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同事见到我在长假旅行登记表上填了"乌兹别克斯坦"的时候，这样问我："乌兹别克斯坦究竟有什么呢？"

他们或许只是为了找个话题，并不期待多少正经的答案。但我发现，我确确实实地被问住了——关于这个国家，我似乎是如此草率地确定了它作为长假目的地，但直到临出发的前一日，我的脑海里仍然没有一张经典、合适的影像来代表它。我试图说服自己，这也是一个经历过革命、独立和工业化的现代国家，但是稍不留神，我的脑海里又只剩下沙漠、绿洲、骆驼、低矮的房屋、以及喉咙的干渴感。

所以，当飞机从西安起飞，底下的大地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趋于荒凉的时候，我开始准备这一篇笔记。我想起在2022年《来点旅行又如何》里，我引用了村上春树的《老挝到底有什么？》他如此回答：就算这么问我，我也无法作答，我不正是为了寻找那个‘什么’，这才要到老挝去的吗？这个回答如今看来也充满了灵气——我想要的，正是一个能变成画面、声音、气味，留在我脑子里的真实的"什么"。

中亚是一个陌生的邻邦。要想看一个中国人对此地有多少了解，只要看他知道多少历史中的名字。如果有人能提到准噶尔、浩罕和阿古柏，表明他对中亚和中国在近代的纠葛已有所了解；而如果有人谈到花剌子模和玉龙杰赤，那么说明他对这片土地的过往已经有相当的积淀；而如果有人谈到察合台、帖木尔、昔班尼以及贯穿19和20世纪的英俄大博弈，那么，中亚的迷雾已经揭开大半，他不再需要在奇怪的地名和人名中迷失自己的记忆，而需要深入大陆，做一趟实地的探访。

关于中亚，在中文世界有两本流行的书：一个挪威人写的《中亚行记》，以及一个中国人写的《失落的卫星》。我刻意省去了作者的名字，而留下了他们的国籍，大概因为我感到，旅行者的出身比他们的名字要重要得多，前者是他们观察的永恒原点：一向左翼的挪威人对专制的遗产颇有微词；而在中国人的视角里，我看到了一些熟悉又陌生的乡愁。

当人走进中亚，第一直觉是最准确的：这片土地仍笼罩在一股强大的历史余尘里。但要辨清其中之物不是易事。当代人只拥有审视当下的目光，对更近的历史有着独特的敏锐，但更早的历史则是藏在沙海中的卷轴。在漫长的过去，地理对文明的影响绝不可忽视，草原和沙漠是一片无险可守的开放土地，它们是关键的商路，也是帝国的边陲。

这片土地的过去，隐藏在无数民族来去的尘埃里：波斯人、希腊人、粟特人、突厥人、唐人、阿拉伯人、蒙古人……不过当历史走到最后，中亚的草原和沙漠里却挤着五个和这些名字并不相干的"斯坦"。它们的国界时而犬牙交错、时而横平竖直。这些线条并非"自然疆界"，而来自苏联的民族工程——革命者们在一个前现代、低民族认同的混居区域里，人为创造了五个民族、五种民族叙事及其政治实体。

而红色帝国的影响不止于此，它让这片土地拥有了一些既进步又扭曲的现实：比如世俗国家和普及教育，也比如产业的失衡和对自然的改造。这些经济结构、文化现状和政治遗产纠缠在一起，在大陆的心脏附近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大陆性"……

而在这纷繁复杂的种种之后，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如何回望过去、界定现代，又如何看待自己、审视他者？那些好奇，都有必要去实地探访和解答。

