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不断的监控正在对孩子造成什么影响

利维坦按：

说来也很反讽：童年自由自在"野生"长大的一代人，当成为父母后，反而变成了最焦虑孩子安危的人。当孩子的行踪、睡眠、成绩，乃至每一次进出校园的时间，都可以通过手机实时掌握，父母似乎终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安全感。然而，这种无所不在的关照也悄然改变了亲子关系：孩子失去了独自迷路、犯错、解决问题的机会，父母则在一次次查看定位的过程中，逐渐将焦虑误认为关爱，将控制当作保护。

问题不只是定位软件是否侵犯了孩子的隐私，而是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当成长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被技术不断消除，孩子还能如何学会独立，而父母又是否还有勇气真正放手？或许，真正的安全感并不来自对孩子每时每刻的掌握，而来自相信他们即使暂时离开我们的视线，也有能力面对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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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父母时，没有人提醒过我，手机里将会被各种应用程序占据：婴儿监视器的应用，让我即使在我和丈夫终于有机会外出约会时，也能随时看着女儿；我们在极度疲惫、走投无路时租用的Snoo智能婴儿床应用，它会以分钟为单位记录她的睡眠情况；还有一个让我手动记录她睡眠情况的应用，因为Snoo的记录还不够准确。即便如此，我仍然记得，当时我觉得自己已经相当克制了。我的意思是，我并没有买那款售价299美元的Owlet智能袜子——它可以将女儿的脉搏和血氧饱和度直接发送到我的手机上；也没有买那款售价290美元的Nanit监视器，用来追踪她的每一次呼吸。

我们的日托中心没有提供实时视频直播——看吧？这已经算是克制了——但如今确实有些机构提供这样的服务。不过，幼儿园要求家长安装专用应用程序，暑期营地也一样。很快，我的手机便开始不断弹出消息，告诉我孩子们在游乐场发生了争执，或是受了伤，伤势轻微到不过是一道纸划伤。就在我写下这段文字时，我刚刚得知，女儿下午2点17分从午睡中醒来了。

这种全景监视并不会随着孩子离开婴幼儿阶段而结束。那些孩子比我女儿年长的父母告诉我，他们会对成绩过度关注，因为每完成一项作业或一次测验，成绩都会即时更新。他们通过Ring智能门铃上的摄像头观察孩子，通过监控短信来了解孩子的情况。他们仔细审视孩子们在寄宿夏令营期间每天发来的照片——而寄宿夏令营曾经意味着彻底与外界隔绝——试图从中发现孩子是否晒伤，或是否遭到社交排斥。他为什么一个人站在大家旁边？为什么他没有笑？

但最重要的是，父母会追踪孩子的一举一动。对于年幼的孩子来说，位置追踪可能始于在书包、夹克或鞋子里塞进一枚AirTag。（如今，Skechers已经推出了鞋底带有专用收纳槽的鞋子。）对于那些已经到了可以拥有智能手表或手机年龄的孩子，GPS定位功能则是设备自带的。于是，父母便一直追踪他们，直到青春期，甚至更久。根据一项研究，14至17岁青少年的父母中，四分之三能够获取孩子的位置数据[1]。

即使是大学生，也有三分之一仍然受到父母的位置追踪。这是北卡罗来纳大学格林斯伯勒分校心理学家米凯琳·延森（Michaeline Jensen）于2021年开展的一项研究得出的结论。五年后的今天，延森表示，这一比例更高了：根据她尚未发表的数据，超过一半的大学生正受到父母的位置追踪。在她自己的实验室里，她还发现，即使是她的研究生也仍然被父母追踪。她向我讲起一名29岁的女学生：这名学生最近刚刚完成博士论文答辩，但她的母亲至今仍会查看她的位置，并因此打电话询问她的行踪。

如果实时查看孩子的位置还不够，那么还有Life360。这款追踪应用允许父母查看长达30天、带有时间戳的位置历史记录，监控孩子的驾驶情况，确保他们不超速；当孩子抵达或离开预先保存的地点时，例如家里、学校，当然，还有大学宿舍，父母都会收到提醒。当我向一位研究儿童心理韧性的心理学家介绍这款应用时，他刚开口说出"我靠……"便停住了。然而，一位接诊对象包括本科生的大学精神科医生，对Life360 却一点也不陌生。"学生们花了那么多时间向我抱怨这玩意儿，"她说。这款应用目前拥有1.02亿月活跃用户，而且还在不断增加。

这一切追踪行为究竟在对我们造成什么影响？最近，我一直在向儿童发展领域的专家，以及父母和青少年本人提出这个问题，或者类似的问题。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心理学家凯特琳·伯内尔（Kaitlyn Burnell）曾研究过数字追踪技术。当我向她提出这个问题时，她感叹道："真有意思，你刚说到这里，我的手机就收到了一条来自我一岁孩子的日托中心的通知，说她吃了一块全麦饼干。"

