阑夕 07-12
刘慈欣的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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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客」刊登了一篇描写刘慈欣赴美领奖的长稿,内容亮点很多,与其说它是一篇采访,不如说更像一篇随笔,记者本身的出场欲和出场率很高——当然也要考虑到是她陪着刘慈欣在华盛顿观光多日——这种不太克制的写作方式,反而给内容增添了许多生动性,主客双方的互动亦精确的呼应了文章的副标题:「一个著名科幻作家对中国全球性崛起的观察」。

从某种程度上,理解中国的文艺创作者在海外表达时的过分谨慎是必要的,因为政治错误的后果往往要比很多人想象的严重得多,当然这同时也带来了分辨言论的难度,因为你不知道他的哪些叙述是真情实意的,哪些叙述又是照本宣科的,这多少会造成一些模糊不清的矛盾。

比如在和刘慈欣的相处中,「纽约客」的记者就察觉到他对兜售他作品中的地缘政治概念越来越小心,甚至不无尖刻的驳斥了小说能作为对历史或时事的评论的想法:「重点是(小说可以让人)逃离现实世界!」

但是刘慈欣也认同「科幻小说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不能被低估」的说法,「三体 II:黑暗森林」的翻译乔尔 · 马丁森甚至直言不讳的说:「不难看出,由于对资源的渴望和对被消灭的恐惧,三体人与给中国设陷阱的帝国主义者之间有着相似之处。」

另一方面,无论刘慈欣本人是怎么想的,在作品完成并发行的那一刻起,定义它的权力就如同泼出去的水那样不再掌握在创作者本人手中,「三体」三部曲的读者结构素来是使这部小说显得尤为特殊的原因之一,中国互联网行业的企业家们相当关注其中霍布斯式的竞争隐喻并颇有代入感,Facebook 的创始人马克 · 扎克伯格和美国上一任总统贝拉克 · 奥巴马同样也对「三体」赞誉有加,甚至还有体制内的高官作为刘慈欣的热心读者,把他请到办公室里去交流剧情解读。

有趣的是,在刘慈欣的短篇小说被收录到了中国的中学教材里之后,曾有记者把中学考卷里关于这篇作品的阅读理解题目拿去考刘慈欣——就是提炼「中心思想」这些——然而后者的回答和标准答案相差甚远,刘慈欣在得知结果之后无奈的耸了耸肩,说道:「我没有抱着什么自负的想法开始创作,我只是想去讲一个好的故事。」

三部曲的成功归功于在中国一度游走于文学边缘的科幻小说逐渐成为主流体裁的确立。刘慈欣认为,这种趋势标志着中国人思维更深层次的转变,科技的发展激起了探索宇宙可能性的兴奋度。

「三体」三部曲在航空航天工程师和宇宙学家中有着重要的一席之地:一位科学家写过一个阐释指引「三体中的物理学」。几年前,中国航空航天局曾要求刘慈欣——这个第一份工作在水电行业做计算机工程师的人——为技术人员和工程师讲解「科幻小说思维」,希望能够以此创造出更有想象力的方法去解决科学问题。最近,他曾被邀请过去检验探测外星通讯的巨型射电抛物面天线。该项目的工程师曾一直和刘慈欣保持联系,告知他项目的进展,并且对其强烈的表示出钦佩之情。

在西方,科幻小说的兴起与物质资源的丰富存在莫大的联系,是乐观、好奇和对于科技工业的信心,支撑起了一个仰望星空的巨大市场,但是这种历史规律似乎并不适用于中国的科幻行业,刘慈欣的作品里有着大量的残酷元素,这并非是其个人趣味使然,而是和他的经历息息相关。

刘慈欣的爷爷有两个儿子,在抗战期间为了竭尽所能的保障家庭,他做了一个寒心但很实际的选择:让一个儿子加入国民党的军队,让另一个儿子报名共产党的军队,抽到后面一签的,正是刘慈欣的父亲,直到今天,刘慈欣都不知道他的叔叔下落如何。

文革期间,刘慈欣的父亲失去了工作,举家迁往山西省的阳泉煤矿,他还记得在夜间听到过枪声,看到卡车上挤满了人,手持枪,戴着红色的臂章,在形势最严峻的期间,刘慈欣被送去了河南,去爷爷奶奶住在一起,他在 12 岁的时候遭遇了 1975 年的河南洪灾,十余万人不是淹死就是饿死,回想当年的场面,他在后记里写道:「到处都是光着脚、披着布条而不是衣服的灾民,我以为我眼前就是世界末日。」

