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恐袭案之后，被不安笼罩的中国留学生
但在短短几天里，震惊、恐惧、不安，飞快蔓延，在大洋之外牵动中国家长的神经。
“她的爱人给我发来她3点25分之前的试衣照片和视频，我出现在了那4秒的视频里。3点25分之后，她失联了。”
3点34分，是悉尼大学留学生苏楠为家人买的T恤账单上的时间，因为店员忙，没及时给她小票，她继续在店里等待。一分钟后，店员在整个商场的尖叫声中关闭了大门。苏楠一遍遍地打开那个下午的记忆，在网上搜视频。她多么希望这十分钟内，这个失联的中国女生没有走出店门。
悉尼时间4月13日下午3点多，一场持刀袭击事件在悉尼东区一家Westfield购物中心发生，一名患有精神疾病的40岁男子手持长刀，造成6人死亡，至少12人受伤。伤亡者多为女性，包含一名9个月大的婴儿。
随后两天，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当地媒体证实，事件中有一名中国公民死亡，另一名中国公民受伤。不幸遇难的悉尼大学中国留学生程某，原本将在6月结束研究生生涯，之后将与男友结婚。
事发后两天，警察在被封住的商场外。（图/钱雨朦）
回忆那天，苏楠的双眼一下子红了。我们所在的咖啡店突然闯进一只鸽子，这在悉尼街头很常见。但突然的声响将苏楠吓得说不出话来。
尽管更多动机正在调查，但警方已经定义此次袭击 “显然是针对女性和儿童”的凶案。这是悉尼最大的商场之一，同时也是最受中国游客和留学生欢迎的商场。袭击事件发生时，多名像苏楠这样的中国年轻女性身处其中。
新加坡《联合早报》称，澳大利亚是全球枪支和刀具管制最严格的国家之一，这样的袭击事件在当地十分罕见。而澳大利亚也是中国家长眼中较为安全、中国留学生数量占据留学生群体第一位的国家。
但在短短几天里，震惊、恐惧、不安飞快蔓延，牵动在大洋之外的中国家长的神经。
最爱逛的店
“太可怕了，我回国前最后一站就是去这个商场的Lululemon买衣服，那里的款式尺寸比市中心齐全。”年初还在澳大利亚打工度假的林智，刷到袭击新闻的时候被吓到了。
在这家Westfield里，始祖鸟和Lululemon由于价格比国内优惠，成了小红书上的“悉尼特产”。商场所在的Bondi Junction还是前往悉尼著名景点邦迪海滩（Bondi Beach）的中转站，公交十分钟或步行就可以抵达那一片“果冻色的海”。
没有人会料到，在4月的这个周六，这间著名商场的著名店铺，会成为救命般的存在。
程某发给爱人的试衣视频，拍摄于商场五楼的始祖鸟店铺。那个时候，背景里的苏楠正在纠结该给爸爸买灰色还是黑色的T恤，“我先看上了灰色，都准备买了，但又翻出来一件黑色，给妈妈发过去。黑色要比灰色贵两百块。”
微信那头，苏楠妈妈正准备洗澡，“平时她洗澡不带手机，这次不知道为什么，套了个袋子，带进了卫生间。”正是和妈妈一来一去的聊天，和店员的忙碌，拉长了苏楠在店铺里的时间。
另一边，凶手正在进入商场，走到四楼，掏出长刀，开始砍向人群。但那时，苏楠并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我拿到发票打算出去，外面大家开始跑和尖叫。有人在门口张望看热闹，还以为是零元购活动，大家抢完了就没事了。直到店员关门，说外面有事情。几分钟之内，我听到了三声枪响。”和爆竹不一样，很闷的声音，苏楠下意识觉得是枪，“腿软了，心脏骤停的感觉”。
小柯和男友是出了始祖鸟又折返回店里避难的：“男友看到楼下一名女性倒在血里面，有路人围着。我以为是有人跳楼，但是很快发现不对劲，有很多人跑起来，一个陌生中国人和我说，有人有刀，快躲进去。”
枪声之后，店内的十几个人一下子慌了，始祖鸟的店员立刻打开仓库，让大家躲进去。包括当时的媒体报道在内，所有人都以为歹徒是持刀持枪杀人，商场警报声作响。小柯被凶手闯进来扫射的恐惧支配着，苏楠满脑子都是“我要回家，我不要读书了”。男店员搬来了两个巨大的箱子堵在门口，“他们一直在安慰，尽管他们含着泪，声音也在颤抖”。