我至今还没有找到一项随机对照试验，专门分析父母收到孩子吃了全麦饼干之类的通知会产生什么影响——更严肃地说，也没有任何关于那些从孩子出生起就使用这些应用进行监控的父母，其长期影响的研究数据。不过，尽管很难说新生儿会因为父母过度关注而受到伤害，但发展心理学确实表明，持续不断的监控最终会变得不健康。伯内尔告诉我，青春期的一项核心发展任务，就是获得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她反问道："如果这条象征性的脐带始终存在，他们的独立意识还能得到充分发展吗？"

我越是深入探究持续监控对孩子造成的影响，就越开始思考：它对脐带另一端的父母又意味着什么？从孩子出生的那一刻起，我们的手机便向我们许诺了一种无所不知的能力。即使身体上彼此分离，我们在数字世界里仍然紧紧相连。然而，作为父母，随着孩子逐渐长大，我们理应经历自身的转变，慢慢放弃曾经掌握的那些信息和控制权。"这对父母来说，同样是一项重要的发展任务。"伯内尔说。

而在这一点上，我们这些父母或许正在辜负自己。至少，我们显然并没有过得更好。2024年，美国卫生总监发布了一份关于父母心理健康的公共卫生警示，呼应了三年前针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布的类似警示。在一项全国性调查中，18%的青少年表示自己存在焦虑问题，而报告焦虑的父母比例同样是18%[2]。近来，人们一直在担忧青少年心理健康危机，但显然，父母们也正在苦苦挣扎。

我想起了今天早上我那三岁孩子说过的一句堪称经典的话："妈妈，冷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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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位大学升学顾问莫琳·帕斯卡尔（Maureen Paschal）送女儿去上大学后，很快便收到邀请，加入一个由同一楼层女生的母亲们组成的群聊。她回忆说，在女儿参加联谊会招新活动期间，这些母亲会追踪女儿的位置，看着她们从一栋房子移动到另一栋房子。然而，真正让她印象深刻的，是某年秋天的一个早晨。一位母亲在群聊里发消息说，她女儿还待在宿舍里，而十分钟后就要参加数学考试了。她能不能请群里哪位母亲让自己的孩子去敲敲她女儿的房门？

"我当时就觉得，这实在太过分了。真的太过分了。"帕斯卡尔告诉我。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认为。很快，另一位母亲便回复道：我女儿已经过去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帕斯卡尔描述的这一幕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大约20年前，"直升机式育儿"（Helicopter Parenting）一词开始流行。每年秋天，关于那些在校园里追踪孩子——无论是比喻意义上还是字面意义上——的父母的文章，依然会像橡树上掉落的橡子一样接连出现。但这件事真正让我在意的，是其中那些手机，以及它们如何让父母轻而易举地放任脑海中冒出的每一种焦虑。

一个步骤很容易就会引出下一个步骤：如果有人邀请你加入家长群聊，为什么不加入呢？如果你能看到孩子在校园里的位置，为什么不看一眼呢？如果他们没有出现在应该出现的地方，为什么不说点什么呢？你只需要在手机上轻点几下就行了。反正每当你坐在沙发上，都会习惯性地掏出手机。

在功能手机（也就是所谓的"笨手机"）的时代，即便我母亲想，她也不可能整天给我大一宿舍室友的母亲们发消息。而且我相当确信，我那些十几岁朋友的父母中，没有一个会追踪他们的位置——原因还是一样：他们做不到，至少不可能不付出令人望而生畏的巨大努力。

后来，2015年，苹果进行了一项软件调整，其对位置追踪普及程度的推动，或许超过了其他任何因素：苹果开始在出厂的iPhone上预装"查找我的朋友"（Find My Friends），让人们可以彼此分享位置信息。顾名思义，这款应用最初并不是为家庭设计的，但后来却逐渐成为父母追踪孩子时的默认选择。（2019年，这款应用与"查找我的iPhone"合并，最终统一为"查找"。）Life360则早在2008年就已推出。当时，其创始人之一看到卡特里娜飓风肆虐后的混乱景象中，许多家庭正试图寻找彼此。近年来，这款应用也迅速走红。自2020年以来，它的月活跃用户数量增长了4倍，去年营收接近5亿美元。它们是目前最受欢迎的两款位置追踪应用，而且使用起来都毫不费力。

最初和年轻人谈论位置追踪时，我总是先问他们：父母从什么时候开始追踪你们的位置？很快我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就像是在问他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吃辅食一样。"大概从记事起就一直如此吧？"对许多孩子来说，位置追踪随着他们拥有第一块智能手表或第一部手机而自动出现，整个过程几乎没有引起什么特别的讨论。对许多父母来说也是如此，位置追踪就这样自然而然地进入了他们的生活，因为这项功能本来就触手可及。

