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像

▲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里的一号青铜神树

三星堆文明与中原地区夏商文明之间的广泛联系，应当是通过长江中游辗转传播的。三星堆器物坑出土的青铜容器，无论从器型还是从纹饰上看，都与长江中下游青铜器风格更为接近。一号坑出土的龙虎尊与 1957 年在安徽阜南月儿河捞起的龙虎尊相似，三星堆龙虎尊铸造得更为粗糙，被认为是模仿安徽龙虎尊同类器物所作。在湖北江陵八姑台、四川巫山大昌、湖南华容、湖北枣阳新店等地均发现有与三星堆器物坑出土的风格特征十分相近的铜尊，而湖北沙市和湖南岳阳则出土有与三星堆器物坑出土的风格一致的铜罍。三星堆文化的部分陶器、人像、神像、城址规划设计理念和墙体建筑技术等，也受到来自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和后石家河文化的影响。三星堆文明中还有一些文化因素，如金权杖、金面具、铜权杖、铜耳饰、红宝石串珠等，与西北及北方草原地区为代表的 " 半月形文化传播带 "、云贵高原乃至南亚存在联系和交流。原产于印度洋海域的海贝也通过远距离贸易来到三星堆，被精心盛放于青铜大口尊之中。

文化的交流与影响是相互的，三星堆的文化因素也随着人群的迁移而见于周边地区。甘肃张掖发现的青铜人头像、陕西宝鸡发现的陶尖底器与铜人像、越南北部发现的玉牙璋与有领璧，都是以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古蜀文明的产物。

三星堆文明开拓创新，具有非凡的想象力和艺术创造力，创造出了一大批极具辨识度的器物与文化符号，包括人像、人头像、神树、神兽、眼形器等，虽然不同地区有相似的造像或崇拜，但造型一致且体型巨大的器物群确实是独一无二的。被称为 " 三星堆人 " 的青铜人头像，面部造型高度规范化，粗眉大眼，高鼻阔嘴，面带神秘的微笑，作为祭祀场景的实物载体，在国家政治和宗教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三星堆的青铜铸造技术与殷商一脉相承，先采用范铸法分体铸造各个部件，再将其铸接成为一体，并加以芯骨，创造性地铸造出复杂的组合青铜器。高大的一号青铜神树，是同时期体量最大的青铜器，由底座、树身和龙三部分组成，树身主干挺直向上，其上一侧套铸有三层树枝，每一层出三枝，全树共九枝，每枝均有一立鸟；另一侧嵌铸一龙，绳索状龙身呈波形弯曲，胸、腹、尾各有一支钉与树干相连，犹如沿树干蜿蜒而下，前足落于座圈上，整体飘逸而灵动。古蜀人通过神树沟通上天，龙就是上天的使者。它又与《山海经》等古文献里记载的扶桑、若木契合，是我国 " 十日神话 " 最早的实物。另一件骑兽顶尊跪坐人像，下面是一只神兽，头顶站立着一位身着长袍的立人，背上是一位跪坐的人，头顶一个大口尊，尊的肩部装饰有精美的牛首和龙首。神兽、人像是三星堆独有的，而大口尊是来自于中原地区的礼器，被顶在头顶，显示出古蜀人对中原礼制的尊崇。

三星堆正是在这样一个三四千年前连接以中原地区为代表的农业文明区和以 " 半月形地带 " 为代表的游牧文明区的地理单元，不同区域文化要素在这里交流、融合、创新，又被中原文明和周边其它文明吸收，深深融入中华文明连绵不断发展的基因之中，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融合发展的鲜活见证。

来源 贵阳日报

编辑 周欢 / 编审 李枫 / 签发 蒲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