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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席卷台湾社会的 Me Too 运动沉寂不到一年时间，台湾艺人黄子佼又在四月份占据了各大新闻版面，这次，是非法持有未成年性影像片。
他持有的包含 7 部未成年内容，总计上百部的非法色情影片，来自被称为台版 N 号房的色情网络论坛“创意私房”。这个会员制的网站，拥有近 20 万部色情影片，大多来自偷拍、威胁与诈骗，受害者中有大量未成年人。
黄子佼的判决结果，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讨伐。大部分人认为“缓起诉处分，罚款 120 万元新台币及悔过书一份”的判决处分太轻，更有多位艺人联署声明，要求修法加重惩罚。“儿少性犯罪者，应该在监狱，不应该在公园”、“建立公开资料库，才能够有所防范”。
对于侵害未成年者的审判从来都不是太重，而是太轻、太迟了。成年人作为高权位者，在未成年人最为脆弱、各方面都谈不上“完善”的时期，向未成年人施加粗暴的掠夺。这种侵害如同一把无法被拔去的尖刀，无时不刻不在刺穿新的伤口，并阻止任何努力与愈合。
很多受害者为了活下去，选择遗忘与沉默，但也有人选择讲述。作家瓦内莎·斯普林格拉在 14 岁时，被年长她 30 多岁的作家 G 诱骗，并在关系结束后，仍然作为 G 的文学素材，被公开书写。G 在写作中毫不遮掩，甚至洋洋得意地写下他是如何“狩猎”未成年少女，使她们为之掌控。这种毫无悔恨，甚至连反省也没有的写作，带给瓦内莎的是无孔不入的侵害——她不仅需要对抗自身的记忆，还需要被外界一次次提醒：你就是那个作家十四岁的情人。
G 的书写使瓦内莎承受了长达数十年的精神虐待与骚扰，直至《同意》的出版，G 才得到应有的指控。今天我们分享 7 段《同意》的选摘，在尝试自我弥补，并在弥补过程中意识到有更多少女受到相似的侵害后，瓦内莎决定写下自身的经历。她想借由这次直面自身的书写，拿回自己在未成年时期就失去的掌控权，“有时只需要一个声音，就能打破沉默的共谋”。
“你知道吗？在古代，成年人对年少者进行的性启蒙不仅受到提倡，甚至被视为一种义务。十九世纪，埃德加·坡[1]迎娶他的妻子小弗吉尼亚时，后者不过才十三岁，这你听说过吗？每当我想到那些思想正统的父母给他们的孩子读《爱丽丝漫游仙境》[2]作为睡前故事，却对刘易斯·卡罗尔是个什么样的人一无所知，我就想放声大笑。他痴迷摄影并且以强制性的方式拍摄了几百幅小女孩的肖像，其中一个小女孩就是爱丽丝的原型，是激发他塑造这部作品主人公的灵感来源，也是他的一生挚爱，你看过这些照片吗？”在我和 G 相遇的十年之前，大约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有很多左派的报刊和知识分子都公开支持过那些被指控与未成年人有“不正当”关系的人。1977 年，《世界报》曾刊出过一封名为《关于一场庭审》的公开信，主张将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的行为无罪化，而这封信得到了很多杰出的知识分子、精神分析学家、知名的哲学家、如日中天的作家的支持和签名。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左派人士，其中包括了罗兰·巴特、吉尔·德勒兹、西蒙娜·德·波伏娃、让-保罗·萨特、安德烈·德鲁克斯曼、路易·阿拉贡等人的名字。这封信反对当局对三个当时正在候审的男人实施监禁，他们和十三四岁的未成年人发生了性关系（并且还拍摄了下来）。