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足成了所有脱口秀的包袱；女足在世界杯小组赛淘汰，连同奥运资格也没拿到；男篮败北2023世界杯，失去奥运资格；男排已完全无望，而女排还要靠世界排球联赛的排名争取获得奥运入场券……而在另一面，村超、村BA、村排几乎拔地而起，风靡短视频平台，成为中国体育的新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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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观察者，笔者参与了一些行业内外对以上现象和话题的各种讨论，深感一些表面现象被夸大，一些实质问题被扭曲，问题的关键点没有被抓住——到底谁能启动中国体育产业的发展引擎？因此，我们在此文中做探讨，希望从现代体育的发展规律里，去找到一些路径的可能性，找到中国体育未来发展的关键点。现代体育与职业体育
现代体育与传统体育的最大差异点，即它既是社会行为，也是商业行为。现代体育萌芽在工业革命年代，成长在媒体革命时代，随着全球化浪潮而影响了全球人民的日常生活，从梅西、C罗到库里、杜兰特，其影响力远远超过了体育本身的范畴。咱们把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作为第一目标的同时，是不可避免全球化和商业化的浪潮和冲击，体育也是如此。
在当今逆全球化思潮泛滥的时代背景下，只有体育还坚守着全球化的旗帜，而且逆向全球化似乎也不太可能，很多体育项目都被摆在全球人民的目光下茁壮成长。当下有一些思潮，想一股脑解决所有问题，比如「举国体制才能搞好三大球，所以退回体工队和体校阶段，成绩要比现在好」，比如「村超是中国民族的世界杯，未来世界杯就是网民变身体育爱好者的世界杯」等等，究其根本，还是一句话：没有把体育真的当作一个行业或者说产业。从全球对体育的定义上，体育运动按照参与人数的数量以及难度，分为群众体育（Major Participation Sports），业余体育（Amateur Sports）、职业体育（Professional Sports）三个层级，而我们通常习惯把Professional即职业体育称为「竞技体育」。然而，统称虽然省事，但却会忽视一些细节，在专业人士眼中，Professional其实有专业体育和职业体育的两个细分，而这两个细分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区分的根本是培养运动员的资源来自于哪里，如果是来自于政府，就是专业体育，来自于市场，就是职业体育。职业体育是现代体育的皇冠，放眼全球，足球、篮球、网球、高尔夫，加上搏击和赛车，算得上真正的全球化的职业体育，而棒球、橄榄球和冰球还仅限于北美范围内，如果再加上一个不被传统体育行业认可，但实际运作规律已经是职业体育的电竞，全球就这十个职业体育项目，而在这十个体育项目中有很多核心的赛事体系已经建立起来，这些赛事体系被称之为真正的IP。以上分类推导逻辑必须重视，因为这点往往被忽视或者混淆，造成更多的困扰和误解。因此，本文探讨的是中国体育中较为少被提起，而在全球体育中最为常见的「职业体育」。之所以探讨这个方向，首先，职业体育具备很强的商业IP价值，能够以最市场化的原则保证市场参与者的持续经营，而不会被某些非市场因素干扰和阻断；其次，职业体育对于整个大体育行业有巨大的带动作用，如乔丹与梅西，都诞生于职业体育的工业化过程中，又凭借其全世界范围影响力，以及和垂直项目体育爱好者的追随，反向带动了整个项目与行业。如何定义职业体育？
关于职业体育，一个最简单定义是「参与的相关主体均以体育表现来获取商业收入的体育项目」，因此，参与职业体育的主体都是逐利的，这很正常且合理。包括联盟、俱乐部和运动员这些参与主体，以及为职业体育服务的转播商、赞助商、场馆运营商、装备设备供应商、营销中介公司等这些服务主体。
这里还有一个特别通俗的定义，就是参与观赏人数比例，也就是说参与该项运动的人数和不参与只观赏的人数的比例。这个比例没有确定的数值，基本上认定超过1:2就是属于可以被职业化的运动。以足球为例，全球参与人数大概在3亿，但观看人数至少在30亿，是一个1:10的比例，篮球参与人数略高于足球，但观看人数大概在15亿，是一个1:5的比例。一般来说，被定义为职业体育的项目都是些观赏性极强的项目，依靠吸引大量的球迷观看比赛以及购买比赛相关的产品和服务来获取商业收益，而只有这样具备一定的盈利性才可能吸引投资机构来进行投资。职业体育有三个大的主体，分别是联盟（League）、俱乐部（Club）和选手（Player），其中个人项目比如网球和高尔夫中球员工会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俱乐部的作用，但更多的是联盟和选手之间的关系。在集体项目中，美式项目的联盟拥有更大的权力和品牌力，而在欧洲，俱乐部相对独立且更为出名。同时在职业体育中选手是非常具备吸金能力的，是核心资产，但这些核心资产是有期限的，而联盟和俱乐部很多都是具有长期价值的，这些全部被称之为体育顶级IP，有着很高的商业价值。既然职业体育是以商业为目的的，那么商业收入其实是判断是否是职业体育的根本，也就是以商业赞助（Sponsorship）、转播收入（Broadcast）加上观赛收入（Matchday）是主要的三项收入。因此，主体不明确，同时无法创造三项收入的体育运动项目就不算是职业体育。那么在这个框架下我们再来分析一下中国职业体育面临的问题。职业体育的竞争：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要说职业体育，先从第一运动足球说起，或者干脆从大众最熟悉其实也很陌生的中国足球说起吧。
