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疯狂的外星人》监制李修文: “我和宁浩是同一个价值下的两种面目”

 

2019 年春节的大年初一,备受期待的宁浩 " 疯狂 " 系列影片第三部《疯狂的外星人》正式上映,取得超 20 亿票房的同时,也陷入了网友们两极分化的评价及争议之中。

李修文与宁浩,监制与导演,一对 " 神助攻 " 般的组合。但面对媒体,李修文始终刻意弱化自己的角色定位。" 我和宁浩是朋友,我只是被他竭尽所能面对创作的苦心所感召,尽量去帮他做一些我能做的事情。我就是陪着他走了一段。"

也许,这既是出于自谦,也是对宁浩的尊重。在李修文心里,他和宁浩都很执迷于描写中国的小人物," 我与宁浩的风格不一样,作品的面目也不一样,但我们在赞美和肯定中国人这个共同价值上,我们是一样的 "。

说起《疯狂的外星人》,李修文表示:" 不论外界评价怎样,我个人认为这是宁浩导演最好的一部作品,我有信心,这部电影放在更长的时间维度里去看待,会得到公正的认知和评价。"

谈电影

" 宁浩能把古今中外、宇宙天空与脚底下的事情自洽 "

大年初七,李修文和宁浩一起到达长沙为电影作宣传。李修文说,从那时开始直到现在,宁浩一直都处在对于电影的 " 复盘 " 中。" 复盘出什么结果了呢?" 记者问。

" 本质上,这是宁浩个人的事情。一部电影上映后的复盘,也是宁浩保留了多年的习惯,据我所知,他经常在电影拍摄结束之后,不管在哪里,他都一个人开车回北京,在独处中去复盘整个拍摄过程。" 李修文说," 我也不想夸大我在这个电影中所起的作用,对于我来说,《疯狂的外星人》这部电影完完全全是宁浩的作品,我只是他的一个助手而已。"

李修文与宁浩成为兄弟,源于多年前的一次酒局,两人正好坐在一起,就此一见如故,成为了志同道合的伙伴。" 我与宁浩的风格不一样,作品的面目也不一样,但我们都很执迷于描写中国的小人物,在赞美和肯定中国人这个共同价值上,我们是一样的。"

从宁浩萌发改编刘慈欣小说《乡村教师》这部小说的念头开始到现在电影上映,整整九年时间,在最终方案确定之前,五年时间里剧本至少调整了三四个方向,甚至写到小说版权过期,剧本还没完成,宁浩只得又重新买了一遍版权。这是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

李修文见证和陪伴了宁浩走完这场苦战:一起去到黄土高原荒无人烟的山沟里采风,在陕西、甘肃寻找更准确的环境和人物,一起为电影细节彻夜讨论,谈着谈着,宁浩就干脆拉李修文来做这部电影的监制。

在李修文看来,宁浩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导演,他有一种 " 治大科幻如烹小鲜 " 的能力。" 宁浩总是能够把古今、中外、宇宙、天空、脚底下的事情,非常圆满地自洽。这是《疯狂的外星人》的成功之处,这也是别的作品不可取代的。" 李修文说。

对话

潇湘晨报:你在《疯狂的外星人》任监制,对这部电影中起到的作用是什么?

李修文:这个不好说,因为我不能自己夸自己。我一直很喜欢戏剧戏曲,它本身就是埋藏在我骨血里的基因。但如果因为我写一个剧,别人觉得我写得不错就要我再写一个类似的题材,但凡这样的要求我都是一概拒绝。

我和宁浩是十几年的朋友,他觉得他在拍电影的时候需要一面镜子,来照自己。他找我来,也许就是需要我起到一个提示器的作用。科幻电影是一种工业体系制作难度非常大的电影,它的整个创作过程是开放的,每一个环节都是一个一个的创作主题,宁浩是一个文化属性特别强的导演,需要有人不断来提示他,一定要进行他自己的独特的文化表达,恰好我既了解他,也了解他的美学风格,和他在这部电影要实现的抱负,所以就陪着他走了一段。不过我是他的助手也就只是助手,电影核心是导演,我们剧组一两千人要做的就是帮助他无限逼近他要的那个世界。

潇湘晨报:今年的春节档有两部电影都改编自刘慈欣的小说,你认为是《疯狂的外星人》好看还是《流浪地球》好看?《疯狂的外星人》改编自刘慈欣小说《乡村教师》,为什么电影和原著相去甚远?

