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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一名士兵正在问路。有趣的是，站着的那名士兵所指的方向，正是摩托车骑手和他的乘员刚刚行驶过来的方向。两侧背景中可见的平头卡车均为法国制造。法国被占领期间，雷诺公司被迫为德军生产AHN、AHR和AHS系列货运卡车，这些车型外形十分相似。大量此类车辆随后被送往东线，作为通用运输车辆使用。德军还征用了相当数量由雷诺生产，原本装备法国陆军的AGK和AGR型卡车。
注：本文编译自Jeff Rutherford与Adrian E. Wettstein合著的《The German Army on the Eastern Front: An Inner View of the Ostheer's Experiences of War》第四章《Supplying the German Eastern Army》。
东线战场的作战规模，在人力与物资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其战斗激烈程度更是历史上罕见。东线之所以能够维持如此的作战强度，原因在于德军以及苏军能依托庞大的后方单位网络，并持续不断地获得补给。[1]
为了保持前线部队的战斗力，后方单位承担了众多任务，包括：运送人员、物资与补给品；维护与修理武器装备；收集食物与烹饪；以及照料军马等。
其他关键任务还包括：建设、维护和保障通信线与各种必要设施，例如补给仓库、营房、铁路、道路、桥梁与机场；同时负责救护伤员并预防疾病传播。
最后，还有大量行政事务必须处理，例如晋升与授勋、订购物资与补员、办理休假、军事司法、派遣士兵参加训练课程等等。
在德军所需的补给品中，最显而易见的物资是弹药、燃料和口粮。但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常被忽略的物资。一支靠步行深入苏联腹地的军队，必须不断补充鞋子和更换衣物。除了基本口粮之外，为了维持士气，还要供应酒精、烟草和糖果。若要提升体能与耐力，则会使用如柏飞丁这类广泛发放的甲基安非他命类药物。而牙刷、剃刀片、肥皂等日用品同样属于必需补给。
各种单兵装备也需要不断补充。头盔、弹袋、工兵铲等等都会因磨损或丢失而被替换。武器亦然，从刺刀、手枪一直到坦克、飞机和火炮，都需要源源不断的补给与更新。
大型非战斗装备，如野战厨房、车辆、无线电台、发电机等也非常紧缺。工程兵、医疗等特殊兵种还需要大量专业耗材。德军在通信上仍高度依赖有线通讯，因此需要成千上万米的电缆和胶带，更不用说铺设电线所需的各种器材。
为了维持这些复杂系统运转，军方需要大量维护材料，例如各种润滑油。一旦装备出现故障，修理单位必须利用不同工具和机器进行修复，而他们自己的设备也需要更新。最为关键的是，前线需要庞大的备件供应。由于生产能力和标准化不足，补给系统中存在成千上万种不同备件。缴获装备的使用，尤其是车辆和武器，使问题更加恶化。中央集团军群在1941年底估计，其各下属单位需要超过一百万种不同的备件。
由于大量使用军马，饲料成为极为重要的物资。此外，为保证军马保持良好状态，铁匠和兽医等专业人员还需要大量专用物品。
严酷的冬季也带来了额外需求，如冬装、战壕炉、"兴登堡灯"，以及火炮和车辆的防冻液与耐寒备件。进军至气候迥异的地区也增加了负担，例如进入库班（处于亚热带地区）的德军需额外配发特殊药品与疫苗。
在其他地区，例如斯大林格勒以西较少森林的草原地带，则必须从外部运输木材，用于构筑防御工事、搭建掩体、维护道路与铁路，或仅仅作为取暖用燃料。
最后，为维持整个补给体系运转，还需要大量打字机、电话，以及海量的纸张。
1941年6月22日清晨，搭乘各式步兵运输卡车和霍希越野车辆的德军部队准备向东进军。然而，为了维持这支军队的运转所需要付出的后勤努力，远远超出了德军高层最初的乐观设想。
下面的这份资料大致概括了一支师级部队后方勤务部队所承担的各项任务，并提供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数据，例如运输距离与物资数量等。同时，它也再次说明了持续高强度作战，如城市战，会给补给部队带来多大的压力。
这份资料是关于第7步兵师在1941年7月莫吉廖夫（Mogilev）的一周战斗期间，其补给部门所取得成果的报告[2]：
对莫吉廖夫敌军桥头堡的攻坚作战，使所有补给部队的负担大幅增加，有些单位甚至昼夜不停地工作。[…]
a）补给勤务
7月20日至26日期间，机动补给车队在补给连车辆的增援下，共运输了508吨弹药。在此期间共行驶31055公里，累计驾驶时间3111小时，也就是说平均每小时行驶约10公里。
7月20日至26日期间，师补给长所辖的弹药运输队总共持续出动5天8小时。每天用于休息和车辆维护的时间平均只有5又3/4小时。
b）医疗勤务
在战斗过程中，医疗勤务的投入异常繁忙，但成效显著。得益于主救护站所在的索夫捷瓦（Ssofijewa）处于极为有利位置，这可以称得上是一项纪录，第19步兵团的伤员在负伤后仅1–2小时内，即能得到最终处理。
在第19步兵团渡过第聂伯河后，第1/7卫生连第1排被部署到河对岸，为伤员进行急救与救护。由于部分行动处于敌人直接火力射程内，他们在完成任务后获得了5枚铁十字勋章。
主救护站这几天共救治了484名伤员、111名病员，以及107名战俘伤员。由第23步兵师与第7步兵师共同使用的第7野战医院，在此次任务中共治疗了500余名伤员。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救护车排的人员昼夜不停地工作，有时还要在敌人猛烈炮火下行动，表现尤为突出。
c）维修连与燃料运输队
战斗期间，由于敌方直接火力导致车辆损失增加，维修连的工作量随之暴涨。其日均修复车辆数量从此前的80辆，在7月23日达到174辆（创纪录的一天）。
燃料运输队在前进途中付出了极大努力，从第四集团军燃料库所在的克鲁普卡（Krupka）到前线的单程距离有190公里，且道路状况极差。为第61步兵团在渡过第聂伯河时提供燃料的那部分运输分队，也因此直接卷入了前线战斗之中。
d）行政勤务
由于大量第四集团军与集团军直属部队[3]被暂时编配至该师，行政勤务的工作量显著增加。本应按17000人口粮基数配置的行政勤务单位，实际却必须为24000人提供供给。
在这段时间里，第7给养部门每次（每两天一次）需额外提供除肉类、面包外的20吨食品和56吨燕麦，并必须从距离100公里外的第四集团军给养库克鲁普卡将这些物资取回。
在此期间，第7烘焙连原本每日应生产60000条面包，但实际烘焙了82500条，并每天驾驶170公里，运输22吨的餐食与面包。
与此同时，第7屠宰连每天赶运24头牛，宰杀并准备了共计165000份鲜肉。此外，每天还以纯手工方式（即未使用香肠生产机）制作7000份鲜香肠。
在此期间，前线部队的补给工作，尤其是弹药运输与伤员救护，均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进行，克服这些困难来完成补给任务，需要付出最大程度的努力。这些补给任务之所以能够实现，靠的是补给部队不知疲倦的工作。他们以自身之力，为战斗部队提供了战斗与胜利所需的物质基础。
这些数字说明，要让一个步兵师持续作战一周，需要多少数量庞大的物资被运送到前线。鉴于德军在1941年夏季于东线投入了约150个师，外加数量众多的独立步兵单位，可以想象维持这些部队的补给是多么庞大的工程。
21 cm Mrs 18重型榴弹炮炮组成员正在特意向镜头展示这门火炮所使用的21cm炮弹。这种火炮是德军在实际作战中投入使用的最大口径的火炮，在设计上刻意采用大仰角射击，以实现远距离曲射火力打击。
在工业化战争中，最首要的物资就是弹药。下面的资料展示了德军在这一冲突中所需弹药规模的大致情况[4]：
这张表格不仅展示了德军在东线整体上消耗的弹药数量之庞大，也显示出弹药消耗量随时间不断上升。1941年的月均消耗不到94000吨，1942年略增至接近103000吨。到了1943年，月均消耗激增至超过155000吨，增幅接近50%。造成这一显著跃升的主要原因，是1943年7月至9月期间的极高耗弹量，同时当年的十二个月中，有十个月的弹药消耗都出现了普遍上升。
1943年7、8月的消耗峰值，与德军夏季攻势"堡垒"行动（库尔斯克战役）及随后苏军反攻直接相关，这大概是东线战场上战斗强度的顶点。
1943年弹药消耗的暴涨，也鲜明反映出德国的战争生产从"有限战争"向"全面战争"转变的过程：军工产业被更全面地动员、更严格地管控，产量因而大幅提升。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弹药产量在1942年底至1943年初才出现主要增长，[5]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何1944年仅略微上升到月均约160000吨。
另一方面，到1944年为止，德国较前几年在其他战场投入了更多的兵力与物资。自1942年中期起，地中海战场的德军投入持续增加，分走了大量资源。更关键的是对西线盟军登陆的预期：1944年上半年，德国在法国加紧储备物资，而自6月盟军登陆后，第三帝国的两大主要战场便开始竞争各类物资。
尽管如此，更不用说盟军战略轰炸所造成的影响，东线的弹药消耗量依然在继续上升。
从表格中也可以清晰看到弹药的消耗量与季节相关：夏季消耗最高（反映了德军的夏季攻势，以及1944年整个东线范围内的高强度防御）；秋季消耗下降（1942年除外，当年德军在东线大部分地区处于防御状态）；而在冬末与春季消耗最低。
这种下降往往是冬季严寒或是春季融雪造成的泥泞季节所导致的结果。气候不仅妨碍作战本身，也阻碍了对前线部队的补给。
然而，从某个角度来看，上述清单具有一定误导性。弹药并不是简单地按"吨"运往东线，而是一个复杂后勤系统的一部分，因为这类补给品本身就包含数百种不同的品目，从手枪子弹到重炮炮弹，从炸药到信号弹，种类繁多。以1942年的一个标准步兵师为例，其武器系统就涵盖了：
轻武器：两种口径（7.92mm、9mm）
迫击炮：两种口径（5cm、8cm）
步兵炮：两种口径（7.5cm、15cm）
反坦克炮：三种口径（3.7cm、5cm、7.5cm）
高射炮：一种口径（2cm）
火炮：两种口径（10.5cm、15cm）
