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人真有那么爱当官么

 

文 / 黄章晋

山东人爱当官,今天似乎是个无需证明的事实。但我很怀疑,山东人爱当官,最早只是北京人的看法。请注意这样的一个事实:只有北京人和上海人的刻板印象才是刻板印象,因为他们的看法很容易变成全中国人民的看法。

2001 年我到北京,之前在湖南并无山东人爱当官、河南出骗子的印象——当时北京饭局正流行讲河南人的段子。九十年代的湖南,山东人河南人一般被视为体格庞大、憨厚直爽的「北方侉子」,山东人的爱当官、河南人的善骗,当时被湖南人视为自己的特长。

不过,听到北京人关于山东的传说,我立即对山东人爱当官的说法深信不疑。它们要比后来网上流传的山东人爱当官的说法段位要高级得多。

比如,一位做生意的朋友说,他注意到每到过节,北京市内山东牌照的车就多了起来,这是乘着过节跑北京问寒问暖来的,虽然河北更近,但山东人的服务更走心。

更走心的是下面这个说法:中国没有保姆市场,你再有能耐也难找到称心如意的保姆,于是就有了受过专门选拔培训的山东保姆,被介绍进京。这个说法完全不可考,比起真实可考的浙江诸暨「首长保姆村」(墨城坞),更容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我后来怀疑山东保姆是一种联想启发。

每年初春,关注国家大事的那人民群众,会被人民大会堂的服务员吸引,她们是各地精挑细选而来。但自从做了时政报道,我就知道,该关注的是不显山露水的京西宾馆。有一年京西宾馆扩建装修,各重要省份唯恐出力落于人后,但最让人刮目相看的是山东,当年京西宾馆的服务员,几乎都来自山东。这在公开报道中可以查到。

这是真走心。

今天,网上讨论的早就不是山东人是否爱当官,而是山东人为什么爱当官。而且答案也都差不太多:山东人爱当官是因为官本位思想严重,而官本位思想是因为山东是孔孟之乡。

今天要我看,不但山东人为什么爱当官的解释存疑,甚至山东人最爱当官这个事实也存疑。

当然,至少有一点是没有错的:山东是今天中国高级干部最多的省份。

・十八届、十九届中央委员籍贯分布

不过,山东高级干部多,不能证明山东人爱做官,甚至不能证明山东人更善做官,它其实只是一个结果。爱做官并不意味着官员更容易晋升,而是否「善于做官」,首先需要定义何为「善于」,我怀疑人们能就此获得共识。

网上被拿来证明山东人爱当官的常见说法是,山东人特别爱当公务员,遗憾的是,这些爱当公务员或喜欢在体制内的证据,全都是个案。

若论对体制依附性的个案故事,我 2008 年在大庆曾得到过这样的案例:石油管理局有了一批内部招工指标,动员外地工作的孩子立即辞职回来,在家长们看来理所当然,为了不让孩子错过招工,有人甚至把读到大三的孩子揪了回来。

既然说到报考公务员或进入体制的热情,那我们不妨看统计数据。

公务员分国考和省考,前者的名额远小于后者之和,而且具体到省份的统计数据非常不完备,所以,我们不妨以各省参加省考报名数、录取率作比较。

从官方网站可查到 2012-2015 年各省公务员报考的数据(部分省份不公开报名数),我挑出公务员报名绝对人数排前五的省份,得到如下粗略的表格。

・注:此表中,各省报名人数口径并不完全一致,官网有报名数和审核通过数两个口径,报名数略大于通过数,但这两个数据各省历年并不全,故尽量使用同一口径,仍有偏差,浙江、四川的人数可能高出 10%-15%,而江苏则少了 10%-15%。

从报名的绝对人数看,山东人考公务员的热情仅次于四川,但要是考虑到人口总数,显然在报名数最靠前的五个省份里,浙江人才是最爱当公务员的,在这几个报名大省里,山东人当公务员的热情只比河南人高一点儿。

但是,同样人口中,报名公务员的比例更高,并不一定意味着人们更愿意当公务员,因为较高的录取比率会吸引更多的人报考。所以,相对而言,各地公务员考试的竞争比才更能体现人们当公务员的热情。

下面,是一些代表性省份 2016、2017 年公务员考试的竞争比。

这个表大致可有如下解读:

甘肃、贵州、云南这种经济落后,机会极少的地方,才是考公务员热情最高的地方;

江苏、浙江、山东这三个经济较发达省份,人们考公务员的热情其实差不多;

广东、海南人才是中国最缺乏当公务员热情的地方;

表中黑龙江的竞争比低得异乎寻常,需要特别解释:黑龙江是年轻人在人口比例严重偏低、且大量外流的结果。

显然,目前找不到统计数据可以证明山东人更爱当公务员。

至于山东是孔孟之乡,受儒家思想影响,官本位意识更强烈,就更无从谈起。因为孔孟之乡与儒家思想,儒家思想与官本位,这几个概念之间有什么关系,都是根本无法证明的。

所以,如果你要问我山东人为什么爱当官。

我的回答是:

现在无法证明山东人比其他地方的人更爱当官,至少没有证据显示,比起它的相邻省份,山东人在择业上,并未显示出明显的公务员偏好,更无法证明这种偏好是因为某种地域性的文化观念。

好了,现在出现了一个真正的问题。

为什么山东有那么多高级干部?

其实,高级干部籍贯分布不均现象,过去要远比今天更显著。

还是以中央委员为例,1956 年的八大,97 位中央委员中,湖南籍占到 31%,到了九大、十大、十一大,虽然湖南籍比例大幅降低,但依然分布极不均衡,湖南、江西、湖北比例奇高。如果了解历史上这种高级干部地域分布不均衡的原因,今天山东高级干部多的答案就在其中。

早期高级干部多出湖南,是因为井冈山时期红军军官多为湖南人,而基层军官和士兵则多为江西、湖北人,红军长征到北方后,队伍扩大,士兵和基层军官变成了陕西、山西人,从抗战后,新鲜血液全部来自北方—— 1949 年时,不同层级干部的籍贯分布,其实是中国革命不同时期在不同区域活动的直接反映。

所以,1980 年代初,从红军老革命开始,南方诸省的红小鬼,陕西、山西的老八路,逐次进入退休年龄,此时当年在根据地参军的那批优秀青年成为年富力强的中坚力量。他们的籍贯主要集中在山东、河北、河南、苏北地区。

这片地区,是二野、三野兵员的来源地。到了 1970 年代末,恰当年龄又在恰当级别的,大都是这两支部队,因为当年四大野战军中,他们的干部队伍受冲击最小,序列保存最完整。而为其提供兵员最多的地方,第一当属山东、接下来才是苏北、河南、河北等地。

在废除终身制,干部需要年轻化知识化革命化的年代,那些条件符合更上一层楼要求的人,如果恰好是他们的小老乡,显然机会要更大一些。这种组织行为学中的奠基者效应其实是必然现象。

不要小看历史资源的重要性。江苏同样是个高级干部较多的省份,但经济更好的苏南,贡献的高级干部远不及经济相对较弱,但历史资源更丰富的苏北。

如果留意,还会发现不少巧合,1987 到 2007 年这二十年里,中组部五位部长中,两位是山东人,还有一位虽非山东籍,却在山东生活了二十多年。

当然,1980 年以后山东的经济发展,也让山东干部的仕途进步比邻居们更名正言顺。过去三十年里,山东的经济数字远比河北、河南、东北耀眼,整个北方只有山东拿得出手。

所以,山东人爱不爱以及是否愿意当干部,其实并不那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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