刘慈欣是从他的父亲递给他一本儒勒 · 凡尔纳的「地心游记」开始对科幻事业产生兴趣的:「书中的一切都描述的很有权威感,对细节一丝不苟,让我以为那一切就得是真的。」成年以后在娘子关电厂的闲适工作,让他有了付出大量时间阅读书籍并练习技巧的空间,阿瑟 · 克拉克、冯内古特、布拉德伯雷、托马斯 · 品钦,还有乔治 · 奥威尔,都成为了他的知识源泉,八十年代中国开放引进西方文学的出版业,同样是功臣之一。

刘慈欣说当他第一次读完「2001:太空漫游」之后,他走到门外,盯着夜空思绪万千,那时的大气污染还不严重,硕大的银河在头顶上肉眼可见。他说他那一代的中国人很幸运。他们看到的变化是如此之大,现在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于他们童年的世界里。「中国是一个未来主义的国家,」他说,「我意识到周围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像科幻小说描述的那样,而且这个过程还在加速。」

就在「流浪地球」出版的 2000 年,刘慈欣所在的发电厂裁掉了一半的员工,而这不过是那一轮全国下岗潮的一个缩影,尽管已经在写作事业里初露头角的刘慈欣并未受到太大影响,但他再次经历了国家乃至社会的剧烈变动,这让他对于极端情形的想象和构思超于常人。

所以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刘慈欣的小说里,带有正面意义的角色都是那些敢于且能够做出残酷选择的人,而理想主义和善良反而会成为阻碍,当西方的年轻人还在为该让火车碾死一个人还是碾死五个人争论不休的时候,刘慈欣已经轻而易举的提交了他的答案。

比如在「三体」里就有这么一个情节:地球濒临崩溃前夜,一个名叫程心的科学家与她的助手准备逃离地球的时候遇到了一群小学生,宇宙飞船只能容纳三个孩子的重量,而程心——在三部曲中有着最接近西方价值观的一个人——在面对选择的时候不知所措。她的助手提出了三个问题,选了最快答出正确答案的三个孩子进入飞船。程欣惊恐的盯着她的助手,但是这个年轻人说:「不要这样看着我。我给了他们机会。竞争是生存的必要条件。」

这种马基雅弗利式的果断和决绝,既让西方的读者感到不适,又让他们倍加著迷,因为它确实和传统的西方科幻小说截然不同,充满异域风情的独特魅力。社会政治性的突出,和情感复杂性的单薄,也让刘慈欣遭遇着批评,称他在小说中刻画的人物就像在华丽的立体模型中一个个从硬纸板中剪下来的纸片一样,令人意外的是,刘慈欣非常坦然的接受并承认了这一点,他说:「我不是出于对文学的热爱才写作的,我是出于对科学的热爱才去写的。」

最后还有一些细节,也有助于丰满刘慈欣作为一个真实的小说家——而非一个符号——的骨肉,记者的观察非常细致:

- 刘慈欣谈到过自己对于酒精的依赖,但他同时清楚为了健康而必须拒绝烈性饮酒,他有至少两个同事因为饮酒过量致死,这让他非常警惕和自觉,不过,酒水和辣椒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放刘慈欣的紧张,让他变得健谈和积极。

- 在刘慈欣于克拉克基金会颁奖典礼上演讲的次日,他和记者在华盛顿市区遇上暴雨,在躲进商店买雨伞时,因为伞骨卡壳,记者非常「戏多」的想起当下的画面和刘慈欣昨天演讲上的一句话——「未来是我们还没来得及打开雨伞就降临的瓢泼大雨」——相得益彰,然而她非常「失望」的发现刘慈欣关注的地方非常实际:「咦,中国卖给美国的雨伞质量不太好呀。」

- 在二战纪念碑前,刘慈欣发现中国的名字和印度、缅甸并列展示,就像一个对自己的照片不满意的人那样,刘慈欣轻声吐槽说,「中国对二战的贡献远比缅甸要大,这是毋庸置疑的。」

- 还是在二战纪念碑,刘慈欣非常感动于美国对 58000 个牺牲军人的名字全都一丝不苟的刻在花岗岩上,并接受着康乃馨、卡片和无数游客的礼遇,他很遗憾的表示中国可能欠缺这样的东西,而他的翻译则提醒他,中国也是有的,在一些城市里,而刘则继续摇头,说:「我们是有烈士雕像,但是我们还没有养成去纪念个体的习惯,当事情发生了,它会过去,然后时间会掩埋这些故事。」

- 刘慈欣非常钦佩波兰科幻作家斯坦尼斯拉夫 · 莱姆,这不止是因为他「有非常了不起的想象力,是真正独一无二的」,更是因为他「十分明显,是在波兰苏维埃共和国生活和写作的,他成功地做到在东西方都受到喜爱。」

- 这让记者想起刘慈欣在「三体」英文版后记里写道的:「我不能摆脱和逃离现实,就像无法摆脱自己的影子。现实在每个人身上都打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每个时代都给生活于此的人戴上了无形的枷锁,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戴着镣铐起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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