当飞跃中国和斯坦们交界的、荒芜的群山时，我感到飞机高度在明显地下降，也或许，是中亚粗犷的大地蓦地隆起、迎面而来。

列车行驶在中亚连绵的云海和草原之间。云朵如鳞片般铺满天空，阳光勾勒着它们的缝隙，地下的野草和半空的扬沙共享同一种灰黄，一派萧瑟的秋天气息。

或许是因为每次远途旅行都是秋天，对着火车窗外，我有一瞬间的时间错乱，仿佛忽然回到了两年前的此刻，在苏格兰高地的火车旅行。

不过，不同于北境岛屿那清冽、彻寒的秋天，大陆深处的秋天是浑浊的、弥散的。仔细分辨，那些长在天际线上的乱草，向外扎着一股旺盛的野性，上风而不偃。你便明白，它们并不是土地和岩石的附属物，而来自时代的播种。有圣人出，它们便是战争机器的养料、也是沙上帝国的根基。即便到今天，你依然可以在各种土建筑的基础中，广泛地看到干草的存在。

陆地的深处和海洋的深处有奇妙的共同之处。在这里，自然呼唤着人们本能的恐惧，生存将无比艰辛——与天斗，也与人斗。而草原和沙漠中的绿洲，也极像陆地上的岛屿，在大陆中心产生了一股类似海洋文明的能量。正是在这里，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一批商业文明。不过，没有了海洋保护的商业文明，往往暴露在大陆的残暴中。繁忙的商路带来了思想、宗教和财富，也引来了野心勃勃的觊觎者，但商业和思想无法自己长出尖牙利齿，在刮起的政治风暴面前，它们始终没有多少护城河。

最终，因商路勃兴的，也因商路而衰落——十代的垂拱而治打造的仰望之城，都抵不过一朝的杀鸡取卵、敲山震虎。在这里，人和土地的命运，在从世界中心和无名边陲的两极间游走。

一切都指向了铁路的前方，扬尘的深处——撒马尔罕。这座沙上古都，巨贾名城。在谈论它的历史时，我们不妨换个名字。回到它被中国人叫作撒麻耳干或者薛迷思干的年代。

我在一个正午站在阿弗拉西阿卜的荒丘上，日头猛烈，风声大作。

这片高低起伏的高地位于今日撒马尔罕城的东北部，被几条公路包了一圈。开车路过，你会觉得它像《塞尔达传说》中初始台地——封闭，高企，像是一个王国发源的地方。直觉没有错：在这片台地之上，曾是粟特人的都城。在中国人的视野中，他们是最出名的商业民族，但他们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最大的影响的，却是一个叫做安禄山的军阀。

在登上这片小小的高地前，我心中本来流动着种种预想中的震动。就像古人车过潼关，也要感慨"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然而，当脚下有了实感，这些感受却烟消云散。我发觉自己站在一片平平无奇的垄沟上，似乎我在家乡见过的荒地也是如此这般。在这片缺水的高地上，草叶已先于秋意枯萎，在曝晒中勉强维持着形体，只要稍加手捻，它们便如沙子一般散碎而去——沙漠似乎是一切生命的终点、也是文明的终点。

在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的战役中，他再度施展迂回战术，占领了西部的布哈拉后，掉转头来攻打撒马尔罕。而此处军民的坚决抵抗让这个著名的征服者吃了相当的苦头，而作为回应，他标志性的震慑惩罚也降临于此：Afrosiyob作为撒麻耳干的内城，被付之一炬。

在中亚，成吉思汗是绝对意义上的断代者，他公平地摧毁着这里的文明和城市，无论民族，只论态度。不过，成吉思汗的破坏并没有持续太久——对于勃兴的蒙古帝国来说，商路仍然是财政的重要支柱，于是很快，撒马尔罕得以重建，中亚的商路得以恢复、其繁盛程度甚至在蒙古帝国时代更上层楼。

不过，新的撒马尔罕建在了稍偏西南的位置，也是我们今天见到撒马尔罕的位置。老内城遭到的破坏已不可逆了，此处沦为荒丘、被时间遗忘。直到70年代，一支公路工程队在这里的地下意外地挖出了大量的壁画，描绘了"万国来朝"的盛景，人们才望穿了成吉思汗以前的时代。

