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民主政治是古希腊研究的永恒话题。本书全面、客观地介绍雅典民主政治的基本历史、成就和不足，概要叙述了雅典民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然后从制度建设、社会结构、民主政治与雅典帝国及雅典文化的关系、雅典民主在古代希腊世界的地位，以及雅典民主传统等方面，多角度地揭示古代雅典民主政治的不同侧面，进而构建出雅典民主政治比较立体的画面。

《雅典民主政治》，晏绍祥 著，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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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雅典民主政治的辩论

公元前 6 世纪末，雅典政治家克里斯提尼进行了一次重要改革。他把阿提卡的土地划分成城市、海岸和内地三个地区，每个地区各被划分成十个三一区，三一区由更基层的德莫组成。在此基础上，据称克里斯提尼以抽签的方式，分别从城区、海岸和内地各选一个三一区组成部落。这样，整个阿提卡被划分成人口大体相等的十个部落。他还以抽签形式从每个部落各选择 50 名议员组成议事会，让议事会承担主持公民大会、为公民大会准备决议案的重要职责。据《雅典政制》，克里斯提尼还创造了十将军制度和陶片放逐法。这样，古典时代的雅典民主政治大体成型。

新生的民主政治首先遭遇斯巴达的进攻。但雅典人击败干涉军，接着在希波战争中先是出兵援助米利都等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城邦反抗波斯的起义，并于公元前 490 年在马拉松独力击败波斯。特别值得雅典人自豪的，是公元前 480 年，以雅典人为主力的希腊城邦水师击败了数量上占优势的波斯海军，从困境中拯救了希腊。战后雅典组建提洛同盟，成为爱琴海上众多城邦的盟主，并在公元前 5 世纪中期把民主政治推向顶峰，雅典成为 " 希腊人的学校 "。但好景不长，公元前 431 年开始爆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延续 27 年，雅典战败。提洛同盟被解散，雅典被迫加入以斯巴达人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并与斯巴达人同敌共友。然而雅典人在恢复民主政治后很快从失败中崛起，又力图重建海上势力。遗憾的是时过境迁，雅典不仅未能恢复其在前一个世纪的辉煌，反而在公元前 338 年被马其顿击败，沦为马其顿的腓力建立的科林斯同盟的成员，并随马其顿王亚历山大远征波斯。从此以后，雅典再也无力在希腊世界的舞台上扮演决定性角色，直到罗马帝国时代变成一座活在昔日荣光中的城市。民主政治也随着雅典政治独立的丧失，退出历史舞台。

在古代希腊世界大多实行贵族政治或寡头政治的时代，雅典人的实验足以引起众多希腊人的评论和关注。不过与今天人们一般期待的不同，对于雅典民主，从古代以来就一直毁誉参半。希罗多德《历史》第 3 卷第 80 到 82 章记录的一场辩论，大体反映了当时希腊人的一般立场。

辩论的背景是，波斯第二代国王冈比西斯末年，帝国内爆发了一次大规模骚动。许多被征服地区发起反波斯起义，波斯王权据称被一个名为高墨达的祭司篡夺。贵族欧塔涅斯联合大流士等人除掉高墨达后，7 位阴谋者聚集在一起，讨论波斯该采用何种政体。

虽然希罗多德信誓旦旦地宣布，这场辩论的确发生在波斯，而且在《历史》的第 5 卷又特意强调一次，但学者们普遍相信，类似的辩论只能发生在古代希腊人的城邦中，而且很可能就是当时的雅典。他们的立场，大体也反映了古希腊人对待民主政治复杂的态度。对民主政治的支持者而言，民主政治与城邦主权在民的原则最为吻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任何人可以高于法律；集体智慧高于个人能力，因而不会犯国王经常会犯的错误，由全体公民组成的公民大会有权决定国家所有重要事务；所有官职由抽签决定，并且官员要为自己任内行为负责。然而，在民主政治的批评者看来，它的弱点也非常明显。民众缺乏教养，完全不具备治理国家的能力，只是盲目追随领袖；民主政治下存在倾轧，坏人会团结起来作恶，好人则受到欺压。这样的制度非常脆弱和不稳定，最终要么成为民众集体暴政，要么出现一个民众偶像，偶像进而变成君主。