都说中国足球变差了，乱象丛生，不如几十年前，但其实从整体更大的视角来看，与其说咱们退步，事情的真相大概率是职业化的国际足球进步，导致咱们从国际竞争力角度落后了，所以形成了越来越差的错觉。而且因为疫情原因，中国球队参与全球高水平比赛的机会锐减，导致这种差距在短期内更为明显。目前，中国男足在欧洲五大顶级联赛效力人数为零，而近邻日本和韩国在欧洲联赛中效力的人数在200人和100人以上，而且在欧冠欧联级别俱乐部效力的人数也非常多。本次亚洲杯决赛大名单中，韩国海外球员数量是14人，日本是22人。再看我们曾经引以为豪的女足。随着欧洲女子足球的职业化，中国目前效力顶级欧洲职业女足俱乐部的球员屈指可数，而日本和韩国多名球员已经在欧洲顶级联赛站稳了脚跟，中国女足和日韩之间的差距其实在拉大，和欧洲的顶级球星们更是无法相提并论。再来看篮球，无论是在NBA还是欧洲联赛，中国再也没有出现过姚明、王治郅、易建联这样的海外球员，曾经国内最好的中锋周琦也迷失在国内俱乐部的转会中。中国职业体育缺乏的正是走出去的能力、勇气以及坚持不懈，而不充分的国内职业体育市场反而助长了这个趋势，比如畸形的国内球员薪资，比如对国内球员上场名额的保护等等。如果我们把视角转向高尔夫、网球这两个基本以个人为主的职业体育项目，会发现风景完全不一样。他们的模式大概是：球员在平时由家庭或者市场来提供训练比赛的费用和机会，自己拥有商业价值的开发权益，在国家需要的时候，可以代表国家的最高水平替国出征，这种模型在训练培养、管理和竞赛等方面，中国球员和国外职业体育基本接轨，往往有着市场化的团队进行全方位的服务。尤其在疫情期间，训练和比赛基本都在国外进行，所以中国选手的水平一直保持在较为良好的状态，无论在高尔夫美巡、欧巡、亚巡或者各大网球公开赛的赛场上屡获佳绩，殷若宁还在9月份短暂地荣登全球女子高尔夫一姐的位置。未来这两个项目的后续人才也层出不穷，形成了良好的职业体育梯级发展道路。虽然在近十年里，咱们组织了很多世界级别的大赛，但这种综合性的大赛其实和真正的职业体育发展并不能等同。从职业体育的实际状况看，中国是在落后于世界的发展的，而由于逆全球化加上三年疫情导致的交流不便，中国职业体育出现了更大幅度的退步，在这个时候如何能对内改革以及对外开放，让中国体育充分地回到全球的竞争格局中去，是每个体育行业管理者需要去关注的。中国体育的发展，其实就是中国社会和经济的缩影，随着改革开放，1984年中国开始参加奥运会，逐步融入世界，中国经济也开始飞速发展。四十多年后中国的经济已经俨然成为世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极大影响着全球经济的冷暖。不同于我们在奥运会取得的成绩，在职业体育上，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那么如何看待中国职业体育的未来发展，从中找到适合中国特色的体育发展之路呢？先看看咱们的策略：从顶层设计来看，我们是多年来围绕「奥运战略」在开展工作，奥运项目投入多，非奥项目投入少，这个方针一直延续到全运会、省运会、市运会体系，自上而下地让体育系统的资源被计划分配了，而社会资源的投入又没有机会融入进整个体系，只能自下而上地慢慢渗入体系内。每次谈起中国体育的改革，总是会被很多全社会共同面临的复杂和系统问题牵绊，这里有教育制度改革（体教融合），社会公益事业体制改革（社团法人监管），新闻舆论监督的改革（体育明星饭圈化）等等问题，抽丝剥茧后我们还是要抓住问题的关键点，到底什么东西能真正启动中国职业体育发展的引擎？我们先回顾一个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中的重要理论：在中国在经济起飞的初期，当时有一位从来没来过中国的英国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在他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提到了一个重要的「科斯定理」，后来被中国经济学界奉为圭臬，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决策进程。「科斯定理」一般的解释就是「只要财产权是明确的，并且交易成本为零或者很小，那么，无论在开始时将财产权赋予谁，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果都是有效率的，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科斯定理」里有两个关键词——「产权明确」和「交易成本」。回顾中国国内经济改革的过程，每一个历史的转折点都伴随着更明晰的产权制度改革和降低社交易成本两个原则。在本文的第二部分中，咱们一起聊到了职业体育的定义，在「商业利益」的大逻辑上，去研究「产权明确」和「交易成本」这两个概念如何能帮助中国职业体育找到自己真正市场化的钥匙，按照市场经济理论去看待中国职业体育的发展，是本文的核心脉络。在中国并无永久产权一说，所以无论是土地房产的50-70年产权，还是某些公共设施的特许经营权，都是有年限的，市场也接受这点。但对于短期经营权或者无产权归属的项目，因为没有长期契约作为保证，其市场价值是无法估量的，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政府还是市场来做资源配置，都做不到最优。这点在职业体育在中国的分化就能看出来。