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村走出来的文艺青年，如今在哪里？

有不少读者是通过《写作十四年，我赚了十万块》这篇文章知道作家远子这个人的。

远子是湖北红安人，2010年从苏州大学哲学系毕业后，他去了北京。《写作十四年，我赚了十万块》讲述的就是他这些年来的工作及写作情况。

被演员任泉转发过的那篇讲述他在书店工作经历的《商场的地下王国》，间接推动他出版了第一本书《十七个远方》。“当时有不少媒体和记者找我采访，但他们大多只是想要听听一个‘蜗居’‘蚁族’——当年的流行词——的奋斗史，我却总是跟他们谈论鲁迅、卡夫卡和陀思妥耶夫斯基。” 

《十七个远方》

我就是被“逃离北上广”叙事吸引的人之一。2019年12月，我在红安第一次见到远子和他的家人。那时候，他和妻子、刚出生的孩子住在距离红安县城中心5公里的一个小区，房子是廉租房，年租金1800元。在这里，他翻译、写作，一家三口经历了疫情初期。

再后来，在朋友圈里，看到远子去了重庆。他在合川一所民办高校教创意写作，有了第二个孩子。今年年初，他出版了新书《光从哪里来》，所收录的四篇短篇小说，创作于他在红安的日子。

正如远子把小说集《白日漫游》视为“北漂生涯的总结与告别之作”，《光从哪里来》是他对红安生活的一场告别。几篇小说以“黄安”（即红安的原名）为牵引，一个个从小镇走出去的文学青年，在城市里游走一圈后回到老家，重新思考教育、爱情、婚姻、文学和阶级。在送给我的这本书的扉页上，远子写了这样一句话——“警惕所有劝我们留在原地的人”。

《光从哪里来》

远子著

重光relire/艺文志eons∣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2

“你去过江边吗？”

远子没有留在原地——虽然他笔下的人物设定和独白让人总以为那就是他。从蜗居北上广到逃离北上广，他恰恰好地，又被卷入新的叙事热潮。他在新书里写道：“可问题是河又没有第三条岸，在城市和乡村都待不下去的我，到底还能去哪。”

这几年，有人去鹤岗买房，有人去大理做数字游民，有人去景德镇学手艺，有人干脆宣布退休了。自媒体在寻找“宜居城市”，小镇青年要的不过是一个落脚点。

远子来到了合川，他用了“定居”这个词。我带着一肚子的疑问来见他：为什么是合川？未来，还会离开这里吗？

我在他任教的学校门口和他碰面。他穿着黑色外套，背着黑色的双肩包，和三年前一样瘦。

在合川家里的远子。（图/夏阿怪 摄）

上午10点的创意写作课，讲文学中的“合理”。远子从书包里掏出了一个马歇尔音箱，上课前，他给学生们放B站上“重塑雕像的权利”乐队的演出视频，但好像没有什么学生被吸引。远子让学生根据马克·夏加尔的《小镇之上》这幅画创作一个合理的故事，大多数学生的故事范本被“英雄救美”的叙事框住了。但能感受到，在课堂上想象力偶尔起舞，那是普通却依然充满魅力的时刻。

这所学校很大，学生也多。那个周五的下午6点，学校门口交叉的两条路直直地往外长，上面长满了餐厅和小摊，学生们同时出现，密密麻麻占领了这个片区。每次看到这种场景，远子都会想到一个词——“人力资源”。“我发现，其实很多人并不活在我们在网上看到的那个世界里，比如这里的10万个学生，对于互联网来说，他们就不存在。但是这个地方，就是有这么多人这样活着。”

远子也会接触到更为具体的学生。一名学生旷课两次被远子提醒，来上课后生气地跑来跟远子说：“老师你怎么不懂得换位思考呢？你读大学时就没有翘过课吗？睡觉、打游戏这些是我的刚需，你的文学根本不是我的刚需。” 