一位有四个孩子的母亲告诉我："一旦有了这个工具，我们就觉得，如果不使用它，自己似乎就是不负责任的父母。"我也记得自己曾有过类似的感受。当我第一次看到社区里的母亲们讨论如何把AirTag固定在三岁孩子身上时，我心里想：等等，我是不是也应该这么做？难道我让孩子不带AirTag就去上幼儿园，是不是显得太过掉以轻心，甚至是不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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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得承认一点：位置追踪确实非常实用！根据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心理学家威廉·佩勒姆三世（William Pelham III）收集的初步数据，便利性和协调日常行程安排，是使用位置追踪功能的父母中约三分之一所给出的主要理由。去年，佩勒姆开始了一项涉及近1000个家庭的研究，调查青春期阶段的位置追踪现象。此前，他一直研究青少年的物质使用和违法行为。他告诉我，最初的访谈原本是围绕违反宵禁、发生性行为、吸毒等行为展开的。结果，第三位前来接受访谈的家长试图打断整个访谈，对研究人员说："你们根本没明白。我使用这些应用纯粹是为了安排日常事务。我用它来判断什么时候去学校接他：他是在东门还是西门？"

对于那些仅仅将位置追踪用于这类目的的父母来说，事情并没有那么复杂——没必要想得太多。但安全也是一个重要动机。在佩勒姆的数据中，40%的父母将安全列为使用位置追踪的首要原因。而佩勒姆真正感兴趣的是，父母究竟如何通过位置追踪来确保孩子的安全："具体会有哪些行为？这是否意味着每天都要查看一次？"一天查看好几次？如果父母看到某些不喜欢的情况，会打电话过去，甚至直接开车赶过去吗？

刚刚大学毕业的费思（Faith）告诉我，她上高中时，母亲会通过Life360密切关注她。（为了让部分受访者能够坦率地谈论家庭生活，我只使用了他们的名字或中间名。）她说："我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时，她会给我打电话，训斥我开得太快。有一次，我在朋友家里，她不认识那个地址，于是她根据我的定位直接开车去了我朋友家，敲了门。"费思说，这让她觉得很丢脸，不过她的朋友倒没有特别震惊；毕竟，在人人都被追踪的情况下，这种事情时有发生。有时应用会出现定位故障，她母亲也会开车前往Life360上显示的那个随机地点。费思和母亲在她高中时期的关系原本就不太融洽，这让费思变得更加封闭；而她越是封闭，母亲就越依赖Life360；母亲越依赖这款应用，费思就越觉得自己不受信任——于是形成了一个不断恶化的恶性循环。我采访的许多专家都曾提醒我注意这种情况。

目前关于青少年位置追踪的研究只有少数几项，研究发现其对亲子关系的影响喜忧参半，或者影响非常有限。不过，这些研究也没有深入探究父母究竟如何使用这项功能。（总体而言，这些研究也没有发现位置追踪与社会经济阶层之间存在稳定的关联。）一般来说，研究并没有区分两种父母：一种只在接孩子时查看一下孩子的位置；另一种则会因为在Life360上看到一个陌生地点，就直接开车赶过去。

我怀疑，许多使用位置追踪的父母都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某个位置。盯着孩子地图上的那个定位点，与其说是为了控制，不如说是为了获得心理上的安慰。曾在北卡罗来纳大学格林斯伯勒分校延森的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研究过青少年位置追踪问题的格雷戈里·蔡斯（Gregory Chase）告诉我，这些应用提供的是一种"安全感知"。他进一步解释了两者之间的区别："当你知道一个人的位置时，你并不一定知道他和谁在一起，也不知道他可能正在从事什么样的行为。"你可以看到儿子在宿舍里，却不知道他正在酗酒；你可以看到女儿在朋友家，却不知道她是否遭遇了性侵——而大多数性侵事件的施害者，都是受害者认识的人。但至少，你可以排除孩子正躺在某个沟里无人知晓的可能性，不是吗？

在我的访谈中，以及专家们告诉我他们与父母交谈时的经历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人们普遍觉得世界已经变得更加危险，到处潜伏着太多风险。但统计数据并不支持这种看法：几乎从所有方面来看，如今的青少年都比以往任何时候生活得更加安全。他们不仅比20世纪90年代犯罪率达到峰值时更不容易成为暴力犯罪的受害者，而且吸烟、饮酒、使用硬性毒品或意外怀孕的可能性也都更低。所有这些行为的发生率都已经下降了50%以上。佩勒姆说："青少年在某种程度上承担风险的倾向，确实已经下降了。"

社会向安全倾斜的钟摆，确实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但也可能付出代价。如今的青少年也更不愿意去找工作、约会或开车——而这些活动都意味着在现实世界中承担一些虽小却真实存在的风险，或者面对不确定性。他们的生活已经越来越向内收缩，而当他们真的走出家门时，又会受到追踪。

无论这是巧合还是存在某种联系，青少年的抑郁和焦虑发生率都在持续上升。佩勒姆说，这些趋势"直觉上似乎是相互关联的，对吧？"他谨慎地承认，这种观察更多是一种推论，而非经过实证确立的事实。青少年心理健康危机的成因仍然存在争论，最近的讨论大多集中在社交媒体的作用上。但很难想象，青少年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容忍度不断降低，不会对他们的身心健康产生影响。