（此处地下出图的唐人行龙舟图，当地的说法是船上之人是当时唐皇李治的皇后，也即未来的女帝武曌，Mr.Q）

如今，粟特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早已消亡。不过，在不远处著名的西阿卜巴扎里，你还能看到昔日商业繁盛的影子。多多少少带点粟特血缘的人们，在浓烈的莳萝味道中兜售着泡菜、地摊、香料和干果。不过，行走其中，我想起的却是古代中国人对穆斯林商人的评价——干净，这也是"清真"二字的本意。地面上几无污水，摊位上琳琅满目、整整齐齐。

当我路过一个果汁摊子前时，一个啜着石榴汁的本地男人试图也让我来上一杯，我听不大懂他那混着浓重突厥口音的英文，只能回以一种含蓄的笑容，而我也感到：在他看来，这种笑容也东亚、很异域。

信步走到西阿卜巴扎的后面，一堵高耸的围墙拦住了去路。围墙之内就是宏伟的"比比·哈努姆清真寺"。它代表了撒马尔罕的绝对高度，古人们来到城外数英里开外的地方，便能一眼看到它那巨大的穹顶在地平上升起，便知道撒马尔罕将近。

这是一代雄主帖木儿为他的王后哈努姆而修建，尽管此处人们口口相传着他和这位来自"中国"的王后的爱情故事，但多数只是美好的幻想。

事实上，这位王后大他十几岁，二人也并未育有子嗣，从现实的角度说，这更可能是一场政治婚姻——或许帖木儿只是想借她蒙古黄金家族的身份，来宣示自己在蒙古秩序下的法统。不过很快，他就发现自己不需要这种"假借"的身份了，他自称埃米尔建立的帝国，疆域西至小亚细亚、南至波斯湾和北印度，已可以和蒙古人的秩序相媲美。

于是我们也看到，今日的撒马尔罕，不是粟特的、不是阿拉伯的、也不是花剌子模的，而几乎是只属于帖木儿一个人的城池——如今这里几乎所有的宏大遗存都与他有关。人类有很多城市都拥有英雄史诗，但好像很少有英雄史诗拥有一座城市，如果有的话，撒马尔罕就算是一个。

毕竟，帖木儿当年就是按照"世界仰望之城"的标准去打造它的，而建筑的尺度，必须配得上这个帝国。站在雷吉斯坦广场上，环顾着三座挺拔的经学院，你会那么直观地感受到——广场、建筑和帝国，几乎是三位一体，它是莫斯科，华盛顿、罗马、北京、日耳曼尼亚……也是这里。

不过，在地震和政权更迭一样频繁的中亚，建筑的保存并非易事。帖木儿帝国未能维持超过两个世纪，尽管其后人巴布尔辗转深入印度，又建立了辉煌的莫卧儿帝国，但在河中这片地区，撒马尔罕的政治地位被昔班尼王朝的首都布哈拉取代。

随后的几个世纪，撒马尔罕处于一种自然坍圮的秩序中，渐渐隐没成一座不显眼的城镇，直到俄国人的到来。如今，帖木儿的宫殿已经了无踪影，比比·哈努姆清真寺也空余宏伟的外观，其内部空间已完全废墟化，一道崭新的大门尴尬地填在残破的门洞上，堵住了旅人的脚步和想象。不过，帖木儿的陵寝——古尔·埃米尔陵，却被苏联人完全抢救了回来，并且修旧如新。

在帖木尔陵墓的正中，他那纯黑的墓志石威严地凝视着来访者，像《2001太空漫游》中那块神秘的、记载着宇宙秩序的黑色石板Monolith。但我反而被宏伟的穹顶和花窗透下的阳光迷住了眼睛。巨大的空间天然会形成一些回音，那些精致入微的图案似乎在流动、阿拉伯书法也如龙蛇般有了生命——隔着500多年，庄严和赞叹似乎未有一点变质，直接传达给了我。