这些口径又被不同类型的弹种进一步细分，例如曳光弹、硬芯穿甲弹、高爆弹、穿甲弹、高爆反坦克弹、烟幕弹等。同一种弹药往往还存在多个生产版本，使补给更加复杂。[6]
此外，一个师还需要两种手榴弹、信号弹、发烟罐、四色照明弹筒，以及各种炸药。在装甲师中，由于坦克火炮使用不同口径，其弹药种类更多，通常达到三到四种口径。
而在更高一级的指挥机关中，还必须考虑所有隶属部队及其专用弹药，例如重炮部队。除此之外（尽管不属于本书的讨论范围），东线的空军与少量海军单位同样需要弹药，而且与陆军一样，它们也需要多种不同口径与类型的弹药，例如炸弹、鱼雷等。
即便只维持德军自身弹药系统的正常补给就已极其复杂，而缴获武器的大量使用，以及罗马尼亚等盟友军队的补给需求，又进一步增加了弹药品种，使后勤负担倍增。
以1942年夏季的德军第5军为例，该军下辖第9、第73、第125步兵师及罗马尼亚第3山地师。三支德军步兵师不仅需要上述所有标准弹药，还装备了额外的武器：
第9步兵师：拥有多门10.5cm 16型轻榴弹炮（与德军标准的10.5cm 18 型榴弹炮口径相同，但弹药不同）。
第125步兵师：装备捷克4.7cm反坦克炮，以及7.5cm 38/97 型反坦克炮（炮管为法制，所需弹药不同于标准的7.5cm 40型反坦克炮）。
三个师都使用7.65mm手枪，又增加了一种额外弹药。
罗马尼亚第3山地师与德军武器兼容性极低，使得所需弹药种类又增加了数十种。
第5军还需负责补给数个直属部队，其中包括：
两个突击炮营，装备短身管与长身管火炮的突击炮（均为7.5cm口径，但所需炮弹不同）
多个轮换的重炮部队，装备：10cm 18型加农炮；15cm 18型加农炮；21cm 18型重型榴弹炮；捷克缴获的10cm M35加农炮及15cm M35榴弹炮；
两个岸防炮兵营，装备缴获的挪威10.7cm加农炮及荷兰10cm加农炮
因此，第5军军需处必须管理、分配远超100种弹药，并确保每种炮弹都准确送达对应火炮。这不仅需要严密的计划，更给运输能力带来巨大压力。
如果弹药供应错误，后果极为严重。以下案例来自当时第24装甲师第89炮兵团的一份报告[7]：
在此前的作战中，弹药供应曾出现以下问题：
A）轻型榴弹炮弹药
1942年8月29日至10月5日期间，供应的组合引信炮弹过多，有时甚至比触发引信炮弹还多。迫使本团不得不将组合引信炮弹当作触发引信炮弹来使用。因此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哑弹。
组合引信炮弹无法进行跳弹射击，因为这类引信没有延迟功能。此外，组合引信的结构更复杂，生产难度和成本都更高。
1942年10月14日至21日期间，由于缺乏触发引信炮弹，只能使用破甲弹进行射击。这类炮弹同样无法进行跳弹射击。
这类炮弹在爆炸时产生的破片效应，在20米以内，尤其是两侧方向上，比普通高爆弹略强，因为空心装药结构使弹壁更薄；但超过20米后，破片效果明显不如普通炮弹，原因在于其爆炸的爆轰波呈纵向方向性，沿炮弹长轴集中释放。此外，这种炮弹的生产也更困难，且成本更高。
B）10cm 18型火炮弹药
在补给中，有时会出现特殊药包短缺的情况，导致无法射击敌军那些位于后方较远位置的炮兵阵地。
10月20日，单位首次收到未经事先通报的10cm 19型FES炮弹。[8]由于缺少相应的弹道表，这些炮弹起初无法使用。
在与所有能联系到的上级单位进行电话沟通后，本团得知，第430炮兵团第1营拥有该集团军唯一一份正式弹道表。在将该表中的修正数值抄录下来后，本团才得以开始使用FES炮弹进行射击。
C）15cm 18型重型榴弹炮弹药
重型榴弹炮同样存在特殊药包短缺的情况，导致射程被限制在9775米。因此无法打击部署较远的敌方炮兵阵地，而这些阵地却能无阻碍地干扰我方行动。
标注为o.M.[9]的15cm 19型榴弹最高只能使用到第5号装药（否则会导致炸膛）。其射程因此被限制在8500米。由于重型榴弹炮主要用于远距离压制敌军炮兵，这种炮弹几乎毫无用处。最好的做法是将其从补给系统中完全移除，否则只会造成负担。
1942年9月2日，部队收到15cm 36型榴弹。当时部队并不知道这种炮弹是否适用于重型榴弹炮，上级机关也无法提供相关信息，因此炮弹被封存。直到1942年10月10日，本团才获悉其正确的射击设定值。
由于缺少触发引信炮弹，重型榴弹炮也不得不定期以组合引信炮弹代替触发引信炮弹来使用。
D）12.2cm苏制榴弹炮弹
作为9月中旬损失的重榴弹炮的替代，本团配属了3门苏制12.2cm口径榴弹炮。其最大射程可达12800米。最初仅有的300发炮弹已经全部成功发射，效果良好。但之后一直未能找到或是获得新的弹药补给。
这三门火炮已4周没有弹药可用，因而毫无作战价值，只会造成负担。如果仍旧无法补给12.2cm弹药，本团将被迫再次放弃使用这些火炮。
E）7.62cm火炮弹药
本团拥有3门7.62cm火炮。迄今为止，所有缴获的弹药都已发射完毕。随后有一段时间曾定期获得补给。[……]
F）新弹药的引入
关于新型弹药的引入通知，有的完全未送达本团，有的则迟到，或是内容极为简略。因此负责人员无法掌握这些新型弹药的详细信息。
建议：应将带有详细说明的新弹药引入命令同时下发到各团，以便基层单位及时了解相关情况。
这份报告清楚显示了当时各种火炮与弹药品种繁多所带来的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后勤困难。文件同时也提到了信息流通问题，而这正是整个后勤系统的关键部分。
这不仅涉及及时下发关于新型炮弹的信息，例如其使用方式、效果、弹道表等，还包括前线参谋机构如何将弹药使用情况上报至更高层指挥机关，再由这些机关传递至德国境内负责调控弹药生产与东线补给列车装载的各级机构。
这一行政流程极其复杂而繁重，迄今仍缺乏充分研究。它产生了大量的文书资料，现已成为军事历史学者的宝贵史料。
一门15cm s.FH18重型野战榴弹炮的炮组成员在武器旁合影，火炮被伪装网遮蔽。从炮管的仰角来看，该火炮似乎正在对地面目标进行射击。两名炮手臂上佩戴的白色臂章，表明这是一次模拟条件下的演习，而非实战。重型火炮是德军火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弹药的短缺无疑会极大地限制这些装备的作战能力。
所有因缺少信息或是缺乏弹道表而无法使用的炮弹，实际上都造成了运输能力的浪费。在一条长达2000公里，充满瓶颈与阻碍的补给线上（如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第六集团军所经历的那样），这种浪费所造成的影响更加严重。
即使第六集团军从1942年9月起就已成为德军主攻方向所在部队，其弹药依然长期紧缺。仅仅在进入斯大林格勒市区作战一周后，弹药问题便已成为德军的主要担忧之一。正如陆军总司令部派驻第六集团军的前出联络官在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10]：
由于斯大林格勒市区内的战斗极为激烈，部队正遭受严重的弹药短缺。
原本极适合城市作战的第2重型火箭炮团，因第51军缺乏火箭弹，已连续数日无法投入使用。预计至少在6至12天内，尚无法获得少量弹药补给。
同样地，一个完整的10cm加农炮营（第64炮兵团第二营）也因缺乏弹药，被第51军撤下前线。整个集团军的另外十三个10cm加农炮连也都处于没有弹药可用的状态。[11]
集团军预计6天后才能重新获得400发炮弹。[12]在未来三周内，弹药补给情况都不可能得到改善。
由于市区与北线的超高耗弹量，轻型火炮，尤其是重型榴弹炮的弹药一直持续短缺。
长身管突击炮的弹药同样也处于短缺状态。目前这一缺口尤其明显，因为约50%的突击炮为长身管型，这严重限制了它们的作战使用。
由于上述弹药短缺，本应在城市战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武器装备，如突击炮和火箭炮都无法投入使用。10cm 18型加农炮缺乏炮弹，意味着德军主要的反炮兵火力手段完全被削弱，而整体炮弹不足，也严重阻碍了德军在斯大林格勒北部的防御行动。
再加上从1942年9月起燃料与口粮也持续短缺，第六集团军已不具备发动城市攻坚战的后勤条件。这些物资困难，又因苏军第六十二集团军在人员上得到大规模增援，德军在兵力上处于明显劣势而进一步恶化。
尽管面临如此严峻的障碍，德军部队仍然攻占了全城九成的地区，这需要归功于其战术优势和基层指挥水平的出色表现。[13]
长时间的高强度战斗往往会迅速耗尽德军的弹药储备，因为补给系统根本无法满足德军战斗机器那种惊人的耗弹速度。在某些情况下，如果能提前积累储备，局势则会略有不同，例如1943年夏季德军的最后一次大型攻势"堡垒"行动。德军利用整整三个月的作战间歇的时间，来调集兵力和物资。因此，在进攻开始后，他们能够发射出惊人的弹药数量。
然而，这种规模的储备与随后的巨大消耗，尤其是在战争后期，当德国同时承受来自西方盟军的陆上与空中压力时，只能通过在所有次要战场上实施严格的节约措施才能实现。其中甚至包括东线自身的大片区域，如北方集团军群的战线，或是中央集团军群北段，这些战线常常完全被历史所忽视。
下列命令来自部署在韦利日（Velizh）地区的第87步兵师，可以说明当时德军为节省弹药而采取的措施[14]：
鉴于当前形势的特殊情况，且这些特殊情况对于整体局势而言是有利的，各类弹药的使用必须比以往更加严格地加以限制。现就当前作战情况，命令如下：
步兵弹药：
1）各类步兵弹药在白天应尽量不使用。
2）3.7cm反坦克炮的高爆弹仅允许在抵御敌人进攻时使用。训练所批准的弹药数量维持不变。
3）8cm迫击炮弹的使用从即日起仅限于韦利日战斗群（第1猎兵[15]营），且也仅于在夜间用于粉碎敌方进攻，并且需要每日向师军需处申请后方可发射。
4）对特别有价值的目标，应使用轻型步兵炮射击；如需使用重型步兵炮，必须获得师作战参谋批准。
炮兵弹药：
1）轻型榴弹炮弹药仅在确认敌方发起攻击或是出现至少排级规模的兵力部署时使用。（参考指示：30发。）
2）重型榴弹炮（法制）弹药仅批准用于夜间少量骚扰射击，或在敌方兵力超过排级规模的攻击中使用。
3）15.2 cm加农炮（苏制）弹药在未来十天内每日限用15发，主要用于打击敌军后方的运动目标。
4）反炮兵射击必须获得师部批准。
始终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是现有弹药应尽量优先在夜间使用。
为了节省弹药以应对苏军的进攻，德军在火力上不得不采取一种或多或少的被动姿态。特别是那些威力突出的重型步兵武器，如8cm迫击炮和重型步兵炮，由于弹药短缺严重，必须经师部批准才能开火，使营、团一级原本应有的分散指挥权完全失效。