李修文:《流浪地球》我还没看过,但我一定会去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以个人情感论,我肯定更喜欢《疯狂的外星人》。

刘慈欣老师的作品本身就很丰富。昨天路演的时候,我还在跟黄渤说,如果有一天黄渤来拍刘慈欣老师的作品,可能也会有黄渤自己面目的表达,这也恰恰说明了刘慈欣小说的丰富和复杂。就像金庸的作品一样,每一个导演来拍都会有自己的面目。原著往往是给我们提供某种养分,但二度创作的主创人员也需要获得他自己创作的某种独立性,也会借你原著的这杯酒,来浇自己心中的块垒。

在刘慈欣的《乡村教师》这部小说里最主要的一个精神,就是太空文明和黄土文明碰撞所产生的荒诞处境,它是这部小说的最重要的一个内核。而这个内核很淋漓地贯彻在这部电影里,顽强保留下来的。我们对这部作品很有信心,放在更长的时间维度里,不要仅仅放在春节档这一个时期,观影的口碑一定会还给它一个公正的评价。

潇湘晨报:《疯狂的外星人》中黄渤有一句话:活人还会被尿憋死。这不仅是宁浩电影中人物的个性和命运,也是你众多文学作品中的中国人的抗争的命运,你怎么看待这句话中所蕴含的中国人的人性和坚韧?

李修文:几千年以来,宗教乃至信仰传统其实并没有多么强烈地介入和影响我们这个国家里每个人的现实生存。在庞大的历史洪流里,中国人每一个个体不倒下,更多依靠的是自身的不服输的劲头,叫 " 退无可退无需再退 ",需要一种强大的动力支撑才活得下去。宁浩一直在讲述这样一些人物,我也非常赞赏他一贯的这种风格。

谈创作

" 对在苦难中的人如何不倒下持续感兴趣 "

就如张爱玲说过的 " 成名要趁早 ",1975 年出生的李修文十余岁就以小说出道,一鸣惊人,成为全国最年轻的专业作家。他写过长篇小说《滴泪痣》《捆绑上天堂》,担任过纪念红军长征八十周年而制作的献礼剧《十送红军》的编剧。2017 年,李修文推出首部散文集《山河袈裟》,并凭借此书在 2018 年 8 月 11 日,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

在《山河袈裟》中,李修文写到的都是很卑微的小人物,读起来却让人很熟悉,他们就像我们小时候的邻居,很久不见的远亲,或者每天都能遇见的路人。比如那些前一天结识,第二天就过命的弟兄们,比如那个把女儿锁在路灯杆上、唱黄梅戏的妈妈,他们的平凡经历中蕴含着传奇,他们的小情绪里有着大悲喜。落笔很淡然,却会唤起读者猝不及防的震撼与感动。

" 写作是我困顿中的正信,游历时的袈裟。" 从小说到《山河袈裟》,李修文坦言自己热爱的词语已经换过了一批。" 在我曾经的作品是看不到大地、看不到人民这些词语的,生活和遭遇已经把我改造成为另外一个人,已经脱胎换骨了。"

对话

潇湘晨报:创作小说需要很多人生经历,你的创作灵感从何而来?

