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课本不开明|大象公会

 

从小使用的语文课本,其实从来都是一盘大棋。

文|刘思遥

2010 年,开明书店于 1932 年出版的民国老教科书《开明国语课本》忽然焕发生机,成为了现象级热销图书。

市场的热情并不难以理解。由于中小学语文教育长期遭受争议,很多家长都难免对传说中大师辈出的民国教育满怀憧憬。

《开明国语课本》的内容,看上去的确值得期待,内容活泼隽趣,紧系儿童生活,与某些教材形成鲜明对比,不少人觉得这才是语文课本原本的样子。

· 采用「儿童本位」教育观念的民国老课本

在反思语文教育之余,人们不禁揣摩,为何民国老课本从中国人的教育里消失了?

答案似乎一目了然,1949 年两岸分治,大陆教育系统全面改造,课本也要重新编撰。

可是这样的说法并不正确,台湾人对《开明国语课本》一样陌生。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台湾人接受的语文教育,也充斥着官方的政治说教。

· 「蒋公」小时候在河里看见小鱼逆流而上,他感悟到了做人的大道理,于是从小形成了良好的品质,这样的课文才是两蒋时期台湾人的共同记忆

对「蒋公」的个人崇拜内容,遍布两蒋时期的台湾国语课本,有些歌颂蒋介石青少年时期高尚品德的,有些记录勤劳的「蒋总统」帮家里做家务,有些反映机智「蒋公」反击辱华日本教官,字里行间透露着对「蒋公」的崇敬与爱戴。

两岸虽然分治,但对语文教育的态度不谋而合,像《开明国语课本》这样的课本只是昙花一现。

民国老课本是如何消失的?台湾语文教育为何也是围绕着政治领袖?

短命的「开明国语」

事实上,被大众称赞的《开明国语课本》本身就是意识形态运动的产物,只是现如今的中国人很难察觉。

1928 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三民主义教育实施方针》,其中规定,教育要根据孙中山遗教,陶冶儿童和青年道德,养成必要的生活技能,随后 1932 年依此方针正式颁布《小学课程标准总纲》。

在《开明国语课本》第一册里,就有《帮小羊烧茶》、《帮小羊煮饭》这样传递儿童生活技能的课文。同一时期的《商务国语课本》也有类似的内容,如教儿童识别方位,认识厨房用具等。

「开明」也包含着对儿童的公民教育,比如《设立图书馆意见书》一课,围绕教室图书馆的设置,同学们展开民主讨论。此外也包括《中华》、《黄花岗》这样有关爱国主义和革命历史的课文。

然而,人们很难将这些内容与「蒋公小时候的故事」联系起来,毕竟传授生活技能、培养公民道德,与宣扬领袖崇拜有着本质区别。

造成这样反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民国老课本的编撰自由度更高,而涉及蒋介石崇拜的教材是台湾两蒋时期官方统编的。

直至 1940 年代,全国各书局依据课程标准自行编撰教科书,再送由教育部审定通过后,即可出版发行。

编撰自由使得教材百花齐放,除了人们熟知的开明,还有商务、世界、大东、中华等多家书局都出版过教材,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边区政府,也使用自己编撰的课本。

然而内战爆发之后,国民政府逐渐收回了教科书的编撰权,败退台湾之后,台「教育部」又统一编辑了新教材,加入了服务于官方意识形态的政治说教。

「蒋公看小鱼逆流而上」,就这样登陆了教科书。

「冷战热斗」在教材

国民党对语文教育政策的大转弯,源于内战失利的刺激。

从 1949 年败退台湾时起,蒋介石就多次在公开场合反思内战失利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教育失败。

蒋介石的反思十分到位,中国共产党在其统治下的地区,宣传和动员能力的确远远超过国民党,其中,根据地教科书是重要的舆论阵地。

1937 年 10 月,毛泽东为陕北公学开学纪念题词,阐述了边区政府不同的教育方针: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

