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张世卿墓室穹顶《天文图》

△《炽盛光佛图》中的 " 十二星座 "（手绘图）

△张世卿墓里的 " 十二星座 "（手绘图）

敦煌莫高窟的第 61 窟建造时间是晚唐至北宋早期的归义军时期，归义军首领向中原王朝称臣，官职世袭，先后经历张、曹两个家族的统治。

进入洞窟时，需要经过甬道，甬道两侧各有一幅壁画，就是《炽盛光佛图》。画面 C 位就是炽盛光佛，坐在华丽的车上，身体放射出耀眼的火焰；外围簇拥着九曜星神；星神的上方彩云浮动，分布着一群手持笏板、头戴冠冕、身穿华服的神灵，这就是二十八星宿之神，也叫星官。

还有十二个圆形的图案穿插其间，这就是 " 十二星宫 " 或 " 十二星座 " 的形象。甬道的南壁和北壁上的星宫保存得都不全，各有九幅，但是组合起来，十二宫都不缺。

看完这张图，你应该会有这样的感受：既熟悉，又陌生。

先说熟悉。这些 " 星座 " 图案，出自千百年前，但是名称跟我们熟悉的现代版本基本对得上。

再说陌生。" 十二星宫 " 是舶来品，来中国之前先后经历了古巴比伦、古希腊、古印度的接力。但是，如我们开头所说，从这几张图像里，我们看不出太多的洋味儿，相反，它们 " 很国潮 "" 很中式 "。

这是怎么回事？

从星座变化，看 " 刺激扩散 "

你肯定注意到了，" 十二星座 " 的早期身影多出现在佛经、佛窟、佛寺中。没错，一开始，这种文化现象，正是跟随佛教一路而来。

相对于 " 十二星座 "，佛教是更大的 " 舶来品 "。所以，我们要想了解 " 十二星座 " 的形象之谜，就必须放到佛教传播的大背景之中。

我们知道，一种文化从原地向外扩散传播，都要经历一个过程。有相当一部分文化，尤其是复杂的文化系统，由于各地环境、习俗的不同，当它进入新领地后，必然面临 " 水土不服 " 的挑战。

这个时候，为了在当地开花结果，就不得不对原有的内容进行改变，从而获得当地人的逐渐认同。这种受挫之后改变策略的传播方式，被称为 " 刺激扩散 "。

显然，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就属于 " 刺激扩散 "。而 " 十二星座 " 作为其中的一个组成元素，也经历了这种过程。

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关于 " 十二星座 " 最早有确切记载是隋朝《大方等日藏经》，其中就出现了星座的早期命名：水器之神、天鱼之神、特羊之神、特牛之神、双鸟之神、蟹神、狮子之神、天女之神、秤量之神、蝎神。

在这里，你肯定能体会到，这一串名字有一股 " 异域 " 的味道。而且，这时候的十二星座的应用，跟运势占卜都没有联系，只是跟十二个月份进行了简单的对应。

从中我们看得出，从西汉晚期到隋朝，佛教已经传播了五六百年，但作为外来的 " 强龙 "，在 " 地头蛇 " 面前依然小心翼翼。

唐代引进的佛经《大随求陀罗尼经》，其宋代印刷刻本中出现了十二星座的图像。

在这张图上，有一部分图像，还保留着外来的模样，比如 " 天秤 "，是西式的天平；" 摩羯 "，是鳄鱼头鱼身，这是古印度对古希腊 " 羊头鱼身 " 改造后的形象。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不少星座的形象 " 很中国 "。比如 " 双子宫 "，并不是古希腊版的双胞胎，而是一男一女，穿着打扮是中原人的服饰。再比如 " 射手宫 "，又叫 " 人马宫 "，用弓箭来表示，这大约就是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中国人对 " 射手 " 的一种转译。

由此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 " 十二星宫 " 正在经历从异域风格到中国风格的过渡。

十二星座从天上来到人间

辽代张世卿墓室穹顶《天文图》上，其中的 " 天秤宫 " 图案依然是天平，但其他十一个星座几乎全部是中国人熟悉的画风：古希腊 " 人马宫 "（射手宫）中的 " 人头马身 "，被演绎为人牵马。

《天文图》中 " 摩羯 " 头部不是古希腊的羊，也不是古印度的鳄鱼，而是变成了龙头。这个 " 龙头鱼身 " 的造型，是本土化之后的摩羯形象，在辽宋时期，频繁地出现在各种器物中，其形象被称为 " 摩羯纹 "。

这个龙头鱼身的 " 摩羯 "，后来又被称为 " 鱼化龙 "，在中华大地上演绎出另一番精彩：

科举考试，成功上岸，就好比 " 鱼跃龙门 "，而 " 鱼化龙 " 就是鱼跃龙门时从鱼变成龙的过渡状态。你看青花瓷器上的 " 鱼化龙 "，就几乎没有任何外来文化的影子了。