李修文:我的小说创作应该是来源于一种本能和直觉,小时候跟着祖父祖母在农村长大,那个年代,对于农村长大的孩子来说,没有考大学这种指望,搞好学习不是一个迫切的事情。我很喜欢看戏,我们老家有很多剧种,虽然我生长在湖北钟祥,但由于我的家乡靠近襄阳,襄阳又靠近河南,所以我听得最多的是豫剧。另外还有楚剧、荆州花鼓戏,荆州花鼓戏最早发源于渔鼓调,渔鼓调实际上是这里的人发了水灾以后背个鼓出门乞讨时唱的。

看这些戏的时候,好像唤醒了什么。既有美的觉醒,也读出了一种中国式的生存哲学与生命力。我特别喜欢古典故事,也喜欢所隐含的生存方式,最爱看的是经典豫剧《卷席筒》。这些成为了我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一个缘由。

潇湘晨报:《山河袈裟》你写了十年,你曾说过,《山河袈裟》是你的口供、笔录、悔过书,它让你觉得脱胎换骨,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李修文:在我以前的作品是看不见大地、人民这些词汇的。词汇为什么会换呢,无非就是你的身体、你的足迹去踏足过、丈量过这些词汇。

生活和遭遇已经把你改造成为另外一个人。在这样一个被改造的过程中,当然就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了。作家的骨骼,其实就是他所热爱的词语。现在重新热爱的词汇已经帮你重新组成骨骼。

潇湘晨报:你是怎样进行写作的?是碎片化的积累还是为了写作而旅行,还是会单独开辟出一个时间与空间来进行专项的写作工作?

李修文:我从来没有单独开辟一个时间去写东西,而是不管什么时间,不管在哪里,当我产生感受的时候,我就去写它。我的《山河袈裟》里很多文章在结集出版前都没有发表过,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我是放弃了发表、出版,甚至放弃了某种文学生活。我就是想用这种写作方式,逃离某种过去的生活,我就想变成一个重新做人的人。事实上,我在写作和生活的历程里,我从来没有刻意做过什么。

潇湘晨报:在《山河袈裟》中,你写到的都是很卑微的小人物,你是主动地去跟他们交往吗?你从他们身上寻找到了 " 人民 " 这个词语,你怎么理解 " 人民 "?

李修文:我觉得这是我的一种本能,并不刻意。我在日常生活中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并不满怀伟大抱负。年轻时候的写作更多靠审美,靠想象推动,现在只能跟随遭遇和气质去写作。遭遇把你带到新的地方,就凝成新的气质。写作从根本上是自己与自己的一场战争,一次祷告。我一直靠直觉和本能去生活和写作,并没有让自己一定去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那样的话太矫情了。

人民就是你我他,就是众生。我不会去强调一个一个的个体生活,我为什么要使用人民这个词呢?因为人民就是 " 在私为人,在公为民 "。人民更像集体,意味着某种依靠,我需要这种依靠。

潇湘晨报:《疯狂的外星人》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主角——猴子欢欢。《山河袈裟》其中一篇《义结金兰记》讲的就是猴子的故事。在耍猴人的家乡,猴子与人类不仅是朋友、伙伴,更是亲人、父女。你是一直都在探索人类与猴子的关系吗?

李修文:这个纯粹是巧合,宁浩拿刘慈欣小说版权,从萌发这个念头到拍摄这部电影,已经整整 9 年了。我写的那只猴子,和电影里的那只猴子相比,完全是另外一种面目。

我和宁浩都一样,我们很执迷于描写中国的小人物。虽然我们在描述的时候都有不同的面目和风格,但在赞美和肯定中国人这个共同价值上,我们是一样的。

《义结金兰记》的故事发生地,我前前后后去过很多次,你可能觉得这两只猴子有点巧合,但其实八竿子打不着。《疯狂外星人》是一个融古今、中国、外国、外星球于一炉的文化浓汤。而我只对在苦难当中的人如何不倒下持续感兴趣。这两者之间没有可比较性。

谈 " 跨界 "

不会进军影视圈,写作才是我的本分

李修文身上有很多标签:少年出道的作家、炙手可热的编剧、票房电影监制,还有一个:作协主席。2015 年,李修文当选为武汉市作协主席,成为武汉作协史上最年轻的作协主席。2018 年 7 月 20 日,在湖北省作家协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李修文当选为新一届湖北省作协主席。43 岁的他,是湖北作协史上最年轻的一届主席。

很多人在谈到李修文的时候,使用了 " 跨界 " 这个词。然而李修文本人却表示:跨界是不存在的。作家就是要不断地表达自己的内心,不必被文体的分野束缚,也不必被自己的身份所束缚。" 一个作家最终的定位,是由读者、历史和时间来选择和共同定位的,不由作家本人的意志为转移。作家总有很多东西需要去表达,没有必要用身份来束缚自己,表达的工具和题材是什么,其实无所谓。"

对话

潇湘晨报:写小说和写散文的内心感受有何不同?更偏向于哪种创作?