也有学生积极地和远子讨论文学，看完他写的《有福之人》后发来长长的笔记：“这种自我妥协真的算是一种有福吗?如果所有人都变成这样，那简直是太讽刺。不过远子老师我希望你可以永远保持自己内心的想法。我从没觉得远子老师只是教人写作的老师，我更希望的是你是一个作家。”

远子的创意写作课课件。（图/夏阿怪 摄）

在合川，我还见到了远子的同事。远子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让人有一种奇妙的游离感。他完美地嵌进了这个系统中，在散发着浓烈麻辣火锅味的包间里，让人嗅不到“作家远子”的味道。那天吃完火锅，我们又去旁边的酒吧里喝酒。酒吧里有点吵闹，一位老师从包里掏出了她的扩音话筒，大家笑着冲话筒讲话。后来实在太吵了，远子提议，不如去他家喝酒聊天。

远子的家在涪江边上，离学校不过几百米。“你去过江边吗？”远子问一位老师。“附近有江吗？”那位老师反问。

远子跟我说，很多学生在这里4年，都不知道有条涪江，有的人还将“涪（fu）”念作“陪”。他顺带说起余秀华那首《我爱你》，里面有一句“告诉你一棵稗子提心吊胆的/春天”，他说：“学生都不知道稗子是什么，该如何理解这首诗？”

“你知道稗子是什么吗？”

“……我也不知道。”

“那咱们不是一个阶级的。”

流过合川城区的涪江。（图/远子 摄）

无法成为中产的小镇青年

远子的妻子瓶子对他说过：“我希望你这辈子不要在我面前再聊‘阶级’这两个字。”

这次没有见到瓶子。寒假过后，她决定带着两个孩子在红安再住一阵子。但家里处处能看到女主人的痕迹。这套100多平方米的住宅，所有的装修都是瓶子操持的。

除了客厅一整面墙的书架，远子的书房里还有两面墙的书。他白色的书桌靠着窗，可以看到外面的绿树。书房里摆着一把吉他、画册和画，书桌底下有一尊小小的鲁迅塑像。“放在台面上，鲁迅会让我感觉有点压力，所以放到了角落里。”

这些书大部分是从红安寄过来的。远子笑称，它们跟着他一路迁徙的运费，早就超过书本身的价值了。同合川的这套电梯房相比，红安的那间小房子显得拥挤而逼仄。那间房子里也有高高的书墙，但不知为何，它们和我记忆中的远子一样，是紧张的、严肃的、没有笑容的，像他小说里那些困惑、痛苦的年轻人一样。但这一次，我看见远子总是轻松地笑，淡定自若地从校园走到江边，从厨房走到客厅。

书桌下的鲁迅塑像。（图/夏阿怪 摄）

大学老师，作家，一套房子，一家四口，日常上课，偶尔去其他城市参加活动、接受采访——如果用这种方式去形容远子当下的生活，他就是一个成功的作家，过上了中产般的生活。有时候他和瓶子都会产生某种自我怀疑——“我真的配过这样的生活吗？”

相比于北京，合川足够稳定；相比于红安，合川又没那么封闭——这一切，像是某种理想的小城生活样本。

“但我不会买车的。”远子试图以此反抗标准的中产生活结构。这种稳定生活所带来的安全感，在远子这里显得轻飘飘的。“我可能一直活得比较抽象，好像不会把这种安全感当一回事。我总觉得外部环境有一种巨大的不安全感，它横亘在我们所有人头上。虽然我的生活境况是变好了一点，但这种好是不堪一击的，外面如果再风吹草动一下，生活随时会一地鸡毛。”

“最近有一本书叫《我们从未中产过》，书里说，中产是一种意识形态，没有人能真正达到标准。因为中产作为一个阶层，应该有能力去保卫自己的财产和社会地位，但在真实社会中，他们很难保卫自己。”

《我们从未中产过》

［以色列］豪道斯·魏斯著，蔡一能译

艺文志eons∣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1

就像远子在书里探讨的爱情那样，无论是在北京、在红安还是在合川，他始终保持对于外部和自己身上所背负的那种“城乡经验”的敏感。

“我们之间的矛盾归根结底来自城乡之间，这是许多和我们情形类似的恋人所不愿意承认的。我和所有进城的农村人一样，每天穿着干净的衣服，去星巴克谈文学和电影，在回忆中一点点漂白自己的出身。时间一长，就真的以为自己已经脱胎换骨。却没想到，我们的祖先早就把我们的一切烙上了农民印。

