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口结构看中国经济中心西移

 

从人口结构看中国经济中心西移丨深度

导读:随着经济的发展,非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断下降,人口越来越成为区域经济的制约因素。那么中国近年来的人口发展情况预示了哪些重要的经济信号?未来中国哪些区域有望通在人口数据的影响下得到更好的发展机遇?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研究员的这篇文章值得我们细读。

来源丨财经杂志(ID:i-caijing)

文 | 易富贤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研究员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 21 世纪经济报道立场,不构成投资建议)

人口并非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而是与自然资源、基础设施(包括交通)、区位、政策等一样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在年轻劳动力充足、经济水平较低的情况下,非人口因素还显得更为关键。但是人口这个必要条件是 " 活 " 的,可以改善其他必要条件,比如可以改善基础设施,优化经济结构,将 " 非资源 "(如太阳光、氮气)转变为 " 新资源 "(如太阳能、氮肥)。

随着经济的发展,非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断下降,比如中国的自然资源租金占 GDP 的比例,从 1980 年的 19.1%降到 2016 年的 1.1%;高铁、高速公路、机场等的修建使得一些边远地区的交通和区位条件得以改善;发展模式变得越来越成熟、趋同,小灶式的经济政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弱,比如近年各地出台了各类区域经济政策,虽然有一定效果,但都远不如当初深圳那么有效了。而人口(生产、消费、创新)越来越成了影响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尤其是中国是长期低生育率,劳动力在快速减少,人口结构在快速老化,人口越来越成为区域经济的制约因素。因此,本文聚焦于人口本身对经济的影响,也欢迎其他学者从其他方面予以补充。

图 / 新华社

历史上人口变局对中国区域经济的影响

中原地区长期是中国的人口和经济中心。但是西晋永嘉之乱、唐朝安史之乱、北宋靖康之难,导致中原地区人口减少,江南却因为相对安稳而人口增长较快,精英层衣冠南渡,加上气候因素,人口和经济中心不断南移。

比如说安史之乱之前,江西只占全国人口的 2.8%,而到元末至正二十七年(1367 年),却占全国的 24.7%了,成为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明朝后,随着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江西人口占全国比例降至 1381 年的 15.0%、1542 年的 9.8%、1776 年的 6.3%、1953 年的 2.8%,经济占全国比例也不断下降。

唐宋时期,四川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唐天宝元年(742 年),四川人口占全国的 22%。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 年),四川人口 259 万户,占南宋的 20.4%。但是宋蒙战争导致四川人口锐减至 1282 年的 12 万户,民生凋敝。明朝时期,湖广(湖南、湖北)填四川,四川人口和经济恢复性增长,万历六年(1578 年)人口增至 310 万人,占全国的 5.1%。但是明末清初战乱使得四川人口再次锐减,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仍不足 10 万人。清朝第二次湖广填四川,四川人口占全国比例从 1685 年的 0.4%增加到 1776 年的 2.9%、1820 年的 7.8%、1910 年的 12.8%,经济占全国比例也随之提高。

在地理大发现后,美洲高产作物导致人口爆炸," 炸 " 得最厉害的是英国(含爱尔兰)和俄国。英国人口从 1500 年的 474 万人增加到 1950 年的 5309 万人。从英国独立出来的美国人口更是从 1776 年独立时的 250 万人增加到 1950 年的 1.52 亿人。18 世纪 60 年代,英国的人口爆炸引发了工业革命,随后传播到欧美地区。英美两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从 1500 年的 1.5%上升到 1950 年的 8.1%,同期经济占全球比例从 1.6%上升到 34.0%。整个西方国家的经济占全球比例从 1500 年的 18%上升到 1820 年的 25%、1950 年的 57%。

图 / 新华社

俄国(前苏联)人口从 1600 年的 2070 万人增加到 1820 年的 5477 万人、1940 年的 1.99 亿人,占全球比例从 1600 年的 3.7%增加到 1940 年的 8.5%,同期经济占全球比例从 3.4%上升到 9.3%,在 1931 年之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中国人口在鸦片战争后却增长非常缓慢,只是从 1820 年的 3.8 亿人增加到 1950 年的 5.5 亿人,占全球比例从 1820 年的 37%下降到 1950 年的 22%,同期经济占全球比例也从 33%下降到 4.6%。