请愿书上也有 G. M. 的签名。但直到 2013 年他才承认自己就是这封信的发起者（和起草者），并且声称他征集签名时只遭到非常少一部分人的拒绝（其中比较知名的如玛格丽特·杜拉斯，埃莱娜·西苏，还有……米歇尔·福柯，不过他并不是最后一个反对任何形式压迫的人）。同年，另一份请愿书也发表在《世界报》上，题目叫《一则有关〈刑法典〉中成年人和未成年人之间不当关系的修正案的呼吁》，它甚至获得了更多人的支持（例如弗郎索瓦兹·多尔多、路易·阿尔都塞、雅克·德里达，这只是其中几位，而请愿书一共有八十位签署者，都是当时颇有名望的公共知识分子）。1979 年，《解放报》上又出现了一份请愿书，宣称支持某位名叫杰拉尔·R. 的人，他被指控同六岁到十二岁不等的女孩生活在一起，同样，这封信也得到诸多文学界名人的签名支持。三十年后，当时刊登了这些争议内容的报刊也都一个接一个地承认了自己的过错。媒体不过是时代的映射而已，他们这样辩解道。这家医院很擅长诊治儿童，所以趁此机会我也被带去看了一下妇科。那位医生是一个看上去十分热心的男人，询问我是否有过性行为，我不知为何对他格外放心（总是对低沉悦耳的声音，以及真挚的关心毫无抵抗），最终还是老老实实交代了最近在服用避孕药——因为我遇见了一位优秀的男孩，但我很苦恼无法把自己全身心地交付给他，很害怕破处带来的疼痛（这种情况已经有好几个星期了，实际上，G 百般尝试想让我放下抵触，但都没有成功。这倒没有让他十分困扰，我的后庭便足够使他满足了）。医生挑了挑眉，有点吃惊，然后说我看上去确实比实际年龄更为成熟，他愿意帮助我。给我做了检查之后，他很高兴地对我说我是真正的“处女的化身”，因为他从没见过如此完好无损的处女膜。尽心尽力的他随即向我提议可以在局部麻醉的情况下帮我切一个小口，这样我就可以享受性爱的快乐了。很显然，医院不同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并没有那么通畅，我也愿意相信这位医生并没有意识到他现在在做的这件事情意味着什么：帮助每天流连于我床头的男人不受阻碍地享有我身体的每一个孔洞。我不知道这是否可以被称作医学强奸或者是流氓行径。但无论如何，借助一把不锈钢手术刀，这一下——这巧妙又无痛的一下过后，我终于成了一个女人。在书中，G 毫不避讳地展示他征战情场时收获的书信，每一封都出奇地相似，无论是风格，还是热切的语调，甚至是所用的词汇。这些信虽是不同年代所写，却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文本，就好像所有这些女孩的叙述汇聚成了一个虚无缥缈的理想少女形象。我的信和这些相比并没有什么不同。所有十四到十八岁之间有点“文学素养”的小女孩不都是这么写作吗？又或者因为看过 G 的几本书，我也受到了这些情书如出一辙的风格的影响？我更倾向于相信是某种无形的“规律”让我本能地这么写。事后回想，我才明白，这就是一场骗局：以同样的恋物般的激情，如法炮制一本又一本以花季少女作为题材的文学作品，这帮助 G 建立起了一个魅力十足的形象。更危险的是，这些情书，也为他逃脱人们所谓的恶魔称号提供了担保。所有这些所谓爱的宣言不仅清楚地证明他是被爱的，而且更厉害的是，还证明了他也懂得，是的，如何爱人。这个虚伪的把戏不仅唬住了他的年轻情人们，还骗过了他的读者。我终于明白他从我们第一次见面后就开始给我疯狂写信的真实意图。对 G 来说，和少女的恋爱便是一种写作，也是权威，他所施加的精神控制，让女孩们以书面形式证实了她们得到了满足。在网上还能找到的一个视频片段中，著名的节目主持人逐一念出 G 在他的日记里大肆吹嘘的辉煌战绩，并以一种温和却不赞成的语气对他的“小情人编队”进行了一番奚落。