“农民的繁衍更像是细胞分裂，除非基因突变，否则是没有传承和进化可言的。雅玲从前总是抱怨我不够爱她，我一直找不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回村后我终于明白，我只是不能像一个城里人那样爱她。我现在甚至认为爱情本身就是城里人的消遣，农村的夫妻根本就消受不了爱情的刺激，他们必须用情感的淡漠维持家庭的稳定。对农村人而言，婚姻只是一种最小单位的众筹方式。”在《光从哪里来》中，远子写道。

远子的书桌。（图/夏阿怪 摄）

事实上，来到合川像是没有选择的选择。2020年，远子翻译的两本书因为某些原因没能出版，没有收入，在老家又要装修房子，存款快花完了，又到了一个不得不找工作的状态。这时候，有朋友告诉他，合川有所民办学校招创意写作的老师，问他要不要试试。远子没有多想，就跑来合川面试。

远子的试讲，讲了“文学对我的影响”。当时，他以为自己过不了面试——“我是一个比较自卑的人”，但后来还是过了，“可能当时坐在下面的老师中是有文学理想的，所以被我打动了。”他这样解释。

在合川，谈论文学是一件困难的事。在北京，各种各样的活动和分享会上，聚满了文艺青年；但在合川，人际关系的建立，除了职场就是育儿话题。起初，远子感受到失落和不适应，“过去十几年习惯用非常书面的语言去交流，现在可能要用更多口语的方式去交流”。

那些宏大的、抽象的词语飘在合川的上空，最终消失在雾里。“但这种改变，是有利于自己去认识这个社会的，也可以打开我写作的思路。我的很多小说都在写自己或者和自己相似的人，一直没怎么写他者。但更多时候，还是经由他者才能成为自己、认识自己。如果只通过自己去认识自己，自己可能是非常膨胀或者狭隘的。”

远子不是没有努力过。他做过合川读书会，组织了三次线下读书活动，来了一些学生、网友和朋友。但读书会最终没做下去，“让大家去读某本书，可是很多人也没读完，见面的时候甚至有人在聊考公务员的事”。

在远子任教的高校里，有一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书店。（图/夏阿怪 摄）

“人是适合生活在一个小地方的”

关于“回到老家的小镇青年”的叙事，无论是对于远子还是他书里的作家，好像都已经“完成”。合川的生活，不同于北京、红安，甚至不同于年轻时候远子所想象的那种盖茨比的生活，它微小、平静、看似稳定，被具体的学校工作和家庭生活包裹。

“我后来发现，人是适合生活在一个小地方的。人的大脑和心灵结构并不适合去认识很多人、去很多地方。几千年来，人类就是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生活。在一个相对安全、封闭和确定的环境中，没有那么多心理问题。而我们今天这种非常不确定的环境，只会让我们越来越痛苦。”

“《回归故里》这本书，主人公讲述自己为什么要逃离故乡，有一句话特别触动我。他说，后来才发现，其实逃离是一种暴力，不仅是对自己家人的一种暴力，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暴力。也就是说，当你逃离的时候，你已经把这种与家人的关系、与自己的关系撕裂了，你就会一直处在这种痛苦之中。”

“所以，我现在真的很少会想过一种特别理想的生活，而是更多思考怎么解决眼前的问题，避免更坏的未来，一步一步让家人和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

《回归故里》

［法］迪迪埃·埃里蓬著，王献译

后浪∣上海文化出版社，2020-7

在合川的生活，给了远子新的刺激和思考。这所学校的老师和学生，或许是他下一部小说创作的方向；他成为两个孩子的父亲，看到妻子成为母亲后的劳动，遛娃时接触到其他宝妈，他会重新思考女权主义，思考男性和女性。