该命令中甚至没有提及所谓的"短缺弹药"，例如带有钨芯的PzGr.40硬芯穿甲弹，因为其稀缺程度极高，长期处于严重不足状态。这种现象不仅限于特殊弹种，往往还扩展到整个口径类别，例如8cm迫击炮弹或10cm K18炮弹。
这份命令同样显示出德军正规步兵师内部装备来源的多样化与混杂性，包括大量使用法制及苏制火炮。在许多师中，炮兵团的重要装备，以及许多直属于集团军的重炮单位，若没有这些法制或苏制火炮，将根本无法维持战斗力。这一点尤其体现在那些命运多舛的空军野战师身上，其中的大量单位自1942年底开始被投入东线作战。
最后，值得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即便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德军仍为部队保留了一部分训练用弹药。这再次凸显了德军对训练的高度重视，这一主题将在第6章中进一步讨论。
虽然物资生产、需求评估与分配流程本身已是巨大挑战，往往让德军后勤体系与相关机构不堪重负，但德军东线补给体系真正的阿喀琉斯之踵在于其运输能力，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缺乏足够的运输能力。
1940年的法国战役已经暴露了德军因运力不足而导致的后勤压力，而苏联幅员辽阔，加之基础设施远比西欧落后，更是在根本上摧毁了德国的后勤系统。
如前所述，东线战场的规模极为庞大，因此需要一套巨大的体系将人员与物资不断送往前线（或是在人员受伤、装备需要大修时从前线送回后方）。通过比较德军与苏联的铁路网络，便能清楚看到这一点：
德意志帝国铁路（Reichsbahn）在被占领的苏联境内运营42000公里的铁路（而德意志本土铁路里程约为62800公里），为此需要112000名德国铁路员工以及634000名苏联辅助人员。
此外，还有参与铁路安全与运行的单位，包括德军的治安部队、警察以及从当地招募的民兵部队，另有隶属于军队指挥体系的铁路工兵部队（Eisenbahnpioniere）。
由于地域辽阔，苏联境内的运输网络极为稀薄。因此，交通枢纽具有战略重要性，而这一点在德军的作战规划中被严重低估。若要成功实施闪电战，这些枢纽必须迅速而完整地夺取，否则推进速度就会被减缓甚至停滞下来，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便是补给将会随之受阻。
然而，大多数交通枢纽都位于城市，作为德军矛头部队的装甲师与摩托化步兵师，本就不适合用于城市攻坚作战，尤其是当城市有坚固防御时。这一境况也适用于第聂伯河、德维纳河以及顿河等宽广河流，毕竟这些河流的主要桥梁更为稀少。
这一结构性的矛盾从未得到解决，是持续造成指挥摩擦、行动延误，并使矛头部队遭受重大损失的根本原因。围绕莫吉廖夫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Dnipropetrovsk）所发生的长期战斗，就是交通枢纽位于城市所带来的典型问题。[16]
苏联的基础设施落后也体现在道路的质量上。大多数道路都是土路，一旦下雨或是春季融雪，便会变成几乎无法通行的泥沼，而这些道路本来也不是为承受德军推进中那样庞大的车辆流量而建造的。
虽然铁路的数量不算太少，但问题同样突出。苏联与德国使用的是不同的轨距，且苏联机车较轻，不适合牵引德军重型车辆。因此，若想使用苏联铁路，德军必须将其改为德国轨距，或是缴获足够的苏联铁路装备（但在德苏边境卸载并重新装车会造成严重延误）。
1941年末与1942年初，德军在作战压力下匆忙完成的改轨工程质量低劣，本来就不适合承载德军重型机车的铁路更加问题不断。与此同时，缴获的苏军铁路装备的数量也远低于预期。组织管理问题进一步阻碍了铁路的有效使用。直到1942年春季，这些问题才在德军控制的大部分地区得到改善。
但与此同时，又出现了新的挑战 —— 游击战。自1942年起，直到德军撤出苏联领土，他们的交通线频繁受到苏联游击队的威胁，并屡次被切断。
德军用于跨越距离，将物资从德国运往德苏前线的运输方式共有四种：铁路、机动车辆、飞机和船舶。其中船运在东线只占极小部分，因此不在此展开讨论。关于东线铁路的研究已有大量著述，本书前文也提到了一些相关问题。[17]此外还有两点值得强调。
首先，铁路虽然能有效输送大量物资，但对于依赖机械化部队所产生的新型机动作战而言，其灵活性远远不够；其次，前线需求的持续波动，使负责装载与调配铁路运输的机构不堪重负。同时，部队对铁路系统的运作缺乏足够认识，常常拆用铁路通讯设备、雪障、补给与维护设施，甚至直接拆取铁路线路本身作为零件来源。
尽管存在种种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源于机动车辆的运输能力严重不足，铁路仍然构成了德军东线补给体系的中枢骨干，其运行状况对德军作战行动的影响，远比大多数人所认知到的程度要大得多。[18]
一列后勤补给车辆沿着道路行进，途中经过一门被摧毁的苏军火炮，以及其他受损的敌方装备。在东线作战中，后勤车辆对部队的持续推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前出部队远远领先于自身补给车队时。
铁路只能运行到前线后方的某个距离为止，而从这些铁路终点站到前线或各级补给仓库的所有交通，都必须依靠车辆运输完成。虽然机动车辆能够装载更多物资、行驶更快、距离更远，并且所需人员也少于畜力运输，但由于车辆数量严重不足，德军根本无法在补给体系中完全依赖机动车辆。机动车辆短缺给德军带来了一系列困境，从工业产能到补给部队结构都受其影响。
首先，德国的汽车工业基础薄弱，限制了生产能力。德国在20世纪30年代开展的重新武装计划，包括机械化部队和空军的扩张，吸走了汽车工业的技术人员与工人。卡车生产长期与坦克、半履带车争夺资源，优先级始终较低。
其次，生产出来的卡车的用途极其广泛：既服务于机械化部队的战斗与支援单位，也用于牵引各种重型武器，还支撑起补给系统本身。即便限制机械化部队的建设，把更多的资源投向卡车，也依然不可能生产出足够的数量来满足补给体系的需求。
第三，补给系统内部本身存在结构性矛盾。基于西线战役的经验，以及预期东线巨大距离和装甲集群执行穿插突破时所需的机动自由度，德军为装甲集群组建了专用补给纵队，使其能作为机动仓库使用。这虽然提高了装甲集群的补给能力，却抽走了原本属补给纵队的大量卡车，削弱了整个陆军其他部队的补给能力，进一步拉大了小但高效的矛头部队与庞大但相对滞后的主力部队之间的差距。
在试图尽量缓解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德军开始疯狂搜罗一切可用车辆。这导致德军不仅从德国国内民用领域征用车辆，也在大量使用此前在短期战役中缴获的车辆，尤其是法制车辆。虽然这些车辆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德军运输能力，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
这些问题以及前文提到的一些情况，都可以在下面这份资料中看到，这是第198步兵师参谋部提供的一份关于机动车辆的报告[19]：
I）部队组建情况
该师于1939年11月在保护国境内组建，为第7波次的师级单位。其车辆主要来自已经参加过波兰战役的部队。[…]
在组建时，以及此后的整个时期，该师几乎没有获得任何全地形车辆（除第235通信营若干特种车辆外）。这一点对该师以往作战造成了极为不利的严重影响。因此，无论是反坦克部队还是指挥层，所能使用的都只有民用车辆。所有为了改善这一情况而上报的申请均未获得批准。
在东线战役前夕，师部曾再次向第30军强烈请求至少为步兵和炮兵团部、炮兵营部、反坦克部队指挥官以及第235工兵营营部配发全地形乘用车。然而，在战役期间，该师仅被分配到1辆VW 82桶车和5辆非四驱的梅赛德170V乘用车。
在该师组建期间，用于燃料卡车与物资卡车的配件未得到交付，该师不得不自行在公开市场采购配件，这造成了极大困难，由于该师是在保护国境内组建，这一地点问题进一步地加剧上述的困难境况。
此外，该师唯一获准组建的机动车辆维修排，在成立时完全依靠其人员自行凑合，装备极其贫乏。直到西线战役期间，这个依靠简易设备组建起来的维修排才勉强具备完全运转能力。本应配属给维修连用于牵引故障车辆的拖车车辆，从未下发该部队。
许多师从最初组建时起就面临机动车辆运输力量短缺的问题。从重型卡车、全地形车辆，到各种必需的特种车辆，如半履带车、修理车、通信车、装备完善的救护车等，这些车辆的短缺问题几乎在所有师中都普遍存在，即便是装备条件相对优越的装甲师与WSS师也同样如此。
由于生产能力不足，这些缺口不得不使用从民用经济中征用的车辆来填补，而这些车辆必须按照特殊用途进行改装（如文中提到的燃料卡车与物资卡车）。
维修单位不足的问题也非常普遍。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各兵种对技术人员的激烈竞争，毕竟工业部门和空军也同样需要这些技术人才。被编入陆军的人员大多被优先分配到拥有大量车辆的机动作战部队（该情况同样适用于牵引救援车辆、工具与机器等特种装备，因为这些部队对装备需求更大）。剩下的人员才被分配至步兵师，而新组建的部队往往连基层单位所需的专业技术人员都无法配齐。
II）将缴获车辆调换为德国车辆
在装备了上述车辆之后，该师参加了丹麦与法国的战役。在法国战役中，该师能够利用缴获的机动车辆充分补充所有损失，结果全师的车辆构成约为75%德国车辆与25%缴获车辆。
在1941年3月2日与4日，也就是该师被运往巴尔干前的8天，上级根据命令，对缴获车辆与德国制造车辆进行了交换，交换22辆摩托车，40辆乘用车，134辆卡车。这次交换对全师的车辆状况造成了特别不利的影响。该师被迫交出全部状态良好的缴获车辆。而与其交换的单位，第253步兵师（该师要与三个师整体交换车辆，并被允许保留特种车辆以及特别紧缺的德国车辆），却能够把其状况最差的车辆拿出来交换。
除了极少数例外之外，调换得到的车辆（包括轮胎在内）状况都非常糟糕。
尽管该师此前依靠缴获卡车提升了运输吨位，但在这次调换中，该师所接收的车辆无一例外都处于其吨位等级的最低水平。因此，全师的运输吨位损失了45吨。