不得不承认，人类确实是天然慕强的动物，历史最直观的表达就是英雄传说、真正光辉的是政治版图，而相比之下，科学、文明，似乎都要向后稍一稍。

500年后的来访者们似乎很容易忘记，这个帝国的创造者在他的极盛的年代拥有必要的残暴，让那些同时代的人们在这轮沙上的烈日下黯然失色。甚至，当我回想起他在最后一役中，拖着70岁的身躯翻身上马，向东方的大明发起一场注定无果的远征，仍不由得感到敬畏——真正对政治和征服着迷的人，可以将自己生物的生命如此果决地献祭给政治的生命。而人类的历史，好像就是在这些野心家膨胀的雄心和巨大赌注间蜿蜒前进，通过一道又一道窄门和狭缝。

而在强人的力场面前，甚至民族都是一个可以被扭曲的概念。今天的乌兹别克人，严格来说应该是灭掉帖木儿帝国的另一支游牧部族，却将这位突厥化的蒙古贵族追认为其先祖，其中大概有苏联"人造民族"的诸多功劳。中亚的五个斯坦所以列土封疆，和中古历史的关系不大，反倒和20世纪革命的前途密切相关。

新成立的苏联感到有必要打散"突厥斯坦"的地理概念，并迎合"民族自决"的浪潮，于是通过其著名的民族工程，人为地安排了五个中亚民族及其历史叙事——哈萨克人领到了"草原游牧民"的故事、乌兹别克领到了"帖木儿的子孙"的标签、塔吉克人"说波斯语的突厥人"……这些归类未必精巧科学，倒更像是"一刀切"，比如撒马尔罕这座塔吉克人更多的城市，最终民族和政治认同，却归于乌兹别克。

不过，人的奇妙就在这里，民族叙事的塑造过程或许粗暴，但其结果却意外地成功。时间过去，那些人为制造的政治版图开始固化、凝聚成新的共识。民族国家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形态，作为民族错综复杂的地区，中亚本或许存在一种巴尔干化或高加索化的命运，但事实上并没有——这里的五个国家之间并未出现上述两个地区那样明显的矛盾纠葛，尽管它们也有各自的历史包袱。

不过我想，尝试评价历史的得失功过，也是一种政治话语。此刻，我对它们没有那么强烈的兴趣，我只想在日落之前，再静静地观察眼前这座古城。

在这漫长的一天的最后，我所有的赞叹都归于落日中的夏伊·辛达陵墓。如果不是亲自来一趟，要记住这奇怪的名字恐怕是件难事。这里埋葬的人，多数生活在9-10世纪的阿拉伯化年代。阿拉伯人在著名的怛逻斯战役中击败了高仙芝之后，开始替代唐人的政治影响，而相较唐人间接统治的都护府，哈里发的野心是全面的——人们的信仰被改变、建筑被重塑，从此这里成为了伊斯兰教向东扩张的前沿基地，而西域的"佛教长城"则成为中国最后一道的文化屏障。

当然，这是题外话，因为这段历史的结果既不属于唐人，也不属于阿拉伯人。至今，已经很少有当地人能识别那些门楣上花体的阿拉伯文，而墓中所葬何人，有些也已不可考，只剩下一座安静的墓志石。

在这里，死与生如此陌生，却也如此接近，千年前的死者并不忌讳生者的来来往往，而如今的往哉生生，也并不忌讳与死者只有一墙之隔。我行走在其中，中亚大地上的天光开始收敛，像世界上多数的日落时分一样，平白的白昼褪去，万物的颜色开始变得浓重，夏伊·辛达大面积的蓝色花砖，开始透出一些幽幽的光芒——来自过去、也来自夜色。稀稀落落的游人们举起了相机，而我站在那巷道的一端，回首望去，夜风迎面而来，夕色落在天蓝色的穹顶上，远处比比哈努姆清真寺巨大的剪影，宣示着这座城市的名字。

