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重塑中国原产地形象?北大光华符国群:“交给企业和时间”

高若瀛2024-05-04 09:19

经济观察报 记者 高若瀛 “当今世界正在日益成为一个文化大集市,消费者能够根据自己对不同国家产品品质的认识,以及不同品牌代表的产品形象,选择来自不同国家的商品。”这是15年前,品牌管理领域知名学者凯文·莱恩·凯勒在《战略品牌管理》一书中做出的判断。

彼时的凯文·莱恩·凯勒仍身处上一轮深度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中。我们不禁好奇,在经历过逆全球化、后疫情时代的再全球化之后,在跨境电商以无形之躯覆盖全球市场之际,上述判断所展现的原产地影响力,在今天是如何影响消费者做出决策的?

在符国群看来,互联网并没有如预期般消弭我们在产品评价上的信息不对称,相反,过载的信息反而让今天的人们变得更加无所适从。特别是当前地缘政治冲突加剧,政治站队蔓延到了商业领域,这些都是使得原产地影响力不降反升的重要原因。

符国群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市场营销系教授,中国高等院校市场学研究会前任会长,长年从事品牌资产与品牌延伸、家庭消费与家庭购买决策、原产国形象等方面的研究。作为中国较早关注品牌的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他就开始研究品牌,进而成为中国品牌日设立背后的智囊和推手。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品牌

原产地形象又称原产地效应,具体表现为国际市场消费者“对一个国家的一般化感知,这种感知会影响人们对该国产品和品牌的评价”。有意思的是,全球市场在刚刚形成之时,原产地形象受到了国际市场营销界的高度重视;而随着全球化的深度融合、供应链的全球分布、品牌所属国与生产制造国的分离,原产地效应一度受到不少学者的质疑。

在全球化的持续演进中,原产地的维度几经变化。最初,一个产品的原产国通常就是指其制造或组装所在的国家。然而今天,很少有产品能够完全由一个国家独立完成制造。尽管产品最终会有一个组装国,但它的重要零部件往往来自世界各地。传统的“madein”(制造)或“assemble”(组装)等概念的解释力也变得越来越有限。设计来源国、重要部件来源国、品牌来源国等概念,被引入到了原产国形象的研究之中。

在符国群看来,品牌来源国的影响力依然强劲。“像苹果手机,产品设计在美国,但几乎所有部件的生产和成品的组装都分布在其他国家。但全世界消费者都认为苹果是一个美国品牌。”符国群强调,品牌来源国是构成原产地形象的重要维度,比制造地、组装地等都更加重要,这也是当前中国企业从产品制造转向品牌打造的关键原因。

曾几何时,“MadeinChina”(中国制造)是中国最大的原产地标签,更是廉价产品的代名词。但随着制造工艺的升级和产品力的提升,中国企业正试图扭转中国制造在全球消费者心中的刻板印象。

符国群说:“跨境电商的崛起,为众多企业提供新的销售渠道,使得产品能在更大范围内触达全球各国的消费者。”这种模式可能会改变原产地形象的影响力,因为它使得消费者能够直接体验产品,从而可能改变他们对中国制造的负面看法。

有待消除的刻板印象

对于中国原产地形象的改变,符国群眼中有喜也有忧。喜的是,中国有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在保证产品成本优势的同时,中国企业又对出海市场有很强的适应性,这都是很多西方跨国企业不具备的优势。

忧的是,面对西方媒体在定义原产地形象方面的强势话语权,中国仍处于劣势。符国群说:“哪怕是在不发达国家或新兴市场中,发达国家企业良好的原产地形象,仍在持续左右当地中高端消费人群的消费选择。”今年他指导了一位来自巴西的本科学生,调查巴西人对中国产品的看法。结果发现,当地收入水平、教育水平越高的人,对中国产品的刻板印象越偏负面。相反,收入水平相对更低的人,对中国产品的印象更好。“当地高收入人群很少购买中国产品,他们更倾向于买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的产品,这是他们过去很长时间养成的消费习惯。尽管发达国家的产品价格更加昂贵,品质不见得比中国产品好。反而收入水平没那么高的人群,有机会接触中国产品,使用后发现产品的品质其实很好,性价比更高。”从出海的角度讲,符国群认为,原产地形象的重要性非但没有减弱,对中国企业来讲反而是上升的。

但符国群认为,消除西方乃至非西方世界对中国原产地的刻板印象,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仍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当我们好奇这场声势浩大、头绪纷繁的国家形象打造工程由谁主导时,符国群认为主导力量“还是企业”。他称,政府可以在幕后搭台,通过调动行业协会和民间组织的力量,为企业出海提供各种服务,很多事情不必亲力亲为。

|对话|

经济观察报:原产地效应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在当前国际市场营销领域还重要吗?