师部随即多次向负责此次调换行动的福尔克海姆特别参谋组提出紧急要求，最终至少换回了22辆吨位更高的卡车，但这些车辆仍然全都是二手旧车，且没有挑选余地。为缓解最急迫的缺口，又额外给该师配发了5辆重型卡车。
最大的难题在于，要使这些调换来的车辆重新恢复可用状态。然而，这一工作在3月10日启运前根本无法完成，直到该师抵达巴尔干后才得以开始处理。
此外，该师关于在此次交换框架内补齐缺编车辆的请求也被拒绝。结果，该师在前往巴尔干作战时仍缺少以下车辆24辆摩托车，13辆挎斗摩托车，6辆卡车，1辆公共汽车和9辆特种车辆。
从法国大量缴获的机动车辆，再加上德国能够动用法国民用经济进行生产与征用，填补了德军车辆库中最紧迫的缺口，并使机动作战部队得以扩编。虽然法国缴获物资的规模最大，但德军同样大量依赖从其他敌人那里缴获的车辆，包括敦刻尔克英军撤退后留下的大量装备。可以说，倘若没有这些缴获车辆，德军能否发动"巴巴罗萨"行动，都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德军共有不少于84个步兵师、3个摩托化步兵师、甚至1个装甲师主要依靠缴获车辆装备。此外，陆军大量的机动车辆运输单位也配备了缴获卡车。
III）巴尔干战役[…]
在巴尔干战役中损失的全部车辆均未得到补充，因此缺编车辆的数量再次增加。
IV）布加勒斯特德军联络指挥部的补充装备
为讨论该师补充与其他装备需求的问题，师军需官被命令前往柏林的陆军总务总部和总军需署。[…]
虽然申请的第2个机动车辆维修排和全地形车辆被拒绝，但师部从联络指挥部获得了3辆中型卡车，并将其分配给第235马拉野战烘焙连。尽管师部多次递交请求，甚至派遣人员亲自拜访，最终却只收到原本已分配和已下发车辆中的一辆。[…]
在这段补充整补期间，步兵反坦克连组建了5cm反坦克炮排。该反坦克排总计需要让6门5cm反坦克炮及其6辆弹药拖车具备机动能力。为此，师部向联络指挥部申请配发12辆1.5吨A型卡车，或12辆69型机动车辆，或12辆中型全地形乘用车。
然而，再次没有任何特种车辆的分配获得批准。
为了至少让火炮实现机动，师部得到的只有3辆商用中型卡车。剩余的9辆卡车不得不从移交出来的3.7cm反坦克炮排中抽取。然而，这些旧式轻型卡车根本不适合牵引较重的5cm火炮，因此师内不得不再进行车辆内部调配，用本已短缺的中型卡车进行替换，从而导致其他岗位出现新的缺口。
除了持续不断的电话联络、报告与申请之外，师军需官和师工程师还在整补期间多次亲自前往联络指挥部，与其军需官和机动车官进行面谈，其中包括4月5日、4月29日、5月10日、5月30日、6月17日、6月27日等多次拜访。[…]
在此期间，第十一集团军参谋长曾表示："很显然，该师不可能以这样的车辆状况投入对苏战争。"
但无论军还是集团军方面，都无法在物资上提供帮助，因为在东线战役开始前，集团军的补给库仍处于建设与封库阶段。
尽管上级单位已做出极大努力，但负责该师补充整备的联络指挥部仍未能弥补该师在巴尔干战役期间的损失，更不用说该师原本就存在的大量车辆缺口。
从总体而言，在整个整补阶段直至东线战役开始前，该师仅增加了8辆摩托车，9辆乘用车，11辆卡车（其中包括：为5cm反坦克炮额外分配的3辆卡车，以及为第235烘焙连另配的3辆卡车）。
在投入东线作战时，该师仍缺少以下车辆32辆摩托车，7辆乘用车，12辆卡车，1辆公共汽车，9辆特种车辆，2辆救护车。
虽然关于巴尔干战役对"巴巴罗萨"行动造成的时间延误倍受讨论，但可以明确的是，这次行动对德军的后勤造成了负面影响。
首先，巴尔干地区的作战使得车辆的磨损远高于平均水平，导致本已存在的车辆缺口进一步扩大。其次，将原本部署东线的15个师调往巴尔干，使其他部队的运输与调动出现了严重摩擦和延误。
从理论上来说，参加过巴尔干战役的部队应在1941年5月至6月期间优先得到整补，但正如报告所显示的那样，事实并非如此。对即将展开的东线战役而言，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即便是反坦克炮排等一线作战单位，也缺乏用于牵引的全地形车辆。
在东线某处的一处营地内，可以看到多种车辆，包括步兵支援卡车，霍希越野乘用车，以及牵引8.8cm高炮的牵引车。火炮这样的重火力武器通常需要搭配相应的牵引车来使用，但对于补给优先度较为靠后的步兵师来说，即便是最基本的牵引车辆也存在着缺口。
V）东线战役
1）在斯库莱尼（Sculeni）桥头堡的部署与敌军炮火造成的损失
在斯库莱尼桥头堡的首次战斗部署中，除了人员与物资损失巨大之外，该师的车辆损失亦极为严重。强烈的炮火轰击与空袭不仅打击了前线，也波及后方的雅西地区。
仅在6月22日至7月2日之间，该师就因敌军炮火损失30辆摩托车，6辆乘用车，17辆卡车和1辆救护车。
在此期间，所有关于损失后的补充申请都上报至第30军，但这并没有起到任何效果。
第30军机动车官于1941年6月30日发布的命令如下：
"只有当全师车辆损失总量超过其编制车辆数量的10%时，才可期待获得补充。因此请勿提交零散申请，而应仅限于按规定上报车辆损失情况。军部已知晓第198步兵师存在严重的车辆缺编困难。一旦损失超过10%编制，请上报完整填写的第6号表格，包括损失在各单位的分布情况及所有特殊车辆的损失明细。军部已尽力援助该师。"
当时，该师的缺编车辆已达157辆，而该师理论编制为1006辆，即存在16%的车辆缺口。
尽管车辆保有量已被严重削弱，但该师并未获得任何有意义的补充配发。更严重的是，正常补给渠道的车辆下拨量，也并没有随着损失增加而有所提升。
2）私人购买机动车辆
在第30军司令与各师长的一次会议上，各师长一致同意允许私人购买车辆，以弥补补给极度不足的状况，使该师的车辆装备能达到投入东线作战的最低运转水平。
由于迫切的需要，以及维持部队作战能力的强烈意愿，该师在罗马尼亚启动了私人购车计划。截至1941年9月中旬，该师通过私人采购共补充了54辆摩托车，3辆挎斗摩托车，17辆乘用车和21辆卡车。
然而，根据第十一集团军9月12日的命令，罗马尼亚境内的购车行为随后又被叫停。
在车辆数量本就没有达到编制定额、许多车辆已严重磨损、且在越野能力与载重能力等方面普遍无法满足作战需求的情况下，该师以这样的机动车辆装备状态进入苏联作战，其在作战初期就遭受的巨大损失并不令人意外。开战仅两周，该师的车辆损失就达到前述的16%，这无疑是对接下来数月局势的不祥预示。
如此损失不仅削弱了各部队的机动力，也进一步压缩了其补给运输能力。因此，德军各单位拼命尝试以各种方式填补不断扩大的运输缺口，包括在罗马尼亚的民间市场上购买车辆，这并不令人惊讶。然而，这些从民间购入的车辆大多并不具备越野能力，但却仍然被迫投入使用。与此同时，由于备件供应困难，使得这些车辆出现故障甚至报废也只是时间问题罢了。
3）道路状况的影响与维修勤务的使用在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和乌克兰的战斗中，该师长期处于前线作战，被迫在因降雨而变得极其糟糕的"道路"上行军。在全程大约1700公里的行军距离中，大多数路段只能以低挡位缓慢前进。
这对车辆底盘造成了严重磨损，尤其是转向系统与悬挂系统。更糟糕的是，这种状况也严重损伤了发动机，使其机油消耗显著上升，动力性能下降。随着时间推移，对悬挂系统的持续高强度负荷，更不必说大量的板簧折断，最终导致卡车的承载能力明显下降。
由于车辆故障不断增多，不得不设立多个故障车辆收集点，而这些地点随后又不可避免地成为第235维修连的作业场所。随着故障量与收集点数量的增加，第235维修连仅编有一个机动车量维修排的问题再次凸显，该连无法实现一个排负责回收、一个排负责维修的流程，极大地削弱了车辆维修效率。
其后果是出现了漫长的拖曳路线，而部队又缺乏履带式救援车辆来克服这一难题。在恶劣的道路条件下，承担这些任务的部队与维修连的重型商用车辆被迫承受极端磨损。
而车辆维护作业更是因以下两点而变得困难。一方面，当地完全没有机动车辆维修工厂；另一方面，部队自身也没有预定的定期检修体系。因此，只能依靠简易改装的临时修理车来部分弥补这些缺陷，而这些改装车又进一步减少了可用于运输的吨位。
4）备件供应
备件供应日益恶化，成为车辆维护工作的决定性难题。与所有补给路线一样，到集团军机动车辆补给库的距离极其遥远，前往那里几乎只能在特殊情况下才能成行。此外，与需求相比，集团军机动车辆补给库自身的库存量又极为有限，因此维修连不得不投入大量时间，以简易方式自制缺失的备件。
另一方面，一些车辆因为缺少某些无法通过任何途径获得的备件而被迫报废，尽管从整体状况来看，这些车辆本不至于完全报废。
用于替换的发动机也几乎无法获得，由于缺乏合适的牵引车辆，导致大量故障车辆被遗弃并被记入完全损失。这些车辆随后被拆解，用来维持尚能运作的车辆的零件需求。
5）师的整编
由于人员损失极为严重，该师被迫于8月17日解散一个步兵团，仅保留1个营。借此释放出的车辆，才得以弥补最严重的车辆缺口。
此时距离苏德开战还不到两个月，在车辆编制不足，车辆本身普遍不适合东线环境，部队对这些车辆的使用强度极高，缺乏备件仓库、缺乏维护能力、缺乏牵引救援能力等结构性问题的共同作用下，德军的机动车辆运输能力已经被严重削弱。
这带来了十分严重的后果，不仅是补给能力受到影响，各部队的机动力也明显下降。最终，只有通过缩编部队规模，才能弥补最紧迫的车辆缺口。
6）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桥头堡作战期间的车辆整修与缴获车辆
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桥头堡的作战中，由于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战线，使得该师在四周的战斗期间得以补上此前推进阶段几乎完全被耽误的车辆维护工作。
在此期间，第235维修连每周可修复多达120辆车辆，各部队的临时维修小组也以极高质量完成了大量维修工作。因此，处于维修状态的车辆数量明显下降，只剩下那些因缺少必要备件而无法完成修理的车辆。
鉴于该师存在严重的车辆缺额，特别是在后勤补给方面的困难，第一装甲集团军和第3摩托化军在最后的推进与战斗阶段已开始援助该师，临时配属军级补给分队，并尽可能将补给送至前线附近。[…]
在桥头堡战斗结束后，该师尽管损失惨重，但仍成功缴获了一批机动车辆。其中包括10辆拖拉机，经过维修连的一段时间整修后，都恢复为可用状态。[…]
在此阶段，考虑已接收的集团军机动车辆补给库车辆、私人购车以及缴获车辆后，该师仍然缺少42辆摩托车，77辆挎斗摩托车，6辆乘用车，49辆卡车，1辆公共汽车，10辆特种车辆和6辆救护车。其中40%的车辆损失源自敌方行动。