沉浸在即刻的感受中，我这样在备忘录里写道：撒马尔罕的黄金，藏在日落时分。

风从粟特人的荒丘上吹过，将阿拉伯人的死亡扬起，细沙洒落在帖木儿陵寝的穹顶上，又有部分吹过苏联人林荫大道，弥散在已然昏黄的空气里，形成历史粗砺的迷雾。来访者稍有不慎，可能会嚼到两口沙子。

从过去的千年直到很晚近的时代，帝国、先知和野心家们，在这片叫"河中"的土地上来来去去，创造着疆界、信仰和民族的迷梦。但沙上的王国，似乎终有一种回归沙土的宿命，在近代的前夜，这些城市已几乎不被世界记住，但昼夜依旧，星空也笼罩这里。

头顶的日月之行，既不是一种赞美，也绝非一种反对。它们只是永恒又沉默的目击者，不在乎许多是非，只是容许时钟继续转动，故事继续发生，任它们起高楼、随他们楼塌掉。

而只有在黄昏之时，我感到：这些神性的无尽藏，俯瞰着人类精巧的造物，仍隐约透露出一股沉静的柔情。太阳收敛起光芒的刹那，眼前片刻金光一亮，耳边仿佛有某种声音在低语。但再一听，天色已然昏冥，只余那荒地的风声、和自己的心跳而已。

如果略过成吉思汗的远征和帖木儿的兴衰，只是回眸更近的数百年，撒马尔罕以西的布哈拉，是河中一代当仁不让、最辉煌的首都。尽管它有两个政治上的对手——希瓦和浩罕，但在城市建设的维度上，后两者都难和它比肩。而且，后两者也没有那么长的国祚。那个以布哈拉为名的酋长国一直存续到1920年，可能是世界上支撑到最后的中世纪国家，而它的长寿，有一部分是因为它的偏远。

早在15世纪，亚洲的海岸线就已出现在欧洲人的地图上，但其深远的内陆始终是不明的。直到英俄大博弈在19世纪骤然展开，两国的冒险家们才争相来到了这大陆的心脏，将这座城市的确切情况标记在地图上。最后，俄国将布哈拉作为一个保护国收入囊中，而为了笼络穆斯林、保护这座经学院林立的圣城，俄国人与埃米尔约法三章，保证了埃米尔在布哈拉城墙内的治权。而这也塑造了布哈拉如今的城市形态。

若是通过火车来到布哈拉，下车是其东边十几公里的卫星城卡甘——一座俄国人建立的殖民城市。俄国人遵守了他们对埃米尔及其信仰的尊重，直到1920年，苏联红军越过了城墙、赶走了埃米尔，这座中世纪城市才正式卷入现代的浪潮。

现代化的本质或许是加速的同质化。如今，站在古城中心的广场四下望去，你可能会发现它现代得稍稍有点过头，平整的石板路、亮堂的景观灯、拥挤的旅行团、考究的西餐厅和操着熟练英语的服务生……它太像一座在世界各地都司空见惯的，被商业化深度开发的古镇，而少了许多故都的古旧和威严。尤其对从撒马尔罕而来的旅人，这种对比尤为强烈。

在撒马尔罕的黄昏，旅人一眼就能望到一个帝国的背影，君主的声名被记在巨大的穹顶上，甚至记在天穹之上，古旧和破败则是一种恰到好处的衬托；然而，布哈拉的黄昏是谦卑而世俗的，带着些许审美疲劳的旅人，穿过繁忙市集长成的街巷，看到的则是那些无名的人和猫，如何在历史毛细血管里生活过。

为什么专程提到猫呢？大概，因为在布哈拉老城生活的猫，恐怕比这里的常住民还要多一些。有很多人说猫是水做的，它们确实也是润滑剂，只要有它们生长在各个角落里，这座城市就好像没有太分明的棱角和侵略性，反而相当圆润。在这里，"圆润"不是一种模糊的感觉，而是具象：在埃米尔居住的雅克城堡外，那城墙的"马面"是圆润的；在城内的市场之上，那像沙丘一样拱起的、高高低低的顶，也是圆润的……甚至夕阳落下、月亮升起，也都是圆润的。