中国足球从「红山口会议」开始建立实体化和职业化的激烈讨论，到中超「金元足球」给中国足球留下了一地鸡毛，花的钱不能说少，但为什么越开越败呢？三大球的顶级联赛虽然成立了中超公司、CBA公司，但这个管办分离并不是真正的产权或者特许经营权的独立，最长的CBA授权期是十年，到今年就剩下三年了，未来是什么样子还未可知。而且从股东结构，到组织运营都还没有摆脱原有计划分配的影子。大家都能看到，中超联赛和CBA联赛中出现了很多乱象和怪事，其实究其根本，是没有基于产权制度，建立起一个合理的市场化的管理机构，实现「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而在个人单项为主的高尔夫、网球，运动员产权属于个人，赛事在商业方面是完全独立运作，因此中国运动员可以取得很好的成绩，在商业方面也有很大的运作空间。职业体育的高度商业化会产生大量的专业分工，分工最终催生了联盟这一特殊组织，联盟将独立的体育俱乐部与外部合作方以及内部的交易成本降低，这是职业体育非常不同于其他企业组织的一点。职业体育的联盟就应该起到帮助俱乐部提高收入的作用，同时在联盟层面有着严格的财政公平制度，控制参与者无节制地投入，保证整体的健康发展。目前的实际状况是金元足球阶段每个俱乐部各自为政，联盟能控制的只有在竞赛制度上的奖罚，而不是一个企业方式的运作模式。在后金元时代，更加的入不敷出，联盟的号召力完全靠行政指令支撑，更加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形成了恶性循环。再来看一点，因为有产权制度的支持，职业体育发达的联盟都是支持俱乐部转让，对于球员转会也是有着完善的法律法规制度，对于球员的权益有着完善的保障机制，这是职业体育运转的一个核心机制，而反观中国职业体育，中超俱乐部转让不可以离开所在城市，CBA球员转会的矛盾频出，中超中甲球员欠薪严重，这个基础上市场的效率完全丧失了，交易成本极高，自然没有资金愿意投入到这个行业中。如果职业体育的IP或者长期运营权授权给一家独立的市场化运营的联盟公司，整个联盟是以市场化方式来经营管理，在资本市场上应该会是投资领域不可多得的稀缺资产，而基于这个产权改革的俱乐部，运动员和服务机构都是具备活力和商业价值的。中国体育遇到的问题是系统性问题，要走的也一定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育发展道路，我们不是要撇弃「奥运战略」，而是将其更加细化：
1、针对职业体育的奥运项目，很多就是「一些人民群众十分关注的项目上，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们还有不小差距」。这些项目应该按照职业体育的商业逻辑，尽可能推动产权改革和以降低交易成本为准则，将完整的职业体育体系搭建起来；
2、对于非职业体育的奥运项目，或者非奥项目中参与人数较少的，比如跳水、举重或者冷门的比如冬季两项等，还是保持专业体育的投入和举国体制的优势；
3、对于非奥项目中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或者比较新兴的项目，将管理权利尽可能地下放到市场，让市场去激发活力，同时让社会机构能参与其中，让市场化和社会公益化同时发挥作用，而管理机构少干预多鼓励，少监督多帮助，着眼于建立更为宽泛的行业标准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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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有这样多类别的划分？因为体育行业的确有一定的特殊性，比如体育场馆、全民健身，体育基础培训和业余体育赛事等都具备很强的社会性和公益性，如果要完全的市场化会带来极大的成本投入和较低的回报，中小型社区化的体育场馆就有点像图书馆和博物馆，是不能纯商业化运作的，所以这部分本就是政府和全社会需要共同承担的。
本文描述的职业体育的产权改革指的是一个系统性的改革，产权（特许经营权）的明确只是起始的步骤，但这也是最为重要的步骤，在做好产权改革之后市场化的运作也是需要一步步摸索出一条可行的、符合中国特色的道路。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以推动职业体育项目的产权改革为基础的中国体育深化改革，才能真正让中国从体育大国迈进体育强国；才能让体育产业成为朝阳产业、绿色产业，并逐步发展为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才能更好地展示国家形象，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认同感、亲和力，不断增强国家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
专栏作者
苏毅 君得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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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生态圈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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