符国群:从消费者的角度看,他们在购买产品时,往往会基于对不同国家产品的既有印象进行选择。由于时间和精力有限,人们很难也不愿意进行详尽的产品比较,因此他们会依赖原产地、品牌、价格、包装等外部线索来推断产品的质量。此外,模仿他人的购买行为也是消费者简化决策的一种方式。而这些行为均源于买卖双方信息的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性在各个领域都普遍存在。在当今互联网的环境下,信息的真伪难辨和过载问题更加凸显。原本我们期待互联网能够帮助消费者做出更为理性的决策,但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原产地作为推断产品质量的外部线索,其重要性仍不容忽视。

今天,原产地形象不仅是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认知,还可能涉及更多其他维度的考量,如个人经历、宗教信仰等。特别是地缘政治的变化,也给原产地效应引入了新维度。消费者可能因政治立场,对某些国家的产品产生情感上的偏好或偏见,这些情感因素可能左右其购买决策。

值得注意的是,原产地形象本质上是一种刻板印象,可能会扭曲产品的真实信息。因此,在利用原产地信息进行决策时,消费者需要保持警惕。同时,企业应当努力打破不利的刻板印象,通过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来塑造积极的品牌形象,以赢得消费者的信任和认可。

经济观察报:在原产地形象形成和认知方面,中国企业面临的挑战有哪些?

符国群:关于原产地形象与产品认知,我们可以从多个维度进行探讨。首先,中国产品在海外市场,尤其是在价格敏感型市场,凭借其价格优势和不错的质量,已经获得了较高的市场份额。而跨境电商这种直接销售的方式,让更多外国消费者有机会使用到中国产品,进而可能改变他们对中国制造的刻板印象。

此外,不同国家的消费者对中国制造的认知也存在差异。发达国家消费者对来自发达国家的产品持有更高的评价,而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者也可能存在同样的情况。

今年,我指导了一名来自巴西的本科生。我安排他调查巴西人对中国产品的看法。调查发现,当地收入水平和教育水平越高的人,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就越偏向负面。因为他们很少购买中国的产品,更青睐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的产品。尽管这些产品价格昂贵,品质不一定比中国产品更好。但他们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这样的消费习惯,所以会认为这是正确的决定。相反,收入水平不那么高的消费者,有机会接触到中国的产品,使用后觉得产品还不错。

以美的为例,东南亚市场是美的很重要的一个市场。但在东南亚的高端市场,美的使用的仍是并购而来的东芝品牌。原因就在于,东芝作为日本品牌,在东南亚地区依然享有较高的品牌影响力。尽管美的品牌在中端市场表现亮眼,但在高端产品线上,消费者并不认可。事实上,无论是东芝还是美的,使用的都是中国的供应链和生产能力。

在印度,我的一名学生在当地做手机业务。她告诉我,当前印度中低端的手机市场主要由中国品牌主导,包括小米、OPPO和vivo等。然而在高端市场,印度消费者仍倾向于选择苹果和三星。

这些案例都显示出原产国影响力对企业品牌接受度的深远影响。我们需要认识到,原产国形象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产品质量、媒体宣传、消费者体验等多方面。而消除刻板印象也同样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尽管中国产品在性价比上表现出色,但西方媒体的话语权较强,对中国的宣传往往不够客观。中国在这方面处于弱势地位,这增加了我们提升品牌形象和原产地形象的难度。

而随着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加速,我们有机会通过更多的渠道和方式,展示中国的产品和文化,逐渐改变这种印象。

经济观察报:在塑造原产地形象的过程中,主导性力量来自哪里?

符国群:我认为主体还是要靠企业。中国产品在海外市场的表现确实呈现出了积极的一面,特别是在中低端市场,已经取得了很高的市场份额。这主要得益于中国产品的性价比优势和强大的供应链体系。在很多消费者心中,中国产品高性价比的形象正在逐渐形成。

中国在控制成本方面确实做到了极致。不久前,我回到湖南农村的老家,发现同村的一些妇女正忙于为一种婴儿背带缝制布料。这种背带柔软舒适,质量上乘。这些妇女多为1960年代出生的村民,虽然她们的年龄较大,但许多人都曾在外打工,有着丰富的制衣经验。每人每天能赚取100多元的收入。

令人惊叹的是,这种背带的成本极低。每个背带的加工费用不到两元人民币。一个加工点大概10人,一天能制作大约1000个这样的背带。他们通常会在接到原料后的第二天,准时将成品交付到指定地点。参与生产的村民,只是生产链条上的一环。产业链上游和下游还有多层加工环节,如来料、贴牌、包装等,最终成品再通过电商平台销售到海外。

