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条件太特殊了，能逆天改命么？

人，是最大的变量

甘肃，中国形状最古怪的省份。省内地域狭长，东南—西北的跨度接近1500公里。

在甘肃的东南，秦岭以南的陇南，完全是一派南方风光，而前些日子因为麻辣烫火起来的天水，也有“小江南”的气象。

但过了乌鞘岭进入河西走廊，那就是完全不同的景象。

在这里，你能感受到两种大地“脱水”。

乌鞘岭，正好是400毫米等降水量线的所在。在河西走廊，越往西去，降水量越少，武威一些地方是200多毫米，到了张掖就只剩100多毫米，走到最西端的敦煌，就只有约40毫米。然而，这些地方的蒸发量却往往高达1000多毫米，所以甘肃越往西越是荒漠戈壁，出了甘肃再往西，就是生命禁区罗布泊。

乌鞘岭，也是中国内流区和外流区的分水岭，过了乌鞘岭，百川便不能到海。

高大的祁连山撑起了甘肃的“脊柱”，雪水汇成的疏勒、石羊和黑河三条河流流经干旱的土地，也撑起了下游十几片绿洲。这是河西走廊的文明之源。

河水顽强地在荒漠中穿行，遇到低洼地带能汇集成的尾闾湖，便是这些河流的归宿。

河流的尽头，消失在茫茫黄沙，这样的“脱水”，也是巨大的视觉震撼。在河西走廊，水和沙漠让大地变成肉眼可见的两种颜色，在各条战线上交错、进退，已历百万年。

塑造河西走廊面貌的，不只是大自然。在过去的几千年里，人类活动成了影响当地生态的最大变量。

最初，游牧民族在此放牧，到西汉时，汉武帝在此设置河西四郡，当地开始有移民屯垦，经过此后一千多年的开发，人类改变了水的走向、用途，重塑地上的植被物种。但总体上受限于技术，难以突破农业和用水极限，尽管已有城镇被沙漠吞没，但整体上还算可控。直到明清两代，人口快速增长，问题才严峻起来。

河西走廊历代不过30-40万人，到了清中期已破百万。农业活动大大增加，水是肯定不够用了。

为了截留本就不多的水资源，大家纷纷“内卷”：上游的绿洲筑坝栏水，主打一个肥水不流外人田；眼巴巴的下游一边到官府告状，一边疯狂超采地下水。在持续的竭泽而渔下，河西走廊地区的荒漠化如同下坡路上踩油门，根本控制不住。

长期下来，河西走廊在沙漠威胁下岌岌可危。滋养着河西走廊的疏勒、黑河和石羊三条河流，连自己的尾闾湖都要保不住了：哈拉奇湖在清代便宣告干涸；青土湖1959年干涸；居延海随着水量减少一分为二，半拉湖面硬撑过几次危机后于1991年干枯。通通和罗布泊做了难兄难弟。

长期以来积累的环境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陆续爆发。而人作为最大的变量，对大自然总是一味索取，不思节制。人们没有“与沙共存”的生存智慧，更不知道如何科学化精细化的和环境共处。

1993年5月5日，一股来自新疆的黑风暴席卷整个河西走廊。最强12级的大风裹挟着沙尘，形成百米高的沙墙，吞噬着大地上的一切。这是大自然给人类强烈的警示。

从征服，到改造，到共存

真正掌握在这片土地上的现代生存智慧，我们又用了许多年。

在干旱的区域生存，一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并非没有人意识到保护环境，与沙共存的重要性。汉朝的窦融颁发过禁止砍伐树木的律令：唐朝的长者们劝告儿孙：“营农休取柴柽，家园仓库盈满，誓愿饭饱无损”。

只可惜，人们是从大漠里出土的居延汉简，和被风沙掩埋许久的藏经洞中，读到的这些话。

道理很多人都明白，但到了现实生活里，对环境的过度汲取始终是常态。过去几百年来，河西走廊以“水案”频发而闻名，各地为了争夺水资源纷纷诉诸公堂，闹得甘肃大小官僚整日不得安宁，其中最长的，从明朝正德年间打到建国后才解决。

新中国成立之后，人们开始主动地治理沙漠化。但在这一过程中，也走了不少的弯路。

治理沙漠，自然要 “植树造林”。曾经有一个普遍的共识，就是一定要使劲种，种大树！50年代开始，在两大沙漠夹击中的甘肃民勤人石述柱，拿着锄头推车，顶着大风沙尘的呼啸，硬生生带着村民在县城西北种出9公里长的乔木林带。一时间，风沙大减。