苏楠躲在一张桌子下面，手机没有信号，她一直在抖。她的对面也是对中国情侣，女生躲在下面，男友挡在前面，“我们什么话都没说，那个姐姐拽住了我的手”。
小柯断断续续收到了附近朋友的消息，他们那天打算逛完街去朋友家小聚。朋友说看到很多警车拉着警笛过去了，还有直升机。”小柯本打算留言，让他们帮忙照顾家里的猫，但她还是没把信息发出去，“那么多警察，是不是就有救了。”
差不多过了20分钟，通知疏散的广播传来。一名男店员出去又回来，十几个人排队走出了仓库。苏楠一直拉着陌生姐姐的手，一名女店员语带哭腔地组织大家出去，小柯上前抱了一下她。他们很快下到四楼，进了Lululemon。很多人被暂时引导到这间店铺，等待下一步疏散。
移动过程中，每个电梯边都有三四名持枪的警察，苏楠看到了倒在Lululemon附近的两名受害者，“有外套罩在他们上半身”。苏楠和小柯都不敢看第二眼，但都留意到其中一名受害者的鞋。
苏楠说：“是比较偏中式设计的深色的特别的鞋。后来当我看到失联者的全身照，我告诉自己，不是她不是她，一定不是。”从周日深夜1点程某爱人联系上她开始，苏楠疯狂地去搜新闻和社交媒体，转发给他一些线索。周日下午，对方没有再回复苏楠的信息。
点开程某爱人的小红书，他没有发布过笔记，但收藏夹里躺着二十几条和做菜相关的内容。
一个安全的国家
枪声来自于警察，而不是凶手。
据Sky News的报道，一名独自在附近酒店检查酒类许可证的女警率先赶到了现场，并在凶手将刀对准她的时候，果断开了枪。在医护人员赶到前，她一直在为凶手做心肺复苏。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称她“无疑是一位英雄”。
“应该是警察开的枪。”苏楠躲在Lululemon的时候，那对一直照顾她的情侣中的男生，凭借自己的经验安慰苏楠。他已经在澳大利亚生活了十几年，对当地比较熟悉。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的一篇报道介绍，1996年，塔斯马尼亚亚瑟港发生一起造成35人死亡的枪击事件，之后的12天内，澳大利亚出台了严格的全面枪支管理法案。有专家指出，澳大利亚的枪支管理政策在太平洋地区最为严格。自那之后的20年，全澳没有枪击案发生。
在澳大利亚长期生活的人都倾向于认为“这是个安全的地方”。苏楠从购物中心出来之后，在打Uber回家的路上，白人司机安慰她：“悉尼没什么大事，这种事情很少见，所以整个悉尼的警察都来了。”华人居民张先生周一在Westfield外纪念点献花哀悼。他和妻子2000年悉尼奥运会时来这里定居，二十几年里没遇到过这样的暴力犯罪，“最多就是青少年斗殴，澳洲整体来说，大家都挺朴实的”。
据澳大利亚教育部门数据，2024年1月，中国大陆在澳洲留学的学生数量超过11万人，占全部留学生的20%，人数最多。新冠疫情前的2019年，澳洲的中国留学生数量超过了21万。墨尔本大学教授Fran Martin在关于澳大利亚中国女性留学生群体的研究中写道：母亲们不愿意孩子独自生活在高压的、“危险的”美国城市，她们认为，压力低、犯罪率低的澳大利亚，提供了一个令人安心的选择。
正在读研的苏楠和已经毕业、在澳大利亚工作两年的小柯在提及来澳理由时，都提到了“禁枪”“安全”，她们也都有亲戚生活在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大部分人口是移民后裔，2021年时，华裔数量超过139万，占比为5.5%，是第五大族裔，普通话是除英语之外最常见的家庭语言。
“我完全不敢和妈妈说这件事，但是你知道么，就是你又很想她，但又不敢讲事实。”从始祖鸟出来，在Lululemon店里等待的时候，苏楠拿起手机，给妈妈发去了一句：“我以前和你吵架都是气话，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
母女俩平时也爱说腻歪话，妈妈似乎没察觉什么不对，还发来了一个“真的？”的表情包。苏楠持续着她的“表白”，并在回家后问起妈妈周末有没有出去玩，收获了妈妈的一句“想花钱就刷卡”。在平时，这种“过量”的撒娇，往往意味着女儿想消费了。直到后来，苏楠妈妈刷到了新闻转发给她，她才坦白了一切，“反而是我安慰她比较多，她说那天她心脏不舒服”。