不管美加比佐斯和大流士的意见听起来多么刺耳，又是多么缺乏逻辑，他们的观点很可能代表了大部分古希腊人的看法。在古典希腊最著名的三位史学家中，只有希罗多德赞颂过民主政治。修昔底德和色诺芬则都是民主政治的批评者。在哲学家中，亚里士多德偶尔会为民主政治辩护，但哲学家基本的取向，是把民主政治视为一种堕落的政体，尽管是一种不那么坏的堕落政体。与之相对，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等，都揭露过民主政治的弱点。即使那些在雅典教授学生和经常在公民大会上发表演说的人中，尽管有伯里克利、普罗泰戈拉、德摩斯提尼等为民主政治鼓与呼的人，但也有安提丰、伊斯叙马库斯、伊索克拉底等从不同角度抨击民主政治者。更具体的介绍，会显示史料上的这种基本偏向。

希罗多德或许在公元前 5 世纪中后期到过雅典，是民主政治鼎盛时期的亲历者，对雅典以及民主政治抱着相对肯定的态度。在叙述希波战争时，他曾经宣称，民主政治激发了雅典人保家卫国的热情，使他们能够击败斯巴达人发起的三路围攻；希波战争中，正是雅典人的坚持和他们在撒拉米斯战役中的胜利，才拯救了希腊人。对雅典人在普拉提亚战役中的表现，希罗多德也赞赏有加。字里行间体现的，都是雅典人有资格成为希腊人的领袖。

政论作家和哲学家的情况大体类似。尽管普罗泰戈拉以神话的形式为民主政治，主要是普通人可以治理国家辩护，但流传至今的最早的希腊政论作家、绰号老寡头的《雅典政制》就嘲笑和抨击了雅典人统治帝国、操纵司法、照顾穷人的各种政策和习惯。柏拉图笔下的伊斯叙马库斯赤裸裸地宣扬正义就是所谓强者的利益，与修昔底德著作中雅典使者在与米洛斯人对话时的帝国主义腔调几乎没有区别。智者安提丰更公然声称，所谓的法律和宗教，都是人为的规则，是某些人为了统治的需要而发明出来的，他公开挑战法律和习俗的神圣性。

古希腊哲学家中，德谟克利特虽然说过，在民主政治下受穷，也比在专制统治下享受幸福好，正如自由比受奴役好一样，但大多数哲学家实际上对民主政治持批评态度。苏格拉底自己不曾留下任何书面作品，但无论是柏拉图，还是色诺芬的记载，都显示苏格拉底是精英治国论者。例如，据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记载，为阻止格劳孔参与政治，苏格拉底带着鄙夷的口吻谈到，出席雅典公民大会的都是些弱者和笨蛋，诸如绳工、铁匠、建筑工人、农夫、商人、小贩等政治上的门外汉。这些普通人从不曾思考过公共事务，也缺少合理论证的能力，根本没有能力治理国家。至于柏拉图，尽管有少量学者试图证明柏拉图并非民主政治的反对者，但他的名作《理想国》对民主政治的抨击几乎众所周知。他一方面猛烈批评民主政治下的人大多不正常，另一方面攻击所谓的自由让国家陷入彻底无序的状态：

在这种国家里，如果你有资格掌权，你也完全可以不去掌权；如果你不愿意服从命令，你也完全可以不服从，没有什么勉强你的。别人在作战，你可以不上战场；别人要和平，如果你不喜欢，你也可以要求战争；如果有什么法令阻止你得到行政的或者审判的职位，只要机缘凑巧，你也一样可以得到它们。

亚里士多德对民主政治的态度多少有些矛盾。他承认城邦是公民的城邦，因而将某些人排除在城邦政治之外，既不合理，也不明智，但他的理想政体事实上更接近自己老师柏拉图的：国家的治理应当留给精英阶级，农民的主要贡献在经营田产。具体到民主政治，他将之归于变态政体。如果《雅典政制》出自他的手笔，则对公元前 5 世纪末以后的民主政治，他基本持否定态度，认为那时的雅典已经抛弃法治，一切以公民大会的决议为依归，是穷人对富人的统治。

悲剧和喜剧作家们对政治的影响或许不那么直接，而且有些悲剧作家如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得斯等，还会在悲剧中张扬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然而喜剧作家如阿里斯托芬等，则对雅典民主政治极尽挖苦之能事。《阿卡奈人》借主角狄凯奥波利斯之口，反对雅典对斯巴达的战争政策；《和平》把雅典人在战争问题上的分裂暴露在观众面前；《骑士》嘲笑了雅典的民众法庭制度，顺带抨击了当时的重要政治人物克莱翁；《云》攻击那些在雅典从事教学的智者以非为是、颠倒黑白，以及雅典人道德品质的败坏。总之，在阿里斯托芬笔下，雅典不是正常人可以生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