或许是因为我们有一种置身事内的熟悉，现代总是比古代要面对更多的争议，但现代并不是总是坏事——你总是可以以一些新的视角和形式，对传统生活进行再诠释，而反之就未必能成立。比如，我在布哈拉碰到当地正在举办的双年展。城里面诸多经学院遗址并没有如撒马尔罕一般"修旧如新"地复原，而是保持着一种沧桑的坍圮感，变成现代艺术的寄身之地。于是老城的游览，变得有些像一场主题游园会。

穿行在许多现代艺术及其解说中，我被不少奇思妙想抓到：

"两座沙丘静坐着，仿佛在对话，又仿佛是两个漫长的段落。而它们中间的绿洲，像一个逗号，切换景别，所见迥异…"

"在曝晒之下，阴影反倒是生命的子宫……"

"沙漠中不见大海，因而海中的鱼，被认为可以带走疾病和不幸……"

在我旅行的几日，确实感到沙漠和烈日是一座牢笼，而其中的生存哲学，果真别有一番风味。我想起古代来往此地的繁忙商旅，和商队中的思想者，他们在漫长的旅途中，基于一路见闻发展出的哲学和宗教，是否也在不经意间带上了大漠的沙石呢？

在白日的末尾，我在布哈拉广场的一角偶遇了纳斯尔丁雕像，他骑着驴，做出一副有趣而冒犯的表情。在一群游客吵吵嚷嚷地散场后，我感到他的笑容好像冲着我动了一下。

三、塔什干的未来

塔什干是很多人来乌兹别克的第一站，也是离开前的最后一站。这座城市的国际机场颇有意思：代码TAS，却写作Yuzhne，俄语的"南"——这个国家从何处走入有飞机的现代，无需多言。而这座城市，就是这遗产集大成的具象。甫一落脚，从上海漫长的夏天走进塔什干冷冷的夜，我感到：这确实是一座前苏联国家的首都，充斥着怀旧、新奇和落差，它的某些地方让我想起在北京漫步时会遇到的小处，这一点和莫斯科是一样的。在和这座城市的第一面，我感到历史记忆的共享是一件鲜活的事情。

塔什干在中世纪的地位并不显著，远不如撒马尔罕和布哈拉。很多人谈论塔什干的历史，都会追溯到1966年将其打回平地的大地震，而苏联的兄弟民族们合力重建了这座城，历史才算开始。

哪怕联盟最终付诸东流，但至少，城市留下来了，60年代的"新"渐渐变成一种"旧"，那时候盛行的"现代主义"如今也不能再代表"现代"……很多初来乍到的人抱怨说，除了可以用来怀念苏联，塔什干平平无奇，甚至"班味儿"浓重——尤其当你挤在它那每时每刻都运力不足的地铁里动弹不得的时候。不过，这座城市贵在是一个门户，带给了我对乌兹别克的直接感受：嗅觉、画面、体感。它是一个缓冲，将我的感官初步调整到感知这个国家的应有方向上。

不过我始终觉得，将塔什干作为旅程的最后一站要更合适些。它的角色会更加明确：治愈。尤其当你已经厌倦了撒马尔罕和布哈拉那尘土飞扬的道路、破败且杂乱的小巷，感到自己鼻腔里黏着一层怎样也清不干净的尘土。

恍然再次回到这里，重新审视它宽阔的车道、精致的绿荫、现代主义建筑、入夜时大片的玻璃窗和暖色的灯光、丰富的汽车样式、街头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以及人与人之间微妙的距离感……你会感到：这无疑就是这个国家最现代的一部分。你或许无法期待太多，但至少，让路的前方变成一个自己相对熟悉的地方、一种相对熟悉的生活方式，对旅途最后精疲力竭的旅人而言，是一种慰藉。