也许父母在某种程度上同样感受到了这一点。因为即使是那些密切追踪孩子行踪的父母，在与我交谈时，也明显流露出对自己年轻时那种更加自由、狂野的生活的怀念——而那恰恰与他们如今给予孩子的生活截然相反。"如今很多父母真的非常虚伪。"大学三年级学生亨利·斯图尔特（Henry Stuart）告诉我。他父亲至今仍在追踪他的位置。斯图尔特说："就是同一代父母，整天挂在嘴边的是：噢，八十年代真是太美好了；那时候我们可以骑着自行车在整个社区里到处跑，太阳落山了才回家。可转过头来，这些父母却在Life360上追踪自己的孩子，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

托马斯·帕克（Thomas Parker）有两个亲生孩子，还有四个继子女。在他自己的孩子还没到青少年时期之前，他就接触过定位追踪技术。（他本人并不追踪孩子的位置，但他的前妻会这么做。）他曾在军队服役期间使用过一种名为"蓝军追踪"（Blue Force Tracking）的类似系统。"所有人都讨厌它。"他告诉我。如今在阿肯色州担任心理健康顾问的帕克随后解释说："我们喜欢它，是因为如果我们遭到伏击之类的袭击需要救援时，他们就能准确知道我们在哪里。但它同时也变成了一种保姆式管制国家。比如，你只能开每小时30英里，现在却开到了35英里。你必须减速。"即便是在战区，这种监控也可能让人觉得过了头。

拉塞尔·肖（Russell Shaw）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讲的是他7岁那年全家度假时迷路的经历。当时，他和哥哥一起去了电子游戏厅。哥哥先离开了，临走前问肖是否知道回汽车旅馆的路。"我说：‘嗯，知道。’"哥哥便走了。"然后我走出那家店，却完全不知道该往哪里走。"接下来发生了什么？那是20世纪70年代：没有手机，也没有GPS。事实上，他当时离得并不远，可能只有一个街区，但在他年幼的脑海里，自己已经完全迷失了方向。他四处游荡，最终找到了一位成年人。那个人把他带到了警察局，警察开车带着他四处寻找，直到他看见父母正在街上寻找自己。"当时那感觉糟透了，"他说，"但下一次再遇到类似的事情时，我就想，哦，原来我能自己挺过去。"

半个世纪之后，当他再次讲述这个故事时，重点并不在于迷路带来的创伤，而在于年幼的自己如何克服了这件事。如果当时他的父母能够通过手机看到他的坐标，立即赶过来把他带走，又会怎样？那样一来，他就不会迷路，不会经历那段"糟透了"的时刻，但也不会有后来那份最终战胜困难的成就感。肖曾担任华盛顿特区乔治城日校（Georgetown Day School）的校长，直到不久前才卸任。他曾为《大西洋月刊》撰写关于如何培养具有心理韧性的孩子的简报，目前正在撰写一本相关主题的书。他不禁思考，位置追踪对孩子的心理韧性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一直受到追踪或监视，并且始终处在一种随时都有人能来救我们的普遍认知之中，我们是否就无法真正将自身能力内化为一种信念？"他说，"而最终，总会有那么一天，我们必须靠自己的双脚站稳。"

肖迷路的故事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因为我确实从那些追踪孩子位置的父母那里听到了一个完全相反的版本。这个现代故事大致是这样的：一个青少年开车或乘坐地铁时犯了错，惊慌失措之下给父母打电话。父母查出孩子的位置，然后一步步指导他回到正确的地方——谢天谢地，有了位置追踪！

讲述过这样一个场景的家长中，有一位叫路易丝·巴克胡斯（Louise Barkhuus）。她本人就在纽约大学（NYU）从事人机交互研究，位置追踪正是她研究的一部分。她从2003年起便开始关注这一主题。早期，她发现很难招募到愿意安装位置追踪应用的志愿者，因为在当时，这种技术还十分罕见，甚至会让人觉得具有侵入性。（而如今，她说，"使用起来实在太容易了。"）在自己的生活中，当女儿第一次开始独自乘坐地铁时，巴克胡斯也会密切关注她的位置。如果应用显示女儿乘坐的列车正朝着错误的方向行驶，她就会发短信提醒。女儿也曾好几次打电话给母亲，说自己迷路了，问她该往哪里走。

起初，我不太确定巴克胡斯如何看待自己对女儿乘坐地铁过程的事无巨细的管理。但当我向她讲述肖7岁时迷路的故事，以及他对于父母不再给孩子机会独立应对这类情况的担忧时，她回答说："我认为他的观点完全正确。"然而，在那个当下，又有哪位母亲会挂断一个惊慌失措的女儿的电话呢？巴克胡斯说："我们对孩子的过度监管其实没有必要，但我不知道该如何改变这种状况。"

