花旗已欠他约 200 万英镑，加里决定抗争到底。

此后，他陷入无止境的会议中，每天 3～4 场，有时 5 场。各级管理者轮番上阵，软硬兼施、威逼利诱劝他回头。通常是凯莱布先来威胁，大老板 " 鼻涕虫 " 再出面当和事佬。对这一切，加里始终保持沉默——儿时的穷困让他早已习惯更艰难的处境。

受律师启发，加里决定假装患上心理疾病以长期休假，但实际上他真的出现了心理问题——医生为他开具抗焦虑药物，先后批了 6 个月病假。6 个月后，花旗人力发出警告：依据法律，若继续休假，银行欠他的款项将全部勾销。

尽管医生不建议返岗，加里仍回到银行，但被架空，没有业务可做。

2014 年春，他开始通过邮件疯狂骚扰各级管理层，包括各部门主管、首席执行官和全球人力总监。两周后，他被凯莱布叫进办公室，被告知 " 你自由了 "。与此同时，" 鼻涕虫 " 刚刚被辞退。

这两件事巧合地撞在一起。随着鼻涕虫离开，管理层不再执着留他。

多年后，加里得知，在他正式离职那天，正逢花旗全球短期利率交易部开会。会议结束时，凯莱布打开麦克风说：" 今天是加里 · 史蒂文森在花旗的最后一天。"

全场沉默片刻后，有人问：" 所以是谁赢了？加里还是花旗？"

凯莱布回答：" 加里赢了。"

接下来是十来下按键声，参会者们都在迅速关上自己的麦。屏幕后，所有人瞬间爆笑成一团。

离开花旗后，加里 · 史蒂文森进入牛津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系统性地深入研究那些曾在交易大厅中捕捉到的结构性问题——财富如何流动、为何停滞、又是谁在操纵这一切。

在牛津，他并没有找到 " 答案 "，反而确信：经济不平等的根源并非偶然，而是一整套系统性的偏袒与短视。他意识到，真正的改变不会来自象牙塔的内部，而必须源于公众意识的觉醒。

于是，他创办 YouTube 频道 Gary's Economics，用最直白的语言解释经济机制、财富陷阱与金融权力的真相；他为《卫报》《财富》等撰写专栏，出版个人回忆录《交易游戏》，揭露一整套 " 被操纵的游戏 "；他加入慈善组织，公开呼吁对富人征税、改革金融体系。

他从游戏者，变成了揭穿游戏的人。

加里 · 史蒂文说：" 我见过这套系统如何运作，也知道它为谁而设计。而现在，我想为那些从未被邀请进入游戏的人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