李修文:其实我在进行表达时是不在乎文体的。小说就像是在建构一个世界,散文是凸显自己个人的精神个体最真实的部分,是一种扪心自问,也是自我的清洗和擦拭。当我遭遇到了一个具体事件,是根据自己的感受来抒发和表达的,哪种文体合适就写什么,也许我认为各种文体之间也不存在太明显的分野,内心想表达的东西没有必要躲在一个文体的囚笼里。

我从二十多岁开始写中短篇小说,同时还给好多剧做过文学顾问、策划。所以对我个人来说它一直都是连贯和延续的。这就是我的生活和创作。

潇湘晨报:纯文学与影视通俗文化的创作有什么不一样?从内心的写作冲动、成就感来看,你更喜欢哪一种工作?

李修文:对于我来说,应该是比翼双飞。对纯文学和影视文化,我都同样严肃认真地去对待,它们对于我来说都是同等意义的创作,没有谁更精英谁更庸俗之分。

其实纯文学和影视文化并没有高低之分,这个时代的很多影视剧,在预言和揭示当代人类的生存处境上,已经起到了古代经典作品的作用。很多大众叙事里埋藏着很多经典可能性,我们对于经典的概念,也需要一个重新认识。

从历史长河的维度来看,纯文学和大众文化,都是 200 年来成立的语境。其实,在我们古代,小说的说字就是喜悦的悦字。" 小说 " 其实就是 " 小小的喜悦 ",中国的小说传统是起源于茶余饭后勾栏酒肆之言,古典四大名著在诞生之时,也没有承担最后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定义。我们现在又来到了这样一个时代,这个时代的评价维度如此丰富,我们先不用管那么多,当你有感受你就先进行表达,它最后的定义与认知,这都不是靠一个时代能够完成的。先埋头写作,把命运交给时间。

潇湘晨报:怎么看待网友评价你是一个 " 跨界 " 的作协主席?

李修文:其实对我来说," 跨界 " 是不存在的。一个作家怎么创作,用什么方式去生活,这并不是能用条条框框去限定和囚禁的。其实我们古代很多文人身上也并没有太多的分野。比如孔尚任、汤显祖,他们是举世闻名的戏曲家,但其实他们也写过很多文章。还比如李渔、蒲松龄,他们都是想写小说的时候写小说,想写戏曲的时候写戏曲。他排一部戏,造一座园林,对他来讲都是文人在创作。一个作家最终的定位,是由读者、历史和时间来选择和共同定位的,不由作家本人的意志为转移。作家总有很多东西需要去表达,没有必要用身份来束缚自己,表达的工具和题材是什么,其实无所谓。

我对戏曲和影视,有强烈而持久的兴趣,这不是今天才开始的。我从小受到戏曲的影响,进而转向文学。我本身就在写小说之前已经开始写剧本了。影视和纯文学创作是两套语境,对于有些人来说转换很困难,但对我来说不存在别扭的转换。

潇湘晨报:今后有什么打算?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哪里?

李修文:我是一个作家,写作是我的本职,我一辈子都会是个严肃认真对待写作的创作者。我还是湖北省作协主席,也有很多属于我的本职工作要去做。当然,出自对影视和戏曲的兴趣,如果某一个作品或者某一个导演感召了我,我还是会去参与到影视工作中去,在作协主席的位置上,我更要去认真地去帮助那些需要我去帮助的作家。所以,影视工作于我而言,不是迫切的事情,我也不会对其进行任何规划。

撰文 / 潇湘晨报记者储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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