巴克胡斯自己的研究记录了位置追踪如何逐渐成为一种常态，甚至连孩子们自己也接受了这一点。当然，那些父母管束过严的青少年对这种追踪感到反感——有些人已经学会了通过调整手机设置，或者把手机留在朋友家的邮箱里等方式来绕开追踪。但许多人反而觉得，被追踪让他们更安心。（他们也都在与朋友分享自己的位置。）她采访的一些大学生，甚至主动向那些不太熟悉科技的父母提出使用位置共享。位置追踪的必要性，已经内化成了他们自己的观念。就连讨厌母亲使用Life360的费思，也表示自己理解背后的动机："世界变得越来越危险，这只是一种安全措施，而我完全认同这一点。"

除了父母之外，青少年还可能从哪里听到如今的世界如此危险？在过去半个世纪里，育儿规范已经明显地向"安全至上主义"倾斜。我的同事汉娜·罗森（Hanna Rosin）曾在2014年发表于《大西洋月刊》的文章《被过度保护的孩子》（The Overprotected Kid）中谈到这一转变。她观察到，仅仅一代人的时间，自己童年时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就已经变得难以令人相信。在英国一项大型研究中，从1971年到2010年，允许7岁和8岁的孩子独自步行回家的父母比例，从80%下降到了6%[3]。孩子们逐渐接受了这样一种观念：危险可能潜伏在每一个街角，因为这正是父母教给他们的。或许，当研究人员考察儿童焦虑的风险因素时，发现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父母本身存在焦虑，也就不足为奇了。遗传因素固然发挥着作用，但育儿方式同样如此。

巴克胡斯还给我讲了另一个故事，关于她12岁那年独自乘火车出行的经历。她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丹麦长大，但她所回忆的那种在世界上自由自在地穿行的生活方式，与同一代美国人的记忆并没有太大区别。有一天，发生了一起严重的火车事故。巴克胡斯本人没有受到影响，但返程列车因此延误，她比原定时间晚了整整一个小时才抵达哥哥的生日派对。

我想象了一下，如果这件事发生在2026年，一个12岁的孩子有整整一个小时下落不明，情形会是怎样：妈妈不断打电话，一遍又一遍地打；查看新闻，发现发生了火车事故；继续打电话；开始往最坏的方向担忧；继续打，一直打，直到孩子终于出现，或者回电话报平安。巴克胡斯记得，自己回到家时，母亲只是理所当然地认为女儿出去办自己的事情了。起初，母亲对巴克胡斯迟到、耽误了派对感到有些恼火，但她并没有在脑海中构建出一整套可怕的情景。"她没有想到会发生事故，也没有感到担心。"

由于没有时刻保持联系的期待，她的母亲只是继续举办生日派对。她相信女儿最终会出现，而事实也确实如此。

但如果当时真的发生了什么呢？比如在电子游戏厅外，或者在火车上？如果你和我一样，总是容易忧心忡忡，那么这个疑虑或许也会不请自来地浮现在你的脑海里。如果真是这样，我正好有一则Life360的广告推荐给你。广告从厨房里的一个场景开始，一位母亲唱给她十几岁的女儿听：

你是我的整个世界，

是我的心肝，我的快乐，我的小宝贝。

你永远不会知道我有多爱你！

你一离开我，我脑子里想的就只有……

你会挂掉。

她的声音逐渐低沉下来。真人拍摄的广告画面随即变成动画，将她唱出的内容一一呈现出来。

每当你离开我的视线，

无论你是开车去学校，还是晚上外出不归，

我的脑海里就会浮现出这样的画面：

在我脑子里，有上百万种可能，

你随时随地都可能因此丧命。

你可能倒在街头，血流不止，也可能被困在矿井里。

你可能被强盗绑架。

也可能有个变态把你的器官全摘下来，再挂到网上卖掉。

在我脑子里，有上百万种可能，

你随时随地都可能因此丧命。

你可能被液压机器压得像煎饼一样扁，

也可能被牛仔裤的裤腿卷进碎木机里……

接下来，歌曲还继续演唱了整整一分钟，列举出越来越离谱的各种灾难场景，而女儿则在一旁翻着白眼。

我对莱诺尔·斯凯纳齐（Lenore Skenazy）说，这则广告挺有意思的，带着一种非常明显的戏谑意味。她却立刻打断了我。"你会笑，但笑着笑着又会觉得有些苦涩，因为他们正在把一种观念正常化：灾难化思维——我称之为‘先往最坏处想’（worst-first thinking）——也就是想象自己的孩子已经死了，这竟然成了一种正常状态。"她说，"而缓解这种焦虑的唯一办法，就是不停地查看手机，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广告最后，女儿递给母亲一部安装了Life360的手机。"好了，"女儿说，"现在不用再提心吊胆了。"只要查看Life360就行。