1941年8月，随着兵力的消耗与补给问题的加剧，德军大多数进攻轴线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作战停滞。德军高层对此早有预期，但他们当时普遍认为苏军已被击溃。然而，在大多数地区（如前文提到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桥头堡）所展开的战斗，却让德军面对了完全不同的现实。
原本德军寄望于短暂停顿，补满补给仓库，并为下一阶段攻势做准备，结果却被卷入了激烈且极度消耗补给的战斗之中。前线仓库只能积累起极少量的物资储备，车辆维护也因此受到影响。
隶属于古德里安第二装甲集群的后勤车辆正在一条泥泞的道路上艰难前行。由于路况极其恶劣，主干道路通常只允许优先级最高的车辆通行，例如坦克和半履带车。其次才是弹药车队和燃料车队，再往后才是用于补充攻势的增援部队。越接近战区，道路条件就越糟糕。
随着秋季降雨临近，道路状况即将进一步恶化，德军对后续作战的前景感到十分悲观。大规模的车辆故障概率显著上升，正如下面这段材料所展示的那样：
7）从帕夫洛夫卡-斯纳缅卡（Pavlovka–Snamenka）地区向马克耶夫斯克（Makejevskoj）行军期间的损失
该师机动车辆损失的严重程度，在从帕夫洛夫卡-斯纳缅卡地区至马克耶夫斯克的这次380公里的行军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可谓灾难性。在行军途中，轻微霜冻伴随暴雨，使道路泥泞不堪，完全无法通行，所有机动车辆不得不停止前进。
在此期间，按照第一装甲集团军的命令，该师被迫让步行部队和畜力部队继续前进，让机动车辆与补给单位滞留后方，因此部队与其补给基地之间的距离不断拉大。
尽管有强风，但由于霜冻与降雨不断交替，道路干燥过程非常缓慢，使得该师无法等待道路完全恢复至适合机动车通行的状态。行军只能尽量安排在夜间与清晨低温时段，以便利用冻硬的地面为车辆提供些许支撑。
然而，由于连续数日的通行停滞，道路上的车辆拥塞极其严重，上述改善也只能维持极短时间。车辆不得不部分在公路上，部分沿着道路旁支，强行在泥浆与沼泽般的路面中艰难开路。
在如此巨大的压力下，该师车辆已无法承受持续的高强度负荷。在这段380公里的行军中，共有21辆摩托车，10挎斗摩托车，18辆乘用车，17辆卡车，4辆救护车和1辆公共汽车受损抛锚。而且这些数字仍非最终结果，因为因后续的降雨，行军尚未完全结束。
最终，该师在行军中损失的车辆总数增加至61辆摩托车、87辆挎斗摩托车、24辆乘用车、66辆卡车、10辆救护车和2辆公共汽车。此外，还有大量在途中故障送修但尚未恢复使用的车辆并没有计入上述数字。
为了将这些故障车辆集中起来，分别在诺沃-尼古拉耶夫卡（Novo-Nikolayevka）与古尔加伊波列（Guljaj Pole）设立了两个车辆收集点，师属维修排同时这两地展开维修作业。
值得一提的是，被该师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缴获的拖拉机，在此次的艰难行军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被用于拖回故障车辆。若没有这些拖拉机，该师的车辆损失数字无疑会更为惨重。
8）燃料补给分队的损失
漫长且恶劣的补给线路，对燃料补给分队的卡车造成了尤其严重的影响。
该分队于1940年12月配属给该师时，拥有7辆1936/38年生产的马基路斯卡车，4辆1939年生产的雪佛兰卡车。在随后进行的车辆交换中，这4辆雪佛兰被换成2辆福特，1辆欧宝和1辆曼恩卡车。
然而，到了1941年8月16日，所有由第253步兵师调换过来的卡车以及1辆马基路斯卡车，因发动机与差速器损坏，以及整体磨损过度，全部报废。
8月30日，又有3辆马基路斯和2辆后来新增配发的福特卡车损失。9月20日，另外两辆卡车被送往布雷斯劳的集团军机动车辆补给库接受大修。最后一辆卡车则在9月初因车架断裂与轴承损坏被判定为全损。
值得注意的是，该分队的马基路斯卡车原本是用于远程运输的民用长途货车，在配属至该单位时已经行驶超过10万公里，随后又被投入西线、巴尔干以及东线的作战中。
例如，一辆因整体磨损而报废，生产于1937年的卡车，其里程数已达到40万公里。
这段对燃料补给分队的简短讨论，不仅具体揭示了将民用车辆整合进军队体系所带来的问题，也反映了当时部队所使用卡车的型号极为多样，以及在"巴巴罗萨"行动前夕许多卡车的糟糕状况。
接下来的部分，将对该师面临的全部机动车辆问题作出总结，而这些问题也是东线德军的普遍写照：
VI）
在此前背景下，该师再次报告称，除了补给困难之外，部队机动车辆的状况同样非常糟糕，其后果直接影响到摩托化部队的战斗准备状态以及整个部队的补给能力。为了弥补编制装备的不足（例如仅有1个机动车辆维修排、1个马拉烘焙连），以及在东线战役一开始便面对的巨大的战斗物资需求，再加上极其漫长的补给线路导致的运输吨位不足，该师从一开始就被迫将全部辎重运输能力投入补给任务，其车辆要么由师部集中统一调配，要么将车辆分配出去，用于弥补各营食品补给单位的车辆损失。
在几乎不间断的行军与战斗中，部队只能预料到士兵们将不得不抛弃自己的行李与随身物品。之后，该师也只能给部队补发最基本的随身物资，例如此前留在雅西的冬装，被紧急运送至前线。[20]
VII）
该师在战争期间隶属关系不断变更，[21]这对机动车辆的补充分配、备件与轮胎的供应尤其不利。从总体而言，该师在作战期间，一共更换了25次隶属指挥。[…]
IX）总的来说，该师目前机动车辆情况极度紧张的原因如下：
1）师组建阶段的缺陷：设有马拉烘焙连，仅编配1个机动车维修排；所分配的机动车辆大多陈旧，且完全是民用车辆；没有牵引拖拉机。
2）由于使用缴获车辆去交换德制车辆，造成运输吨位损失，并导致机动车辆运转能力下降。
3）未能利用东线战役前夕的整补期，以及未能即使填补空缺车辆。
4）极其漫长且恶劣的行军与补给线路，导致车辆严重磨损。
5）因敌方行动导致的重大损失。
6）东线战役期间未获得与损失相应的机动车辆补充。
7）备件供应持续下滑，且缺乏任何当地维修设施。
步兵们端着水壶，在一辆补给卡车旁排队领取食物。到了1941年11月时，前线部队的补给已逐渐开始变得危急，粮食、燃料和弹药都严重不足，远远无法满足向莫斯科推进过程中不断攀升的需求。
如果说，在东线开战初期，德军的机动车辆情况已岌岌可危，那么在随后几年，情况更是急剧恶化。即便是作为矛头部队的装甲师，也无法幸免于难。下面是第8装甲师在1943年的一份报告[22]：
该师就当前车辆状况呈报如下：
I）本师现有车辆大多可追溯至1938年组建时期。之后除了波兰战役后得到的少量补充之外，再无实质性更新，如今约有80%的车辆仍是那个时期的老旧装备。经历了法国、南斯拉夫和苏联战役的长期使用后，这些车辆已普遍出现疲劳老化。而维修单位长期超负荷运作、备件供应极为困难，使得车辆几乎无法得到彻底而细致的大修。
1943年春季在涅韦尔-戈罗多克（Nevel-Gorodok）地区进行的临时整补，最终也没能改善车辆状况，因为当时同样无法进行全面大修。更糟糕的是，一些虽然已列入修理但未能彻底翻修的车辆，在随后参与清剿游击队的作战中又再次报废。与此同时，本师并没有获得任何新车补充。自1943年7月初以来，部队持续不断投入大规模战斗，那些仍然凑合使用的车辆在高强度运转下已明显力不从心，再难承担任务需求。
II）
A）当前车辆状况
编制数：2407辆，实际数：2790辆，可用车辆：1314辆（47%）。
维修中：短期维修：841辆（30%），长期维修：634辆（23%）。
可用车辆数量与编制数相比严重偏低，其原因在于，编制数中还包含了必须送回本土（Heimat）进行长期大修的车辆（占27%）。由于集团军机动车辆修理厂（位于明斯克，10月20日已迁移）的能力有限，这些车辆无法在当地完成修复。
目前处于短期维修的车辆占30%，然而，随着这些老旧车辆持续超负荷运转，这个数字很可能不会下降，反而会继续上升。
B）可用车辆与短期维修车辆的主要损坏情况
1）约50%的车辆需要更换发动机，因为汽缸和活塞严重磨损，曲轴和轴承也已损坏。
2）约25%的车辆每行驶100公里就会消耗高达10升的机油。
3）约15%的车辆出现变速箱和差速器损坏。
4）约20%的车辆车架、钢板弹簧或连杆出现断裂。
5）约10%的车辆传动轴与半轴断裂。
其中约30%的车辆虽然对人员、武器和装备的机动至关重要，却必须依靠拖带才能移动，这进一步加剧了仍能工作的车辆的负担。未来几天将从明斯克维修厂返还的约30辆车辆，也只能对上述比例产生极小的改善。
C）备件供应
众所周知，备件供应状况极为困难，而这一点对本师的影响尤其严重，由于车辆老旧且磨损严重，它们对备件的需求频率远高于正常水平。
III)
A）例如，车辆短缺已导致某个装甲掷弹兵团虽然还有300人的战斗兵力，但其中90人因缺乏运输工具而无法机动。目前全师共有150名战斗人员处于非机动状态。
B）在调入1个半履带装甲车连以及2个"黄蜂"自行轻型榴弹炮炮兵连之后，由于缺乏任何专门的补给车辆，情况尤其恶化。为了让这些单位勉强具备机动能力，不得不从现有部队内部抽调车辆，进一步削弱了其他单位的机动性（见IIIA）。
C）由于师内配备的全地形车辆仅占编制数量的大约25%，全师的整体机动能力受到进一步限制。
D）现有车辆多数因磨损严重，最多只能承载其75%的标定载重，这使得全师可实际使用的运输吨位进一步减少。
IV）
总而言之，只有在完成一次充分的全面翻修，并获得足量的备件供应，以及补充约25%的新车辆（相当于目前已在长期大修，并大修已经持续了数月的车辆数量）之后，该师才能重新恢复完整的作战能力。
然而，如果要迅速提升当前的机动作战能力，则只有一种办法，即重新配发足够的运输能力，使至少____名现有战斗兵力能够完全具备机动性。
从这份报告中可以清晰看到，德军在部队机动性与后勤补给需求之间陷入了两难局面。随着越来越多缺乏任何补给车辆的单位被调来，这种矛盾被进一步加剧，因为这些单位不得不从作战部队手中抽调车辆。
报告同样说明了老旧车辆带来的连锁问题，这些车辆不仅故障率更高，还降低了运载能力，同时增加了燃料和润滑油的消耗。
因此，随着东线战争时间越长，德军部队越是不得不依赖马车运输补给。而这又需要额外的人力，只能通过大量吸纳苏联志愿辅助人员，即那些自愿或半自愿为德军效力的苏军战俘，才能勉强满足需求。
