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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作家对谈:从个体经验出发,走向更广大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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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 · 路易:对我来讲,写作是暴力带来的一种后果,它与暴力相关。我十一二岁上学的时候,经常受到同学的霸凌,我当时下定决心总有一天要把我的经历写在纸上,我要控诉这种暴力。所以很早的时候,写作对我来讲是一种救赎,让我能够去承受这种暴力,很阴暗的一种连接,同时又非常美丽,带来很多希望。文学中自传体作品很多时候都是源于痛苦的经历,对我来讲,写作就是生命中所经受过的那些暴力的时刻,我写作不是为了写作,是为了去解构暴力。

胡安焉:我写作起步比较晚,2009 年开始写作,那一年我已经 30 岁,之前我做过好几份不同的工作,没有取得让自己能够接受的成绩,或许在更多人看来属于一事无成。2009 年的时候我厌恶了,对我之前的人生、对我做过的事情、对我走的路、对我依循的那些价值,产生了一种叛逆的想法,我希望能够追求一种个人的相对纯粹的精神方面的价值,写作是在有限的选项里面比较可行的,它的门槛不高,每个人都可以立刻去从事、去进行。但真正开始写了之后,读的书越来越多,思考越来越多,跟其他写作者的交流越来越多,我发现它带给我的挫折也丝毫不少于在现实中碰到的钉子。

爱德华 · 路易:写作并没有能够让我治愈,整个过程总是非常痛苦、煎熬,所以我和自己的问题,肯定不是通过写作去解决。对我来讲,写作是一种集体的行为,既然我有过这种经历,其他人可能也有过这种经历,我要去书写它,以杜绝它。可能这个想法太疯狂,这种雄心过高了,但我就是这么想的,我承受过这种痛苦,我无法接受别人还要去承受这种痛苦,所以我要写出来,这就是我面对的严酷的现实。

写《和爱迪做个了断》这本书时,我忽然明白,我当时承受的暴力,来源极其复杂,它来自于社会的组织,来自于历史,来自于更深层的各种东西。

2014 年书出版了,一下子取得成功,并且被译成外语,我的家庭成员特别特别愤怒。有一天我在一个书店里,我母亲来了,跟我说," 你为什么讲我们很穷?" 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难以接受的。我意识到,我的家庭,撼动他们的是我讲述了我们的贫穷,他们觉得这是奇耻大辱。对我来讲,如果在苦难中的人以苦难为耻,我怎么能去改变世界呢?在这方面,我觉得文学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那就是替个体发声。因此我们需要有更多人在文学上获得话语权,大家都要去书写。

爱德华 · 路易作品

胡安焉:我写作的起点是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无能,由此而发展出来的另一个方向的追求。

我写作开始的十多年,从 2009 年到 2020 年,方向是小说,并没有想过直接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像我这样的写作者应该挺多的,只有很少数的作者能够幸运地得到出版机会,大多数都是默默无闻的。我的朋友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都有自己的工作、经济来源,相对而言出版小说这件事能带来的经济回报可以说是微不足道,更多人还是希望能够在精神层面对自己有一个价值的确认感,因为在工作中我们可能很容易对自我价值产生怀疑,相当多的人很难从工作中感觉到自己的人生是有价值的、自己的存在是独一无二的、是跟别人不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写作可能是我们追求独特的个人价值的一个途径、一个手段。

2020 年,我写了一篇文章,是 2017 至 2018 年我在一个物流公司上夜班从事分拣工作的记录,受到很多网友的关注,这是我的写作第一次进入公众视野,当然这也促成后来我获得出版的机会,被更多人读到。

我通过写自己的经历感受,写这段过程,做到了很多以前写小说没有做到的事情,可能我的天赋、我的能力确实更善于写自己真实的经历、感受,而不是虚构。

爱德华 · 路易:这几年有很多时候我尝试去写虚构,我电脑里面有不少的手稿,刚才我讲到羞耻感,讲到了贫穷,我在写虚构的时候有另一种耻辱感、一种羞耻感,就是我以写虚构为耻,我感觉到如果不写我的父亲、不写我的兄弟,没有人会去写他们,他们所有的一切,他们的足迹、他们的梦想、他们的失望,一切都会随着他们生命的消失而消失。这确实挺奇怪的,其实我读很多很多的虚构小说,影响我最大的是莫里森、杜拉斯、福克纳,美国的文学当中有很多伟大的作家,写的就是贫穷这个主题,但是我写不了虚构小说,做不到。

