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个秋冬,上海的舞台格外 " 德语密集 "。从柏林剧团带来的布莱希特经典《三分钱歌剧》,到柏林邵宾纳剧院的《米歇尔 · 科尔哈斯》《理查三世》,再到不久前汉堡德意志剧院在乌镇上演的那部以古希腊悲剧为蓝本、长达九小时的《人类之城马拉松剧》,一部部 " 口碑在外 " 的作品,从欧洲大陆跨越千山万水来到黄浦江畔与江南水乡。
这几部德国戏剧作品的演出场次其实不算多,却轮番成为剧场和朋友圈里的焦点话题。几乎所有德国剧目都提前数周售罄," 一票难求 " 成为常态。观众席里有专业戏剧人,也有普通白领、大学生,还有不少第一次走进剧场的年轻人。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那些拖着行李箱的身影,他们从全国各地直奔剧场。有些剧院甚至不得不开辟专门的行李寄存区;演出结束后,从地铁车厢到咖啡馆,从朋友圈到戏剧类自媒体,讨论一路延续。
与此同时,学术层面的对话也在展开:奥斯特玛雅与孟京辉在复旦的对谈座无虚席,赖声川与柏林剧团艺术总监在上海戏剧学院的学术交流,引发业内对 " 如何培养下一代创作者 " 的再思考。一时间," 德国戏剧 " 成了上海文化圈最热的关键词之一。
在不少人的想象里," 德国戏剧 " 常常等同于 " 严肃、难懂、冷门 "。但这一轮演出热潮告诉我们:它们并没有只停留在小圈子里,观众的热情打破了旧有的刻板印象。
这股热潮背后,观众和创作者真正追寻的是什么?是某种可以模仿的 " 德国风格 " 吗?恐怕不是。与其说我们在看 " 德国戏剧 ",不如说是在借它们的存在,反观我国当前话剧创作的几个关键点:我们和现实的距离,我们和观众的距离,我们和 " 剧场作为公共空间 " 的距离。
文本的思想复杂性:戏剧如何介入当代
走进布莱希特的《三分钱歌剧》,观众首先被 " 好看 " 吸引:熟悉的旋律、精心设计的灯光和调度,演员游刃有余的歌唱与表演,一切都极具观赏性。
但在 " 好看 " 的表层之下,是残酷的现实:贫穷、腐败、投机、伪善,以及权力与资本之间暧昧的勾连。那些被谱成歌的台词,像钉子一样钉进观众心里。当演员直接面向观众唱出 " 先吃饱肚子,再谈道德 " 时,那种对虚伪道德的嘲讽,穿越近百年的时空,仍然让人难以轻松转身离场。

柏林邵宾纳剧院的《理查三世》则以另一种方式 " 咬住 " 现实。极简的舞台空间里,没有历史课本式的道德说教,只有对 " 权力如何生成 " 的冷静凝视。一个扭曲、机敏、迷人的 " 理查三世 ",在观众目光下不断操控、诱惑、背叛。演出并不急着替观众得出结论,而是一层层展现权力运转的机制,让人想到的不只是莎士比亚笔下的英格兰,也能自然联想到当今世界的各种权力场域。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导演托马斯 · 奥斯特玛雅刻意没有使用莎士比亚原来的英文诗体剧本,而是和团队一起,用德语散文体重新翻译了剧本,打破了原作在形式上与当代观众之间的距离感。这样的改编并不是背离原作,而是在维护该剧精神内核的前提下,让故事的呈现更加清晰,与观众的生活更加贴近。
同一剧团的《米歇尔 · 科尔哈斯》更是把这条问题线拉到极致。该剧改编自德国文学家克莱斯特的同名中篇小说。克莱斯特的原著以独特的语言节奏和多层次文本信息著称,被视为德语文学中最难改编的经典之一。但导演麦克伯尼发现了原著的核心张力:当法律不公、个体只能以暴力捍卫权利时,他究竟是英雄,还是恐怖分子?舞台上的争斗,虽然发生在 16 世纪的德国,其实离当代观众并不遥远。编导在大胆删去原著庞杂线索之后,观众反而更能理解每一句台词背后的 " 牙齿 "。
德国戏剧的做法给了我们一种启示:经典文本是创作者与时代对话的工具,而不是只能供奉的偶像。古老的复仇、权力与道德困境,也应该直接投射到今天的生活中,去生成属于 21 世纪的 " 新经典 "。
在选择演出文本时,德国同行并非比我们更悲观,他们只是更相信观众有能力和剧场一起,盯着那些尚未解决的矛盾多看一会儿。他们把 " 现实的硬度 " 托付给观众,而不是替观众提前把棱角磨平。对创作者而言,也许更值得警惕的不是 " 戏难看 ",而是 " 戏虽然好看,却什么都没看见 "。
戏剧美学的整体性:拒绝技术的狂欢
如果说德国戏剧的第一重启示,落在作品 " 表达什么、敢不敢表达 " 的层面,那么第二重启示,则指向 " 怎样表达、用什么语言去表达 "。这几部德国作品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点:形式上十分大胆,但美学风格高度统一。
乌镇戏剧节那部以古希腊悲剧为蓝本、长达九小时的《人类之城马拉松剧》,在当下流行的 " 短平快 " 文化环境中,几乎是一种 " 逆行 "。导演没有刻意适应 " 快节奏、强情节 " 的当代观众欣赏习惯,而是让剧情在缓慢的节奏中层层推进,让观众在长时间的陪伴中,逐渐被卷入一个关于命运与责任、文明与灾难的巨大漩涡。在这里,观众不再是被 " 不断刺激 " 的对象,而是被邀请成为作品思考过程的一部分。