一架Ju 52运输机正在从临时起降场起飞。Ju 52曾被用于向前线运送急需的补给和兵员，并空运伤员后送，但该机速度缓慢、对战斗机的防御火力极其有限。因此，在东线的几乎所有行动中，Ju 52都遭受了惨重损失。尽管后来研制并投入了多种替代机型，但没有一种运输机在受欢迎程度和可靠性上能与Ju 52相比。
在1941/42年的德军攻势作战中，空中补给的使用规模很小。除了向那些突破联络线、深入敌后的装甲尖兵提供少量补给之外，空运主要用于运输空军自身的人员与装备。
然而，当局势逆转、红军在1941年冬季转入反攻后，为被包围的德军据点提供补给便成为一项重大任务。在北方集团军群和中央集团军群的战线上，德军坚守了德米扬斯克、斯塔拉亚鲁萨、霍尔姆、苏赫尼奇等关键据点，拖垮了苏军攻势，使其无法掌控推进部队所需的重要补给线。
而要维持这些被包围据点，只有依靠空中运输。
在1941/42年的严苛条件下勉强奏效的空运补给，很快演变成一种带来惨痛后果的防御性战略。1942年的德军空运中最著名的是斯大林格勒第六集团军的空运，但鲜为人知的是中部战区的大卢基（Velikye Luki）空运。[23]
斯大林格勒的苏军反攻开始几天后，苏军又发起一场旨在向波罗的海方向突破的攻势。苏军在短时间内合围了战略要地大卢基，并试图继续向西推进，但被赶来的德军增援部队与自身补给困难所阻。而苏军补给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被其绕过但仍由德军控制的大卢基坐落在多条交通与补给线的交汇点上。
德军的反突击仅打到大卢基西郊，救出了一小部分守军，却未能重新夺回城市。从投入的兵力规模和东线整体态势来看，大卢基战役算是德军的一场防御性胜利，但德军却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支撑此战的核心，是大卢基约7000名守军在近两个月的时间内的顽强坚守，而这只有在空运补给持续送达的情况下才能成为可能。
而大卢基空运的规模与困难程度，可从负责该地区空军作战的东线空军司令部的最终报告中得到清晰体现[24]：
6. 空中单位的部署
在大卢基战斗期间，东线空军司令部[25]麾下的空军部队面临着艰难的任务，他们既要在防御战中支援地面部队，之后又要在之后的反攻中提供支援。
与此同时，对被包围守军的空运补给仍需持续进行。随着战局的发展，这项补给任务的要求不断提高，逐渐迫使空军必须将大部分作战力量投入到补给行动中。[…]
E）空中补给
aa）轰炸机部队执行补给
由于被包围在大卢基的守军急需补给，轰炸机部队的大部分力量被用于投放武器弹药、医疗物资和口粮。无论天气条件如何，昼夜不停，将补给容器从空中投放到城内，后来重点投放在城堡和东部火车站区域。
所有执行补给投放任务的机组，都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完成了卓越的任务，他们必须面对敌军最猛烈的火力进行超低空飞行。
尤其是在向城堡和东部车站这些被压缩得极小的守军阵地投放补给时，空军付出了沉重的损失。
为了完成任务，空军几乎尝试了所有可能的方式：利用低云层掩护，在接近投放区前持续低空飞行；采用低空突防，在目标前突然拉升至投放高度；在黄昏和夜间进行投放；直接针对目标无伞投放补给容器（食品、药品、步兵弹药）。
结果证明，不可能通过采用水平投放的方式，来补给准确投放到如城堡这样面积极小的目标（约250米×120米）上。
当补给飞机接近目标时，敌人已经压到城堡壕沟外沿，利用各种轻武器和防空火力封锁城堡上空的航道。为了突破这种火力封锁，He 111轰炸机不得不在仅80至200米的高度强行进入投放航线，才能完成任务。
bb）由斯图卡部队执行补给
除了轰炸机部队外，斯图卡俯冲轰炸机部队也首次被用于空投补给。之所以必须启用斯图卡，是因为敌方防御火力极强，且投放目标范围极小。
在俯冲过程中，斯图卡投下所谓"补给炸弹"，既有带降落伞的，也有不带降落伞的，这些"补给炸弹"被投放到极小的区域内，例如单个"刺猬阵地"上。
无伞投放的补给弹全部命中目标区域，但因为撞击地面过猛，导致部分容器被摔坏。此外。由于没有烟幕信号标记，其中很多落点难以被守军找到。
带伞投放的补给容器大多被风吹偏，飘到了敌占区，落入苏军手中。
cc）滑翔机补给
尽管敌军防御火力强大、天气恶劣，牵引机拖带滑翔机飞往大卢基的行动仍获得了杰出成果。
要使用运输滑翔机，必须先在城内着陆一名滑翔机指挥员，以检查着陆场地是否适合，并为运输滑翔机的降落采取所有必要措施。
在大卢基周围敌方密集的防御火力下，拖带运输滑翔机的白天突入几乎不可能成功。然而，仍在白天成功执行了4次任务。
为了克服这一难题，在黎明与黄昏进行降落行动的提议被采用，虽然这意味着要承受夜间起飞甚至夜间着陆的缺点，但隐蔽接近的优势更能确保任务成功。
在夜间任务中，有8架Go 242[26]滑翔机被拖带到目标区域，并在摆放信号弹与照明弹路径的引导下成功着陆。
在一次无视风险且极为大胆的行动中，共有17架运输滑翔机在城内着陆，为守军送来了：反坦克炮及炮组，突击队，机枪弹药，火焰喷射器，口粮，医疗用品以及邮件。
由于之后没有收到两架滑翔机的任何消息，可以推定它们误降在了敌占区。
在大卢基的县集市街上的着陆，以及随后在东部火车站区域的着陆，都需要飞行员具备极高的技术与迅速的决断力。由于着陆空间极其狭窄、条件极差，部分滑翔机只能以坠落式硬着陆，这导致已经送达目标区域的部分补给物资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这是无法避免的。
滑翔机飞行员以自愿而英勇的付出，把物资与精神支持送到苦战中的守军手中，使其得以继续顽强坚守。
在最严酷的战斗环境与恶劣气候下，大卢基守军之所以能长期坚持，完全依赖于运输机与滑翔机编队的空运补给。这些行动是在最大勇气与最高投入下完成的。若没有他们的努力，被包围部队的防御能力必将因武器损失与弹药枯竭而迅速瓦解。[…]
G）任务数量、成果与损失概览
16）出动与投弹情况：
自1942年11月25日至1943年1月19日，共出动侦察机298架次、轰炸机1393架次、扰袭机46架次、斯图卡403架次、战斗机1554架次，执行补给任务的轰炸机310架次、斯图卡94架次，以及滑翔机25架次。
合计：4163架次。投弹总量：1450.1吨。
17）成果
（……）
由飞机投下291.27吨补给物资，12门迫击炮，4.36立方米燃料。
由滑翔机运入23.6吨补给物资，4门火炮，17挺机枪，74名士兵（炮组与突击队），12具喷火器，3门迫击炮。
18）损失
装备损失：
飞机完全损失：
Ju 87 ×1、Fw 189 ×4、Ju 52 ×1、DFS 230 ×6、Bf 109 ×6、Go 242 ×11、He 111 ×17、Fw 190 ×1 —— 总计47架
损伤 60–100%：
Ju 87 ×2、He 111 ×3、Bf 109 ×2、Hs 126 ×1 —— 总计8架
损伤低于 60%：
Ju 87 ×3、He 111 ×19、Bf 109 ×3、DFS 230 ×1 —— 总计26架
1942年11月25日至1943年1月15日总计飞机损失：81架
19）人员损失：
A）飞行人员：
（……）军官17名，士官与士兵133名
空运补给中的最大困难的是投送目标区域过于狭小，这个问题早在1941年冬季就已被讨论过。苏军火力集中覆盖这些小面积目标，使空投几乎不可能完成，并造成了惨重的损失。使用斯图卡进行试验并未取得任何积极结果，而德国空军自始至终都未能解决这一问题。
一种可行的替代方案，当然前提是目标区域不至于太小，是使用滑翔机进行补给。然而，正如报告中提到的，这又带来一系列新问题。滑翔机飞行员的培训要求极高，而由于被包围的据点很少能成功解围，飞行员往往在任务中损失。
再一次，资源的匮乏最终只能靠人员的投入与勇气来弥补。
报告也提到德国空军指挥层长期存在的两难处境，即如何在支援地面部队与为被包围部队提供空运补给之间分配空中兵力。在大卢基行动中，这一矛盾在12月下旬变得更加突出，德军的解围行动急需动用全部可用的空中支援，而与此同时，城内的补给库存已经枯竭。
在战略层面上，缺乏足够训练的机组人员，以及需要在多处同时开展空运补给任务的需求，导致飞行学校的教练机组被派到前线执行补给任务。这直接削弱了飞行员培训的数量和质量，也是1942/43年德国空军日益衰弱的关键因素之一。[27]
这份报告的另一个值得注意之处，是其整体语调极为正面。然而，尽管陆军肯定了空军的努力，其在空运补给方面的最终评价却显得更加冷静，亦少了几分英雄化[28]：
经验总结：
尽管参战机组人员已竭尽全力，大卢基的空运补给仍不足以向守军提供其继续战斗所需的武器弹药、粮食和医疗物资。在阵地规模尚足以容纳大批运输机和滑翔机投入时，恶劣的天气却使这种行动无法进行。待天气转好，空军能够出动时，阵地已因苏军的多次突破而大幅缩小，大部分投下的补给不是被风吹入敌方阵地，便是在敌军密集火力下无法回收。
敌军强大的防空火力和战斗机拦截迫使飞机不得不在高空投放补给。当守军被压缩在彼此孤立的小据点，无法相互联系时，只能尝试让斯图卡在俯冲中无伞投放补给容器，但其中的物资大多在落地时被摔毁。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尤其在考虑到守军所需物资种类极为繁多的情况下，大卢基空运物资的最终清单[29]：
1942年11月29日至1943年1月7日间空运至大卢基的物资、武器等最终统计表：
弹药：164.332吨
口粮：5.248吨，另有烟草口粮7500份
燃料：0.33立方米
机枪油：0.05立方米
阳极电池：290个
手电电池：500个
手电筒：650只，以及50只手电灯泡
灯泡（其他用途）：50只
无线电设备：B1型2套、D型2套
重型野战通信线缆：20公里
电工绝缘胶带：100卷
真空管 RV 2/P 800：20只
野战电话听筒：4个
蓄电池（大号）：2组
医疗用品：共3.25吨，其中包含1套截肢器械包、1套外科手术包
邮件
铁十字勋章：4包
轻型迫击炮：6门
重型迫击炮：4门
MG 42机枪（含配件）：10挺
MG 34机枪：8挺
重机枪：4挺
7.5cm反坦克炮：4门（含炮组）
4.5cm反坦克炮（苏制）瞄准镜：2具
MG 34备件：[…]
MG 26（捷克）备件：[…]
用于重型野战榴弹炮及10cm 18型火炮的耐寒刻槽密封环：2包
1套炮兵工具箱
[滑翔机运送]：1个工兵突击小组（15人）
正如前文所示，空运量最大的物资依旧是弹药。为了让守军继续作战，补充武器、口粮和燃料当然也是必需品。至于医疗物资，它们的作用更多是维持士气，而非战斗上的刚性需求，而来自家乡的信件亦是如此。