而莫高窟 61 窟甬道里的 " 十二星宫 "，从人物形象到画风，都已经完成了彻底的中国化。

这两幅图虽然出自佛窟，但二十八星官的造型其实来自道教，而手持笏板、身着官服的形象，又有儒家文化身影。

熟悉历史的小伙伴应该知道，佛、道、儒三家从唐代开始，逐渐互相借鉴学习。等到元末明初，甚至出现了 " 三教合一 " 的趋势。提倡 " 三教合一 " 的，其中有一个代表人物，就是道教全真派的王重阳。

早期十二星宫主要用在天文历法之中。无论是佛经、石窟壁画，还是辽人墓葬中，它总是跟中国传统的二十八星宿形影不离。

慢慢地，十二星座也开始从天上来到人间，被应用于各种占卜。到了北宋开保七年，也就是 974 年，留下了一份叫《康遵批命课》的文书，后来被发现于敦煌的藏经洞。其中有大段文字，将十二星宫和算命结合起来。这些占卜说辞，正是唐宋时期文人大谈 " 摩羯命苦 " 的理论根据。

古代 " 十二星座 " 的流行，基本上是在知识分子的圈子。但是接下来介绍的这件物品，则让我们看到了这一文化试图 " 破圈 " 的努力。

河北邢台开元寺里有一口大铁钟，是一件金代（南方为南宋）的文物。它外壁一圈，就镌刻着 " 十二星宫 "。

这一回，" 天秤宫 " 里的天平，变成了中国传统的杆秤；而 " 双子宫 " 则被刻成日月图案，这很可能是当时的人将男女形象抽象为 " 阴阳 "，然后又用日和月来代表。

最让人纳闷的是 " 摩羯宫 "：动物的形象没有了，变成了一块石碑。思来想去，大概因为 " 摩羯 " 又被音译为 " 磨碣 "，" 碣 " 的意思是石头。把石头磨一磨，不就是 " 石碑 " 吗？

跟文人 " 玩梗 " 不一样，这个脑回路，属于没什么文化的底层百姓。显然，铸造大钟的工匠，很难一下子搞懂 " 十二星宫 " 原来的图案。

通过以上探索，我们了解到，古代 " 十二星座 " 不像 " 舶来品 " 的重要原因：一方面是 " 舶来品 " 的主动妥协；另一方面，咱们中华文明，有一种伟大的力量，那就是源源不断地吸纳外来文化元素，而且可以做到 " 为我所用 "，最终使其变成自身的一部分。

从宗教到科学，" 星座 " 二进宫

汉代以后，" 十二星座 " 跟随佛教进入中国，主要还是通过陆地上的 " 丝绸之路 "。但是别忘了，还有一条 " 海上丝路 "。

大约从明晚期开始，传教士从海上奔向东方。传播宗教思想的同时，也把西方的天文学知识带了进来。所以，在明清之际，包括十二星宫在内的星座命名系统被介绍到中国。

就像佛教传播遇到的挑战一样，在一个新的国度，这些科技知识在传播过程中，也作了妥协：中国古代命名的星宿，还是沿用旧称；没有命名的，就翻译欧洲的星座名来补充完善。

但是，这些天文知识，跟大多数科技发明一样，被统治者视为 " 奇技淫巧 "，所以，它们最终封存在宫廷中，没能出圈。

再到晚清，有识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开办新式学校、公派留学等等，这一波潮流中，我们系统地引进了西方的科学著作，" 黄道十二宫 " 以新的面孔进入中国。

维新派人士康有为在他的《诸天讲》中，对 " 十二星宫 " 名称做了一次总结修订。例如将 " 阴阳 " 改成了 " 双子 "，" 天女 "" 双女 "" 室女 " 统一翻译为 " 处女 "，" 宝瓶 " 改成 " 水瓶 "。至此，十二星宫的名称基本接近了现在我们熟悉的名字。

从汉至明，" 十二星宫 " 随佛教，通过丝绸之路传播；明代至晚清以前，" 十二星座 " 被传教士通过海上丝路带入宫廷；近代以来，" 十二星座 " 在内的天文著作被翻译成中文，以科学知识的面孔进入中国；而现在年轻人闲聊的星座命理，则是改革开放以来，占星作为娱乐文化的一部分经港台地区进入内地。

四个时期，时代背景不同，却拥有共同的传播逻辑。

第一，十二星座每一次传播都是以 " 副产品 " 的面孔出现，紧抱一条大腿。前两次，它依附于宗教（佛教、基督教）；第三次，它依附于科学（天文学）；第四次，它依附于娱乐文化。

第二，作为舶来品的 " 十二星座 "，每一次落地生根，都要经过一次 " 本土化 " 改造。

所以，无论是敦煌壁画里的 " 十二星宫 "，还是今天我们流行的 " 十二星座 "，都是 " 中体西用 " 的结果。

来源 北京青年报

编辑 王欣 /编审 李枫 /签发 蒲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