欧美主导的国际海运贸易给上海带来了空前的发展机遇。年轻移民蜂拥而至上海,上海的人口从 1852 年的 54 万人增至 1949 年 540 万人,占全国比例从 0.13%上升到 0.99%。1894 年上海的对外贸易占全国的 53%,1936 年达到 60%以上;1933 年上海的工业产值占全国的 50%;1947 年全国主要城市有工厂 14076 家,上海占 55%。

俄国崛起后对中国东北虎视眈眈,迫使清朝政府于 1860 年解除对东北已经实行了 200 多年的 " 封禁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也迅速成为工业化强国。崛起的俄国和日本给邻近的中国东北带来了空前的发展机遇,东北像吸水机一样吸引着内地移民。东北人口从 1871 年的 330 万增加到 1911 年的 1800 万、1940 年的 4000 万;占全国的比例从 1870 年的 0.9%提高到 1940 年的 7.8%。东北成为中国最发达的地区,1943 年东北煤的产量占全国 49%,钢材产量占 93%,电力占 78%,铁路线占 42%。

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长三角的崛起

1979 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国际人口和经济结构再次冲击中国的区域经济格局。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是中国香港、日本、中国台湾、韩国、欧盟、北美。以现值美元为标准,1980 年这些地区占全球 GDP 的 71%,主导着全球经济和贸易格局。

1980 年美国、欧盟的中位年龄只有 30 岁、33 岁,年富力强,经济充满活力。日、港、台、韩 1980 年的中位年龄为 33 岁、25 岁、23 岁、22 岁,作为整体,经济占世界比例从 1960 年的 3.8%上升到 1980 年的 11.1%、1995 年的 20.8%。1980 年美、日、港的人均收入分别是中国大陆的 65 倍、48 倍、29 倍,这些地区的小商人到中国大陆都算是大老板。

也就是说,当 1979 年中国打开国门的时候,外贸、外资、技术、管理全来自东部海洋,加上海运的廉价,给中国东南沿海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中国外贸依存度(进出口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 1978 年 10%上升到 2006 年的 66%。

而中西部却因为远程贸易所带来的 " 冰山 " 成本,经济落后于东部,年轻劳动力不断涌入东南沿海,经济中心也一再东移。广东、江浙的经济占全国比例从 1979 年的 5.3%、11.6%上升到 2006 年的 11.4%、16.1%。

比如广东、贵州 1990 年的 0 岁-19 岁人口占全国的 5.84%、3.39%,而 2010 年的 20 岁-39 岁人口占 9.33%、2.25%,2015 年的 25 岁-44 岁人口占 9.36%、2.41%;以 1990 年 0 岁-19 岁人口为基准,2010 年、2015 年广东流入了 60%、60%,而贵州却流失了 34%、29%。

2000 年的 0 岁-4 岁儿童到 2010 年是 10 岁-14 岁,1990 年的 45+ 岁(45 岁及以上)人口到 2010 年是 65+ 岁(65 岁及以上 ) 老人,各地占比变化很小,说明儿童和老人基本都留守原籍。

中西部劳动力的外流,导致留守老人 " 老无所养 "、留守儿童 " 幼无所靠 "。

图 / 图虫

2006 年:中国经济中心开始往西南转移

1979 年以来,中西部的经济占全国比例不断下滑,然后在 2006 年开始触底反弹。

比如湘鄂、云贵桂、川渝、皖赣、陕甘宁的经济占比从 1979 年 9.3%、5.5%、7.3%、5.9%、4.5%下降到 2006 年的 6.6%、4.8%、5.4%、4.7%、3.3%,然后回升到 2017 年的 8.3%、5.9%、6.6%、5.6%、3.85%。