布莱希特的 " 间离效果 " 不仅体现在表演上,更体现在整个舞台呈现中。《三分钱歌剧》的布景简洁、服装具有高度典型性,照明直接,舞台就是舞台,没有任何掩饰 " 这是一场演出 " 的企图。
《米歇尔 · 科尔哈斯》采用 " 裸演 " 的形式:一个空旷的舞台、一排独立式麦克风、一张影像工作台、几把椅子。演员不固定扮演某个角色,一人分饰多角,甚至两人合演一匹瘦马。摄影机将捕捉到的演员影像投到三面屏幕上,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让观众同时看到 " 表演本身 " 和叙事的 " 建构过程 "。
《理查三世》同样如此。二层回廊式钢架结构、接近观众席的沙坑、具有水泥墙质感的墙面、悬挂于舞台中心内置摄像头的麦克风,共同构成了一个高度抽象的权力场域;现场打击乐、音响、灯光与演员身体的变形相互交织,营造出一种既冷酷又危险的气氛。演员在 " 过火 " 与 " 克制 " 之间被精密调配,许多意义并不通过台词直接说明,而是留在肢体与空白中,等待观众在观看中自行完成。整场戏从头到尾,都在一套清晰的剧场语法内部运行。
这几部德国作品让我们看到的,并不只是 " 形式的大胆 ",更是 " 整体美学的坚守 "。现代意义上导演这个职业就起源于 19 世纪的德国。导演不是 " 项目经理 ",而是对整体剧场观负责的艺术家:从文本阐释、舞台美学、演员调度到声光设计,所有元素都必须服从于一个清晰的核心观念,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柏林剧团艺术总监在上戏做学术交流时强调,他们更看重导演的 " 签名式风格 ",而不是 " 随需而变 "。一个成熟的导演,应该有自己坚持的美学立场,而不是根据市场风向和投资方偏好随时调整 " 风格 "。这种坚持,恰恰是形成 " 整体美学 " 的前提。
剧场的温度:观众是伙伴,而不是 " 消费者 "
如果说前两点启示更多关乎作品本身,那么第三点则指向作品背后的 " 剧场生态 "。
在德国,一些公共剧院在城市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并不只是 " 演出场所 "。以柏林为例,一座剧院往往拥有常设剧团和长期合作的主创团队,每个演出季有轮换上演的保留剧目,也会针对当下议题推出全新作品。剧场空间不仅用于演出,也用于演后交流、座谈、戏剧工作坊和青少年戏剧教育。
观众对剧院的记忆,不只是 " 看过哪一部戏 ",还有 " 在那里度过了多少个难以忘怀的夜晚 "。在这样的结构中," 长期关系 " 成为关键词:观众不是一次性被 " 收割 " 的票房数字,而是和剧院、创作者共同成长的伙伴。创作者可以通过作品冒险,探索边界,因为他们相信:哪怕一部作品让观众感到不适或困惑,只要诚实,长期的信任关系仍然稳固。

这几部德国戏的 " 长期主义 " 也在提醒我们,要重新审视当前某些作品过分看重短期票房回报、忽视长期文化效应的现象。本土剧场不能只满足于做世界优秀作品的 " 展映场 ",更应努力成为中国文化出海作品的 " 孵化地 "。
不要学成 " 德国风格 ",而要找到自己的声音
德国剧团的几次来访,当然不能解决我们戏剧创作的所有困惑。它们带来的,更像是一种提醒:在我们的剧场里,现实可以再坚硬一点,形式可以再大胆一点,剧场与观众的关系可以再长久一点。
作为一名在戏剧学院教学、在剧场里排戏的创作者,我常在教室和排练厅之间往返,在本地创作和外来演出之间来回比较。制度的惯性、市场的压力、创作者个人的疲惫,都会让人不自觉地选择 " 求稳 "。而这几次与德国戏剧的相遇,带给我的启示是:剧场的力量,恰恰在于它仍然能在有限的时间、空间里,让我们有机会更认真地看一看这个世界,也看一看自己。
也许,真正的 " 启示 ",并不是要我们变成 " 像德国人那样 " 的创作者,而是在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城市、自己的语言中,找到一种既面对现实、又信任观众的创作方式。
近期德国当代戏剧一票难求的现象背后,不是我们热爱戏剧的观众和创作者们想要追求某种可模仿的 " 德国风格 ",而是在寻找一种可能性,一种根植于中国文化传统、勇于面对当代问题,既具有国际视野,又坚守艺术品格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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