斯凯纳齐是反对这种必须"不断查看、不断查看、不断查看"孩子行踪的主流倡导者之一，而且早在孩子们的手机开始向父母口袋里实时传送位置之前，她就已经持有这一立场。2008年，作为《纽约太阳报》（The New York Sun）的专栏作家，她曾写过一篇文章，讲述自己让9岁的儿子独自从曼哈顿的布鲁明戴尔百货公司（Bloomingdale’s）回家的经历。她给了儿子一张地铁线路图、一张MetroCard交通卡和20美元，让他自己找路回家。儿子最终成功到家，她写道，他"因为获得独立而兴奋不已"。

然而，她的做法引来了极其强烈的敌意和反对，反而促使她将此作为自己新的毕生使命。她出版了《自由放养的孩子》（Free-Range Kids）一书，还主持了一档真人秀节目《世界上最糟糕的妈妈》（World’s Worst Mom），在节目中，她会劝说那些过度保护孩子的父母尝试一些事情，例如让他们刚刚进入青春期的女儿独自使用公共卫生间。斯凯纳齐还与私人投资人兼慈善家丹尼尔·舒克曼（Daniel Shuchman）、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以及进化心理学家彼得·格雷（Peter Gray）共同创立了非营利组织Let Grow，旨在推动孩子的独立性。海特最为人熟知的作品是反对手机的论著《焦虑的一代》（The Anxious Generation）；格雷最近也出版了自己的著作，将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的恶化归咎于学校，而不是手机。Let Grow的创始人们或许对问题产生的原因各有不同看法，但他们都认同一点：社会正在扼杀孩子的独立性，而这对孩子有百害而无一利。

我提及这些，是想说明，一方面，斯凯纳齐关于儿童独立性的主张，确实已经找到了一批愿意接受这一理念的受众，至少在某些圈子里是如此。她本人也是一位出色的理念传播者，时而幽默风趣，时而毫不留情。斯凯纳齐和她在Let Grow的共同创始人经常出现在类似《大西洋月刊》这样的杂志上。而像我居住的布朗斯通布鲁克林社区这样的地方，父母们也常常谈论自己希望尝试某种形式的"自由放养式育儿"。

但另一方面，过去20年却是一场漫长而令人筋疲力尽的行军，方向始终是加强父母监控，而且不仅仅是对孩子的监控。自《自由放养的孩子》出版以来，追踪孩子位置的父母比例，已经从几乎为零上升到了100%。（我有些夸张，但也没有夸张太多。）而且，正如我在有了孩子之后所发现的那样，随着技术进步，用于监控年幼孩子的产品也呈爆炸式增长。斯凯纳齐的孩子还小的时候，婴儿监视器基本上只有音频功能。而在如今这个智能监视器盛行的时代，她说，不妨想象一下，监控婴儿的每一次呼吸，会给父母带来怎样的影响。"你仿佛也得屏住自己的呼吸，不断提醒自己：‘好，她呼吸了。［喘一口气。］她呼吸了。［喘一口气。］她呼吸了。［喘一口气。］她呼吸了。［喘一口气。］’于是，你就把原本正常的日常生活变成了一场随时可能发生的灾难，而你必须时刻收到警报，才能安心。"她认为，这类应用出售的是短期的安心感，"但它带来的恰恰是相反的效果。它让你产生一种印象：只有因为你掌控着一切，你的孩子才是安全的。"

如果保持高度警惕是确保孩子安全的唯一办法，那么你又怎么可能停止监视呢？今天，你监控新生儿的每一次呼吸；明天，你会亲自盯着蹒跚学步的孩子走出的每一步；20年后，你依然在追踪他们的一举一动，只不过那时你已经远在他处。焦虑变成了一种关爱的形式，监控则变成了一种爱的表达。

大多数父母在抽象层面上都认同，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需要自己面对挑战，也需要自己犯错。他们需要学会在迷路时如何寻求帮助；需要在数学考试前因为睡过头而承担后果，这样等到求职面试时睡过头，就知道该怎么办了。然而，当你拿着手机，在数字世界里时刻守在孩子身边时，想要伸手帮忙是如此自然，介入其中又是如此容易。

斯凯纳齐认为，这些应用剥夺了父母锻炼自身能力的机会："你根本没有机会反复练习放手：让孩子离开你的视线，让自己暂时不知道他们在哪里，然后看着他们平安无事地回来。那时你才会意识到，哇，原来我并不需要每一秒都为他们担心。"然而，我们却被训练成不断查看、反复查看，仿佛只有通过手机才能获得安心。

或许，我最没想到会认同斯凯纳齐观点的人，就是Life360的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长，以及直到去年还担任首席执行官的克里斯·赫尔斯（Chris Hulls）。"我真的很喜欢她，"他告诉我，"她说的很多事情，我都赞同。"赫尔斯在加利福尼亚州马林县长大，自己小时候就是一个可以自由活动的孩子——事实上，自由得相当彻底。他告诉我，11岁时，他曾独自前往肯尼亚，住在一位圣公会牧师家中，而他此前刚刚认识这位牧师。"那里位于偏远的荒野，没有电，没有水，不仅没有手机，甚至连固定电话都没有，所以我完全无法被人找到。"他只能在每周一次前往内罗毕的行程中给父母打电话。"如果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我父母恐怕要过好几天才能知道。而且，我在那里还差点被一条鼓腹蝰咬到，"他说，"那东西真的可能要了我的命。"