而东部的沪江浙、京津冀、广东的经济占比则从 2006 年的 20.6%、10.3%、11.4%下降到 2017 年的 19.6%、9.6%、10.5%。东北的经济占全国比例更是从 1960 年的 18.0%下滑到 1979 年的 13.3%、2006 年的 8.5%、2017 年的 6.5%。

也就说,中国经济中心在 2006 年开始西移,尤其是往西南移动,这是唐朝以来最大的转向。笔者在 2005 年-2008 年,预测了这种转向:发达国家由于人口老化,导致经济减速,给中国东南沿海的经贸机遇减少;中国中西部内需市场在崛起。

笔者在《社会科学论坛》2017 年第 12 期的《中国大陆当下人口实证研究》中论证了 2016 年中国只有 12.8 亿人而非 13.8 亿人。本文假设中国停止计划生育后,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将生育率一直稳定在 1.2(难度很大)。除中国大陆外的世界其他地区的未来生育率则按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 2017》的中、低方案平均。

年轻人越多,创新活力就越强,随着中位年龄的提高,创新活力不断减弱。日本、意大利、台湾、韩国随着中位年龄的提高,经济增长率直线下降。

比如日本的中位年龄从 1965 年的 27 岁增加到 1985 年的 35 岁、2015 年的 46 岁,五年平均 GDP 增长率也从 1963 年-1967 年的 9.5%降至 1983 年-1987 年的 4.2%、2013 年-2017 年的 1.1%。

劳动力是驱动经济的动力,老年化是经济发展的阻力,20 岁-64 岁劳动力与 65 岁以上老人之比反映了经济活力。日本、意大利、台湾、韩国随着劳动力 / 老人的下降,经济增长率直线下降。

比如韩国的劳动力 / 老人从 1990 年的 11.3 降至 2005 年的 7.4、2015 年的 5.2,五年平均 GDP 增长率也从 1988 年-1992 年的 9.1%降至 2003 年-2007 年的 4.5%、2013 年-2017 年的 3.0%。

日、港、台、韩的中位年龄从 1980 年的 33 岁、26 岁、23 岁、22 岁增加到 2015 年的 46 岁、43 岁、40 岁、41 岁,人口在快速老化,经济增长率在快速下降。欧盟、美国的中位年龄也从 1980 年的 33 岁、30 岁提高到 2015 年的 43 岁、38 岁,经济增速也有所下降。加上中国大陆的经济占全球比例在提升,日、港、台、韩作为整体,经济占世界比例从 1995 年的 20.8%下降到 2016 年的 9.5%;欧盟、美国的经济占全球比例也从 2003 年的 60.3%下降到 2016 年的 46.3%。

在 2004 年之前,与日港台韩、欧盟、美国的贸易一直占中国大陆总外贸的 70%以上。这些地区的经济减速,使得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从 2006 年的 66%不断下降到 2016 年的 37%,东南沿海的经济优势下降。

而随着经济发展,中国的人均 GDP 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比例,从 1980 年的 8%,上升到 2006 年的 27%、2016 年的 80%,经济从过去的出口驱动转变为内需驱动。而人口和消费中心仍在中西部,内需给中西部带来了机遇。并且西部地区的生育率高于东部,人口结构年轻,劳动力相对丰沛。这些因素驱动中国经济中心在 2006 年开始西移。

日本、欧盟中位年龄将增加到 2030 年的 52 岁、48 岁,2050 年的 55 岁、50 岁,人口占全球比例也将下降,GDP 总量占全球比例必将继续下降,给中国的经贸机遇将继续减少。

美国的人口结构变化相对平稳,2030 年、2050 年的中位年龄将只有 40 岁、44 岁,总人口和劳动力还将继续增长,加上研发优势,今后经济占世界比例将长期波动在 21%-25%。但是一方面由于美国正在重振制造业、抬高市场准入门槛,一方面由于印度等国的产品开始占有美国市场,中国产品在美国市场的份额可能将下降。