另一边，小柯虽然记挂家人，但平时独立惯了，加上父母工作繁忙：“如果我给他们发我爱你，他们就会疯狂给我打电话了。”直到后来她把整个过程写下来发到朋友圈，家里人才知道这件事。
在男友眼里，小柯是个比较单纯或者有点迟钝的人。她更希望遇到事情的时候能够帮助别人，而不是让这些事情影响自己。但在回忆这些细节的时候，小柯仍然会陷进去：“走过行凶现场后，男友握着我的手的时候才发现，我整个人都是冰凉的。”直到走去朋友家，喝完朋友泡的茶，去吃饭的时候，小柯仍然感觉自己“魂不守舍”。当厨师的朋友很努力地介绍眼前的食物，他们想把她一步步地拉回到安全的现实中。
被不安笼罩的留学生
这起突发的暴力事件在中国留学生群体里勾起更多的负面情绪。我也是留学生的一员，同学们向我说起以往的一些经历。这些经历并不是留学生活的主体，也并非澳大利亚专属的“剧本”，更不会出现在任何一通打给家人的电话里；但这些记忆就像是本来藏着的东西，因为一次突发事件，一下子变得显性起来。
有人刚来悉尼的时候，满心欢喜地落脚市中心明亮的街区，但却发现晚上不一样，不敢出门，因为可能会遇到酒精过量或精神不太正常的人；有人走在路上被人扔烟头，胸口烫起两个水疱；有人下课回家路上遇到一个开摩托车的人，给她丢下了一句带有歧视的粗口，过了好几秒，人影消失，她才意识到，那是在骂她；我也曾在繁华的市中心遇到青少年斗殴，于是夹紧背包冲进车站……
更多时候，并非是具体的暴力带来压力，而是一种群体性焦虑。比如，在一年到两年授课制硕士项目里，在签证等因素影响下，留学生必须在非常短的学制里修满固定学分；而这些学分在本地人那里可以以“兼职学生”的身份，分三四年甚至更多时间来完成。国际学生的学费与本地生差距非常大。大家虽然同在一个课堂，但心态完全不一样。社交媒体上，“留子”们自嘲完“水硕”，又回过头扎进赶不完的作业中。
也是在学者Fran Martin关于中国在澳留学生的福祉报告中，我了解到，尽管国际教育已经成为澳大利亚第四大出口产业，同时也是最大的服务出口产业，它在2019年为澳大利亚创造了403亿澳元的收入——这其中澳大利亚大学对来自中国的学生的学费收入依赖，已经是个很显性的问题；但与之相对应的是，国际学生的权益和福祉保护却十分有限。
比如，现有的法律制度下，澳联邦和州有权处理对教育服务提供者的投诉，但这并不涵盖学生们更广泛的课外生活。国际学生福利的法律责任被下放给教育提供者，但这种关爱义务很大程度上是抽象且无法强制执行的。
事发后两天，我在Westfield外纪念逝者的花墙附近，看到许多来自附近医院的社工，她们身穿Mental Health的马甲，为路人提供救助。一名社工告诉我，这样的精神疏导也出现在过去的新冠疫情、澳大利亚森林大火等事件中。前不久，悉尼所在的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宣布，将拨款1800万澳元用于袭击事件的调查。犯罪嫌疑人的精神疾病史以及社会更多人群的精神健康，重新成为了社会舆论的焦点。
与此同时，正如Fran Martin在报告里呼吁的，国际学生来到澳大利亚，就应该是这个国家青年人口的一部分，他们需要更多社会服务的支持，而不只是一个学校的一分子。
眼下，苏楠还依然被恐惧笼罩着，她看到校长邮件里提到了创伤精神干预相关的渠道，打算去联系一下学校相关的工作人员。几年前申请学校的时候，她也看过心理医生，那时因为疫情，雅思考试总是取消，她一度很焦虑：“现在回想起来，好像也没什么，活着就好了。”
走出商场的那一刻，小柯记得下午的阳光渐渐洒在她身上，商场里一楼的一家店铺没来得及关音响，一段乡村音乐传了出来。小柯觉得自己的身体慢慢“回暖”，她拉紧男友的手，快步走远：“这里我再也不想来了。”
（文中部分受访者采用化名）
校对：遇见；运营：小野；排版：段枚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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