我发现很多法国读者,或者是文学批评家,他们对自传体文学感到不适,自传体文学让他们感觉难以承受。写这些书的时候,我告诉他们这些事情都是真正发生过的,我正在书写的这些人,他们此时此刻正在活着,正在呼吸,而这种真实的存在、这种直面让我觉得特别特别难,但是我要继续写下去。有一些读者在签售时说,您写的这个书里面是有一点虚构的吧,求求你告诉我写的内容里面有一些是虚构的,这样我心里会好受一点。

我想通过文学可以去触动更多的情感,尤其是悲伤,我写的时候希望读者会哭泣,我这样做的时候,好像也是在与文学本体作斗争。在文学的历史中有一种倾向,希望不要引起太多的情感,特别催泪的作品似乎被视作是二等文学,喜怒哀乐似乎被视作是不够高级的一种现象。但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这样说的,情感应该来自于读者。我认为应该把强加的这种情感写在纸上,让读者去流泪,如果不这么做的话,就好像我在大街上走,路过这些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时无动于衷。

胡安焉:我在写作的时候很少带着一种关涉外部某个群体的眼光,很少从这个角度去写作,我也曾经反复说过,我并没有在为某个群体的人代言。当然,如果读者或者媒体觉得我起到一个代言的作用,这个我能接受,因为这是他们读了我的书之后,从我个体的经历到一个普遍情况,通过他们自己的社会经验去形成这样的转换、推导、理解,他们觉得我的书或者我的写作有一个代言的效果,这我能理解,但是它不是我写作时候的一个动机或者诉求。

爱德华 · 路易:在写作之前,我尝试过戏剧、书法,我还做过漫画,虽然我也不喜欢,我还参加过下象棋比赛,但是我什么都不行,就好像我在不断的寻找,找到一种让我个人能够逃脱自己的社会命运,像我父亲、兄弟那样的命运,找到一种逃脱的方式,所以我会不断地去尝试。但是我只有在文学当中,在写作当中才找到这样的力量,让我能讲述我想讲述的东西,能够和别人进行交流,因此文学对我来说,是我能够继续生存下来的力量,尤其当我进行其他的尝试并且都屡屡失败之后。

胡安焉:从 2020 年到现在,我写的都是自传性的作品,已经把我在这方面想要写的内容都表达完了,至少暂时没有这方面想要继续下去的角度或者动力,所以我的写作应该会在接下来回到小说方向。但是对我来说,写作并不是不可替代的,它是一个很重要的途径,我非常庆幸、非常幸运,通过写作,我曾经所求的东西,现在已经十倍于我,曾经梦想得到的给予我了,所以我在写作上没有一种野心或者太迫切的上进心,我可能把写作当作一种自我精神富足的手段,自我精神的丰富和深入的一个形式,可能也会尝试做别的很多事情。

除此以外,我在中国受到读者的广泛关注,还是因为我这本书的题材关乎于快递员这个职业,或者类似的这些工种人群的生活情况,虽然我写的时候并没有想要代表跟我处境相同或者从事同样职业,或者在经济上面同属一个阶层的人,去整体反映他们面对的处境、他们生活的情况、他们的诉求和喜怒哀乐,我并没有这样想。但是因为很多读者对我的支持、关心还是从这个角度来的,所以或多或少我应该从这方面去回报这些对我的关注。假如我能够推动社会向更人道、更文明的方向发展,我愿意在未来的时间里抽出一部分投入这方面,去促进我们社会更多的尊重、更多的理解,推动这个群体的待遇、他们的条件、他们的处境往更好的方向发展,因为现在对于我的处境,我是受之有愧的,不能说得到所有之后人就消失了,还是要负起一些应该负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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