而 2015 年东南亚的中位年龄还不到 29 岁,正处于迸发经济活力的阶段,加上地缘优势,对华贸易占中国外贸的比重从 2000 年的 8.3%上升到 2016 年的 12.3%,很快就要超过欧盟对华贸易了。2015 年南亚(包括印度)、中亚、西亚、非洲的中位年龄分别只有 26 岁、26 岁、27 岁、19 岁,作为整体,经济占世界比例从 1994 年的 5.4%上升到 2016 年的 11.4%,对华贸易占中国外贸比重也从 2000 年 -2002 年年均 15.7%上升到 2014 年-2016 年年均 26.2%,还将快速上升。

今后几十年东南亚、南亚、中亚和西亚将是最有经济活力的地区,将给中国西部带来发展机遇,推动经济中心继续西移。今后到这些地区的铁路修通后,中国西部将从开放的 " 三线 " 变为 " 一线 "。

图 / 图虫

从劳动力迁徙看各省的经济前景

20 岁-39 岁黄金年龄劳动力是最有经济活力的人口。东北 20 岁 -39 岁人口占全国比例从 1981 年的 10.1%下降到 2015 年的 7.6%,同期经济占比也从 13.1%下降到 8.0%。

由于东北年轻劳动力数量在下降,人们就误以为是人口外流。其实东北的人口流出、流入大致平衡,辽宁略有流入,黑龙江略有流出。比如,2015 年黑龙江人口净流出,但是常住人口中仍然有 55 万是外省人。

很多人以为东北人口大量流往海南。但海南 2015 年常住人口 911 万人中,外省人口只占 62.5 万人,包括 6.4 万东北人(集中分布在三亚)。由于三亚常住人口中有 20%是外来人口,外来人口中又有 22%是东北人(3.7 万人),再加上东北人明显的体征和语言特色,这就给人一种假象:在海南的东北人很多。

广西的劳动力流失率远比黑龙江高,但是由于生育率较高,补充了劳动力,留在本省的 20 岁 -39 岁人口占比仍然稳中有升,经济占比也没有像东北那样大幅下降。东北经济衰退的原因当然很多,但是核心原因是他们不再 " 制造 " 东北人了," 人口制造业 " 的衰退,必然导致 " 物质制造业 " 的衰退。

川渝常住人口 20 岁-39 岁人口占比的降幅比东北还大。但川渝是因为劳动力外流,而东北是因为生孩子太少。川渝外出打工的劳动力仍寄钱回家养孩子、养老人,仍在贡献家乡的内需和经济。2010 年笔者在西南大学演讲曾判断重庆的劳动力将开始回流,今后几年重庆的经济增速将领先全国。

现在果然如此。

比如 1990 年重庆、四川的 0 岁-19 岁人口占全国的 2.31%、6.64%,而 2010 年的 20 岁-39 岁人口只占 1.81%、5.37%,说明劳动力严重外流;但是 2015 年的 25 岁-44 岁人口却占全国的 1.96%、5.43%了,有经验、有见识、有技术的青壮年劳动力在回流。而东北既没有人寄钱回来,也没有人可以回流。

为什么外迁劳动力开始回流?区域发展不平衡是人口流动的动力,而区域均衡化发展是趋势。以前伦敦、巴黎、纽约、东京的人均收入远高于全国,吸引着人口流入。但是后面由于各地基础设施的改善和财税制度的倾斜,人均收入差距不断缩小。

比如说,密西西比一直是美国最穷的州,人均收入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例从 1930 年 32%上升到 1950 年的 51%、1980 年的 70%、2015 年的 72%;而纽约州却从 1930 年的 168%降至 1950 年的 122%、2015 年的 122%。

1956 年东京的人均 GDP 是全国的 1.95 倍,吸引着人口流入;1967 年降至全国的 1.55 倍后,东京人口占全国比例开始下降。日本最穷的冲绳县的人均 GDP 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例也从 1970 年的 41%上升到 2000 年的 66%、2014 年的 71%。

深圳的人均 GDP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就已经是全国的 5 倍了,1991 年更是 6.5 倍,广州也是全国的 3.2 倍,吸引着年轻劳动力涌入广东。上海、北京在 1996 年、2000 年放开人口闸门时,人均 GDP 分别是全国的 3.7 倍、3.1 倍。

