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装置作品《我热爱编程,害怕写作》中,一系列旧型号计算机、游戏机在展厅中依次排开,字句不断在跨越年代的屏幕上涌现。艺术家周蓬岸用自己青少年时接触过的这些设备,因 " 机 " 制宜地编制了不同的文本生成程序,使它们尽可能仿照自己的文风生成出各异的文本。有的运用原始的模板拼贴,有的则借助互联网接入了时髦的语言大模型,不同的原理和迥异的输出,用不停息的文本光标,抚慰了那个热爱编程而害怕写作的少年的心。
如果说这一作品是艺术家的自我疗愈,那么在新近出版的《机器如何学会写作》一书中,作者丹尼斯 · 伊 · 特南则为上述作品提供了历史的参照。这位曾经的软件工程师将 " 自动写作 " 描绘为一种古已有之的 " 冲动 ",从古代阿拉伯学者的占卜用具谈起,认为机器用于语言文字处理的历史已有上千年之久,而运用一系列规则以产生诗歌韵文,更是一种古已有之的 " 技术 "。在他的叙述中,无论是从语法上下功夫,将其转换为一系列的形式化规则;还是发明各种 " 模板 " 和 " 定式 ",以加快消遣读物和剧本的生产;又或是普洛普对民间故事中叙事要素的发现,都与自动写作存在历史的关联,共同体现了把写作外化为机器装置的意图。他还发现,前人运用双关和多义词提供意义晦涩而又引人联想的文本,这种 " 技巧 " 亦为后世的人工智能所继承。如 20 世纪 60 年代问世的早期聊天机器人 ELIZA 所给出的回应让人误以为感兴趣,实则只是重复着一些固定模板的话术。
《机器如何学会写作》, [ 美 ] 丹尼斯 · 伊 · 特南 著,耿弘明 译,东方出版中心 2025 年出版
为人工智能寻找早期渊源,这样的叙事随着公众对人工智能愈发关注和好奇,已变得流行起来。在它们所提供的表面联系和貌似深刻的 " 思维方式 " 共通性之外,不由引人追问:为人工智能编织不为人所知晓的某种 " 前传 ",究竟是有益于人们对当下的人工智能建立更加深刻的认识,还是为了解历史过往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不幸的是,在大多数时候,这类叙事都只是将过去种种思想和技术的发明,表现得仿佛就是为了达到今天 " 人工智能 " 的状况。这样一种 " 辉格式 " 的方式意味着在上述两个方面无法提供洞见。一方面,它始终是以当下的状况为标准,评判并选取是哪些 " 思想 "" 发明 " 推动了人工智能的发展,哪怕在历史情境中,这些观点和事物的提出者也并不以文本生成甚至自动写作机器为目标。说古人的占卜策筮是一种 " 自动生成 ",无疑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历史实际。另一方面,挖掘、追认现代人工智能的古代前驱,也有悖于它表面上援用的 " 媒介考古 " 研究方式。用埃尔基 · 胡塔莫和尤西 · 帕里卡在《媒介考古学:方法、路径与意涵》中给出的表述,媒介考古的目标恰恰在于构建 " 媒介被压制、被忽视和被遗忘的另类历史 ",而从过往追溯人工智能的 " 来时路 ",总是难免会预设对当下状况的肯定。
幸运的是,特南并没有陷入这样的窠臼。他可贵地引入了修辞学视角,指出当前将人工智能拟人化甚至神化成某种决定性的力量,是通过将工具 " 移动到句子的主语位置 " 来完成的。正是因为获得了这样一个语法上的位置,机器才能够进行 " 检测、设计和掌握 ",并因此获得了 " 行动主体感和内在性 "。
图源:视觉中国
特南指出,以机器为主语,并不是 " 自动写作 " 的必然要求,而是人们在接受和认识人工智能时不自觉地授予它的。有许多因素引导我们这样做,但特南认为,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来自人工智能的开发者对于自身责任的撇除:" 通过在语法上让算法来掌权,研究人员就撇清了他们自己应有的责任——也就间接剥夺了我们人类在(自动写作)这件事上的能动性。" 将人工智能 " 置于主语 " 意味着隐匿其中人为因素的影响,并将这种人为因素伪装成机器的能动性。另一方面,普通的使用者接受了这种修辞,也就意味着不自觉地让渡出了自己的能动性,从而在人工智能面前陷入被动。
如此,本书中译本副标题 " 给人工智能的文学理论 " 也就获得了另一重意涵:它号召一种 " 为 "(for)人工智能境况而新构建的 " 文学理论 "。这种 " 理论 " 并不将有关自动写作的想象与设计勾连起来,仿佛要 " 量体裁衣 " 式地专为人工智能 " 定制 ",而是对流行的有关人工智能的言说加以分析,特别是从修辞上予以审视,从而揭示被有意掩盖或转移的关键矛盾与问题。它有效地将前者难免浮泛的类比,转换为后者的批判性力量,以此用 " 文学理论 " 来回应 " 自动书写 " 引发的困扰。在本书中,作者用九个引向结论的必要观念结束全书,尤其对人工智能背后的集体劳动、分布性与隐喻性质、对责任的掩盖等方面展开的有力批评,就是这种批判性意识的充分显现。
图源:视觉中国
但仅仅如此,仍然是不够的。对机器展开技术原理的描述,尽管掌握起来存在一定的困难,但已有明确的规程。相比之下,对自身 " 使用机器 " 的经验给予恰如其分的言说,却缺乏类似的方式。对人文学者而言,或许有必要进行书写或言说的并不是机器本身,尤其不是它们 " 是什么 ",而是使用机器的那个人自己,阐明机器所做、所行之事对自己又有什么意义。换句话说,相比于机器对于 " 文学理论 " 的 " 技术实现 ",制造和使用机器的 " 人 " 更适合成为 " 理论 " 的关切对象。或许,一种真正面向人工智能境况的文学理论,其主要任务就应在于提供替代性的策略,以令使用者可以审视自己与机器交互的过程,进而引导机器的特定行为。人的意图以此得到明确的表达,并能用它覆盖人工智能研发机构设计意图中秘而不宣的那一部分。
由此我们不妨回望《我热爱编程,害怕写作》这件作品。就它本身而言,或许仍是躲避用文字表达自我的产物,但它在同时也表明,程序和机器未尝不是人表达自我的可行途径。可以说,这一作品的诞生本身就证明,编程已经成为了一种创作方式、一种替代性的人类 " 写作 "。尽管 " 害怕写作 ",艺术家仍然选择了这种替代的方式,其中突显出无法抑制的对创作的渴望,才是历史上那些 " 自动写作 " 背后真正欲求的事物。在那些涌现着文本的屏幕背后,在貌似空洞无物的程序运行之下,不仅有着人对编程的热爱,而且归根结底是人的无法 " 自动化 " 的创作欲,仿佛命令一般,在驱策着人们寻求与技术条件相匹配的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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