显然，赫尔斯最终并没有丧命，而这段经历也成为他人生中极具塑造意义的一段记忆。高中毕业后，他加入了美国空军，随后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商科，之后创办了Life360。这个应用最初是他在卡特里娜飓风过后完成的一项学校项目。创业初期的日子十分艰难，他甚至住在朋友家的衣橱里，直到这款应用终于开始走红。赫尔斯在人生中显然并没有选择一条规避风险的道路。

他赞同斯凯纳齐关于孩子独立性的重要性的看法，也认同"安全至上主义确实存在，而且并不是一件好事"。但他认为，在一个父母本来就对安全问题忧心忡忡的世界里，Life360实际上反而赋予了青少年更多独立性，因为它让父母获得了足够的安心，从而允许孩子参加一些原本不会获准参加的活动。"确实有些父母做得太过了，"他说，"但我认为，普通青少年获得的自由和自主权实际上是在增加，而不是减少。"Life360现任首席执行官劳伦·安东诺夫（Lauren Antonoff）告诉我，普通用户每天打开应用五次。随后，一位公司发言人补充说，每天打开十次以上的用户不足4%，每天打开二十次以上的用户则不足1%。安东诺夫表示，大多数应用使用行为，都是为了处理学校接送以及其他日常事务，而不是出于安全监控的目的。

不过，安全确实是这家公司的核心业务。Life360采用免费增值模式：基本的位置追踪功能免费，但诸如个人驾驶报告、延长位置历史记录保存天数等额外安全功能，则需要每月支付9.99至24.99美元才能解锁。（和所有免费增值应用一样，它会不断提醒你升级。）赫尔斯告诉我，安全功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用户留存和收入"。于是我问他，那则广告究竟意在表达什么？广告中，母亲唱着歌，想象女儿可能遭遇死亡。"我觉得那恰恰与制造恐惧相反，"他说，"它是在拿制造恐惧这件事开玩笑。"但也许，这则广告真正高明之处就在于，它同时做到了这两件事。这则广告在YouTube上的观看次数已经接近900万。

此前向我讲述女儿宿舍家长群聊的莫琳·帕斯卡尔，之所以提起那件事，是因为她自己也明白追踪孩子行踪的冲动。"如果我能看到女儿的位置，我知道自己一定会沉迷其中，"她说。她的解决办法是让丈夫在自己的手机上安装这个应用。这样一来，真正遇到紧急情况时，她可以向丈夫询问女儿的位置；但由于中间多了一道障碍——她的丈夫——她便无法随时随地查看女儿的行踪。

其他一些母亲（没错，追踪孩子的主要还是母亲）也向我讲述了自己如何因为难以克制的冲动、习惯，或者单纯的思念，而开始查看这些应用。当朱莉·博汉农-维琴斯基（Julie Bohannon-Wyczynski）的女儿上大学后，她每天都会打开Life360。"我心里有个声音一直想让我查看她的位置，给她发短信，"她回忆自己当时的想法，"我必须放手。"她发现，自己对两个小儿子的学校成绩也有着类似的执念。她会在学校应用里查看成绩，一旦发现任何可疑的零分，就立刻追问孩子。"妈妈，老师还没把成绩录进去呢。"儿子们常常翻着白眼这样回答她。博汉农-维琴斯基本人就是一名治疗师，她很快意识到，自己只要在工作中有十分钟空闲，就忍不住查看这些信息，这并不是一种健康的行为。

事实上，在心理学家看来，反复查看应用，恰恰是应对焦虑的错误方式。这种行为被称为"寻求安慰"（reassurance seeking）。"这是一个陷阱，"长岛的临床心理学家卡米洛·奥尔蒂斯（Camilo Ortiz）告诉我，"你会立刻感觉好一些，但随后又需要再来一次。"有时候，结果甚至恰恰相反，你会变得更加焦虑。奥尔蒂斯说，几年前，他曾在一个上学日看到女儿的位置显示在一座树木茂密的公园里。"我打电话给她，却一直联系不上她，于是我陷入了恐慌，"他说，"我以每小时100英里的速度开车回家，因为我确信她在公园里被绑架了。"（实际上，她当时是乘坐地铁出行，只是应用出现了故障。）"如果让我重新来过，我会大幅减少对她的追踪。"

最近，身为Let Grow顾问委员会成员的奥尔蒂斯，开始试行一种他称为"独立性疗法"的项目，专门针对焦虑的孩子。这种疗法让孩子们共同构思并亲自完成一系列无人监督的活动，例如独自乘坐公交车，或者步行去熟食店购买冷切肉。这些活动旨在让孩子们在并非直接引发其焦虑的情境中，逐步接触少量的不确定性和不适感。奥尔蒂斯举了一个小规模研究作为类比：在这项研究中，参与者接受了针对蜘蛛恐惧症的暴露疗法，结果他们对高度的恐惧也随之减轻。