重庆、四川、湖南、贵州、安徽、广西等劳动力输出地的人均 GDP 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例在 2005 年前后触底反弹,从 2005 年的 81%、59%、66%、34%、57%、55%上升到 2017 年的 103%、72%、82%、61%、71%、68%。而 2017 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人均 GDP 只是全国的 2.1 倍、2.0 倍、2.5 倍、3.0 倍了,还将继续下降,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在下降。

湖南、广西、安徽、河南、四川是主要的人口流出地,2015 年光是向北京、上海、广东这三地就分别流出了 488 万、362 万、348 万、329 万、299 万人口。从 25 岁-44 岁劳动力流失率来看,贵州、河南、安徽、广西流失率最高,2015 年分别流失了 29%、21%、20%、20%,留守危机也最严重。但是流失率高也意味着今后人口回流势能大。

对于人口输出的中西部省份来说,人均 GDP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意味着有后发优势,有经济上升的强大势能。现在中西部的基础设施在改善,国家也出台了扶贫政策,将增强经济造血能力,拉动内需,区域发展差距将继续缩小。考虑到路费和骨肉分离的精神成本等,外迁劳动力部分会带着技术、资金回流,将迎来一波劳动力红利,像前些年重庆那样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而劳动力流入地(珠三角、长三角、北京、天津)的经济占全国比例将下降。

东北由于人口老化,经济活力减弱,人均 GDP 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例不断下降。1960 年东北的人均 GDP 是全国的 2.1 倍,1980 年还是 1.5 倍,而 2015 年降至全国平均水平,2017 年只是全国的 82%了。人口外移的势能加大。

从人口结构看各省的经济前景

近期的经济看人口迁徙,长期的经济看人口生产(生育率)。将 1982 年、1990 年、2000 年、2010 年四次人口普查的生育率平均可以发现,东北、北京、天津、长三角最低,西部地区最高。生育率的差别也导致年龄结构的差异和经济活力的差异,东北的中位年龄最大,经济率先衰落。西部地区中位年龄小,经济潜力大。

北京、上海由于吸引了外来年轻人口,2015 年常住人口的中位年龄只有 38 岁、40 岁,但是户籍人口的中位年龄高达 44 岁、50 岁,比东北还要高;如果没有外来年轻劳动力,经济比东北还糟。

2015 年广东的外来人口的中位年龄与北京、上海一样只有 33 岁左右,由于户籍人口的中位年龄也只有 33 岁,因此常住人口的中位年龄只有 33.7 岁,全国最小。广东的人口结构最年轻,是因为 1980 年全国实行一胎化时,习仲勋主政的广东却出台了《广东省计划生育条例》,允许生二孩,其中农村的二孩政策一直延续到 1998 年,使得广东户籍人口 " 额外 " 多出生了数百万孩子,给经济注入了 " 额外 " 活力,改变了中国几十年的区域经济格局。但是由于广东在 1998 年取消了二胎政策,生育率快速下降,今后的人口结构也不容乐观。

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的儿童比例低,吸引了大量外来年轻劳动力,有利于近期的经济;但随着时间推移,年龄结构将由目前的纺锤形变成极为危险的倒三角形。这些大城市生育环境恶劣,民不聊 " 生 ",生育率长期只有 0.7,如果继续吸引外地年轻人,这些人生不起孩子,而相当部分将在此终老,今后将面临空前的老龄化危机,威胁社会稳定。并且,过多的年轻人流入这些大城市,也会使得全国的生育率低下,将会导致今后全国宏观经济的衰退。

年龄结构最好的是广西、贵州、西藏、云南、江西、河南、安徽等省,儿童比例高,后备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今后老年化危机轻。

图 / 图虫

假设 2015 年后人口不再跨省迁徙(事实上仍然会有跨省迁徙的,比如现在的流动人口部分将返回原籍)。各省 2015 年常住人口年龄结构采纳 2015 年 1%人口抽样调查《各地区分性别、年龄的人口》数据,再用《中国大陆当下人口实证研究》中全国各年龄数据推算各省的各年龄人数。2000 年、2010 年人口普查全国生育率为 1.22、1.18,平均是 1.20,假设各省未来的生育率也稳定在 2000 年、2010 年普查的平均水平,比如吉林为 0.80,广西为 1.67。