在塔什干的夕阳中，吊机和高楼格外显眼。我绕着市区最中心的帖木儿广场走了一圈，路过一排威严的政府建筑和流光溢彩的高级饭店，忽然想起了《中亚行纪》的作者同样漫步过此地的评论：挪威人似乎觉得这些现代的东西和这片土地的古老格格不入，又觉得这里的现代化是一场促成了高度不平等的剥削。尽管从某种意义上，她说得不无道理，这是发展中国家的通病。但我并不喜欢这样的语调，亲临此地，只想感叹：这真是一座正在拥抱变化的城市啊。

不过，转念一想：变化，我见过的哪一座城市不是如此呢？我又为何突然在此会生出这样的感慨？一番自我剖析后，我想，或许是前些天在这个国家腹地的旅程让我意识到，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地方，发展的迟滞是普遍的，而肉眼可见的变化是可贵的。

不过，变化哪怕再缓慢，时间也会让它们显形。如今的乌兹别克已经在独立后奔跑了30年，已经和前现代的汗国和苏联时代有了断代般的区别。我想起我在撒马尔罕的雷吉斯坦看到的乌兹别克国家形象的灯光秀，其历史叙事颇有意思，讲完了帖木儿和兀鲁伯，就直接跳到了1991年的独立——而漫长的16-20世纪，仿佛被很自然而然地折叠起来、收进口袋。我没有看过乌兹别克人的教科书如何制造他们的国家叙事，但我直观地感到：问题不在历史本身，而是他们经历的当下，迫使他们对历史的叙事进行选择。

一个核心问题是"去俄化"。如何对待苏联和俄罗斯帝国"内部殖民"的历史遗产，是从东欧到中亚这个宽阔空间内新兴国家的普遍课题。这里也莫能外——尽管你仍可以在一些地方听着老年人说俄语，但在大街小巷的书面场合，西里尔字母已经难寻踪迹，只有西文字母拼写的乌兹别克语。而塔什干的地铁里刊登着大尺幅的British Council和雅思考试的广告，指明了这个国家的年轻人们的向往。

而新的变化也在发生。独立国家凝聚新共同体叙事的需求会极其强烈，其经济和产业也往往展现出"经济民族主义"的特征。在乌兹别克，汽车产业就是一个体现。如今在乌兹别克街头，随处可见雪佛兰的小型车。这些车多数产自费尔干纳的国产工厂——这是他们的"大众汽车"。不过，他们的口味没有被国产自豪感和高昂的进口车关税约束住。

在塔什干一家以"1991"命名的餐馆内，侍者和我谈论起"BYD等等中国车加速超快，我觉得甚至强于布加迪和法拉利"，我猜想这是一种对中国顾客定制的奉承，不过考虑到乌兹别克的司机们往往喜欢弹射起步，而街上随处可以听到轮胎摩擦地面的赛车声音，他们对EV加速度优势的一见钟情，也理所当然。而事实上，当我从塔什干机场出来，接机的司机骄傲地向我展示他新提的中国车：Hongqi，China。

我想，对汽车的感受，只是乌兹别克那开放的国民精神的一小部分。毕竟自古以来，这条商路上来往的，从来都是异国人、新的思想和奇珍异兽，商路民族应是对世界最为好奇而开放的。

确实如此，我想起来一些具体的脸庞：在雷吉斯坦广场前耐心地试图跟我说俄语的大爷，被我一句"до свидания"逗乐；也想到路遇的放学男孩在走过我身边时候，字正腔圆地说了一句"你好"，然后迅速低下头来害羞地走掉，只留下我回过神来"哎"的一声； 也想起我最后在机场把手机不慎摔在地上时，一个包着头巾的女士停下来，用肢体语言对我表达了深深的同情……在中亚，这里的人总让我感到一种淳朴的善意。

在临行之前，我忽然想起了《中亚行记》的作者最后的论断——在这里，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从历史看到未来，我非常同意这样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