奥尔蒂斯说，最早参与这项疗法的孩子之一，是一名9岁的女孩，她害怕独自在自己的床上睡觉。她选择了独自乘坐城市公交车。结果，女孩坐过了站，但她找到了一位成年人，对方帮助她下车，并沿着多走出的几条街道折返回家。就在那天晚上，她第一次独自睡在了自己的床上。"我无法确定，但我认为，迷路这件事，以及她由此意识到，哦，即使发生了最糟糕的情况，我也能想办法解决，这对她建立自身的自我效能感至关重要。"奥尔蒂斯说。这个案例是他在2024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中报告的四个案例之一。

当奥尔蒂斯向父母介绍独立性疗法时，"他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总是：但我还是可以追踪他们的位置，对吧？"他当然会告诉他们可以，但最终目标是完全不再追踪。正如这种疗法教会孩子们容忍不确定性和不适感一样，它也旨在教会父母做到这一点。"我们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针对父母的隐性治疗。"他说。

最近，他开始尝试一种专门针对父母的独立性疗法。父母们先通过Zoom组成小组进行交流，然后让孩子们连续三周，每天独立完成一项无人监督的活动。间接治疗父母，能否也达到治疗孩子的效果？（这种基本理念也体现在一个更为成熟的治疗项目中，该项目名为SPACE，即"针对儿童焦虑情绪的支持性养育"。这个项目最近引起了广泛关注，其核心是教导父母停止迁就孩子的焦虑。）去年参加过奥尔蒂斯项目的一位父亲告诉我，他过去从未认为自己是个焦虑的人。为了保护他的12岁儿子，他允许儿子和朋友一起步行去学校、去公园——当然，前提是他能够追踪儿子的位置，有时甚至会悄悄步行跟在后面，"就像个私家侦探一样，只是为了……我也不知道，确保他们不会死掉"。按照他的要求，我在文章中使用了他的中间名：托马斯（Thomas）。

在治疗过程中，托马斯了解到，自己最终应该放弃对儿子的追踪。"什么？那简直荒唐透顶。"他回忆自己当时的想法，"我必须随时知道他在哪里。等他25岁了，我还是会想知道他在哪里。"他将那一刻形容为"一个转折点。当时我突然意识到，操，我和其他那些父母一样疯狂"。托马斯确实不再步行跟踪儿子了——但至于位置追踪嘛，他至今还没能关掉这个功能。

其他父母也告诉我，他们学会了如何应对的不仅是自己的焦虑，还有其他成年人的焦虑。毕竟，如今人们已经不习惯看到孩子独自在外行走了。"你真的打算让凯西一个人进沃尔玛吗？"达琳·史密斯（Darleen Smith）回忆说，家里人曾这样问她，谈论的正是她11岁的女儿。史密斯不仅让女儿独自去沃尔玛，还让她自己去CVS药店、美甲沙龙、电影院，以及摆柠檬水摊。后来，柠檬水摊竟然越摆越多，一共摆了六七次。"有些日子，她一摆就是三四个小时，而且一点怨言都没有。这让我很惊讶。"她说。事情也并非总是尽如人意：女儿曾挨家挨户询问邻居能否帮他们遛狗，却没有一个人接受。但当她给女儿留出失败的空间时，也同时给了女儿超越自己预期的机会。凯西通过摆柠檬水摊，赚到了1000多美元。

你不需要报名参加什么独立性疗法，才能让孩子独自乘公交车，或者不被追踪地独自走进沃尔玛。你只需要去做就行。你完全可以直接开始做这些事情。不过，在与这些父母交谈的过程中，我注意到，这个项目给予了他们一种迫切需要的许可，让他们能够打破社会规范，即使这会让所有相关的人都感到不自在。结果几乎总是比他们预想的要好。

另一位参加了团体治疗的家长考特尼·佩罗内（Courtney Perrone），开始让自己9岁和10岁的女儿独立计划晚餐、购买食材后，她所在小镇上的其他父母也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孩子同样能够做到这些。"我想，这件事最终在社区里激发了更多一点独立自主的氛围。"她告诉我，"现在已经有好几个孩子会独自去杂货店了。"

而这正是社会规范有趣的地方：它们是由我们创造的，我们同样也可以重新塑造它们。

参考文献：

[1]www.npr.org/2026/06/15/nx-s1-5854613/tracking-smartphone-kids-parents-adults

[2]www.gse.harvard.edu/ideas/news/23/10/mental-health-challenges-young-adults-illuminated-new-report

[3]ora.ox.ac.uk/objects/uuid:89103856-a239-489a-8e7e-b6c1bad43a0f

文/Sarah Zhang

译/tim

校对/tamiya2

原文/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2026/12/location-tracking-apps-parental-surveillance/689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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