空运中还包括一些特殊武器，例如威力巨大的7.5cm反坦克炮，以及工兵突击小组配备的火焰喷射器，该武器在城市巷战中尤为有效。为了让守军能与外界保持通信，并在必要时能够影响甚至引导包围圈内的态势，无线电设备以及所有相关的耗材（如蓄电池、真空管等）也被特意空运进城。
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物品，例如手电筒等，也必须依靠空运补充。在漫长冬夜中进行巡逻，维持前线控制，都离不开这些光源。在寒冷区域使用的火炮耐寒备件和武器保养工具同样不可或缺。
至于上述的这些物资中究竟有多少成功送达被包围的守军，我们如今只有零星的线索可以追溯。
虽然空运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确实发挥了作用，但从总体而言，它往往是一种资源的浪费。空运需要庞大的基础设施和高素质人员。在投入与产出极不成比例的情况下，人员和装备的损失非常高，而实际送达的物资量却相对很少。
更为糟糕的是，1941/42年冬季的那些成功的空运行动，制造了"任何规模的被围部队都能长期靠空运维持"的不切实际的幻想。这种由成功带来的盲目乐观，使德军最高统帅部在面对包围战时的态度过于轻率，而这种错误心态，与希特勒后来发布的那些要塞化和死守阵地的灾难性命令一样，对1944年东线态势的恶化起到了关键作用。
一名受伤士兵正被两名战友用担架送往主救护站。每个师通常配备两个卫生连负责支援前线部队，根据部队类型不同，这两个卫生连可能都是摩托化的，也可能是畜力机动的，还有一种情况是一个摩托化连与一个畜力机动连的组合。伤势最为严重的伤员则会继续后送，转入军级野战医院接受治疗。
医疗勤务对于保持东线德军的持续作战能力至关重要。[30]苏军的顽强抵抗，以及苏军那庞大的兵力规模，使德军伤亡远高于此前各次战役的水平，从一开始就给医疗部队带来了沉重压力。
下面引用的材料来自东线南翼第一装甲集团军下辖的第14装甲师，便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31]：
在对苏作战期间，从1941年6月22日至8月31日，第14装甲师医疗部门共救治了3153名官兵，其中2019人因战伤入院，1134人因疾病而接受治疗。
具体分配到卫生连与救护站的病例如下：
各连的四名军医，在各自的部署阶段几乎不间断地进行手术，与手术助手一起承担了救治伤员的主要压力，尤其值得表彰。第1/4、2/4和3/4救护车排在将伤员从前线运送到主救护站，或从主救护站继续送往后方医疗设施的过程中，共行驶了109000公里，有时甚至在敌军炮火下完成任务，总计转运伤病员2928名。
在报告期内，两个卫生连共进行了38次输血，献血者均来自连队内部。在对苏作战期间，该医疗单位自身共有6人阵亡、24人受伤。
上述数字只统计了由医疗部队救治的人员，而阵亡者和失踪者并未包含在内。仅受伤人员，就占了第14装甲师在对苏战争前两个月总兵力的30%。许多伤员以及大部分患病士兵，过了一段时间后最终还是回到了各自部队。
虽然病员在夏季时已经成为一个问题，但当对苏作战被拖入冬季后，德军不得不面对一种全新的局面。棉外套、手套、护耳等冬装不仅运抵缓慢，而且数量严重不足。部队自1941年6月22日以来几乎持续不断地向前推进，士兵身体极度疲惫。所有的这些情况，都反映在第123步兵师于1941年11月发给其上级军部的下述报告中[32]：
该师近期的健康状况持续恶化。问题并不主要体现在大量出现重病员，尽管严重感冒的病例确实在增加。
真正显著的问题，是部队整体体能状态的明显下降，个体抵抗力大幅减弱。其最突出表现，就是一种异常的"高度易感性"，如前所述，它并非主要导致危及生命的重病，而是以相当高的比例出现于步兵团中，多为轻度呼吸道疾病，风湿病症，以及普遍性的疲惫状态。
当前的作战部署，使得这些疾病无法得到妥善治疗，因此出现了不可接受比例的减员。另一方面，官兵的工作效率也因此大幅下降。这种持续的极度疲惫，常使部分士兵陷入"过度冷漠"，随之而来的是病患抵抗意志的下降，在当前的环境下，这必然导致整体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
与此同时，还伴随着虱患急剧加重的危险。[…]
由此，皮肤疾病的病例近期急速上升。诚然，这些疾病本身并不构成严重威胁。然而，一旦爆发斑疹伤寒，情况将极为危险。严重的虱虫滋生会大大促进该病的迅速传播，而部队当前普遍低下的体能状况也必然会对病程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要避免情况进一步恶化，唯一的办法是让部队在较安静的地区驻留一段时间，以便采取必要措施恢复基本的卫生与健康条件。随着体能状况的改善，对轻病症进行彻底治疗，以及进行大规模的真正除虱，将会显著提升部队的作战能力。
前线部队利用帆布帐篷搭建简易掩体，以抵御即将到来的严寒夜晚。在冬季来临，"台风"行动陷入僵局之后，接下来的数周里，前线多个地段的士兵被迫在日益猛烈的敌军进攻下作战，这些进攻不仅旨在遏制德军行动，更意在剥夺其任何可供栖身的庇护所。
这份史料之所以格外值得注意，因为它指出部队的健康状况正在恶化，并且在数周内会变得极为严重。而就在同一时期，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与各集团军群、集团军的参谋长们在奥尔沙（Orsha）召开会议，商讨战争下一步的行动。除少数人保留意见外，他们在会上一致同意再次发动一次对莫斯科的最后突击，并希望借此结束东线战争。
显而易见，以第123步兵师报告中那种状态的部队发动攻势，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更糟糕的是，如果德军在战役已过巅峰后仍继续进攻，只会带来更加严重的后果。
部队迫切需要休整与个人卫生时间，但快速推进的持续压力与兵力不足，使得这些需求几乎无法得到满足。结果便是官兵普遍长满虱子，德军高层也因此担心虱子传播的斑疹伤寒。而卫生条件缺失同样助长了痢疾的发生。
这些卫生问题不仅困扰前线部队，在后方部队中也一样普遍。
对于德军而言，疾病防控的一个主要难题，是士兵与苏联平民之间难以避免的接触。当地残留的平民本就因粮食短缺而健康状况不佳，人口结构又以儿童与老人居多，更容易患病。两者无法完全隔离，因此德军不得不从本已极度紧张的卫生资源中抽调力量，至少要对平民进行一定程度的健康管控，尽量在严重疾病扩散到部队之前遏制住疫情。当然，这种问题的根源在于德军施行的严酷的占领政策。
这种工作被称为"卫生管理"，即对当地人口的健康管制，在东线部队中越来越吃紧，尤其是那些长期驻守某一地区，陷入阵地战的部队。
下面的史料就来自这样的背景，第87步兵师驻守中央集团军群北段的韦利日地区时，由师军医下达了这样一份命令[33]：
对受斑疹伤寒、伤寒、痢疾污染的居民进行卫生管理，对防止部队发生流行病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必须立即采取措施，遏制传染病与体虱在军队及平民中的传播，禁止平民随意流动，并严格实施居住区的完全分离。
为落实上述要求，命令如下：
1）在每个警备区设立一名警备区军医（名单见附件）。他负责就卫生管理相关的一切问题与措施，向警备区或警备区指挥官提供意见。其代表警备区指挥官发布的指示，由各城镇指挥官立即执行。
2）在每名警备区军医之下设立一支防疫分队（其编制与人员见附件），负责对辖区进行持续检查，并执行其下达的各项卫生措施。
3）根据司令部命令，凡出现传染病病例或疑似病例，必须强制报告。报告义务主体包括：a）部队；b）现有的俄方医生；c）乡镇长与当地居民。
4）警备区指挥官应确保在其辖区内设置一处可供使用的民用桑拿浴室及紧邻的除虱室，并要求平民经常使用。同时须督促修建合格且数量足够的民用厕所，并确保其被正确使用。
城镇指挥官通过向镇长发布命令，负责安排对病患平民的必要救助。
从总体而言，德军的医疗体系与医务人员在防止危险疾病演变成大规模疫情方面较为有效。然而，自1943年夏季开始，战局日益不利，德军部队尤其是前线部队的压力不断上升，对士兵的健康状况造成了极为负面的影响。军事需求经常与卫生考量产生冲突，而前者几乎总是压倒后者。以下这份来自当时在尼科波尔（Nikopol）地区作战的第306步兵师的报告便揭示了这一两难处境[34]：
在与师军医协商后，我就作战部队的健康状况报告如下：
a）所有非传染性疾病病例一律留在部队内部处理。
b）由于部队已连续2个半月没有洗澡或是获得任何清洁条件，全员已被虱子严重侵扰。
c）60%的官兵患有疥疮，20%患有小腿脓肿或范围广泛的皮下组织炎症。
d）在正常情况下，应有25%的作战人员被送往陆军医院接受3至4周的治疗。
e）部队的战斗力因官兵那完全的身体衰竭而被严重削弱。多次观察到个别士兵已无法对外界刺激作出反应，或是其自我保护的本能已完全消失。
在这种情况下，德军自1943年末以来士气日益崩溃，也就不足为奇了。
即便基于过度乐观、以短期战役为前提的假设进行规划，德军的补给手段也几乎只能勉强维持这场作战。一旦闪击战的设想破产，东线战争演变为长期的消耗战，德国的补给体系便无法承受这种规模与持续性的需求。
关于德军在东线的后勤体系，还有两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第一，为了降低补给系统的压力，德军高层原本指望部队能够"就地取食"。这样便可显著减少口粮运输，从而减轻补给线路的负担。第二，德军的后勤体系严重依赖运输线的安全，而在前面提到的种种结构性缺陷下，这一依赖就显得尤为致命。
这两个问题都与德国的占领政策密切相关，而这将是下一章节讨论的重点。
^关于德军在东线的后勤保障，最经典、至今仍具权威性的研究，依然是Martin van Creveld所著的《战争的补给：从华伦斯坦到巴顿的后勤（Supplying War - Logistics from Wallenstein to Patton）》。这一问题也在《德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第六卷中有所讨论，尤其是第878至882页，涉及1942年东线的情况。不过，无论是细致的专题研究，还是系统性的总体概述，我们至今仍然缺乏一部全面梳理德军东线补给状况的研究成果。