20 岁-39 岁人口占比下降越快,劳动力 / 老人越小,中位年龄越大,那么经济活力就越低。2035 年 20 岁以上人口是 2015 年之前出生的,因此 2035 年的 20 岁-39 岁人口占全国比例、劳动力 / 老人是已经确定了的,不受今后生育率影响。

老龄化指数又称老少比,是指 100 个儿童(0 岁-14 岁)对应的老年(65 岁及以上)人口数,指数越高说明老龄化程度越深。由于老人和儿童基本都留守原籍,因此老龄化指数比中位年龄更能反映真实的老年化程度。

2015 年东北的中位年龄已经超过 43 岁了,相当于日本 2006 年的水平。日本 2004 年-2008 年 GDP 年均只增长 1.2%,而辽宁、吉林、黑龙江在 2014 年-2017 年 GDP 还年均增长 2.6%、6.3%、6.0%。原因之一是东北的劳动力 / 老人在 2015 年还有 6.7,只略低于全国的 6.9,而日本在 2006 年只有 3.0 了。但是东北的劳动力 / 老人在快速下降,今后将是全国最低,经济活力最弱,社保危机最严重。没有人口再生产的一场革命,东北是很难振兴的。

从各项人口参数综合判断,东北的人口结构最差,其次是华东、华北、华中,最好的是西南、西北。西南比西北有人口规模优势,自然条件也更好,并且在新的国际贸易体系中,拥有最佳的区位优势,因此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广西、云南、贵州的经济增速将领先全国。加上广东的人口结构也较好,因此中国经济中心是往西南转移。

三大城市群中,粤港澳大湾区人口结构最好,京津冀其次,长三角最差。江苏的经济不可能超过广东,因为户籍 20 岁-39 岁人口在减少,人口快速老化。人口结构也影响社会心态,广东最开放,上海次之,东北最保守。全国的人口结构不断老化,社会心态也将不断 " 东北化 "。

四川、重庆近年经济增速领先全国。在新的国际贸易格局下,今后的区位优势也不错。但是两地的生育率长期低于全国,经济后劲并不足。

全国各地的人口结构差距甚大,应该因 " 人 " 施政。东北已经进入了 " 经济老年 ",需要 " 养生 ":优化经济结构,力求如日本、德国那样在恶劣的人口结构下仍能维持经济的低速增长。德国、日本的经济之所以相对较好,是因为 2016 年仍然有 28%、27%的劳动力从事工业,实体经济还坚挺;而法国、英国、希腊只有 21%、19%、15%的劳动力从事工业。

东北如果 " 不服老 ",继续追求速度,会导致经济结构恶化和数据的水分。老人如果 " 养生 " 得当,可能长寿百岁;否则,可能只能活到六七十岁。因此,人口结构恶化,决策需要更为科学、精细才行。东北的生育率在 1980 年就低于更替水平了,比全国早 11 年,东北的今日就是全国的明日。全国的人口结构都在快速老化,急需出台有效的 " 休养生息 " 政策,提升生育率。

很多人认为政府的职责是发展经济。其实在人口结构改善后,经济也会随之而增长,这已经被中外历史反复证明。亚当 · 斯密认为 " 国家繁荣最关键的因素是其居民数量的增长 "。那么对政府来说,还有什么比发展人口更重要的?

为政一方,如果只注重经济增长而忽略人口发展,将人财两空,导致区域的长期衰败;注重人口发展,将人财两旺。没有 " 人口制造业 " 的振兴,就不可能有 " 物质制造业 " 的振兴。唐太宗等政治家将婚育和人口增长作为考核官吏升降标准,比现在以 GDP 为主的考核标准合理的多。各省的经济前景取决于如何引导年轻人生儿育女。

21 君

你认同作者的观点吗?你又认为中国未来哪些区域最能享受到 " 人口红利 " 呢?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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