但好景不长，70年代人们发现，这些费尽心血种下的乔木开始枯死。原因无他，河西走廊这样的干旱半干旱地区，地下水资源非常有限，根本不够这些大树用的。

在摸索中人们发现，治沙种树，不仅要考虑树，更要平衡水。只靠人们的朴素热情，是不够的，得讲科学。

要想打败你的敌人，首先要了解它。“中国沙漠之父”朱震达用接沙子的方法发现：在各种各样的沙尘天气中，中大型的沙粒总是在距地面10厘米之内的运动，只有少数非常细小的沙粒被吹得很高。

这意味着不是只有高大乔木才能防沙，约20厘米高的草方格、低矮的梭梭、花棒，就能达到不错的效果，还更节水，种植和维护也相对乔木更容易。

不种乔木，种低矮的灌木，同样也是植树造林，而且更适合河西走廊的自然条件。

这个种树观念，在全民手机种树小程序——蚂蚁森林中也可见一斑。在这个公益产品里，用户只需要一万多克的绿色能量，就可以兑换梭梭和花棒，仅仅是许多乔木种的大约十分之一。

2016年，蚂蚁森林种下的第一棵树就是梭梭，目前已累计在全国种下了约4.75亿棵树。在现代林业与生态科技的指导下，在敦煌等一些极干旱地区，梭梭树的成活甚至超过了80%，远超国家标准。

技术的进步，也在重塑着治沙的实践。面朝黄土背朝沙，实在是太辛苦了，如今的治沙工作已经进入机械化智能化时代，像草方格布置这样的工作，已经不再单纯依靠人力。现在，用多功能立体固沙车，一小时就能铺设8亩多地，相当于大半个足球场的面积。

种树观念变了，技术进步了，治理效果也更好了。

2013年以来，甘肃完成植树造林4442.2万亩。过去二十多年间，西北部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这个巨大的风沙沿线地区，有9万多平方公里土地的荒漠化减轻。疏勒、石羊和黑河三条大河干涸许久的尾闾湖再度重现。昔日风沙威胁下的河西走廊，终于可以喘口气了。

甘肃也只是中国治沙工作的一个小小缩影，最新的全国荒漠化普查（2019）结果显示，和上一次普查（2014）相比，全国减少了足足7万平方公里的沙化、荒漠化土地，相当于1.2个通辽。并且，全国所有省份的情况都在好转。

从治沙到致富

2019年，一项发表在Nature子刊上的研究显示，本世纪的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变绿的头号主力，包揽了本世纪四分之一的森林增长面积。看到这样的成果，人们自然欢欣鼓舞，也不禁会联想到，一幅在漫漫黄沙中，人们在植树造林辛勤劳作的景象。

但事实是，在中国，植树造林已经不仅仅是沙区人民的事，而是一个牵动数亿人的全民行动。

2016年，蚂蚁森林在支付宝上线，借此，每个人生活中的低碳行为都可以被量化成绿色能量，进而被收集种树。每当用户在手机上虚拟种一棵树，蚂蚁集团就会捐资在线下种一棵真树。

7年来，累计已有超4.75亿棵树被种下，背后的手机种树人超6亿。

来自江西赣州的唐国强是蚂蚁森林 “资深种树人”之一。2016年9月19日，他经朋友介绍开始用手机“云种树”。7年多来，为了足额领到每天296克的步行能量，他会坚持每天走满至少18000步，出行尽量坐公共交通。

唐国强的蚂蚁森林账户显示，截至今年4月8日，他已经获得了2930张环保证书；蚂蚁森林覆盖的82个项目地区中，他的环保足迹覆盖了79个。

比种树的规模和面积更重要的是，人们还在努力探索，植树造林能够创造什么样的综合效应。如何努力寻求人与生态的平衡，在改善生态环境的同时，让人们过上更加富足并可持续的生活。

在甘肃金塔，人们种下梭梭树，在生长三年后接种名贵的中药材——荒漠肉苁蓉。这些寄生在根上的肉苁蓉创造的产值可达上亿元，许多当地人借此脱贫，也更有意愿继续种树。

在内蒙古阿拉善，梁存新通过带着牧民成立合作社，在沙漠上种了4万多亩花棒，这些植物不仅是固沙的好帮手，种子还是上好的家畜饲料。每年，靠花棒种子，梁存新和牧民们可收入几十万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这里照进现实。

而这样的现实，一直都在发生。

8年后的现在，我们会说：科技，让我们的种树治沙工作更加高效，也让每个人得以参与这场规模宏大的建设;而认识的不断进步，让我们更懂得如何与沙共处，毕竟，人是这片宇宙中的生命绿洲上，最大的变量。

*本文内容为作者提供，不代表地球知识局立场 

封面：图虫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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