^7. Infanterie-Division/Ib, Leistungen der Versorgungstruppen während der Kämpfe um Mogliew (20.-26.7.41), 16.8.41, NARA T-315, Roll 376. 若想对该战役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分析，可参见Wettstein所著的《巷战中的德军（Die Wehrmacht im Stadtkampf）》，第121至134页。
^集团军级部队（Army troops），是直接隶属于集团军司令部的部队，根据作战需要，临时配属给其他编制单位，用以在特定方向上形成作战重点。 重要的集团军级部队包括重型与超重型炮兵部队、工兵部队以及反坦克部队。战争后期，还组建了以集团军级编制存在的坦克歼击部队和重装甲部队。
^OKH/Generalquartiermeister/Gruppe Munition/IIa, Munitionsverbrauch in to. Osten, 10.12.1944, BA-MA RH 3/135. 相关分析亦可参见Heinz Rullkötter的〈德国陆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弹药使用（Munitionseinsatz des deutschen Heeres im Zweiten Weltkrieg）〉，载于《国防学刊（Wehrkunde）》1973年12月，第22期，第648-651页。
^关于德国战时生产体系，最为系统、全面的研究，可参见 Rolf-Dieter Müller 在《德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第5/1卷与第5/2卷中的相关章节，其中包含大量极具参考价值的统计表格与图表。此外，Adam Tooze 的《毁灭的代价：纳粹经济的形成与瓦解（Wages of Destruction: The Making and Breaking of the Nazi Economy）》也是一部可读性极强的著作，尽管在个别论断上略显锋芒过露，但整体仍具有很高的学术与参考价值。
^Fritz Hahn在《德国陆军1933-1945年的武器和秘密武器（Waffen und Geheimwaffen des deutschen Heeres 1933–1945）》第一卷（第147页及以后）中，他列出了10.5cm轻型野战榴弹炮炮弹共49种型号与变型。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训练用弹或原型弹，但仍有约20种曾长期投入生产，并被实际送往前线使用。
^Anlage 4 zu 24. Panzer-Division/Ia, Nr. 365/42 geh. v. 10.11.42, BA-MA RH 27-24/3.
^FES是烧结铁导带（Führungsbänder Eisen Sinter）的缩写。这种以烧结铁所制成的导带用于替代始终短缺的铜，但在部队中并不受欢迎。
^o.M. 是"ohne Mundlochbuchse"的缩写，意为"无炮口衬套／无转接衬套"。
^Vorgeschobener Offizier/OKH bei Armee-Oberkommando 6, An OKH/Op.Abt., 20.9.1942, BA-MA RH 20-6/212.
^由于10cm加农炮射程远，在反炮兵作战中尤为关键。弹药短缺将导致该火炮无法充分使用，意味着苏军的中型和重型火炮因而无法被有效压制。
^第六集团军共装备约60门10cm加农炮。受弹药短缺影响，每门炮仅分配到6到7发炮弹，在正常射速下，两到三分钟内即可打光。
^关于德军城市作战战术、兵力数量对比以及斯大林格勒的补给状况的详细讨论，可参见Wettstein所著的《巷战中的德军（Die Wehrmacht im Stadtkampf）》，第 268至349 页。
^87. Infanterie-Division/Kdr., Betr.: Munitionseinsparungen, 11.7.1943, BA-MA RH 26-87/163.
^Jäger（字面意为"猎人"）是德国军队中的一个传统军事术语，用于指代轻步兵。
^详见 Wettstein所著《巷战中的德军（Die Wehrmacht im Stadtkampf）》，第121至134页（莫吉廖夫）和第142至168页（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
^Eugen Kreidler：《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轴心国势力范围内的铁路：为国防军与战时经济所作的运用与贡献（Die Eisenbahnen im Machtbereich der Achsenmächte während des Zweiten Weltkrieges. Einsatz und Leistungen für die Wehrmacht und Kriegswirtschaft）》； Alfred Gottwaldt：《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铁路：军备、战争与铁路（Deutsche Eisenbahnen im Zweiten Weltkrieg. Rüstung, Krieg und Eisenbahn）》； Klaus Friedrich Schüler：《俄国战役中的后勤：铁路在德军进攻苏联的规划、准备与实施中的作用，直至1941/42年莫斯科危机（Logistik im Russlandfeldzug. Die Rolle der Eisenbahn bei Planung, Vorbereitung und Durchführung des deutschen Angriffs auf die Sowjetunion bis zur Krise vor Moskau im Winter 1941/42）》。
^详见Creveld的《战争补给（Supplying War）》。
^198. Infanterie-Division/Ib/V, Betr.: Kfz.-Lage, 9.11.1941, BA-MA RH 26-198/91.
^德军营级补给队列通常由三个分队组成：其一是战斗辎重（Gefechtstross），携带额外的弹药和战斗装备；其二是给养辎重（Verpflegungstross），配属野战炊事车及一辆补给卡车；其三是行李辎重（Gepäcktross），配有一辆运输车，用于携带额外装备以及官兵的行李，如换洗衣物和个人用品。在实际运用中，行李辎重的车辆往往最先被抽调，用于更为紧急、优先级更高的任务。
^在德军中，师是最高一级的固定编制单位。军由若干个师组成，其下辖关系会随作战任务和战局变化而不断调整，有时某个师在同一军的指挥下仅停留数日。每一次隶属关系的变更，都意味着指挥链条的重新建立，也不可避免地带来摩擦与效率损失。
^8. Panzer-Division/Ib, Entwurf, 26.10.1943 (1943年10月28日以包含轻微修订的版本发送至第四装甲集团军), NARA T-315 R 503.
^参见Williamson Murray所著《失败的战略：德国空军1933-1945年（Strategy for Defeat. The Luftwaffe 1933-1945）》，第156页。
^Luftwaffenkommando Ost/Ia, Gefechtsbericht über die Schlacht von Welikije Luki vom 24.11.1942-19.1.1943, 26.3.1943, BA-MA RL 7/549.
^东线空军司令部（Luftwaffenkommando Ost）是负责集团军群中央战区内全部德国空军部队的指挥机构，其职能期限为1942年4月1日至1943年5月6日。此后，该机构改编并更名为第六航空队（Luftflotte 6）。
^Go 242是一种在1941至1944年间生产的德军运输滑翔机，最多可搭载23名士兵，或运载相同重量的货物。
^参见Williamson Murray所著《失败的战略：德国空军1933-1945年（Strategy for Defeat. The Luftwaffe 1933-1945）》，第94-96页。
^LIX. Armeekorps/Qu., KTB, 15.1.1943, BA-MA RH 24-59/180.
^Anlage 4 zu Der Kampf um Welikije Luki, zusammengestellt vom Oberkommando der Heeresgruppe Mitte, o.D., BA-MA RH 24-59/70.
^如需总体性介绍，可参见Ekkehart Guth编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军事医疗体系（Sanitätswesen im Zweiten Weltkrieg）》。
^14. Panzer-Division/IVb, Übersicht über die Tätigkeit der Sanitätsdienst der 14. Panzer-Division vom 22.6.1941 bis 31.8.1941, 1.9.1941, NARA T-315, Roll 656.
^123. Infanterie-Division/IVb, Bericht über den Gesundheitszustand der 123. Inf.-Division,14.11.41, BA-MA RH 24-2/100.
^87. Infanterie-Division/IVb., o.T., 3.7.1943, BA-MA RH 26-83/163.
^306. Infanterie-Division/Kommandeur, An Gruppe Schwerin, 4.12.1943, BA-MA RH 21-1/12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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