依据这样的教育方针,陕甘宁、晋察冀等根据地都编撰了自己的教材,其内容和《开明国语课本》完全不同。

· 晋察冀边区《初小国语课本》的部分课文。第一册《毛主席》:毛主席,像太阳,他比太阳还光亮,小姐妹,小兄弟,大家拍手来歌唱。第二册《人民领袖毛泽东》:太阳出来东方红,中国出了个大救星。他给人民出主张,他是我们的指路灯……

边区教科书还用来阐述边区政府的各项政策,晋冀鲁豫《初级新课本》第 6 册第 1 课就是「减租谣」,高小《国语课本》第 1 册有课文「实行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第 2 册也有课文「反正我要减租」,晋察冀边区的高小《国语课本》也有课文「翻身谣」。

除了土地政策,还通过「老百姓做主人」、「民主中心的延安」、「拥护民主政府」、「反对一切专政」等一系列课文,阐述边区的三三制民主政权。

· 晋冀鲁豫边区教育厅编印的国语课本

这些教科书成了后来中国大陆语文教材的前身。1949 年建国后的第一版语文教材,就是依照老根据地教材改编的。

直到内战爆发的 1946 年,国民党政府才意识到事态严重,颁布了《印行国定教科书暂行办法实施细则》,要求各书局须印行政府编撰的标准本教科书,行销区域也要进行说明。

国民党当局的倒行逆施不仅没能挽救局势,反而引来了进步人士的抨击,主编《开明国语课本》的叶圣陶就多次批评当局压制出版自由。

败退台湾之后,意识到教育失败的蒋介石痛定思痛,开始强调搞所谓精神教育,其内核即是「救国教育」、「如何反 X,如何复国的民族精神教育……」

按照蒋介石的「训词」,国民党政府颁布了多项教育纲领,内容皆是「使每个人都成为反 X 抗 X 的斗士」,并着手修订新的课程标准,教科书编撰权收归官方,由政府编印统一的课本。

· 台湾省教育厅为《台湾省非常时期教育纲领》发布实施办法

由官方统编的国语课本完美地落实了蒋介石的「训词」,内容也十分丰富,且不断推陈出新。尤其是 1971 年「国府」被迫退出联合国后,语文教育更是被赋予「精神动员」和「思想纯正」的政治使命。

这些课文里,光复大陆山河,解救苦难同胞的主论调随处可见,甚至包括关于杀人的血腥暴力内容。此外,还有武王伐纣、卧薪尝胆这样的暗示性文章。

就连八竿子打不着的《木兰诗》,也不忘在题解中强行光复大陆:

夫木兰以一女子,为悯老父之衰苦……创造奇迹,今者国家民族,大陆父老,正遭受史无前例之祸灾,我中华儿女诵此名篇,遥望海峡,必将怆然涕下,跃然兴起,同复固有河山……

选编文言文经典时,编者也不忘攻击大陆摧残传统文化。如《大戴礼记・曾子大孝》题解:「大陆之『破坏伦理』、『非孝主义』,实颠覆国家民族至毒辣之手段」。

开头提到的「蒋公小时候故事」之外,自然也少不了孙中山小时候。

故事未完待续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台湾开启民主化进程,一元化的教育政策开始松动,官方统编的教科书逐渐退出。

1994 年台湾大学教授黄武雄发起「4 · 10 教改」大游行,有数万人参与,诉求之一就是师资及教材多元化。

2002 年「统编本」正式走入历史,教材重新开放民间出版社编写,教育部门则只负责颁订教材标准。

失而复得的编撰自由依然没能让语文教育真正脱离政治,就在去年,隶属台湾当局教育部的课纲审议委员会在讨论中提到,要把文言文从高中国文课纲中的比例由 55% 降到最高不超过 30%。

消息一出,引爆两岸舆论,不少人担忧民进党当局此举正是为了「去中国化」,搞文化台独。

课纲争议不仅仅是这一次,在 2015 年,马英九当局颁布了新课纲,微调课纲引来了强烈的抗议,「慰安妇也有自愿的」就出自抗议的台湾青年口中。

而昔日的官方统编教材,早已失去荣光,沦为恶搞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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