据我了解,背带生意背后的老板原先在深圳经营相关业务,如今将业务迁回了老家。在老家,他设立了四个类似的生产点,一天能够生产出大约4000件产品。这种分工体系和高效的生产方式,在其他任何国家都是难以想象的。

去年,我还走访了一家位于珠三角的炉具企业。这家企业的产品在全球市场的销售量达20多亿元。该企业的负责人告诉我,他们生产的产品出口到欧洲、北美、中东、东南亚、印度、俄罗斯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直接与西门子等跨国公司竞争。除了成本优势,该企业能根据不同地区的烹饪方式和需求特点来调整产品设计,在灵活性和适用性方面远胜竞争对手。

炉具并非通用产品,这一点我自己深有体会。以西门子为例,其在中国香港销售的炉具,面板多采用钢化玻璃。但中国人喜欢煲汤,长时间烹饪,炉具面板温度会变得很高。有一次,我在香港煲汤,那套炉具的面板直接炸裂了。而很多中国炉具产品使用的是不锈钢面板。这就反映出,这些西方大品牌其实未能充分考虑到中国人的烹饪习惯。

这些案例都展现了中国企业在成本控制与适应性方面的优势。只有当产品质量显著提升,且成本控制在消费者可接受的范围内时,中低端市场才会受到实质性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优势产品的信息会逐渐扩散到高端市场,从而改变高端消费人群对中国产品的看法。

但这并非一蹴而就的过程,需要逐步进行消费者教育和市场渗透。事实上,这也是一种规律性的现象。正如我以往所提及的,日韩等国的产品形象、原产地形象也曾经历过类似的过程。

以日本汽车品牌为例,在20世纪80年代,从很多客观指标上看,日本的丰田汽车已经全面超越美国三大汽车制造企业。但当时,欧美消费者并不认为日本能造出高品质的汽车。直到1990年代,日本汽车在中低端市场已经建立了无可置疑的强者地位,日本汽车厂商才推出雷克萨斯、英菲尼迪等高端品牌。同样,韩国三星、LG等企业的产品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左右已经进入行业前列,但这些品牌在国际市场上的崛起都发生在2000年以后。

因此,我们不能过于急躁。企业要先做好基本功,确保产品质量。随着时间的推移,高端市场也会逐渐认可我们的产品。毕竟,尽管消费者之间存在差异,但他们所追求的核心价值却是相似的。在全球市场上,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最终会赢得消费者的青睐。

经济观察报: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角色是什么?

符国群:政府应当秉持的总原则是,不直接介入具体事务,在背后发挥支持和引导的作用。具体而言,政府能够以国有企业作为媒介,参与重大国际项目。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合理利用资源,更要确保当地民众能够真正受益,而非仅仅满足当地政府或官员的利益。

过去,国有企业的一些海外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并未取得预期的成功,部分原因在于,企业过于关注与当地政府层面的合作,当地的民众却并未从中获益。这导致当地民众对中国企业产生了负面印象,认为我们仅仅是在攫取资源。

此外,政府可以搭建平台,促进企业与外部的交流与合作。例如,可以借鉴广交会等平台的经验,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多国内外参展的机会。政府还可以通过行业协会等民间组织,了解企业的具体需求,并据此提供相应的支持,而不是政府直接给企业买单。这样不仅可以避免政府直接介入可能引发的腐败问题,还能确保资源的有效利用。

在外交方面,我们的领事馆也可以发挥更大作用。他们可以通过收集当地的投资信息、定期发布市场与投资报告等方式,为国内企业提供更多商业情报和指导。

面对当前形势,我认为我们应该采取一种综合化的应对策略,最重要的是要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在全球化背景下,封闭市场只会让我们错失发展机遇。同时,我们应该充分利用中国全产业链的优势,通过加强产业链上下游的合作,提高整体竞争力。

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力也不容忽视。东方文化具有独特的魅力,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关注和欣赏中国文化。为什么现在东南亚对中国来说相对友好?实际上,我们的文化已经在那里产生了影响,很多中国的影视作品传入了越南,并受到当地普通民众的欢迎。

包括现在的抖音等短视频社交平台,也对中华文化的传播产生了极大的推动力。现在很多外国博主来中国拍视频,其中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印度个别自媒体主播专门拍中国不好的一面,例如吐槽中国高铁的问题。但实际上,看过视频的粉丝会注意到:旅客在中国乘坐高铁,1000多公里的路程只需三个多小时。他们也会思考:中国究竟好还是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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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与创新案例研究院编辑
文学学士、传播学硕士。以调查报道见长,重点关注教育领域,关注公司价值及变动背后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