“在分担一些家务之后，我觉得做家务真的很累——换尿不湿、洗澡、遛娃，这些都要付出极大的耐心，而很多男性是缺乏耐心的。我发现，很多革命家都期待在一代人的时间里重塑这个世界、立马走到一个乌托邦里去，但这就是一种缺乏耐心的表现。人类一次次的尝试表明，这种不耐心的举动带来的就是巨大的灾难。但女性不会从这个角度去想，很多女性可能也看到社会问题，但她们不会想立刻改变，而是更有耐心。”

“小说也是这样。为什么很多男人会写自杀、暴力，写和死亡相关的东西？其实就是因为他们不做家务，也不带孩子。和男性相比，女性思考问题，会更多考虑生育、生长、发展这样的角度，她们的逻辑起点是出生。很多女性就是被家务毁了。她们年轻的时候也有天赋、抱负，但一旦有了孩子，带孩子这么几年下来，真是身心俱疲。”

远子的书架下，是孩子的小床。（图/夏阿怪 摄）

曾经也被“27岁俱乐部”概念影响的远子，似乎也在慢慢习得他所说的用“生长的、发展的”眼光去看个体、去看世界。虽然现实的教育体验让他丧气，但他还是带着某种英雄主义般的心态对待学生，“我一直觉得未来是属于年轻人的，如果我们可以让年轻人变得更好，就意味着我们会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让文艺青年改变的，可能更多的是时间本身。来合川这几年，他没有写新的小说，上课和孩子分散了他几乎所有的精力，但新的身份——无论是作为老师还是父亲，抑或是身份证上印着的属地合川——都带给他崭新的感受。从2020年的那场面试，他讲述文学对自己的影响，再到最近那篇被热议的公众号文章，以及他给《光从哪里来》所写的《但我相信文学》，没有变的，是他对文学本身的信念感。

远子家一角。（图/夏阿怪 摄）

在我们试图讨论“北上广”和老家之外是否存在第三个城市、寻找河的第三条岸时，从红安出发，东南西北迁徙了1000公里并定居的远子觉得，无论走到哪里，他都能随时随地从生活中抽离，以一种观察、审视的第三者视角去看待周边的一切。“好处就是，你今天的那种烦恼和痛苦，可能就有了一层审美或者思考的维度。你会重新去衡量它，不用每天完全沉浸在和它肉搏的厮杀中。坏处就是，很多时候，你对这个地方没有很强的进入感。”

远子熟悉涪江边隐秘的小路，喜欢钓鱼城——本地最有名的景点——的风景，他看起来比很多普通人都要更了解合川及其历史。可是，来到这里的第四年，他真正进入这里了吗？本地方言时刻提醒他，他是一个外来者；对食物并不感兴趣的他也不理解火锅为何会受欢迎；和其他本地家庭接触时，他会感受到那种微妙的疏离；路过桌球店，他心里痒痒的，想玩一把却找不到一个能一起打桌球的朋友。

远子穿着黑色外套在厨房里烧水时，他的同事评价道：“远子好像不是这个漂亮房子的主人，而像是一个来住民宿的旅客。”

河流的第三条岸，或者说小镇青年的第三个地方，真的存在吗？

正在打桌球的远子。（图/夏阿怪 摄）

“城市是很多年轻人选择去打工、打拼的地方，农村、县城相对稳定，机会没那么多，但压力没那么大。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合川也属于农村，它应该不属于第三个地方。但可能本来就没有第三个地方，人生就是一个不断挣扎的过程，没有一个解法，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不断解决小的问题，又会有新的问题出来。但我们的教育，让我们好像有点不太能接受没有答案这件事情。”远子说。

如果真的抱着“寻找河流的第三条岸”的念头去生活，恐怕我们又要被新的枷锁所束缚。合川从来不是远子的答案，鹤岗、大理、景德镇、安吉……也从来不是他们的答案。小镇青年只是背负着自身的烙印，在自由而又危险的旷野上，寻找一个落脚点。

*点击星标，推送不再错过。

今 日 话 题

你如何看待小镇的文艺青年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