镜头切到其他嘉宾，他们都在笑，甚至都没有假装批评两句，主持人爆发了，这次他毫不客气地嘲讽道：“您可真是收集小女孩的行家！”到这儿一切都还正常。G 会心地笑着，涨红了脸，装作一副谦虚的样子。突然，其中一位嘉宾，也是仅有的一位，打破了这美好和谐的氛围，她毫不客气地把自己的不满实打实地表达了出来。她叫丹尼丝·蓬巴蒂耶，是一名加拿大作家。她说她感到十分震惊，法国的电视节目竟然允许这样一个可憎的人物参加，他就是一个为恋童行为辩护并且亲自实践的变态。提及 G. M. 著名的情人的年龄（“十四岁！”），她补充道，在她的国家，这样离经叛道的事情是无法想象的，针对儿童的法律机制也更完善。而且他书中的这些女孩们之后要怎么走出这段经历呢？有人考虑过她们的感受吗？G 迅速给出了反击，尽管我们还是能看出他对这些指控感到诧异。他怒不可遏地更正道：“这里面没有哪个女孩是十四岁，她们是很年轻，但都至少要再长个两三岁，完全是可以自由享受爱情的年纪。”（不得不说，他很熟悉相关法律。）紧接着他又说，她很幸运遇到的是他这样一位有教养又懂礼貌的男人，他不会像她一样去谩骂反击。最后，他慢慢地磨搓着自己的手掌，试图用这种女性化的手势让人相信他的意图是温和的，说他提到的所有年轻女孩都从未对他和她们的关系心生不满。游戏结束。知名男性作家成功地战胜了泼妇，后者更是被当作一名缺爱的女性，为这些年轻女孩比她更加幸福而感到忌妒。G 喜欢在他的书里扮演施恩者的角色，具体来说就是经由他的专业指导让少男少女们初次体会到性的快乐。他富有经验，更夸张点说，是个行家。而实际上，他的特殊才能仅仅是让对方不会感到疼痛而已。既没有痛苦也没有强迫的话，当然，就算不上强奸了。他全部的努力都是为了遵守这条黄金法则，无一例外。肉体上的暴力会留下反抗的记忆。它虽然残酷，但起码是可见的。性虐待，反之，是以隐蔽而迂回的方式发生的，往往不易察觉。而成年人之间是绝口不会谈论性虐待的。虐待是针对“弱小”之人的，比如说，一个老年人，一个所谓的脆弱的人。正是这种脆弱性，让 G 这样懂得摆布人心的家伙得以乘虚而入，让同意这个概念被钻了空子。在性虐待或者是虐待弱小的情况中，我们往往会发现一种普遍的对于现实的否认：人们拒绝承认自己是受害者。而且，再说了，当一个人无法否认自己是心甘情愿时，并认为自己也对这个急于利用自己的人产生了欲望时，又怎么能说自己是被虐待的呢？很多年来，我也一直对受害者这一概念感到纠结，无法从中认清自己的处境。我有多久都找不到我自己了？为什么我积累了如此之多的负罪感，以至于认定自己应当被判处“死刑”？对此我毫无头绪。至少，直到那天清晨之前，我都是这么以为的，那时我发现自己身处一家阴森的医院，到处都是晃来晃去、胡言乱语、不肯吃饭、闹着自杀、意志消沉的人，一个留着胡子的医生正在询问我来这里之前的经历，他显然很德高望重，因为实习医生们都在毕恭毕敬地听他讲话，房间的尽头放着一台相机。“小姐，您刚刚经历了一次精神疾病的发作，主要表现是人格解体，”留胡子的男人说道，“请别在意镜头，给我讲讲发生了什么吧。”“那这一切，都是真的吗？我不是……被虚构出来的？”在那之后，我似乎经历了很多种不一样的，支离破碎的生活，你很难找到它们之间哪怕一丝的联系。而我从前的生活仿佛已无比遥远。有时我会有些模糊的记忆，但很快又消逝了。我不停地尝试重塑自我，就像人们告诉我的那样。但可以确定的是这并不太成功，我的精神创伤依旧显著。[1] 即埃德加·爱伦·坡（1809—1849），美国作家。[2] 十九世纪英国作家刘易斯·卡罗尔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